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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第十三章 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 作者:zic798    转贴自:罗克珊.维特克 《江同志》    点击数:2499    更新时间:2011-7-11    文章录入:zic798 ]
  第十三章 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1.
  帝王时代的中国统治者住在豪华的宫殿里,与臣民们分隔开来,服装华丽,饮食奢侈,仆人臣子追随左右。他们用典雅的语言颁布法令,通过庞大的等级森严的文人官僚体系传布下去,这个体系中没有女人。
  用朴素的风格与人民正面接触,已成为20世纪革命的统治者的标志。但是由处在权力结构的顶端的女性发起的这种直接接触只是很少数。江青定期离开她舒适的中南海围墙,就已开始纠正这种性别的不平衡了。这样一来,她就成为解放以来根据她选择的题材,对群众发表讲话,并下令出版这些讲话,规定某些要翻译出口的第一位女性。
  自从20世纪中叶,改善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改进了保健工作,消除了战争,这使中国的人从4亿增加了一倍,达到近8亿的水平。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口的大多数都在30岁以下。因此,领导者有必要教导这些不安于现状的、理想主义的、有时是愤世嫉俗的人。尽管从外部看,中国似乎与世隔绝,但它的青年一代对革命有着更高的期盼。自60年代初,城市居民已经接触外国文学、电影和国外来的旅游团。从某些领导人严格的实用主义观点看,这些消遣偏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集中人民的精力就要求主导他们的思想,特别是他们的文化兴趣。毛和江青首先认识到各种资产阶级意识的来源(国内或国外的)都必须被切断,而且,青年人对道德信仰经久不衰的天赋和不成熟的行为都必须加以引导,以发挥最好的优势。
  在革命的奠基者的时代之后,革命的连续性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在几代人间保持一种连系。谁能造成这种连系?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人物,这个形象模糊了他巧妙地操纵男人、女人、群众和思想的本来真实的天才。对玩世不恭的中国观察家来说,毛主席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正在进入老年。但在1966年7月,他在长江的游泳被大肆宣传之后,这成了一个很难接受的让人跌破眼镜的结论。被一群生机勃勃的青年游泳者包围着,这有多么强的象征意义啊!他能够解决青老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吗?
  象征是不够的。由于死神正在每个开国时期的领导人头上盘桓,一般来说,江青比他们至少年轻10岁,因此,江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率和紧迫的危机将会决定历史的进程。她有什么生存下来的机会呢?她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将过得怎样呢?
  这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不仅是男女之争,也是两代人之争,由此促成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动乱。它是怎样出现的,不是用简单的话就可以回答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外部已引起了数不胜数的猜测。
  从江青的经历中,可以找到某些答案。很自然,她的言谈似乎总是站在毛主席和他所支持的人一边。但她肩负双重责任。她不仅要为毛和他的观念而战斗,也要为她自己,为一个否定由男性主宰的历史的女人而战斗。
  在江青个人的戏剧背景中有两个男人,他们在个人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已经被弗兰茨•舒尔曼提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戏剧性地出现的斗争中,两大主角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毛和刘被人们用摩尼教的形式描绘为善与恶的化身,就象古典京剧中人物一样。局外人不需要在这场戏剧中扮演角色,也不需要支持这一方或另一方。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潮流,每个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必要的角色。毛是组织者,正如他在他所有反思性文章中表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流行的肖像之一表现了他穿着长衫、带着雨伞,走在高高的山岭上,四面是群峰环绕。即使在1962一1966年间,刘少奇被正式认为是毛的继承人,他也总是被人用一种呆板的个人风格绘成肖像,这在斯大林时代的俄国出版物中很常见。……毛不断地争辩说:一分为二,而刘则争辩说,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分歧限制在最小程度、把斗争消灭在党的密闭的围墙之内。”
  江青对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异常复杂的“故事”做了很多先导工作,这有充足的理由。她并不象一般历史学家那样显然是徒劳的编排历史情节,试图揭示一个时代的全部脉络。她谈话的重点表明她打算减弱她在外国新闻报道中广泛流传的“激进”和“极左”的形象。
  因此,文献纪录就成了这一章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江青的口气从个人回忆转变为官方语言。
  1.
