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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我们——心祭周福生/杜良怀       
你、我、我们——心祭周福生/杜良怀
[ 作者:杜良怀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598    更新时间:2010-6-23    文章录入:黄土高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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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生:

你好。(从未给不在同一个人世中生活的人写过信,我不知道该不该用这句惯常的问候语。)

按我的唯物论理念,这封信你收不到,虽说物质不灭,但自从四十年前那个风雨夜后,已经永远没有了“周福生”,没有了皮囊也就没有了灵魂。

这封信没有指望你能看到,我写给活着的我和我们。

按学友和海上持不同信仰朋友的认知观,你很可能还是看不到这封信,按李承泓大哥信奉的天主教义,你不可能下地狱,在人世中只活了22年的你生性善良、宽厚、仁和,虽说你是三中红岩战斗队这个校园文革时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之一,吴谢周黄,起码在前四之列,可老天爷能作证,你从未以任何方式伤害过任何一个人——老师、同学、宜昌的农民,如果连你都只能去地狱,那天堂一定空空荡荡,地狱的房产绝对会涨到天花板上下不来,而我肯定要进那第十八层。你应该是坐在上帝旁边吃苹果,(现在该与时俱进到美国或台湾的蛇果一类吧),你会理睬还处于原罪中的我的这封信?按德源、冯森学友的佛法因缘,你没有成佛做菩萨的可能性,综合各方面素质,虽然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好人,可你在短短的22年里毕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完成人间的大功德,以因果报应推理你会转世到一个好的人家,今年40岁的你或者是“郭台铭”或者是“任志强”,即使是那位端着微冲扫射零陵法官的保安队长朱军,也都不会感应到这封信,你不应该记得你曾是前世那个流星划过的周福生。

不会忘记周福生的是今生的我和我们——你的同学、“战友”、知青伙伴,还有你健在的家人。淹死你的那条河年年流过我们的心头,它的缠绕无止无休?

今天是201066日晚上十点,我在宜昌珍珠路蓝星大酒店8505内给你写信。四十年前的此时,你已经悄无声息地躺在不太冰凉的池塘水底了,记得是三天后你浮了起来,被宜昌农民埋进了鄢家河边的土山上,再过两天你武汉歌舞剧院的大哥和武汉体育学院的小哥到了宜昌,作为亲属他们拒绝了这种带政治色彩的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里的埋藏,你化为了骨灰被带回了武汉,他们不能接受死后的你成为一座光荣的知青雕像,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断然拒绝了蹲点干部宜昌军分区常干事的提议,他希望我们开动脑筋整理你的优秀事迹,(这样的事迹还是能找到一些的,比如你在池塘里救过溺水的贫下中农孩子,实施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比如你不顾我们的嘲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和他们一块学毛著),然后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当然你的死因要提炼、加工,再然后你有可能成为知青的榜样——宜昌的金讯华。当时的我们坚决地认定这又是个将坏事变好事,为县里和军分区避责任捞资本的贯用伎俩,还在革命小将思维中的我们为人格的尊严受到侮辱而气愤不已。

此刻,我却在想,如果22岁时的我们顺应了上面的意思将会发生和改变些什么呢?最直接的知青关联者老谢、童青山、老莫、祝菊生和我的命运轨迹又将会向何方延伸?当年鄢家河二队和五队中的6个人除你都还健在,虽历经了各自的磨难,到今天都还能站在你的死亡地凭吊,这足够好的了,我庆幸那个如果没有发生,你说呢?

四十年来在无数次悼念你的活动中,今天是鄢家河二、五队知青团伙到的最整齐的一次,这样的活动,次次有老莫和老谢,我曾缺席过,青山缺席的也多,祝菊生则是第一次参加。我突然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预感。不知谁说过一句话:我们已经在周福生情节中整整生活了四十年,该到离去的时候了。

今天来到鹰爪峰下蔡家河边祭奠你的还有:熊明超、刘宝森、朱德源、王舒安、陈文年、王诗平、罗谦恢、张显刚、王远鑫、黄茂华、田明堂、顾亨鹏、王焰涛、徐小涛和两位汉阳铁中的老三届女同学。我们还带来了蔡兄、家良兄、南方、沧沧、谋鼎、德干-----很多熟悉你的老同学对你的悼念,他们各有原故未能成行。

