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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迁的六十年(七)/关尔       
变迁的六十年(七)/关尔
[ 作者:关尔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135    更新时间:2010-12-17    文章录入:黄土高坡


20.上海帮初露锋芒
这年的下半年解放军海军部队和台湾国军海军部队进行了两次海战,即“八六”海战和“11.13乌丘”海战。国军在“八六”海战中被击沉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和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在乌丘海战中被击沉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自此解放军海军基本掌握了沿海一带的制海权,这也使1962年10月以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彻底破灭。“八六”海战出了个战斗英雄“麦贤德”,在脑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还坚守岗位直到战斗结束。继雷锋、王杰、欧阳海之后,为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活动中又添了一位人物。
那时学校对英雄人物事迹的宣传和学习还是很有热情的,由其是解放军中的人物,学习英雄人物的目的还是鼓励学生们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因此学校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因为社会上的批判风潮而受影响,大家每天还是上课、锻炼、自习,每天上下午集体做两次眼保健操。因为我们是毕业班,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准备考高中,所以显得学习比前两年略紧张一些。
不知是学校学习克格勃,还是什么新的教学方案,老师把班里的几个团员和班干都安插在几个比较淘气的男孩座位旁。我身边安插了两个女团员:郭同学和二付。起初我们没有意识到老师的用意,直至几年后到干校时我和二付家成了临时邻居,她小弟发现了二付的一个笔记本里记录了不少我当初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显然不是关心我,而是直接汇报到老师那儿,给老师批评我提供旁证。又过了些年,一次同学聚会时我问她:上学时为什么整我的黑材料?她倒理直气壮地说:你怎么老记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在《在河南息县铁道部五七干校的知青》16中详细介绍过此事,这里就不累述了。那时还算幸运的是老师并未依据她提供的“黑材料”批评我。班主任孙老师还是很关心我们的,他曾送我一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并赠言:希望我努力学习,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
这时上海派出不少人到北京各机关征集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在张春桥的撺掇下戚本禹火上添油于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采取不点名的方式发表批判翦伯赞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后来有些刊物透露毛泽东说他自己当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在北京不能发表文章,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在上海发小册子。毛泽东在1967年2月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来,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 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可当彭真听到周总理说:此文是毛泽东的意思时,虽不情愿但还是于11月29日在《北京日报》转载。《解放军报》也在29日转载,并附加编者按上纲说:“1961年吴晗同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此事罗总长曾在11月25日给彭真打招呼说: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拐点这时被加剧了,连续性似乎被破坏了。虽军报表现更左,但毛泽东似乎并不欣赏,两周后罗总长被隔离审查。接着《人民日报》30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等其他报纸也跟着转载。就此来看即使是在当时,也并非毛泽东不能在北京发表文章,而是被毛泽东暗中支持的上海帮的文章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这在当时也属正常范畴,你上海不打招呼胡上纲乱上线的文章我凭啥一定要转载?                       
中媒的吃男商女最喜欢干的三件事是其一:念批判稿;其二:念讣告;其三:说假话蒙老百姓。12月电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播着姚文元的文章,播音员声韵阴阳顿挫,语调气势汹汹,倒好像这些吃男商女们与吴晗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开始时还有“吴晗同志”之称,不久“同志”二字就被省略了,很快他就被加上“反党”的帽子。当然不能用做人的底线来要求这些吃男商女,他们的代表倪萍不是说了句实话:“我从不添乱,从来都投赞成票,不投反对票…”。当然要允许人家混吃混喝!也许他们比那些政、经混混要好些,不过替那些混混代言,说他们是“替人添乱”也不为过。再说他们哪有添乱的胆量啊!自从中国有电台以来不论日伪也好,民国也好,六十年来也好,还没听说过那个国内电台的吃男商女中出过抗日英雄、反蒋播音或对六十年来的错误决策有过只言片语的不满,哪怕是语气上的!
有人把人的政治思维倾向分为:左、中、右派系,并论证了应该是中间派占大多数,可中国的文、史圈里却是一头倒,要不极左,要不极右,中庸者倒是极少。这也难怪毛泽东对中国文人的作为及的教育制度不满,总产生“文化革命”的想法,从四十年代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到1964年7月成立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毛泽东一直号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要写工农兵。其实这也是当时的历史趋向,美、欧、苏等国的作家和记者都在深入民间,甚至战场最前线。许多珍贵的现场照片的抓拍和真实的小说、影视的情节不长期深入生活是得不到的。可中国的记者绝大多数只会事后摆拍,作家也是胡编乱造的占大多数,还有些媚外、御用或只会歌功颂德的文痞就更别提了。
毛泽东希望改变目前的教育制度使之能培养出不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事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想法是符合国情的,在当时一些西欧国家如德、法等国也正在这样做,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好东西一旦经过中国官僚的手就变味了!