  1965 年,统治中国的是一种三头执政。毛象征性地,如果不是全部有效地统帅着党;尽管近来粗暴地遇到了挑战,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还是对党和首都取得了相当支配权;林彪这位长征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指挥着军队。江青企图取得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她就要选择跟随这三者之中的一方或更多的力量,单独作为文化的第四等级的夫人而存在是不稳定的。完全依赖毛显得有些裙带风。对手刘少奇明显正在失去势力。剩下的只有林彪,在那时他的可信赖程度不会像以后10年那样低。
  受到林彪的正式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全军文艺工作会议,在那里,她的文化领导地位将不会受到北京的阻挠。
  在江青出席座谈会之前,林对手下的人紧张不安地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问题在政治上非常敏锐,她确实懂艺术。她有许多非常宝贵的观点。你们应该重视这些意见,并保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贯彻执行。从现在起,所有军队有关文艺的文件都要送给她。”
  江青如期到达,穿着男式军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一直穿这样的服装。面对军人的海洋,她开始表示歉意,态度中有中国传统妇女的自我克制。
  在正式进入新的历史角色时,江青号召赞美军队的革命功绩,去创造有关“三大战役”的文艺作品,而且“要在领导和指挥了这三大战役的同志还在世时(显然指林彪)”去做。此后,关于文艺批评的垄断权将从所谓的“批评家”手中夺过来。
  江青回忆说,在她的军事任命之后的四个月中,她继续活跃在上海的其他战线。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剧作家、演员和舞蹈动作设计者一起在舞台后面度过的,而对这些人的政治觉悟,她要努力去改造。她始终都注视着在高级首长中间印发的每日报告,关注全国的政治事件的潮流变化。同样也远离了北京的政治局势,几个星期以来主席避开其他领导人和新闻界,到农村视察。然后在初夏,他与她在上海见面,在那里他们悄悄地为下面的行动共同做准备。
  现在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他们两人对国家的青年人感到不安,知道他们可能忠诚地追随自己的领导人,也能以同样的热情遗弃他们。1965年初,毛告诉斯诺,他不信任知识青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他们也不了解掌权的资产阶级。”江青回忆说,从1966年5月下旬开始,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主要大学的动态,尤其是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北京大学传出的新闻。
  到夏初,她行动的潜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在2月,她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在5月,那时与中央委员呆在杭州的主席最后决定不信任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五人小组。二月提纲的作者们狡猾地遗弃了由主席和她本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于是主席以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召集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文件起草人,这是第二支领导人的队伍,既有天才,又忠于毛。这个小组以陈伯达为首,他有长期宣传毛的政策的经验,江青和上海的张春桥是副组长。他们可信赖的姚文元和康生(他是唯一从五人小组中挑选出来的人)也包括在内。
  1966 年5月18日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林彪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引发了这个月底在杭州召开的另一扩大会议。她出席了会议,并且回忆了那高度紧张的气氛,因为刘少奇也出席了。路线分明了。会议刚刚结束,她就返回上海投入到她的文化工作中,毛主席也离开了,去准备反击。
  几天之内,中央委员之问的斗争流传到大学校园,并扩散到公共场所。5月25日,北大的哲学女讲师聂元梓和她的朋友贴出一张反对北京大学校长陆平(长期以来得到彭真的支持)的大字报。为支援这个自发的挑战,毛给康生打电话告诉他在全国发行这张大字报。6月1日,毛写出自己的大字报,他说这是“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发表了它。这就为推广学生的造反开了绿灯。
  突然之间,所有校园都被派性斗争、暗杀和普遍暴力撕碎了。著名的北京大学又是个带头羊。
  在陈伯达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陪同下,江青几次突然出现在北京大学。他们的听众可能对他们的亲自出现感到恐惧和敬畏,对此很敏感的这些领导人谦虚地自称是向他们的“老师”群众来学习的“学生”。陈伯达声明“必须更好地用耳朵、眼睛和大脑去倾听群众要说的话”,年老的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话:“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老师。”江青也跟着说:“我们只是革命服务员。”
  2.