很多老同学想不通渡长江像玩似的你怎么可能死在水里?我听老谢和童青山多次讲过你下水前和被冲走时的情景,今天在你遇难的蔡家河边,他们又指指点点地讲了一遍:你们三位走到河边渡口时,暴雨形成的山洪在溢满的河床里奔腾咆哮,满以为踩着石头不用湿鞋就能走过的溪沟突然变成了宽愈百米的大川,雨中放牛的老人警告你们不能下水,你们坐在河边,抽了根烟,挖坑埋了衣服、鞋和剩余的烟,童青山第一个扑进河里,你们看着他被冲下去很远上了岸,他挥手,青山说他的手势是要你们往上游多走几十米再下水,你和老谢以为他在催促而同时下了水,老谢先上了岸,回头看你还在离岸边10几米的水里游着,突然水花一翻,不见了你的身影,他和青山惊慌地追赶着湍急的水流,很远很远,他们再见到你时你已经躺在漆黑的棺木中了。掀开棺盖,我把最后的你定格在记忆中,你的额头有乌青的肿块,只有一种解释,你的头狠狠地撞在了水中的石头上,致使你在昏迷中死去。水中的石头原本用来供两岸的人踩着过河的,青山、老谢在这列石头前上了岸,水性更好的你却被冲到了乱石堆中,为什么?是你在下水后想回头?是你以为不管冲多远反正能游到对岸,不妨“闲庭信步”?你没有老谢式的霸气和青山式的机敏,优雅、从容、淡定是你特有的性格,它使你即使在稻田麦地里也能保持不俗的风度,但在洪水中优雅的延宕等于亲吻死亡。性格是你最直接的死因吗?

你被山洪冲走的那一瞬,老谢记得是197066日下午5点左右,那天上午我们张家场公社召开了即将对知青招工的文件传达动员会,一个月后大招工开始,两个多月后我招工回了武汉。仅仅两个多月。

很多人奇怪,面对这么暴烈的山洪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过河?可能莫安德的心中也有过这样的疑惑,我没有。我知道如果那天我在你们的行列中我同样会毫不迟疑地跳进河里,可以做为佐证的是,在你被水冲走的10几个小时后,为了寻找你我真的也跳进了这条河,并在死亡的恐惧中游到了对岸。那天你们去蔡家河四队是为了吃几顿大米饭,我们鄢二、五队的知青因断粮已经连续吃了两天的豌豆,到了看见豌豆就想吐的地步,于是就有了你们的蔡家河之行,从鄢家河二队到陈文年、张显刚、王诗平、胡启志的蔡家河六队有20几里路,要翻两座山,走了几个小时山路,饥肠辘辘,到了蔡家河边,可以看见对岸知青屋上空飘浮的炊烟,想象着即将到口的香喷喷的白米饭,谁会饿着肚子往回再走20里再翻两座山去煮食那该死的豌豆呢?何况这之前谁都没尝过山洪的滋味,谁都以为死亡离青春的我们很远很远。

如果有莫安德在列,他可能会提议换一处“就食”地,比如到你们的同班同学陈汉祥和韩森的生产队去,你八成会同意,那就百分百地避开了这个死劫。

莫安德和我都没有随行,这在鄢二、五队的知青生活史中是不常有的事,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命运中的偶然?

这次来宜昌前,在如梦轩,周谋鼎很诧异你怎么可能是因没粮食吃而死?他说没粮食找生产队要啊,他们敢不给吗?过去我和谋鼎没有交流过当知青的经历,现在我能想象他们当年在生产队和农民中的强势地位,他不知道我们和他们一样强势,我们鄢家河二队知青向生产队借粮的次数多得数不清。刚过完有国家提供粮食保障的头半年,我们就开始借了,几乎月月借,长达一年多,你、莫安德、我、祝菊生四个人所借总数应该超过两千斤米(不是谷,当时一百斤谷可轧70多斤米)。借,但从不还也没想过还,我回城前向生产大队写过欠680斤米的字据,这是张家场公社鄢家河大队二小队知青欠粮总数除四后的数字,“四”里有已经死去了的你。1974年初,这张字据曾被转入到我工作的装卸公司四站,委托代收。那时开始搞“批林批孔”,我没理这笔欠账,单位也再没过问。