当然,那些表面顺从,喜欢闭门造车的文人对毛泽东也是不满的,他们也希望按自己的思路和为使自己或自己的阶层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在明里或暗里来和毛泽东斗法,毛泽东肯定视这股力量为心腹之患,在“何以解患”和用“何人解患”的问题上,使他思虑良久。
1966年的春节是文革前最后一个春节,可能也是几年来物资供应最好的一年。这年冬天气候较暖,1月24日,正月初四下午我和许同学、甄同学一起去玉渊潭后湖滑冰。滑野冰的人很多,看样子多是中学生,我们换好冰鞋就在岸边附近滑。后湖的湖心有一个大约三十多平米的冰窟窿,淡淡的水气在冰窟窿上浮荡着。有一个带棉帽子的孩子在冰面上练骑自行车,好像还骑得挺快。那孩子可能技术不佳,当他骑到冰窟窿附近时大概拐不过弯了,我看见他直奔冰窟窿去了,悲剧在瞬时发生,他连人带车扎进了冰窟窿,自行车立刻就看不见了,那孩子扑腾了几下趴在冰沿上,挣扎了几次想爬上冰面都失败了。有人喊道:快救人…!
一个穿跑刀带眼镜的高个学生立刻向冰窟窿飞快地滑去,可冰窟窿边缘的冰太薄,他刚在冰窟窿边停住,冰面就塌了,小伙子也不幸落水。小伙子一定是常参加体育锻炼,而且心理素质好临阵不慌,只见他双手按住冰面,稍向上一纵,右腿抬出水面,用跑刀的后刃磕住冰面,左腿在水下向后一摆借水的反作用力侧身一滚就滚到冰面上来。小伙子在冰面上爬了好几次才爬起来,此时他已是自顾不暇,只好急忙往回滑,滑过我身边时我见他把冻得通红的双手抱着空心拳放在嘴边哈气,浑身上下透湿。
21.李新仁玉渊潭舍身救人
我也赶快滑到岸边换下冰鞋准备参加救人。就在换鞋这功夫,一个身材不高的孩子匍匐着爬到冰窟窿边,他趴在冰面上解下围巾甩向冰窟窿里的孩子,甩了几次,那孩子才抓住围巾,救人的孩子用力一拉,水里的孩子没上来,倒把救人的给拖下水了。此时他俩都趴在冰沿上,水面上只露出两个顶着棉帽子的脑袋。
我换好鞋也向冰窟窿跑去,这时冰窟窿东侧的冰面上已有七、八个人向冰窟窿靠拢,靠近冰窟窿时,脚下的冰面响着炸裂的声音,大家都趴在冰面上向前爬去。一个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内衣,脚下穿着袜子,拿着一根粗绳,向冰窟窿跑去,嘴里还喊着:大家快!快!时间一长人就完了。他把绳的一端交给冰面上的人,他抓住绳的一端跳进了冰窟窿。他抱住那个先落水的孩子,把绳子系在他的腰上,他把孩子往冰上推,大家奋力往上拉,可是冰太薄了经不住穿着湿棉袄孩子的重量,冰面一块一块地塌陷着,他在水里奋力托着孩子,大家随着冰面的塌陷往后退着,眼看中年人体力不支了。中年人喊道:有会水的没有?再下来几个!立刻有好几个人开始脱衣服,我也把衣裤脱下来扔到冰面上。这时有两个脱光了衣裤的小伙子穿着裤头跳进了冰窟窿,一个小伙子游到救人的孩子身边伸手抓他,可却只抓到一顶帽子,人已经不见了。小伙子踩着水举着帽子说:人没了!