  1966年8月和9月是社会大动荡的几个月,特别是在领导人吩咐他们去掀起继续革命高潮的青年人中间。在动乱中,大多数中学、大专院校都关闭了。大约有1300万青年人受到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抛弃了父母、教师的权威,从全国各地,步行、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卡车和火车到北京来。在北京他们集体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江青在1966年炎热的夏季,花了很长时间,摆脱了她过去的特征。她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所有人都习惯关起门来交换意见并通过杂志提出政策。在与世隔绝和化名隐姓多年之后,她公开在人民之中。6月6日,她在辉煌的天桥剧场对一组红卫兵讲话,这是她所说的属于她的特定场所的几个文化中心之一。
  “毛主席对你们极为关怀”,她殷勤地打开话头。提出了一个革命行动的公式,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公式被毫不留情地应用了。首先,要揪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第三,实行斗批改。或者,说得清楚些,“大敌当前,我们必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干得好。”青年人在消灭“牛鬼蛇神”和“走资派”时,将如何对待他们的父母呢?她的回答成了一句口号流传开来:
  老子革命儿继承,
  老子反动儿造反。
  8 月16日在毛接见一百万政治朝圣者前两天,江青与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和张春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主持革命师生”群众大会。他们穿着同样的普通军装,在雨中站在铅灰色的天空下,这种气氛反映了革命变革的动乱。江青又一次用她那让群众兴奋的句子做了开场白:“我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
  “今天我们站在暴风雨中,我们不是温室中的花朵”,姚文元高声喊道。所有人都必须在“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中百炼成钢。他哼唱了文化大革命的赞歌,那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献给毛主席的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是一位有广博文化素质的秘密警察头子,巧妙地与学生建立了和睦关系,江青打算仿效他那老练的风格:“你们想不想学习公报和16条啊!”他问道。“ 想!”“你们想不想掌握它们?”“想!”“你们想不想在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应用他们?”“想!想!”他们反复高声回答。这样一来,康生、江青使用了在其他文化中将被称为宗教式的修辞技巧在群众的心中、头脑中灌输了革命的旋律。到8月中旬,这个旋律将奏出灼热的节拍。整个夏天她都用来发表讲话,紧跟革命形势,但她忽略了她早先的文化工作,因此她感到不安,并决心夺回损失。现在她开始责斥北京京剧团一团的成员,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开批判刚刚解散的北京市委的各个成员来证明自己的革命勇气,多年来市委一直卵翼这个团体,没有响应她的无产阶级号召。为了证实他们现在对她和对毛主席的忠心,他们必须划清敌我界线,必须允许团里的青年和勇敢成员跟着她在表演艺术中闹革命。那些曾经反对过她的指导的老演员应该悔过自新。
  11月28日标志着北京京剧一团的转变,过去它是艺术上比较独立、传统上完善地受前市委保护的团体,现在隶属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她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它也隶属解放军管辖,江青是其文化顾问。
  激励江青决心改变60年代的世界的因素是30年代的幽灵,她认为这个幽灵缠过她,并迷惑了全国。到60年代中期江青和毛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感到正遭受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反对,她们把这归咎于刘少奇的对抗和优势。她与毛都知道要重新获得指挥权就要创造有利的公共舆论,这意味着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占上风。为把文化王国变成她的领域,她谴责了30年代的普世主义。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再次轻快地宣布。那天是12月19日,她面对解放军官兵。“你们每个人肯定都想知道毛主席的身体情况”,江青喊道,“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健康!”
  毫无疑问,还会有另一场雄心勃勃的政治举措,目的就是在社会各阶层培养一种“同志友谊的精神”。这些阶层包括拿着毛的红书,佩带着袖章、主席纪念章的庞大群众,现在还有战士。他们的单调绿色军装与众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使尽浑身解数煽动军事士气,因为士兵的忠诚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的精髓。
  到了年底,周恩来总理完全站到了文化革命一边(尽管作为高超的战略家,他非常灵活——随时准备撤退)。现在他坚定地作为理想的革命派站出来。五个月来,一代青年花费国家的钱在全国各处乘车、睡觉、吃饭。他们现在是否正在抛开任何人的控制流入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鼓励他们,继承长征精神,不要乘车来北京,而要步行。
  第十四章 反潮流
  1.
  1966 年11月,江青发出警告说,文革领导将不会满足于对政治错误的简单整顿,因为敌人的根扎得很深。她说:“我们不仅要看50天和17年,还要想到30年代。 ”“50天”指六月初到七月中这段时间,当时毛泽东被排挤在“密不透风的中央机关”之外。在这个中央机关中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一些人掌权,“17年”指的是共和国建立后这段历史。在这些年中某些时候,江青,还有主席,并没有充分掌握她认为应属他们的权力。30年代是左翼国际主义的全盛期,她第一次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明星,但是受挫了。
  最成熟的电影工作者,是30年代活跃于地下创作的人们。在国民党并不具很有效率的独裁政权下,从事激进的艺术工作,他们尚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荒谬的是,当左派上台的时候,电影工作者又被一个比国民党更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严密监视。
  江青的思想,同行动一样,萦绕心头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和个人的动机。过去脆弱的蓝苹,现在强有力的江青,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夏衍。他和她的另三个“敌人”显然都被软禁,没有行动自由。
  江青还指责,这些“流氓”,在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面时,狡猾地运用镜头给刘少奇增光,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镜头都必须剪掉。他们还计划放映有关刘少奇和王光美1963年臭名昭著的印尼之行的纪录片,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江青提醒一些电影制作者:“主席不喜欢被拍摄,跟我在延安认识他时一样。现在很多革命摄影师想给主席拍摄。(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场合)主席不允许他们在他工作时拍照。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千方百计争取上每一个镜头。刘少奇就很特别,他经常正好站在主席旁边,装作跟主席讲话,他从来不站在主席后面。”
  2.