鄢二队借粮权由队长掌握,当年30多岁的李队长是队里唯一的共产党员,死了媳妇没财力再娶,带着个78岁的男孩,掌握借粮权解决了这个独身男人最大的烦恼,也增添了新的麻烦——要应付我们知青无止境的只借不还。他很不情愿,但次次都借了,顶多在数量上打个小折扣,100斤减为80斤。他不敢不借,不借我们不会离开他破烂的家,我们不走他不能做饭,没饭吃的我们肯定不客气地吃他的。

你说,如果李队长坚决拒绝,我们会不会真的赖在那儿不走,吃他的喝他的呢?应该不至于,我们可是读《战争与和平》,谈《红楼梦》,下围棋,议国事的呀。你记得我们曾一齐去过队里最富裕的原富农家,指望在那儿蹭一顿好饭菜,坐在他家一直穷聊到掌灯,老富、小富一遍遍上开水就是不动手做饭,最后离开的是我们。我们可以偷富农菜地里的菜,不是本队是邻队鄢六队的富农傅高梅家,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拔光这家人辛辛苦苦买回来刚栽下的白菜秧,可我们从来没有当面欺负过富农,不好意思强吃他们的饭。宜昌农村过去很穷,穷得鄢家河一带没有地主最高不过是个富农。我们很佩服老富小富干农活的精湛,这家人勤劳还善于持家,境况明显好过一般人。被我们嘲笑的倒是一些很纯粹的贫农和那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李队长不敢不借粮给知青,连大队长都不敢不从安家费里拿钱给老谢、青山买80多元一台能收听短波“敌台”的红灯牌收音机。宜昌的农民普遍同情武汉来的知青,他们也怕敢打架,惹烦了敢烧房子一走了之的知青,其实在宜昌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知青烧过谁的房子。宜昌农民对知青表现了他们最大的善良和忍让。从开始他们就认为大码头来的知青在农村呆不长,迟早要回城,我们同样这样想,我压根就没有在农村干一辈子的念头,鄢二队仅仅是个歇马的驿站,这使我们一开始就成为了知青中较特别的一类。莫安德曾把知青归纳为三种人,一是老老实实,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类,二是不思改变,和上山下乡的宗旨背道而驰类,三为介于二者之间类。莫安德写道:“十分不幸的是,我们鄢二队的周福生、杜良怀及我与鄢五队的谢保安、童青山,就属于第二种人。我们出勤率很低,在屋里生龙活虎,在田里无精打采。队里分给我们的自留地,我们从不施肥浇水,菜籽撒下之后,采取无为之治,任其自生自灭,田里的草长得比菜高------

唯一一次没从队里借到粮食,你就因此而死了。不是李队长不借给我们,是没有可借的了,仓库存粮光了,连续几天的暴雨使收割的小麦堆在打谷场上,不能变成可吃的粮食,仓库里有一些不知留着干什么用的豌豆,李队长给了我们,我们当主食吃了两天,第三天到了六月六日,我们到大队长家要粮,张成斋大队长很无奈,磨到最后说:你们那么多同学在你们这吃喝玩,你们也可以到他们那吃嘛,放你们三天假,天一晴就给你们粮食。

你不会知道这句话给张成斋本人和宜昌县政府,甚至军分区惹了多少麻烦。大队长不说这句话,放不放假,我们照样会去同学那儿找饭吃的,但有了这句话,你死亡的责任就全归地方政府了。军分区常干事最初想把这件事归结到“知识青年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上,把你树为知青典范是后改的主意,鄢家河大队当时是军分区支持地方进行大队核算的“试验田”,用现在的话说叫“军民共建”,你的死不能成为这面红旗上的污点。年青,俊俏似女人的常干事准备套在你和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刚掏出来就被大队长的那句话粉碎了。张大队长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其他人在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可他不加任何改动、修饰,承认他说过的每一个字。这是不是宜昌农民、农村干部特有的纯朴、诚实?在那个很难用好、坏定义的年代。张大队长的诚实让宜昌县政府在和你大哥、小哥的善后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花了很多精力,花钱安葬、花钱起棺火化、花钱请全公社知青在你的葬礼后流水席式地吃喝了一顿。此刻,那位不带随从,穿着双解放鞋,提个旧皮包,陪你哥哥和我们翻山越岭看现场的刘县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表情中显露出的真实的歉意,我无法想像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还会不会有这样朴素实在的刘县长?

