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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 作者:张永    转贴自:共识网    点击数:4139    更新时间:2013-6-24    文章录入:春华

           张永:一个美国人见证的文革群众民主

   ——读《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有感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中国真正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其实只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而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广泛参与,靠少数人是不可能建立民主制的,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操纵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象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在美国的政治气氛中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是相当珍贵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作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六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并且非常光荣地被吸收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一、 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普通中国人来讲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生活上、权利上的级别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

   他写到:这位名叫焦裕禄的书记,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样,也符合党一贯的要求。他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听取农民的倾诉,询问他们的状况,仔细检查田埂、气候、谷物、土壤,想法子做好领导管理工作,使他们脱离贫困和无助境地。即便身患重病,还是每天全力以赴为民奔走,就算肝癌危及生命,他仍在工作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读完报道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表现,这才是为人民服务。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可我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 “我不禁悲从中来。突然间,自己过去几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败的面目。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这就是过去几年养尊处优的结果。我一直花时间在官大人面前表功,和其他外国人吃喝玩乐。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们与群众保持距离。在其他人为大饥荒而受苦受难的时候,我甚至任由自己在他人怂恿下胡吃海喝。”“结果呢?我有了一间大大的办公室,和一个大大的肚子。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禁羞惭难当。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从大学时代到现在,二十六年过去了,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分子?我没能信守自己为革命奋斗的理想。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独立的办公室。

   但是,官僚等级体制已经形成,李敦白想凭借个人理想摆脱制度的行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写到:我的部分转变也令某些人不高兴。例如当我向上级要求工资降低一半时,就遭到坚决反对,最后我只得说,我会在银行开个账户,把一半工资存到这个用假名开立的账户中。我也避免坐专车,改骑自行车往返友谊饭店。于是一个安全部的领导特地来劝说我不要这样做。

 

  当我决定恢复定期体力劳动,去单位对面的地铁工地挖土时,党组织也发话了。让我们的外国专家到工地劳动,对我们而言是个安全问题。前来转达领导意见的同志马瑞流抱怨说,那里有以前的地主在人民的监督下劳动,要是你硬去,我们势必也要派个人跟去看着你。我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想去工地劳动,那也是我的事,如果他们要跟来,那更好,干些体力劳动对他们也有好处。从那时候开始,小马就每天陪着我去挖土,一边走一边发牢骚。

   我的下一步行动更厉害。我把家里漂亮的古董家具捐了出去。以前一直陪我购买的行家冀朝鼎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着要实践我们共同的计划,将这些古董捐给故宫博物馆。现在,我的愿望更加炽烈。这些美丽的古董家具属于中国人民,对我而言,将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边欣赏,跟那些花钱雕刻它们并留在家里欣赏的富贵人家一样腐败。

   二、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国友人重访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馆里,他们收听到了北京台的广播,广播带着一种久违的狂热激情:一个国家的腐败是从内部开始的,党内有修正主义分子,在镇压、控制人民,领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甚至还攻击毛主席本人。不能让这种事在中国发生!高潮来临,东方既白,想想你们自己!革命同志,起来吧!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听信任何相冲突的命令!造反有理!这些话语仿佛电流击穿身心。

   报道说,党内许多人一直在欺骗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将他们揪出来。命令错误就要反抗,造反!

   我激动地将这篇报道逐句翻译给其他外国人。刹那间,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自己。党曾经束缚了我,现在却解放了我。我可以挣脱以往困扰我的束缚,用自己的判断,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

   李敦白回到北京后,立刻狂热地投身于他期盼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此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已经被打倒,虽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两人的私交也很好。他仍忍不住兴奋起来。那些掌权者终于开始了解,我们伟大的革命已经被一个不重视进步和效率,而是一味强调命令和控制的官僚体制僵化了,个人创意和民主也被压抑了。我准备好了站在党和群众的立场评判梅益,不受我们个人交情的影响。

   李敦白不仅在批斗会上发言对梅益进行了揭发,还贴大字报发动对自己的批判。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有个翻译高兴地说,和以前的运动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对任何一个人写下批评,他们也可以争辩政治体系和理论。人人都参与,个个受教育。当时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国专家。李敦白想:如果没有人批评我,我就该自我批评。我跟她回到我原来的办公室,邀了几个人帮忙,一起将新闻纸粘起来,然后我用鸡飞狗爬的书法写下自我批评。李敦白必须革除资产阶级优越感,我写下标题,然后列出我的缺点:我过着特权生活,坐在独立的办公室里,脱离群众。半夜接到电话时,有时会发脾气,在帮助同志们提高个人技巧方面,做得还不够。李敦白贴自己大字报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间成了单位的风云人物。