  4月12日,即王光美在中南海家里被捕的两天后,江青在中央军委发表讲活。
  她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多年的秘书,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江青把文革小组的工作比作“卫兵”和“干事”,他们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其它委员提建议和选材料。她描述她与主席的特殊关系,说她是文化和教育路线上的“巡逻兵”。她浏览报纸和期刊,挑出值得注意的好的或坏的材料,交给毛主席,供他参考。
  她继续说,主席对她很严格,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当然不像教其它人一样手把手来教她。她承认自己很无知,在座的一些同志比她更了解主席。
  “我们一起生活,但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说话,讲话时,常常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风云、国内事务等他随时想起来的东西。有时他谈起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但不经常。那些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对我来说,没多大用处,纯粹浪费精力。”
  她说,在学问上她比不上其它同志,她的学问是不够的,特别是缺少系统化。“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当我要学习某种东西的话,我一定坚持并攻下它”。
  在说到主席关于领导者不应靠他的革命本钱来生活而应为人民做新的贡献时,她重复了一个她最喜欢的历史故事。主席说的这个故事,是讲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候,地主阶级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利。这样的再分配会不断地继续下去。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劳动人民,但如果不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就会退化,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
  “在座的同志们拥有比古代人物更大的权力。陈伯达同志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就更不重要”。她说:权力不能轻易使用。现在人民给我们高的职位、高工资和很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做新的贡献,人民就长时间地需要我们吗?所以,她告诉掌权的人们,人民解放军必须做新贡献。
  她提醒她的听众,在塑造人民群众的意识上,文化和教育起主要作用。在“十七年”中人们犯了错误,在政治意识上模棱两可的人主管文化和教育事业,他们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得人们被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所征服。“任何要夺取政权的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发挥公共舆论的影响。过去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她说军队的领导人现在要夺取和控制这种权力。
  “ 就拿我们的孩子(李讷)来说,她上小学时,有一天他们老师跟他们说到一本书,叫《顿顿的静河》,多可怕的一个老师!我告诉她那是错的,应译成《静静的顿河》。我问她,‘你想要我念这本书吗?’‘是的,妈妈’。读的时候,我告诉她,你要把它看成苏联的历史材料,或是苏联战争的历史。因为一个叛徒和一个反革命都是书中的英雄,所以它不是本好书。”
  “妈妈,您怎么这么说呢?人人都说它是本好书。”
  “她批评我,是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允许批判。我告诉她不要把我们这些谈话说出来。我解释说我读过那本书,这是我个人意见。”
  3.(略)
  4.
  文革的领导感觉到革命运动存在逆转的危险,必须把运动推向下一高潮,防止运动倒退。1968年3月,他们开了一系列会议。3月11日晚,总理、江青、叶群和其它人接见了北京的大学生,学生中还有一个来自大庆石油学院。四年前,毛主席就宣告大庆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工业学大庆”。但现在的领导人都认为大庆没有达到新的政治标准,因为大庆石油学院拒绝批判“2月逆流”,暗地里饶恕了刘少奇支持的那些人。他们还指责大庆,提高石油生产,把荣誉归于刘少奇而不是毛主席。江青对他们建立私人电台、窃听电话等行为感到痛恨。
  3月18日在北京,康生到一个安徽的代表团讲话:“什么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内战和阶级斗争的继续。”江青补充说:“这也是毛主席说的。”
  那时,全国已有18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浙江是下一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周总理、陈伯达、叶群、康生、江青在接见来京的浙江代表团时强调说:浙江是面对台湾,保卫祖国的前沿阵地。在台湾,驻扎着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这时刻提醒着我们内战没有结束。江青和其它人更相信,蒋介石、美国、日本派了大量的特务到浙江。安全专家康生说,“王光美就是一个美国、日本、国民党的特务。”江青急切地补充说,“是一个战略性的有预谋的特务。”
  特务的幽灵老是萦绕着江青。她认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在浙江渗透;彭真和其它“走资派”的头目,也派遣特务。
  “他们在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房间里装窃听器,偷听电话,就像特务一样。”江青说道,“并且,浙江的文化是非常封建主义的,在绍兴剧里还上演60岁的女人扮演男人。”
  康生嘲讽说,那里到处都是和尚和尼姑,那些尼姑应该结婚。江青又插一句:“成千上万的游手好闲的人在街上闲逛。”
  在1968年春天跟各地方代表的见面中,至关重要的是3月15日,接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预备小组。跟江青一起的有总理、康生、姚文元、汪东兴、叶群。
  “蜀定而后天下定,四川跟其他地方比,问题很多。它是最后恢复“秩序”的。”周总理用一句老格言开头,幽默地说,他不想使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
  “有朋自远方来”,江青用孔夫子的话开头,表示欢迎这些代表。
  “四川有7千万人口。有丰富的资源,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她边说边想,它会不会又像历史上那样变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呢?”
