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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0)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0)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784    更新时间:2014-7-1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五、“七二〇”後的幾件事
(一)“八一”渡江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為了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武漢地區和外地來漢的造反派與駐漢部隊一起,組織渡長江活動,盛况空前,參加此次渡江的人數據稱在五萬以上。由于至今仍然沒有查明的原因,造成死亡一百餘人的慘案。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參加渡江的有二百多人,犧牲15人。他們是:尚全勝(六四四五班),陳大珍(女,六五九二班),鄧貴喜(六二三一班),曾冬仙(女,六三四五班),林和倫(女,六一七五班),王家椿(六一〇四班),陶世譚(六二七二班),魏吉皆(六二七二班),黃文傑(六一〇三班),楊玉潔(女,六三四五班),譚志彪(六三三一班),曾邦齊(六二八一班),左可仁(六二三一班)。彭伏秋(女,洪山中學初三學生),李蘭(女,洪山中學初二學生)。彭、李二位中學生參加了紅水院“紅旗”兵團,所以隨水院同學一起渡江。
由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貢獻突出,加上游泳技術過硬,此前在渡江活動中多次擔任儀仗隊,所以此次渡江活動指揮部仍然指定紅水院人組成儀仗隊,紅水院女子民兵排35人為儀仗隊後的“紅燈照”方隊,排在渡江大軍的最前面。他們被後面的混亂隊伍擠壓下水,是被壓死踩死的。紅水院成為此次慘案中的重災戶。
那天我在總部,帶隊的是總部勤務組的副組長王新民。大約在下午1點鐘,我接到王新民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出事了。他說渡江秩序十分混亂,我們的同學被擠壓下水,各自過江。他在後面,沒有下水,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現正在江邊守候。
我聽後,感到可能會有嚴重的事情發生,叫張純球到外面看看,有渡江同學回來立即告訴我。
下午3點多鐘,同學們陸續返校,我們立即按參加渡江人員名單逐個核對。到晚上8點鐘,仍有一些同學沒有返校。
我感到問題嚴重。總部開會,聽取了王新民的彙報,大家認為至今未回的同學,除了兩個中學生外,都是外地人,渡江結束後應該返回學校,因此發生不測的可能性比較大,决定由王紹良組織人到江邊守候、打撈。王新民也要去,因他一整天參與渡江活動,身心俱疲,我勸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說他責無旁貸。
此事報告給駐軍首長,岳團長决定派一個班保護前去,由高排長帶領。隨即乘車到渡江出發地——武昌大橋頭。
晚上12點左右,王紹良來電話,已有屍體浮出江面,并打撈上幾具屍體,穿着印有“紅水院”字樣的背心(男)或汗衫(女)的,能夠確認是我們的同學,但面目難以辨認。之後陸續通報,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到天亮時,我院犧牲的人數已增加到10人以上。到八月二日中午以前,增加到14人,但我們核對名單確定未歸人數為15人,還差1人。直到下午,下游報告,發現一具穿着“紅水院”背心的屍體,我們立即派車去辨認并運回。這時,失蹤人數與屍體數相符。
我們將屍體送往武昌殯儀館,通知死者家屬來院處理後事。總部成立了治喪委員會,丁家顯任組長,進行治喪與處理後事的工作。丁家顯、王新民面見武漢軍區領導,要求他們徹查此事,嚴懲肇事者。
我的任務主要是接待親屬并做好工作。
在我接待的家屬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和倫的哥哥和鄧貴喜的母親,他們都心痛欲絕地向我訴說林、鄧二位逝者的種種優點和家人對他們的期望,邊說邊哭,有時我也跟着流淚。
