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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秋丽         
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秋丽
[ 作者:秋丽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0603    更新时间:2013-12-5    文章录入:秋丽

踏入暮年,多少人多少事逐渐淡忘,唯独曾被称之为峥嵘岁月的知青生活,如同烙印般烙在心中。知青生活填满喜怒哀乐,是一曲我们那代人独享的青春乐章,主旋律明快,豪放,激越,苍凉,用热血谱就。我的知青生活起始于68年的初冬,随着一场浩大的人口迁移运动,未满18岁的我,来到南方某海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六年的知青生活,难忘的,不仅是年复一年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仅不是敲打锅碗瓢勺的苦中作乐,最刻骨铭心的,是“老三届”们与生俱来的近乎于圣徒般的献身精神。我们那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虔诚的信奉无私奉献,恪守着“国家第一,个人渺小”的理念,将守护信仰实践诺言奉为人生的价值,哪怕花样的年华,花朵般的生命,瞬间烟飞灰灭。对此,我在兵团报社学习的那段时间感受颇深。

70年初,我被团里选送到兵团报社学习。兵团报社位于海港附近,背靠海岸的几排平房隐匿在椰林中,平日里丽日清风,窗明几净,幽静宜人。报社数十人中,编辑和资深记者大多三、四十岁,均为来自各大军区的现役军人。为数不多的通讯员,则是各师团选送来报社学习的知青,学习期间边学习边给编辑记者们当助手。W师抽选上来的通讯员只有我和小L,两人都跟着编辑老Y。小L文革前上高二,近一米八的个,无论用过去的眼光还是今天的标准看,都是一个准帅哥。干部家庭出身的小L生活简朴,品学兼优,在学员中表现尤为出众,用惯用的评语评价便是:重视政治学习(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奋工作,团结同志,尊敬师长,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无人能及的是, L用工余时间坚持义务劳动,每天一大早便往兵团机关的猪场跑,用一早一午的工余时间帮忙切猪食,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但小L却乐此不疲。我在他的影响下,时而也去帮忙。

其实,能抽调到报社工作学习的知青,绝大多数都属于根正苗红的 “梯队人选”,事实证明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相比之下,我属另类,并非学习工作不如人,而是“思想不合群”时有表现。经过文革暴风骤雨般的洗礼,一向个性较强的我,更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说来,就是喜欢较真。你想,喜争辩,好坚持,不想做“另类”都不行。幸亏编辑们对我相当的包容,并没另相看待,尤其是编辑老Y,总是耐心地用他的人生感悟,给予我启迪,以期我对多元素的世界有更多的理解。老Y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倒是小L,他怕我走错路,自觉不自觉地常常对我施以帮教,可说归说,争归争,到头来各持己见,谁也说不服谁。多少年以后,他思想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是后话了。

报社每周发行兵团战士报。兵团组建初期,抓革命促生产落到实处便是“大干快上”,每天各师团报道英雄或先进事迹的稿件纷至沓来,报社的日常工作无外乎读稿选稿、采写、编辑、付印、出版。十月末的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爆炸新闻传来:谋师团三八养猪场竟有二十名女知青以及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在抗风防洪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震撼了所有的人,报社资深采写和摄影记者闻风而动,立即赶往现场。不安和疑惑随即袭上我的心头。

不安和疑惑来的并非来没有缘由。在报社的那些日子, “大干快上”的风越刮越猛,某些师团违规生产竟成了“革命举措”。那时候,以团为单位,生产能不能大干快上,用当时的话说,是“敢不敢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敢不敢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能不能坚持人的因素第一”的立场问题,来不得有半点含糊。可大干快上,非但没带来产量的翻番,反而发生了不少揪心的事。就说咱那团的橡胶树切割吧,常规是每棵胶树隔天割一刀,咱团为使生胶年产量翻番,搞个新花样,偏要一棵胶树一天割三刀,还要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我曾随报社记者老L回团里采访,亲睹了一天割三刀的结果,且不论日工作量成倍增长人累的不行,惨不忍睹的是,每日三刀过后,胶树切割处乳白的胶水变成了清汤流淌。我们下到连队时,正赶上大片大片的橡胶树死亡,无胶可割,令人揪心不已。在林段里,报社记者老L指着死去的橡胶树痛心地说,这可是“杀鸡取蛋”啊。我育过橡胶树苗,深知一片橡胶林从育苗种植到长成开割,至少要十年以上的精心培育啊。可那时谁又能说什么。

L为人沉稳,对“杀鸡取蛋”这种事通常不会像我那样激愤,他虽说也看出问题,但轻易不言,就是说点什么,也习惯用“主流观”看问题,用一比九看待“缺点和成绩”,得出的结论便是“成绩是主要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是“偏激”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说,是惯常公认的认知标准,甚至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托词。这样的思维模式,在过往很长的时间使人不敢相信或者不敢说主流也有全错的时候。主流观的主宰,令人不敢想不敢说。我逐渐懂得,像我这样连整体和局部关系都说不圆的人,很难踏上仕途。我回城后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深刻感悟了“做官不做事,做事不做官”的训导,并只想老老实实的做事。