  “是你吗,李大章同志?”江青转向一个她已35年没见面的同志。他不情愿地上前。这是长期以来受人尊敬的西南局书记。他已受到批判,但不严重。周恩来在1932年跟他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以后再没见过他。周恩来向他保证,说他的“自我检查”不用太长。
  江青说,1933年她入党时李大章是介绍人。江青很骄傲地透露了她的党龄,江青又问李大章现在多大年纪。他回答:68岁。江青鼓励说:“让我们互相帮助,保持我们的政治青春。”
  有关四川的骚乱和武斗的报告至少一年前就上交中央领导了,现在又补充为6到7本报告。总理说他没有全部看,最令他们感到麻烦的是国民党的残余影响。1937 年日本人把国民党赶入内地,国民党定重庆为首都,现在重庆被说成是一个充满旧政权、旧社会渣滓的贼窝,到处都是叛徒。重庆的公安局、法院叫人痛惜,到处都安装着窃听装置。2月份,李井泉在一次镇压中,有10万人被捕,难以计数的人被杀。四川拥有包括双筒高射机枪在内的最现代化的武器。www.wengewang.org
  “ 今天我们炮轰你们,也许明天你们炮轰我们,”江青继续她假想的战斗。她对杨尚昆的怀恨在心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她说杨尚昆是个“专横地主”,“他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好的。他的老婆和其他坏人的老婆应该起来斗争。”她还说,四川太“封建”,“一些女同志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应该鼓励更多女将的出现”……
  第十五章 弄巧成拙的林彪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十五章第 356-375页(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1966 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发表了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讲话之一,他讲到了世界历史上一长串的政变。这使毛泽东警觉起来,毛从未忘记自己作为终生领袖易受攻击。林彪对权力斗争的粗略分析也使江青感到不安,林彪对历史的粗暴解释及其对效法那些残酷先例的兴趣,都使江青在人身上和政治上更显脆弱。那一天林彪还剖析了充满谋杀的高层政治,预示了他对继承人位置的冲击,还有就是他灾难性的坠毁。
  和林彪讲话内容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时间选择,三个月以前,彭真和其它忠于刘少奇的人起草了“二月提纲”,表面上说是照毛主席的要求,实际上背道而驰。他们希望保持在宣传和文化部门有关文化事务的权力,左右媒介、教育和艺术的权力属于他们已有16年了。
  在江青的怂恿下,毛主席用忠于自己的人代替刘少奇的追随者组成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将在他的指挥下引导群众造反。同样在二月,江青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这使江青和林彪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潜在的军事力量作为江青咄咄逼人的“文革”计划的支持,更长远的目标是实现毛泽东要求军队发挥军事和国家事务两方面作用的思想。5月16日,政治局接受了江青和毛泽东关于在文化战线上各个领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号召,两天以后,林彪就在这些领导人面前大谈军事政变。
  林彪讲到从周代到前不久的权力争斗,讲到其触目惊心的细节,把话题引到了“四家店”——这是林彪给刘少奇一派起的绰号——在二月的挑战,这些人有政治理论家彭真、控制军队的罗瑞卿、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者陆定一、以及负责人事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杨尚昆。
  作为一个演讲家,林彪比他的同僚们更不受群众宣传中革命乐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约束,他说:“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革命和反革命是相似的。在我看来,政权就是压倒别人的权力。”他钦佩地提到毛主席在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广布眼线“和反革命作斗争”,“我们应当从毛主席的这些办法中学习。”
  他继续说到,军事政变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控制报纸、广播、文学、电影、出版机构等宣传机器,另一个是控制军队。只有文化力量和武装力量联合行动才能发动政变,简而言之:“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1966 年春,林彪和江青分别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林彪掌管“武”,即控制军队,江青以毛主席的权力,取得“文”即文化事务的指挥权。他们总是以毛主席的名义行动,并努力借用毛主席的“教导”。在和平时期,“文”——道德、历史、文学、艺术是主要的统治方式,因此,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以“文”为第一的时代。在中国共产主义环境下,“文”可等同于宣传——这一不难理解且不可忽视的概念。领导权的问题总是一个谁能保持宣传机构主要控制权的问题。江青以为16年来宣传的领导权已经落到毛主席的敌人手中,而这些敌人正得到纵容想搞掉林彪。到1966年春,江青使林彪相信了这一说法。
  面对公众,林彪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里要除去他要神圣化的毛泽东。林彪将毛主席捧为“天才”,宣称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真理。他仅仅是像其它千百万人一样,在拍领导人的马屁吗?