林和倫的大哥,年紀四十左右,號啕大哭。林和倫是家裏的小女兒,從小乖巧,學習優秀,很得家人,特別是父母的疼愛,如沒有文化大革命,應該于一九六六年七月畢業,父母期盼女兒能回到上海工作。此次遇難的消息如果告訴父母,他們會受不了,回去不知該怎麼向父母講。
我擔任過電力系的分團委書記,和林和倫是老鄉,林又是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所以和林和倫很熟悉,有過多次交流。他哥哥的訴說、痛哭,我也隨之動容流淚。
八月二日家屬開始到校,八月七日陸續離去,我一直處于痛苦之中,精神壓力大,治喪結束,我已經身心俱疲。
八月六日,我校在體育館莊重地舉行了追悼大會,沉痛哀悼在八一渡江慘案中犧牲的15名戰士。
來自武漢市及全國各地的革命派戰友及解放軍官兵六千余人參加了追悼會,丁家顯致悼詞,各方代表講話,追悼會隆重莊嚴。12點半,紅水院戰士捧着戰友的遺像,抬着花圈,高舉挽聯,冒着酷暑,徒步前往長江大橋橋頭,到戰友殉難地致哀,外單位革命派及解放軍官兵一同前往。
中央文革曾有指示,要徹底查清慘案原因,但最後却不了了之,也無人過問這件事,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樁懸案。當時普遍認為是有人故意搗亂,而組織工作及現場指揮的混亂是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
根據《紅水院》報記者的調查及當事人的回憶,此案疑點很多,綜合如下:
(1)渡江人員龐雜,這次渡江人員計劃為五萬人,是武漢市自有群衆性渡江活動以來從未有過的。這麼大的渡江隊伍,沒有嚴格的審查,沒有嚴密的組織,不少渡江人員是看到海報后自行前來的。
當時的形勢是,“七二〇”剛過,造反派興高采烈,百萬雄師中不少人不服,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沒有轉過彎子來,在這種情况下,渡江組織者(主要是部隊幹部)如此放鬆警惕是不合情理的。
(2)渡江指揮部决定,在渡江前開誓師大會。在研究確定大會會場時,大多數與會者主張在武昌體育場開會,然後列隊到武昌橋頭下水,這樣不會引起渡江下水處的混亂。如把會址設在渡江下水處,則渡江的五萬多人與觀看的群衆擠在一起,容易引起擁擠,造成下水的混亂。
但個別負責人决定將會場設在渡江下水處,又沒有嚴密的組織工作,發生下水處的擁擠與混亂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
(3)渡江指揮部决定從八月一日早上4點開始戒嚴,却到5點多鐘纔開始,而且戒嚴隊伍人員很少,根本控制不了人員的自由進入。
在戒嚴隊伍到來之前,場內已聚集了不少人,這些人是別有用心還是熱心的觀衆,誰也講不清楚。
(4)渡江隊伍進入渡江人員集結區域,原規定要報到簽名的,但渡江指揮部突然改變决定,宣布不需要報到簽名了。
當天到底哪些單位、多少人進入了集結區域,無人知曉,事後調查也沒有任何依據。
(5)紅水院游泳健兒在渡江隊伍的最前面,離江水最近。到達不久,突然湧進一批身穿黃背心的人,擠在儀仗隊和“紅燈照”隊的旁邊,儀仗隊和女子民兵排被擠到了下水處最後的臺階上。
在這危急關頭,現場指揮的負責人用報話機與渡江指揮部聯繫,要求整頓紀律,規定下水隊伍的順序,建議寧可推遲下水時間,也要整好隊伍,維持好秩序,否則就要出問題。
這一合理建議被渡江指揮部負責人拒絕,在現場混亂不堪的情况下,却發出了下水渡江的信號彈。接着有人喊“冲啊”,大批人群向前湧,冲向臺階,儀仗隊及女子民兵排被紛紛推入江中,後面的人不斷地向他們的頭頂上踩去。
在這種情况下,現場指揮向渡江總指揮彙報情况時,這位總指揮指示“不要停止下水,繼續渡江”。
從上述疑點可以看出,渡江組織者一開始就沒有認真地組織此次規模超前的渡江活動,為別有用心的勢力製造事端創造了極為方便、有利的條件。從渡江當日的安排,到發生混亂前後,總指揮的態度似乎是有意推動事態向釀成慘禍方向發展。
我們不知道當時負責此事調查的有關當局是如何調查的,是如何向中央交待的,但一直沒有給武漢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我院死了15人,從沒有人來調查過,也沒接到過調查結果。
本來我們準備為15位戰友建立一個紀念碑,碑址選在八教學樓東側(現高壓大廳處),基礎已打好。後來軍宣隊、工宣隊進院,在第二任指揮長樊馬義的指揮下,把紀念碑的基礎炸掉了。
這就是渡江慘案的結論。我憤慨!我悲痛!然而却無可奈何。
(二)“八一〇”大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晚,在我院體育場召開了一個“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大會,除本地造反派,全國各地在漢的造反派也參加了會,人數據說上萬。