这时玉渊潭的工作人员抬来一只木船,几个小伙子把船放在水里一边砸冰,一边向冰窟窿撑船,只是船撑到离岸不远处就漏水沉了下去,船上的人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又游回了岸边。
冰面上这时又来了一些增援人员并拿来一个长竹梯子。由于我脱掉了衣裤只穿着条裤头,就一马当先来到冰窟窿边,想帮着水里的人捞那孩子,虽说我已有下水的准备,但说实话大冷天的不到关键时刻还真不愿意下水,我扶着梯子往水下插,这时冰面又塌了一块,一下连我也掉进水里,就听见后面有人喊:又下去一个!小心点!那冰水的滋味可不太好受,还好我就在梯子边,抓住梯子一翻身就上来了。我们把梯子插在救人者和被救者的身下,大家齐心协力拉梯子,不一会儿就把溺水者和下水救人的全部捞上来。那个最先下水救人的中年人已经冻得走不了路了,大家抬着他和溺水者向岸边走去。这时的冰窟窿已经超过一百平米了。
由于救人时水漫上冰面,我放在冰面上的衣裤也都浸湿了,我只好穿着裤头抱着湿衣裤向岸边走去,一边走一边想,衣服都湿了,怎么办?这么冷的天难道穿着裤头回家?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拿着一件皮猴走过来说:小伙子先穿上,别冻着!当时我并不觉得冷,可是当我想说“谢谢”时嘴却哆嗦得说不出一句整话来,穿上皮猴才觉得好了一些。
我走到岸边,一个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对我笑着说皮猴是他的。我正准备脱下来还给他,他忙挡住我说:没事!你穿着吧,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到你家去取。说着他从皮猴兜里把他的钱包取出来放进他的夹衣兜里,我哆嗦着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他,他记完后说了几句关心的话就走了。这时几个玉渊潭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他们的办公室烤衣服,并买来二锅头让这些下水的人喝。
后来获悉,被救的溺水者和那个用围巾救人的都壮烈了,那个骑车落水的是北京四十四中初二的学生,救人者是北京八中高三的学生叫李新仁。4月北京日报为他的事迹印了一版专刊,发至北京各中学作为学习资料,可是报纸上对救人情况的描述却和实际大相径庭。
据我在现场观察,参加救援的几十名男女老幼中虽然可能都互不相识,也没人组织指挥,但大家都团结一致,精力全部集中在冰窟窿的落水者身上,真正下水救人的虽只有三人,第一个中年人是在“快救人”的喊声中跳下冰窟窿的,后两个是在中年人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喊了一句“有会水的没有?再下来几个!”后跳下冰窟窿的。但冰面上的人也都冒着冰面随时会塌落而落水的危险在奋力援救。是什么思想支配他们这样做?我想如果没有文人想当然的胡乱加工的话,他们大概当时只有“尽我的能力救人!”的想法,包括那第一个穿着冰鞋去救人的带眼镜的学生,别的想法应该说都是多余的,不管当时援救人员在平时生活中的想法如何,那些在现场普通人的行为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多数人的道德水准,如今“伪商品化“时代不给钱恐怕很难有人冒险去救人了,湖北荆州见死不救勒索钱财的见闻恐怕只是管中窥豹之一例。至于说当时有那些“光辉”想法的文人即使在现场,恐怕也是站在岸边的人群中编戏吧。
事后除了中年人因在冰水中时间过长,身体关节部位还在恢复中而留在玉渊潭的办公室里外,其他救人者在烤干衣服后都默默离去。
玉渊潭的游人忙着救人之时,祸害百姓的人似乎也挺忙乎,姚文元这一石激起了中国文痞的千层浪,1966年开始中国的文痞们恨不能每人都找上一部小说或影剧来挑上些毛病批判,此风沿袭着一百多年前鸦片传播的途径,由南向北扩散开来。国媒(中国媒体)总夸南方的文痞有政、经头脑,的确六十年来一直表现的很突出,见老姚歪批《海瑞》实批彭德怀,他们当然个个心领神会不甘落后,他们得知毛泽东说老姚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广州的文痞则另辟文径,66年1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康濯的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并把柳宗元也和彭德怀挂靠上了,他们可能指望毛泽东改口说:彭德怀也是“柳宗元”。电影《怒潮》《林家铺子》等几十部电影也遭到莫须有的批判。
为了保护吴晗2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1人。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但为了让上海帮看着舒坦,还是没少违心地往“纲线“上靠,其实人家想整你,即使是鹌鹑蛋里也能给你挑出几两骨头。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提纲”。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中央台播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此文是由穆青组织写的,这是六十年来由新华社发布的,难得的两篇好文章之一,另一篇是12年后的2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由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22.天灾的警示
这一年的3月8日5点29分14秒在邢台地区隆尧县发生里氏6.8级地震,这次地震给北京居民造成恐慌,当天晚上住宅区里有许多居民一直到深夜还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有传闻还要发生更大的地震,许多人把家里值钱的坛坛罐罐都放在桌子下方或干脆搬到屋外。
3月22日那天,天气晴朗,下午听完对中学生时事广播,孙老师正在给我们讲话,突然我觉得后面的任同学在踹我的椅子,我刚要回头就感到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这时孙老师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向我们一摆手大声说:大家快出来,地震了!就听见一阵撞桌子碰椅子的声响,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朝西北角的教室门口挤去,我和任同学坐的位置在教室的东南角,离门最远,房要是真塌,不等我们跑到门口就得被捂底下。我赶快钻到课桌下面,等了会儿觉得不晃了才钻出来,抬头看看房顶没塌,就是四个日光灯在房顶上来回摆动着。