  毛主席并不轻松。在林彪讲话后不久,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的时候,江青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往后的几个星期她与毛主席的通信中也证实了毛的不安。那时毛主席在旅行,而江青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毛主席6月29目的回信是带有哲理和思辨味的,他要“了解他自己”,也让江青“了解她自己”,他引用鲁迅的话,说他们都应该比解剖别人更仔细地解剖自己,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是对“我们的朋友”——他们对林彪的亲密称呼——的警惕: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反思自己处境的危险和有关个人崇拜的矛盾说法,他写道:
  “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时代,毛主席知道对人们重新恢复君主所面临的危险。他知道人民需要,但他不能承认这一点。他知道林彪以及后来的江青在吹捧他,也知道他们都将会毁灭。但毛主席隐藏在心里的对林彪动机的怀疑,却不够使他立即发出行动。林彪对军事政变的精心分析,他不能看得太重,不能看作是林彪个人战略的显露,江青对林彪不信任的开端也不容易确认。
  不管怎样,透过雾一般的各种事件和各个分裂的派系,林彪这颗星继续升起。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他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将近一半的新政治局成员来自军队。这以后的16个月里,毛主席很少不和他的另一个“自我”——林彪一起在照片上出现。
  这种密切关系的展示一直持续到1970年9月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时。这次会议表面上是修改党章,据一份秘密报告的说法,它变成林彪集团从毛集团手中篡夺权力的舞台。在公开场合,林彪仍然把毛泽东思想捧上天,但在现实政治中他已赢得包括陈伯达和他妻子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林彪想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自从刘少奇被解职以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着。1958年毛主席已经说过他不想要这个职位,他的意识是这个职位不应存在。如果在12年后,林彪恢复这个职位并成为国家主席,他就会在周恩来之上;而且,他领导军队,就会控制党。www.wengewang.org
  作为辩证论者的毛泽东相信历史会重演。对林彪的挑战,他一点也不惊奇。毛泽东说过,权力斗争的摊牌是有周期的,其时间是可以预言的。
  在人类历史,一个朝代的指定继承人什么时候有绝对的安全?林彪知道代替“伟大舵手”的机会使他易于受对手的攻击,刘少奇被剥夺权力证明毛泽东不打算改变他的思路,而毛泽东比他大14岁,仍然很健康,林彪猜他有可能活过100岁。
  为缩小分歧,使他和主席双方都满意,林彪没有忘记过去的宗教。他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总有一个根本上矛盾的准则:他必须既是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过去毛泽东领导起义民众的时候很容易这样作。随着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追随者也都成了高级官员;为保持在同志和对手中的长者地位,毛泽东必须使自己站得比别人高,这样对群众来说,他的形象就显得更高。在不切断与群众的联系、而又把自己独立出来的过程中,毛主席不但采用了传统帝王的统治手段,而且以斯大林为榜样。在中国要诱导崇拜需要一定的政治手法和过程,在第一阶段,林彪的作法显然是受到毛主席的默许的。
  个人崇拜在意识形态上的内容就是“红宝书”,即外国人所称的“毛泽东思想圣经”。它的产生要追溯到1960年,即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前一年。
  江青认为,1961年是“文革”的序幕。那一年,军队和党又进行了一次合作。林彪安排《解放军报》用大字刊登毛主席的语录。1963年12月,毛主席发动“ 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第2年,林彪开始摘录毛泽东的长短文章,编成战士口袋里能装下的“小红本”。到1966年,学生、群众在他们的游行中都手拿红皮小本的《毛主席语录》。随着“文革”步伐的加快,《毛主席语录》变得无处不在。所有期刊的开头、所有文艺演出的开头、结尾还有中间,在建筑的墙壁,甚至儿童的玩具上都印满或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即使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林彪毁灭后多年,毛主席的语录和形象还到处都在。
  在个人崇拜高峰的1970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提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他谈到要人们去克服3千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是如何困难,他讨厌戴在自己头上的“ 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长远看他想保持的称号是“导师”,因为在长沙就是这样开始的。
  1.