公社上午开的知青招工传达会,下午你们三位在雨中出发,今天我问过祝菊生那天怎么没有他?他说他随公社宣传队去了宜昌市。我和莫安德留在队里没有跟随你们,我们说不想在雨天走山路,要再吃一顿豌豆,第二天去。这是你知道的理由,其实这是托辞,你不知道的是那时我已经拥有了一斤挂面,最多只够两个人吃的挂面。挂面来自于你和莫安德的同班同学,张家场三队的熊明超,开会时我溜出来闲逛,无意中碰见在公社加工厂轧完面的他,他挑的担子上有五筒还是十筒用麦子换来的挂面,我喜出望外,“截留”了一筒。今天问熊明超还记不记得?他说想不起来,忘了。这件事在你死后我对很多人讲过多次,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记住,只有我没忘——我总觉得你的死和我的这筒面也有着微妙的关联。

如果我告诉你们有面条可吃,你们会不会不去蔡家河?不去,晚去一天,以后发生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没告诉你们,压根就没想留下你们。

区区一斤面填不满我们5个人的肚子,那时的我一个人就能吃下一斤挂面,真吃过,为此打过赌,在众人的监视下,我没费什么劲就赢了,连汤带水全下了肚,那面里还只有点盐,没放油和任何调料。莫安德是我有意留下的,他本来就不太想去蔡家河,他喜欢去宋德大、熊明超、李志刚的张家场三队或者陈汉祥、韩森所在的小溪塔,那都是他同班同学,而蔡家河六队的四位则是老谢和青山的同窗,我去哪儿无所谓,反正这些学友兼“红岩战斗队”的战友都比我们鄢二、鄢五更能顺应农村生活,他们都属于莫安德归纳的知青类型中接近于第一种人的第三种人,去他们那儿绝对不会没饭吃,肯定有菜,常常有肉。

你们走后我和莫安德在知青小屋中下围棋,屋外风雨交加,美美地吃光了那筒挂面,悠然地躺在床上海聊,从时间推算那时你已经死了,而我们无一丝感应。急促的敲门声将已经进入梦乡的我们惊醒,无法知道具体时间,我们队四个知青中只有你带着块手表,进来了惊慌失措的张大队长和李队长,夹带着强劲的风雨,门外漆黑一片。张大队长确认了你不在屋中后说:“拐哒(意思是坏了的宜昌方言,你该明白),周福生被水打了”,莫安德可以做证,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记错,因为四十年来它无数次地在我脑海中回旋。我开始没听懂,明白了是被水冲走失踪后我立即说决无可能,周福生会被水冲走,还是在蔡家河里?这也太天方夜谈了吧,那条河我过得次数多得数不清,浅得每次连鞋都不用脱。张大队长说消息确定无疑,区里给公社打了电话,县里广播了通知,要求蔡家河下游各生产队紧急寻找被水冲走的鄢家河知青。

67天刚蒙蒙亮李队长、我和莫安德出发去蔡家河探情况,寻踪迹,雨在半夜时分停了,山洪的势头已比昨天小了很多,但这仍然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蔡家河面目的狰狞,2009年去康定,站在泸定铁索桥上看脚下的大渡河,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那个清晨我所见到的狂暴的蔡家河水。几天后我陪你的哥哥们、刘县长再到河边时,它又温柔得像淑女。即使见到了山洪的狂奔,我仍然无法建立你已经死亡了的概念,我想象你在对岸舒服地享受晨梦,我们的虚惊将成为又一个调侃的话题进入你给恋人的情书中。莫安德和李队长劝阻我下水过河,我坚持,颇豪气地叫李队长把我的长筒胶鞋提回鄢二队,莫安德等我过河后去陈汉祥队,陈汉祥队在河的下游,周福生有可能上岸后去那里。

为了保险我往上游走了段距离,穿着衣服跳进河水里,立刻被冲下去十几米,人在奔腾的水中直立,衣裤象绳索般紧勒身驱,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袭来,头脑中刹那间闪过死亡,我拼尽全力到了对岸,回首看已被冲下了一、二百米,没发现也没撞上那片乱石滩,能在乱石滩前登陆,该庆幸于那段预留的距离。我向对岸的莫安德招了招手,湿漉漉地进了陈文年他们的知青屋,天还很早,所有的人都还在床上,这一点我绝没记错,因为当时的我盼望能在床上发现你,然后发出欢呼声,这个企盼给我的印记太深从而一直凝固在记忆中。屋中没有你!我赶到了陈汉祥队,莫安德沮丧的脸告诉了我答案------