后来获悉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里氏7.2级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0度。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邢台地区漫天飘雪。

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从3月8日邢台地震到5月16日,即多数人认为文革启始之时是两个月零八天。十年后震惊中外的7月28日唐山地震,距10月6日,即四人帮的被逮捕,文革实际结束之日,也正好是两个月零八天。其河北地区大地震的周期竟然与文革的周期一样长,以地震启始又以地震收场,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周恩来总理曾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踏着瓦砾、进窝棚、下地窖、嘘寒问暖、慰问伤病员,站在木箱子上给父老乡亲讲话,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
我们初三时代数老师换成了粱老师,几何老师是周百怡老师,粱老师个不高,嗓音浑厚属于女中音的嗓子,长相有些像那个最早提出:热只是物质微粒运动结果及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观点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我们背地里都叫她罗老师。周百怡老师曾是付作义部队的炮兵连长,后随付作义起义参加解放军。那时学校的老师执教水平都是较高的,对学生也很负责,特别是初三准备考高中的学生,几位教主课的老师常加班给学生上辅导课,不知道当时学校是否发给老师加班费,反正学生没额外交过辅导费。
石良常说我的纪实忽略男欢女爱间细腻的情趣,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成全一下你和小N的情趣?石良不置可否,这里就略表一二石良和小N的情缘。前面表过四十多年后小季解密时说:一不留神小N被石良戗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初三时石良当了数学课代表,有时小N有些数学题不会做,石良见后就主动上前帮着讲解,小季对此倒也并未在意,还以为是同学间的互相帮助。四十多年后石良解密时承认:当时属于虽自己有心但N同学却无意的状况。后来老师在分配座位时无意中助了石良一臂之力,把石良和小N分到了同桌。石良心里美得那劲就别提了,成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欢实,课间休息时也不出教室活动了,成天腻在小N的旁边伪装讲题。小季这时还傻呵呵地没看出人家在明讲数学,暗戗小N。不过石良心中有数,即使小季看出来,就凭着当时的学校纪律小季也不敢公开说什么,何况小季当时说话还有点磕巴又是班里最矮的一个小男生,文的、武的都不是石良的对手。石良权衡利弊制定出了攻心为上的步骤,初中的女孩天真单纯,哪抵挡得住石良的糖衣炮弹,不久小N就改辙易帜了。等小季看出迷端时,人家小N已是弃季投石了。
石良给小N辅导大多在放学后,同学们作完作业后都回家了,此时就剩下二位,石良倒坐在课桌上,在垂直能看到小N作业本的方位,一对一地给小N辅导。石良有较重的鼻窦炎,平时还能控制鼻涕下流,这时不知是让小N的异味给熏的还是心猿意马没留神,两股就像冬天房檐下挂着的晶莹剔透的冰溜子似的鼻涕,以重力加速度坠落在小N的脑囟门上。小N觉得有东西落到头上,想起那回房顶上掉下的蝎子,吓得她尖叫着拨浪鼓似的晃着脑袋。石良一边用袖子抹着自己的鼻子,一边说:别怕,是我的…!小N说:是你的什么?我还以为是蝎子呢!石良说:我在你上面,蝎子掉下来也先掉在我头上!等小N明白了落头上的虽不是蝎子但也不比蝎子好多少的尤物时,气得她粉面通红一边抡着王八拳捶石良,一边骂道:讨厌,真恶心!你给我洗头去!石良却并不躲闪,他接住小N的拳,轻轻地抚摸着说:别生气,我这就给你打水去。小N说:要热水!石良哪敢怠慢拿着盆、提着壶屁颠颠地朝锅炉房跑去…。
毛泽东在3月28日-30日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撰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4月10日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在2-3月间毛泽东曾3次审阅、修改。4月16日—20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革小组。毛泽东这次是真的发怒了!使出了全套战略、战术,步步为营,逼敌就范,围而歼之。这恐怕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最大的拐点,这个拐点不久就导致了文革的大潮。
23.最后的宁静
中国的资深文人就是机灵而且政治嗅觉灵敏,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事先给他打招呼,4月14日勘称中国文豪的郭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他宣布要“焚书”,他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即使在当时来看他这话也属随潮跟风的,不知道郭老写文章一直是按什么标准写,但“今天的标准”把郭老吓坏了,这更验证了鲁迅的一句名言的正确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缺钙。