  江青饶有兴趣而夸张地回忆说她几乎成了60年代斗争的牺牲品。在她被任命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并取代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后,彭真小组的一些代表冲进了“文革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他们带着武器,大声喊叫,显然要谋杀他们所有的人,但最后他们被带走监禁起来。
  她也不能不承认,“文革”带来了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等各种损失,但最严重的倒退是工业,直到1972年还未完全恢复。国家需要生产,大量工厂的意识形态斗争是灾难性的,变成公开的武斗;农村公社也爆发了战斗,虽然损失并不太大。经过几个月的动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判断他们过去对混乱的认识,用“一分为二” 的原则去思考,他们知道武斗本身并不好,因为它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同时,他们也阐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文化变革对长远而言是有好处的。回顾一下,他们认为“文革”的最重要的“胜利”就是群众开始转变态度。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迫害致死。我问江青,为什么许广平受攻击呢?
  江青回答:“这是30年代中期鲁迅和周扬之间文学斗争的后果,”她说:“直到她写信告诉我,我才知道那件事(指许广平的困境)。我去看了她,那次见面不久,像她丈夫一样,她被迫害致死(1968年3月3日),她死的消息使我很悲痛。我们正在忙其它事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如果她不是受到‘5•16集团’的虐待,也许会活得长些。不久,周恩来、康生和我去看了她在中央电台当技术员的儿子,他诉说了他母亲怎样被迫害到去世。”
  政治上的谨慎使江青没有讲到对许广平的迫害是身体上的,还是政治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最明显的是江青强调她跟许广平一样。毛泽东和江青都有理由欣赏鲁迅,表面看,通过纪念许广平来纪念鲁迅。实际上,在女权主义的一方面,这两个女人,还有其它不那么著名的女人,都逃不掉成为丈夫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命运。这两个聪明的、热衷于政治的女人,在上海30年代的斗争中变得成熟。她们都嫁了名人,都比他们的丈夫活得长。相对平凡些的许广平,伴着她丈夫的传奇度过一生。局外人在想,她是否曾反抗党对鲁迅作品的压制,以及对鲁迅的门徒丁玲、胡风、萧军的无情迫害,反对江青借用鲁迅的名义和文章攻击她们“共同的敌人 ”——周扬?
  许广平顺从别人对历史的定论,而且没有成功地追求自己独立的事业。同样,江青忠于她丈夫和她丈夫代表的事业。江青区别于许广平的是,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她就怀着很高的抱负和用她的力量去改变历史的顽固信心。50年代早期,她就开始一个精细而艰苦的过程,建立独立于她丈夫的事业,培养她的拥护者。
  2.
  在北京的会谈中,江青开始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宫庭政治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九次两条路线的主要斗争,第十次斗争是最严峻的,卷进去的是林彪,他不仅多次阴谋杀害毛主席,而且他还想杀害所有政治局成员。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掉我们,立即结束我们的生命。斗争激烈得很!这些人这么阴险、残酷、野蛮,他们甚至想杀害毛主席!”
  姚文元插话说:“他背后有苏修支持。他失败后,带着她的老婆和儿子逃往苏联,他仓皇失措、惊慌逃跑。他背叛了祖国和人民,自取灭亡,他的飞机在蒙古坠毁。”
  江青继续说:“像周总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和我都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彪他们到处放火,我们就像消防队员,用战斗来保护老同志。林彪的目标是推翻所有老同志,篡夺权力,让苏修立即派他们的军队来。”
  江青说林彪的背叛由来以久,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她和主席花这么长时间才抵制它。1959年,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他宣告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不喜欢这种夸张,他说:“一句就是一句,有一件事(指拒绝重设国家主席的职位),我已说了6句话也不起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半句了。”
  林彪不停地盗用别人的语言,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经常说这是他的话,实际上他是从别人写的一首很流行的歌曲中摘出来的。江青对其它领导人说,林彪用这么高的语言来形容毛主席,使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
  江青说:我读过毛泽东选集的两个版本。第一本,名叫《最高指示》。她想知道“最高指示”是什么意思,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称号一个人,就是毛主席,但说主席是 “最高指示”的唯一作者,这使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谁写的文章真能这样呢?说“最高”指示,就是暗指在某个地方,某个人还可以发布“第2高”指示。但没有人认为他写的东西是“次高”的。一些同志最后设法阻止了这个第一版本。
  那些控制出版社的人(解放军出版社由林彪和他的支持者领导)不让主席了解他们的计划。他们不事先通知主席、总理或她,就用他们的权力发表了几个版本的主席著作。有一次,江青听说又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思想万岁》,她向周恩来要了一本,那根本不是“小册子”,简直是本厚书。她和主席看过这本书后,又交给其它同志提意见,他们意识到这本书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只有三分之一是毛泽东思想。那时,这本书几乎人手一份,因为它只花六毛钱。她说至今她们家客厅里还有一本。不久她发现这是同一本书的几个版本中的一个。
  3.