我和莫安德回鄢二队时带走了陈汉祥、韩森送的一条小黑狗,我们叫它阿黑,在此后很短暂的最后的知青岁月中它取代了你,那间不足20平米的土屋由居住的四个年青男人变为了三个人加一条狗,再没有了欢笑和歌声,这些被你带走,阿黑对我们忠实、依恋,外出它必定紧随,把它从高坡上扔下,我们跑,以为它找不着,没过一会儿它又出现在脚下,它是个好伙伴,可它不能充当鄢二队知青组的领头人,它不会下围棋,不能谈约翰-克里斯朵夫、罗亭和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它不读毛著,不骂泡脸姚文元,它无法倾诉单相思的苦恋和把苦恋写入情书,它不能续写你刚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漂亮的当地姑娘们更不会为它在土屋流连。它习惯蜷伏在土屋的一角睡觉,那里过去一直架设着你的床。

我和莫安德走后不久,阿黑也死了,一群仍困守在农村的知青们把它吃了。为此我无来由地愤怒过很长时间

今天,我们原鄢二、五队的莫安德、祝菊生、老谢、童青山和我又去了鄢家河,中午我们还是在去年的那家姜家湾餐馆请李队长吃饭,这次有他儿子参加,他帮我们请来了五队的“十送红军”史文玉和六队的富农家女儿傅高梅。史文玉你肯定熟悉,那个漂亮的军婚少妇常去老谢、青山住的小屋串门聊天,她的“十送红军”唱得最悦耳。傅高梅可能是当年鄢家河最俏丽的女孩,她至今不知道我们曾拔光过她家的菜地,午餐时我没对她说起这事,不是有什么顾虑,是当时突然忘了这茬。她和史文玉都还残留着些许当年的风韵,农村女人的容貌更容易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她们很高兴和我们重逢,看得出来现在的她们生活得不错,活得开心。傅高梅和女儿开办了规模不小的鄢家河幼儿园,史文玉家有栋气派的很洋气的四层楼房,我开车送她回家,她指着这栋楼房说:下次来你们都住在我家,痛痛快快喝几顿酒。她能喝酒,这真是个好建议。

几乎每次来鄢家河李队长都要主动谈起你。今天他又提到了你的死、死后棺藏的隆重,他仍在为你后来终被火化惋惜。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我的意识流模糊了我自己,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在你去世四十周年忌日时写这样的一封长信?

有正直敢言、从不掩饰个人喜恶的好友对我说:“写东西总要有个明确的主题,不能太意识流”,但我真的不想也无法用一句或一段精炼过的语言告诉你、我、我们和能看到这封信的朋友们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承认从这封信的第一个字开始就没有设定主题。如果必须要有一个的话,那就只能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人和人的命运”,其实这和无主题也差不了多少。

可能我想表达一种思考,在我们朝夕共处了16个月加9天后,在天人永隔的四十年中我从未停止过的思考:

你之所以会死在宜昌可以找出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存在一连串的“如果”能让你不死从而或光鲜或一般地活到现在,但在这些偶然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必然,一个就够了的必然?

我认为有。

那么这个“必然”与当年的文革背景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存不存在绝对的直接的关联?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存在,现在的我认为不存在。

作为三中学生造反派头头,老谢和你及我们这群紧密跟随者在当地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和歧视,相反出现了一段从思想到行为都异常宽松自由的环境,从19681228日你、我、莫安德登上“东方红32号”轮到197066日,这一年半是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自由最无拘束最清纯的时段,你的死成为一个终结。7年前我给挚友的信中写了我对此的思考“同伴的死纯粹偶然,而此前我们极富浪漫色采的知青生活的终结就完全是必然的了。文革中形成的对人生的自信和对现实的轻慢,在农村依旧沿续。我们下乡时带的最多的物品是书,带了手风琴、围棋和我们所属战头队的大旗。压根就不相信会在愚昧的农村过一辈子,想出工就出工,不想出工就下棋看书唱歌那怕睡觉,69年全年我做的工分不到400分,而当地整劳力一般都在2000分以上。去我们那儿串门的知青同学川流不息,最多一次有二十多人,用水桶装稀饭,吃高了兴把红岩战头队大旗插到屋前高高的草堆上,搞得县城里流传出知青要闹事的谣言。以最不现实的态度对待最现实的农村生活,悲剧的发生无可挽回。但用同伴只活了22年的生命粉碎幻想这也太残酷了。这以后我逐渐开始用现实的态度面对现实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运动’确实不失为很有必要的教育”。

死亡悲剧的发生有它自在的必然性,死你而不是死我则是命运中的一种偶然,而你的死逼迫我们走上了相对现实的路。能赞同吗?