报社采写抗风防洪英雄事迹的记者们很快回来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重笔浓墨,写出了8开整整两版的英雄事迹报道。清样送到编辑部后,我帮忙校对。纪实的报道让报社每一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我今天已经记不得那些激扬的文字和精彩的描述,但我牢牢地记住了当年万分悲壮的场景:强台风来临,.....从山上咆哮而下的洪水吞没了猪场,霎时汪洋一片。当洪水褪去,只见二十二个泥人半身浸泡在泥水中,保持着挺立的姿势,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筑城一道人墙,一条坚不可摧的“长城”,誓将汹涌而来的洪水挡在猪场之外.....泥塑般的人儿,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凝视远方,一脸的坚毅和无畏.....。猪场几个得以逃生的知青说,眼看人和猪场将被洪水淹没,二十多个人齐声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情此景让到过现场和没到过现场的所有人掉泪。猪场除了连长和指导员,二十个死去的女知青,最小的年仅十五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她们都来自广州一所著名的中学。

为保卫国家财产,具体的说,为保卫猪的生命,舍弃了二十二人的生命,我心追问,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早早撤离,为什么没能撤离啊。

对此事件知之越多,越觉压抑。事实是,那猪场就建在山下低洼处,才建了不久。建场选址时,曾有当地的老乡真切的告知那是洪水交汇必经之地,年年水淹,不适宜建场,只可惜善意的劝告并未引起领导重视。 “大干快上”让头儿们脑袋热的不行,人定胜天嘛,当然只能说“行”,不能说“不行”。由此,便有了二十多个花朵般的女知青,在洪水必经之处,开创着前人从不敢想的养猪事业,撒下辛劳的汗水。当洪水卷着砂石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猪场,姑娘们心中只有保护国家财产的坚定信念,她们何曾想到从此在这里埋葬了青春,埋葬了自己。我的花儿般的姐妹呵!

面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殒落,还能这样冷静的划分和比较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吗?更何况事情并非仅此一例。到报社不久,在洪水淹没养猪场事件发生前,某团一个建在海边的连队,刚刚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海啸来临,几个知青为抢救连队公共财产,迟迟不肯撤离,瞬间被海浪卷走。对这种原本可以避免牺牲的事件,非但不去深刻反省,反而作为“舍己为公”的大无畏精神大肆宣传报道,在今天看来就是罔顾生命,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在英雄的光环后面有没有躲藏的罪责?而正面宣传“英雄事迹”的结果,再次换来了二十二条鲜活的生命的毁灭。良知早已告诉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抗洪救灾,就是一场场罕见的重大责任事故,铁幕被“英雄的事迹”掩盖着,只见光环,不见那一个个屈死的灵魂。那时,为避免碰上“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根弦,谁又敢于非议呢,人们更多的选择退避三舍,况且编辑记者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只需看看编辑们凝重的表情,便可知他们是怎样想的。再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知青们抢救公物的事迹感动天地,眼含热泪时谁会对报道“英雄”说不呢。对崇高的献身精神,谁又能无动于衷?谁又能不给以热诚的讴歌呢?报社所有的人,唯有通过文字,表达着对死者的无比敬意,几个编辑一字一句的推敲着标题:劈风斩浪战洪涛,.....献丹心。英名之下,让二十二个灵魂安息吧。

很长时间,我的内心充满纠结,但更多的时候,心中却涌动着一种义愤。

四十五年过去了,每每搜索岁月,总会想起那场事故,前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份当年关于养猪场伤亡事件的报告,报告中的字字句句撞击着我的灵魂。“.....广大的兵团战士,风口浪尖逞英豪,在抗风防洪中,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落实行动中,在风口浪尖上,在生死关头时刻,脸不改色心不跳,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大无畏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养猪场二十八名战士与台风洪水搏斗的英勇事迹,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为了人民的利益,拧成了一个无限终于毛主席的英勇战斗集体,最后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两三千字的报告,终于在结尾有了几句忏悔:“由于我们的领导政治责任心不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一次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教训。接着,一份养猪场所在师领导的发言进入我的视线:“.....我们生产部队,搞好生产,发展橡胶,把小小胶刀当作同帝修反进行战斗的武器,把每多产一滴胶水当作射向敌人的一发子弹.....”

仅仅是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吗?我从不信命,但那份报告那发言让我相信了也有命中注定的时候。很多年以后,当我走进法律的领域,便有了更深层次的悲哀。当全世界的法律早已将发生的人力不可预料的、不可抗拒的事件,包括所有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现象,定义为“不可抗力”事件,视抗拒“不可抗力”为不可能、不可为,从而为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免责大开绿灯,从法律的层面将保护生命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知青”---那个年代的特殊群体,却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我们首先无法抗拒的是,纯而又纯的理念和献身理想的热情是我们那代人的特质,这种特质有时候被政治所滥用,于是,理想被蒙上幻彩,幼稚成为催化剂,热情变成盲动,悲剧却不能不上演。过去和今天,我们,我们的同龄人,又怎能不为此感到悲哀呢。

我的不安分注定了我的知青生涯遍体鳞伤。到报社的第二年,我回到了我工作的W团报道组。就因为我不肯编写假冒的先进事迹,我被下放去建新的橡胶厂,干男人都难抗的活,最终一病不起。有一天,小L的同在W师下乡的妹妹受哥哥的嘱咐来看我,临走她对我说,你能做我的嫂嫂吗?我摇摇头,我想起了那些说教。小L一直留在在报社,多年后不但参军提了干,还当了正式的军报编辑。74年,我病退回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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