  江青告诉来宾说:甚至连你们美国也卷了进来。当乔冠华访美时,美国电视播放了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照片,然后是“超级间谍林彪”独自站立的镜头。这个电视片向中国领导人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治有很深的研究。甚至尼克松也害怕对他不利的间谍活动,江青又补充说。
  一次她从北京的混乱中撤出来到上海休息。她发现上海已完全被林彪集团所束缚,毛主席语录刷遍了这个城市的所有围墙。她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毛主席像,主席的头上还有一行用很大的字体写成的语录。这种怪异反常的景象使她“很生气”,“这种展览使得毛主席显得很不谦虚”。她跟负责上海政府的张春桥抱怨这件事,张春桥警告她说:如果主席的画像和标语被拿掉,林彪的画像和语录更多,更占主要地位。即便这样,她还是坚持拿掉那个画像,以后只允许谨慎地展示主席的画像和语录。因为历史遗留的东西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利用,所以不是所有的遗迹都应保护。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要保存。因此中国领导人开始清除一些历史纪念物,颐和园前面的一个牌楼和市中心的三个牌楼被搬去。那三个牌楼以前树立在天安门前面,就像三个“奇怪的小洞”。江青又说,你也许认为它们很珍贵,因为你们的国家才建立2百年;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这些牌楼没有什么意义,还阻碍交通,所以我要呼吁拆掉它们。陈伯达、梁思成等人反对她的命令,她告诉他们去爬一下故宫后的景山,看看北京最高的建筑北京饭店怎样破坏北京的轮廓。
  陈伯达等人不管江青说的美学的、实用的考虑,仍反对建筑的变化,尤其是搬掉牌楼。1971年,这些牌楼被搬到了陶然亭。她又补充说,这个保护行动也不会增加这些牌楼的历史意义。但是,她强调,真正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和文物要保存,例如湖南马王堆的文物。
  江青又讲回到了林彪和他的追随者。她回忆1970年时在中山公园碧云寺不愉快的参观。江青很欣赏吴德,让他负责文化工作。那天吴德有别的事,万里作陪。她厌恶地说,“万里真是傻瓜,那天他很不礼貌。”
  到公园后,万里说想带她看几个佛。她提醒万里,她来的目的是寻找珍稀的花草,采些标本带回她的花园。但他坚持要看佛,她顺从了,跟着他到了碧云寺。因为近视,她一下子看不清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万里先给她看祭祀的用具和贡品,然后再看孙中山著名的帽子和其它史迹。最后,在庙的深处,她突然止住脚步,她看见一个小小的主席像。她想,那肯定是刚放上去的。
  她愤怒起来,虽然把孙中山的遗物和佛像摆在一块还可接受,但谁也没有权利把毛主席的像或者是跟毛主席有关的东西放在一个庙里。她又仔细查看,这个庙宇有五、六百年了,里面有5百罗汉。她立即命令军队来清理所有跟主席有关的东西,恢复了这个庙的原貌。她提醒万里,大量的外国客人和劳动人民参观这个公园,把主席像放在庙里的错误作法是对他们的亵渎。她的愤怒引起旁边人看热闹,但她不在乎,她想人们应认识她是谁。为了显得更有戏看,她拿下贡品分给站在一旁的人,告诉他们:“吃!”
  1971年,江青游颐和园。她要爬上高高的建筑佛香阁,去看看昆明湖的全貌。在她经过佛香阁时,看到墙上用大字刻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和话。”每个字有6尺高,用的是林彪的字体。林彪把自己的字体刻在著名的墙上,也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语录。其实这句话最早是由雷锋说的。
  当她在颐和园第一次看到那些大字时,她跟陪同曲折地表示:“主席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他的书法是艺术。”9月20日(林彪在蒙古坠毁后),有人被派去颐和园抹掉林彪的字。
  1971 年,林彪调动力量阴谋反对毛主席,局势很紧张。毛泽东不断地跟周总理商量怎样应付这些事件,但毛泽东的想法不容易得到贯彻。经常不断的危机,使他们几乎不能工作。即使在中南海家里也不可能,因为敌人已渗透到里面。在中南海他们难以安全地吃和睡。为了安全,主席和他的警卫离开了中南海,撤进了京西宾馆。那里很不方便,他们又搬进了设备高级的人民大会堂。危机期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所有客人。江青又补充说,主席为反击林彪阴谋,到处找安全的地方,这件事在此已前没有向外人披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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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仁者不忧于2011-7-11 23:54:08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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