   在机密档案室里,李敦白读到了1966518日中央政治局与文革小组联席会议的记录,其中林彪的演讲像电流击中了他。林彪说:这场革命,是针对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们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并没有发动千百万的群众起来解放自己。我们从旧政权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让他们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我们还没有机会彻底解决旧观念和旧文化。”“现在我们必须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立四新这场斗争是自私与无私之间的斗争,是个人物欲与群众利益之间的斗争,是寄生糜烂的人,与努力工作、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斗争,要发挥同志友爱互助,使整个社会共同成长和繁荣。这是一场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

   或许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感受到久违的言论自由,他写到: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在一份造反派中流传的机密档案中,李敦白读到了毛泽东关于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的内部讲话。毛泽东声明,他并没有派遣工作小组去学校摧毁学生的行动,这些事是那些保守派,就是党内潜藏的不民主分子策动的。你们何必草率行动呢?他责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什么要禁止大学里的言论自由和批斗自由呢?为什么不让学生在北京饭店周围贴大字报呢?难道你们怕外国人看到这些大字报后会认为中国有问题?’‘我一直在考虑宪法,毛泽东继续说,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保障人民有言论、新闻、集会等自由。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宪法,难道你们不觉得现在正是我们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工作小组撤出校园,并且向学生宣布,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游行,张贴大字报,畅所欲言。我兴奋难耐,人民终于完全自由了。

   三、对文革暴力的厌恶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的丑恶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发现,即使毛泽东公开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对蜂拥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并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认定为敌人的必须打倒的,不仅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个人生命财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这完全违背了他对于自由民主的理念。

 

  有一天,一位同事请假,原因是他的岳父、岳母去世了,昨天晚上,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半夜闯进他们的房间,质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红卫兵打死了。

   李敦白写到:我感到毛骨悚然,不明白他怎么没有气疯。我猜想他可能害怕惹祸上身,如果他对剥削阶级表示同情,就是等于给他和爱人找麻烦,或者招来报仇的罪名。林彪的号召不仅带来了革命小将,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盖下,正进行着一场难以防备的丑恶暴力。

   自从老干部被免职后,这些老革命同志就一直在安静地写自我批评,参加会议,有几个也获准返回工作。而现在,林彪的演讲却激起年轻人以更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在前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无情折磨一群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导致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老舍投水自尽。

   在那群老同志中,有我熟悉的梅益和丁一岚,他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梅益的白头发只剩一半,丁一岚半边的枯萎黑发散乱在脸上,她脸色苍白,皱纹紧绷。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那群年轻人中,我认得一个录音工程师,我知道她对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着从梅益脚上扯下来的一只布鞋,用力敲打他的头,梅益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下,苍白惊恐,从头到脚打颤。

   我想呕吐。然而我不能指责造反派,没有人敢于指责。他们人多势众,丑陋不堪。更何况,虽然丑陋,我依然不由自主地察觉到其中的革命精神,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诚然过火,但这或许是解放从未经历自由的人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想,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就会学习教训。我也认为此时此刻不宜贸然采取任何行动,以免破坏群众刚刚苏醒的活力。

   毛泽东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与革命同志一边还是与压迫者一边。我虽早已作了自己的选择,但却不赞成这些年轻人粗暴的造反方式,我们会避免使用暴力,不仅避免,还应全力反对暴力。

   围观的人群散去后,我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看到梅益、丁一岚和其他老同志,神色凄惨地在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捡垃圾。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群年轻人的行为,而是民主。共产党以前的管理体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来谁来管呢?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专政?还是如我希望,每个组织都能进化为真正的民主团体,选出自己的领导,设立自己的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久,李敦白见识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参加者多达一万五千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人民日报》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艺的一把手周扬等。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体育馆。观众席上的人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说话。时不时的,其中的某个人,比如周扬--会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

   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从而获得全面革新。

   话说回来,整个批斗的残忍暴戾还是让我生厌。我转问穆欣,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狡猾地一笑。这只是群众处理冲突时的传统作风而已。他回答: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暴力。这样说起来,只有人民的敌人这样做才算暴力,群众做就不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但我没开口,只是沉默着。而下次我在体育场再见穆欣时,他自己却成了批斗的对象,跪在那里坐飞机。横幅上写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穆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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