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老的这篇检讨。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郭老的检讨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一片哗然,投机心理健全的赶紧跟着“呼赞”随风逐流,认真做学问良知尚存的瞠目结舌,他们深知擒贼先擒王,实事求是的底线瞬间土崩瓦解。国外舆论更是轩然大波: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老支持焚书坑儒?这在国外同行看来中国文史哲的文痞们根本就没达到做人应有的底线。
    4月29日中午11点50分,在东华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发生了一起刀劈外国人事件,马里的新闻代表团团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秘书的夫人分别被人用刀砍伤。持刀行凶者叫杨国庆,据说杨国庆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主,并且还做过国民党还乡团团长,解放后被枪毙。当然就凭此出身,杨国庆在那个年代肯定从小就受到歧视。一般青年人争强好胜,一旦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对前途失去期望,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承受力强的尚能苟且偷生,心理脆弱的极易产生精神障碍或导致精神崩溃。从杨国庆被逮捕后表示:“就是想给国家捅个大娄子,破坏中国的国际威望。”的精神状况来看,是属于受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刺激而产生报复的心态。这种不计后果的孤独一掷的做法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是极不正常的,包括这次四•二三福建南平砍杀儿童事件。就其原因来说,只有当社会出现某些极端变异,过多不正常因素导致社会发展轨迹出现突变和混乱时才会导致这类事件增多,用行为人多反动或多残忍来解释敷衍,只会掩盖社会的弊端,使之弊端泛滥,也许会引起更多的事件。
中国一向对涉外事件极其重视,中国大陆一直都在与台湾争夺国家被承认权,出了这样的事件,当然会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杨不久就被枪决。那时有句话“涉外无小事”,对国外元首级人物来访都要举城夹道欢迎,欢迎仪式非常隆重,长安街的灯杆上都插着两国国

旗,并拉上写有中外文字的欢迎横幅。欢迎队伍在道路两侧各排成四路纵队手持彩旗花环,从建国门一直排到玉渊潭宾馆,欢迎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学生。由其是五一、十一前夕外宾来访密度大,有时一天需欢迎两、三次,我们学校的欢迎地点基本定在民族宫附近,同学们经常能看见周总理与外宾站在敞篷轿车车厢里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并微笑着频频地向欢迎人群挥手,当时用的礼宾轿车已是五八年研制成功的国产“红旗”牌轿车。

五月上旬,学校仍按计划组织我们去南大荒参加劳动,半年的时间南大荒农场变化不小,盖起了几排新的灰色砖瓦房,这次我们都住在新房里。这次劳动是给葡萄施化肥,而且是男女搭配,男生用铁锹在葡萄根附近挖一锹土,女生用手抓一把化肥撒在坑里,男生再用土把化肥盖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农场给我们定的三天工作量,我们两天就完成了。

这次劳动学校组织同学们进行了两次参观,一次是参观首钢(那时叫石景山钢铁厂)的机械化制砖厂,另一次是首钢的转炉炼钢车间、轧钢车间和炼焦炉。制砖厂的厂长向我们介绍说:砖厂设备是五八年从苏联进口的,可以用首钢炼钢后的废料煤渣、焦渣生产建筑用砖,这样可以废物利用节约土地。当设备刚准备安装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大部分图纸。中国的技术员和工人在缺少图纸的情况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安装调制了全部流水线设备,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有一名技术员因为劳累过度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还对设备不合理处进行了改进,比如,苏联的砖个头大,要生产适合我国的建筑用砖就需要对设备改装,这可不像做月饼,把模子改小就行了,这需要对设备结构动手术。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我们现在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已经超过了设计标准。

19665426日在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停止彭陆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同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并于516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指责《二月提纲》及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528成立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中的实际指挥机构。对于是否是搞运动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从是否授权文痞组建权利极大的机构及滥用媒体进行邪恶蛊惑,扭曲人们正常的思维概念来判断,文革小组的文痞之权力曾凌驾于当时所有部委之上并垄断话语权。十四年后成立的“体改委”与“文革小组”有太多的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可以说“改开”基本上也是以搞运动的形式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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