我能想象,不管你赞同或者不以为然,你肯定会带着嘲讽一笑反问:“赞同或不赞同,现在还有意义吗?”是的,对过去和现在的你、我、我们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可我喜欢在无意义的思考中纠缠,我挣脱不掉我的宿命。

如果,这封信中的最后一个如果,如果你真的在陪伴万能的上帝,你能不能劝他老人家让我押的英格兰队在今晚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大胜一场?你看,现在的我竟想通过虚幻的你去走上帝的门路,为了赢朋友们的一餐酒宴,对了,赢了酒宴,我敬你第一杯酒。

杜良怀

初写于201066日宜昌市蓝星大酒店8505

完成于2010623日武汉市如梦轩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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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下乡前一天的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周福生、谢保安、杜良怀、沈真华、廖前昕;中排:张全林、黄茂华、朱德源、张发友;后排:李永昌、祝菊生、徐世维(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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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六日当年鄢二、五队知青与李队长合影,左起依次为童青山、谢保安、莫安德、李队长、杜良怀、祝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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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六日与当年鄢家河乡亲相聚于姜家湾餐厅。中为李队长,李队长右侧为傅高梅、李队长的儿子,老谢左侧为“十送红军”史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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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秋丽于2010-6-25 23:21:11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良怀
    之前,你写的那篇《春夏之交永州行——之三》,让我挺纳闷的,一向按正路写游记的你,什么时候将游记写成了意识流。看了几遍,还是不能理喻,那篇“之三”,每一部分都说了一些,但匆匆忙忙的说,然后急转直下说别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散、乱”,缺乏主题,你在《你、我、我们——心祭周福生》中说我:“有正直敢言、从不掩饰个人喜恶的好友对我说:“写东西总要有个明确的主题,不能太意识流””。这确实是我的意思。
    正直足球世界杯接连开赛,本不想在此时谈意识流,况且我的想法已在电话里说了。今天又看了你的另一篇意识流《你、我、我们——心祭周福生》,这篇文用心用情很多,感觉不错。但你的意识流使文体有点怪,确实是想哪写哪,随想随写。当然,将对知青时代在特定的地点你、我、我们的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你的如今的回想感觉、思考、情绪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文体可以忽略,但如果能对于太过于意识流的前部分裁剪一些,重点放在后面,文就不会这么亢长。
    《心祭周福生》总体写的真好,用直接内心的独白,让读者不但看到了周福生遇难的前因后果,还让人清楚地看到了那些视下乡为儿戏,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的“问题知青”。我的心在阅读完毕后只有沉重。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周福生遇难事件。那其实就是一次意外事件。当年,我们海南知青中22个女知青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猪场和猪场里的猪,与洪水做斗争,全部葬身于洪流之中。对于这种无谓的献身,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知青都可以大声的斥责和批判那种由于无知产生的无谓牺牲以及由于政治需要而显见的人性的冷酷。而对于你们呢,竟可以一次次不劳而获的去借粮,由于借不到粮,只为了有一顿饭吃,便可以不惜去冒险跳入洪水中,以至于让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在洪流中,又该如何评价?在我看来,你能将你们几个下乡混日子的生活坦白的写出来,还真需要勇气。我不想说上山下乡葬送了周福生,那样说太容易太简单,我想说的是,人在逆境中应该学会如何生存,而不是“混”。从这点出发,我认为你的反思只是轻描淡写,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去混日子,还是不谙世事的小男生?还是对上山下乡的逆反?还是你下乡的地方根本不具备生存的条件唯有很无奈?换了我,绝不会一次次的这样去“借粮”。那在我看来活的没心没肺。我还是实话实说了,你不会不高兴吧?
    求理2010-6-24


  • 六十年代网友『夙愿于2010-6-24 11:13:59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没有文过饰非的修饰,

    只有赤裸的心奉献灵前。
              ——  《流逝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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