這次大會的組織者是鋼工總“五湖四海兵團”和我院井岡山兵團的某些人。紅水院總部沒有正式討論過,我事前不知道,也沒有參與此次大會的任何組織工作。實際上,我此時仍處于“八一”渡江慘案的悲痛之中。
八月十日那天晚上,沒有人通知我參加大會,我和總部的李秀英及張純球在總部辦公室。
大會結束後,王紹良(總部作戰部長)回到總部,說了一些會場上的情况。他告訴我們,大會是他主持的,參加的人很多,發言的人談了關于“全國支持武漢,武漢怎麼辦”的問題。據說這個問題是中央文革的林傑提出來的。會上的傾向性意見是武漢的造反派翻身以後,應該去支持那些仍然受到壓迫的造反派戰友。
我當時對王紹良講,你不該去參加,更不該主持這個會,因為組織這個會議的不是總部,我們對有些情况又不清楚。王紹良當時說,他是被×××拉去主持的,講稿是×××給他的(×××是總部的作戰部副部長,井岡山兵團參與此次大會的組織者)。
在我的思想上,既不是司令部下達的任務,又沒有經過總部討論,一個兵團的某些人與校外人員組織如此規模的大會,題目又是如此之大,尺度是很難把握的,我們就不該參與。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亂軍”大會的真相。
“八一〇”大會到底是如何提議的?目的何在?真正的組織者是誰?我至今不清楚,可是在整我的時候,說這個會是丁家顯和我策劃組織的,成為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既然由我策劃組織,我却不參加會,還批評王紹良去參加主持這個會,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丁家顯去了沒有我也不清楚,他沒有在會上講話,這是事實。根據我對丁家顯的瞭解,如果是他組織的會,他一定會去參加,也一定會講話的,所以我估計他也沒有參加這個會。那麼,兩個策劃組織者都不參加會,怎麼說得通呢?
(三)關于“搶槍”問題
“八一〇”大會後不久,二司司令部開會,傳達中央關于武裝左派的指示,商討各總部分別到武漢各區武裝部接管武器的問題。
我記不起來是誰到司令部開的會,在總部會上,傳達了有關內容,其要點是: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要武裝左派。北京已經行動了,謝富治給北航紅旗發了兩千支槍。要保衛勝利果實,防止階級敵人的反撲,必須要武裝左派。司令部分配給我總部的任務是接管漢陽區人民武裝部的武器裝備。
經過討論,决定由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帶人去。我們立即組織人員(主要是紅旗兵團的人)乘卡車前往。那是八月的一天,大約10點多鐘到漢陽區人民武裝部,但武器已被其他單位拿走。我即電話向總部彙報,又給司令部打電話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接電話的人回答:你們先回去,司令部正在想辦法,如搞到了武器,會分一部分給你們的。我和王新民、趙三其商量,先讓人和車回校,我們帶張純球等幾個同學和一輛車到漢口看看形勢。我們先到水塔看大字報,大多是揭發批判市人武部指揮百萬雄師武力鎮壓造反派。
下午1點左右到市人武部,發現人很多,進進出出。由于“七二〇”事件,市人武部已成為被重點衝擊單位,各處均已零亂不堪。看到一人武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躺在牆角處呻吟,沒有人管。我覺得這樣對待解放軍是錯誤的,就讓兩個同學送他到醫院去治療。
我們走出市人武部的時候,看見有幾人拉着一位人武部幹部,問他人武部的武器放在哪里,那幹部講,人武部的武器早給人拿走了,人武部確實沒有武器了。他問那幾個人是哪個組織的,答“是九一三的”。那幹部說,你們可以到漢陽赫山武器庫看看,那裏可能還有武器。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决定由王新民帶車跟九一三的人走,同時立即電話向總部通報了情况。我和趙三其、張純球等6時左右回到學校,聽說武器已經運回來了。有一千多枝槍和很多子彈,都放到了院人武部武器庫,門口由解放軍把守。
後來聽王新民說,他們跟九一三的人到赫山武器庫,已經有人在搬武器了,他們也裝了一車回來。王紹良說,接到我們的電話後,總部開會研究决定去試試。與駐軍首長岳團長商量,為確保安全派一個班的武裝解放軍同車前往。我們準備出發時,王新民回來了,他告訴我們行車路綫。在那裏,武器很多,由管倉庫的人指引搬運。回校後,由解放軍負責看管、維護,我認為這很好。經岳團長同意,給勤務組成員每人發了一枝手槍、五發子彈。
槍枝經解放軍檢驗維護後,組織全院師生進行軍訓,由部隊組織實施,教官認真負責,學員嚴守紀律,刻苦訓練。操場上整天口令聲、步伐聲、歌聲不斷,雖然天氣炎熱,紅水院人不怕苦不怕累,按照教官的要求,一絲不苟地進行訓練。這樣的組織紀律性,這樣的精神狀態,讓駐院官兵很感動。新華社記者來院採訪,拍了師生軍訓的照片,并發了通訊,在《人民日報》頭版進行了專題報導。軍訓的最後一個訓練科目是實彈射擊,我們組織師生進行實彈打靶,每人打三發子彈,我第一次實彈射擊,打了二十七環。
中央“九五”命令下達後,武漢市警備區動員各單位上交武器。我院是全市第一個全數上交武器的單位。我們組織隊伍,敲鑼打鼓,一路步行到警備區。張緒司令員對此十分滿意,表揚紅水院的革命師生最聽毛主席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貢獻,這次執行中央“九五”命令又帶了個好頭。
以上就是所謂搶槍的全過程,這也成為了我反軍亂軍的罪狀之一。
(四)關于到市人武部辦聯絡站問題
市人民武裝部幹部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牆角處無人關注的一幕時刻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感到“七二〇”以後,一部分造反派的報復心理既不利于文革的正常進行,也不利于部隊的穩定,對在“七二〇”前犯過錯誤的百萬雄師的廣大群衆、8201部隊及人民武裝部的部分官兵轉變思想極為不利,而此時擔任武漢地區支左任務的部隊領導又顧及不到這些問題。
于是我就想到市人民武裝部辦個聯絡站,一方面組織官兵學習中央指示,提高認識,轉變思想,迅速取得原支左單位群衆的諒解,一方面要阻止毆打解放軍的行為。
我與趙三其(總部政治部長)交換意見後,他也同意,于是我們帶了幾個同學到市人民武裝部建立紅水院聯絡站。
我們去的時候,武漢市人民武裝部已有8個聯絡站了,包括文藝界的、中學生的、漢口高級步校的。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的名聲,我們去後很快成為了“核心”,其他單位的聯絡站都主動來聯繫掛鈎,介紹情况。
第二天,武漢市人民武裝部的幹事許訓詞找到我們,主動介紹了人武部在“七二〇”前支左的情况以及和百萬雄師的關係、內部人員組成、“七二〇”後人員的思想情况,并明確表示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但不知怎麼做,找誰聯繫。與他有同樣想法的目前還有兩個人,有一位姓趙的同志,另一位記不起來了。
我認為這是好的開端,當即邀許訓詞等三位同志到聯絡站見面,希望他們公開表明態度(寫大字報),然後組織大家學習中央文件、《人民日報》社論,聯繫實際批判人武部領導的錯誤,教育官兵轉變心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要求他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等待。
第三天,開了一個人武部官兵的全體會議,各聯絡站的人也參加,許訓詞主持會,我講了一下形勢,要求人武部的同志自己解放自己,在學習、揭發、批判中轉變立場,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我建議由許訓詞等3人小組領導大家學習,內部揭發、批判,聯絡站的同志不干預。
這樣,在我們去人武部3天之後,人武部的活動有了組織,方向也比較明確了,大家也很高興,似乎有人管他們了。
當時社會上對百萬雄師中的一些人、對支左官兵進行揭批和清算,在學校不明顯,但在工廠比較厲害。一些不講政策的人往往拳脚相加,人武部直接支左的單位有五六個,支左人員不少,經常被叫回去接受批鬥,有的去了就挨打。本來這些同志已經知道自己錯了,學習也很認真,發言也很積極,但被工廠叫回去批鬥、挨打後,態度就消極了,許訓詞等同志感到很為難。
我們請其他聯絡站的負責人和市人武部領導小組成員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這一矛盾,决定以市人武部領導小組及紅水院聯絡站的名義,邀請市人武部支左單位造反派負責人座談,這個座談會由許訓詞主持。座談的內容是:如何幫助市人武部官兵穩定情緒,投入到揭批陳再道及人武部主要領導巴方廷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來。座談會上我主要講了政策方面的問題,特別強調要學習,聯繫實際揭批,要穩定大家的情緒,讓大家感到我們的方向是一致的。各單位要支左人員回去受教育,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反對,但又不能經常叫回去,這樣會影響人武部的正常學習與工作,對運動不利。
最後一致同意,于八月二十五日在市人委禮堂,各人武部支左單位聯合召開一次批判資反路綫大會,市人武部全體參加,人武部領導及支左負責人接受批判教育。這次會議後各單位不得再讓支左人員到單位去受批判。
我認為此方案很好,既滿足了支左單位群衆的要求,又能使人武部的學習有序地進行,不受地方的干擾。最後我強調了會上要文鬥,不要武鬥,嚴禁打人,各單位的頭頭也表態同意。
我為了確保會場的秩序,防止武鬥的發生,八月二十五日,我從學校調來一百多人,乘兩輛卡車8點半準時到達會場,坐在前面。他們的任務是一旦發現有人武鬥,就呼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臺上出現混亂(多人上去打人)立即上臺制止。
大會進行過程還算順利,多數人沒有動武,有兩個人動手,打了一位人武部的領導同志和領導小組的趙同志。我發現後立即上臺制止,台下“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後來再未發生武鬥。大會以後,各單位遵守了他們的口頭承諾,再沒有發生把支左人員叫回去批鬥的情况。
在聯絡站期間,高級步校聯絡站負責人白華甫(後調任恩施軍分區任參謀長)有一天找我,說人武部的資料管理人員找他,稱人武部存有與百萬雄師聯繫(包括電話聯繫)的記錄本,很多單位去要。他認為放在人武部不安全,希望轉到高級步校去。白華甫說,晚上轉移,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在轉移過程中如果有人要搶材料,希望我們幫助制止。我同意了,但在轉移過程中沒有發生搶材料的問題,我們也就沒有插手此事。
八月二十七日,負責武漢地區支左工作的15軍參謀長梁仁魁,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視察,聽取了領導小組的彙報,召開了人武部有關人員的座談會,瞭解到過去十來天發生的變化,很是滿意,專門來到紅水院聯絡站,當面向我們道謝,感謝我們在人武部所做的工作,感謝我們在那種混亂的情况下,幫助穩定了部隊。我表示希望上級領導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願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梁參謀長說前段時間顧不上,以後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梁參謀長來人武部,意味着上級領導已經關心人武部的工作了。人武部內部已經穩定了,我們來人武部的目的已經達到,我校在人武部的聯絡站于8月底前撤離回校。
我們在人武部的時間不到半個月,主要工作是穩定人員情緒,組織學習,阻止外部的亂揪亂鬥,成效是顯著的,得到了人武部內部人員的贊揚,也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然而在抓“五一六”和文革結束後的所謂清查中,我在人武部的上述活動成了反軍亂軍的罪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五)關于各地紅水院聯絡站問題
“七二〇”事件以後,湖北省各地、市、縣,全國各地許多城市出現了紅水院聯絡站,這些聯絡站紛紛來信來電,要求總部給他們寄有關資料,支持他們的工作。
這些聯絡站,并不是總部派出的,都是自發成立的,既不屬于哪個兵團,也不屬于總部。
聯絡站的成員很複雜,大部分屬于所謂逍遙派,一部分是屬于原保守派,還有少數造反派。這些學生和教工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後,武漢形勢比較緊張時離開武漢返鄉的,分布在全國各地。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中央表態後,各地都舉行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返回各地的武漢學生和教工都成了香餑餑,當地群衆請他們介紹武漢的情况,當地造反派要求他們支持。可這些回鄉學生和教工對武漢形勢的發展并不十分清楚,而且表態須得到總部的同意,所以紛紛來信來電請求總部承認他們的聯絡站,給他們寄資料。其中一些人原屬于“大學校”(保守派),對“大學校”已失去了信心,趁機轉向造反派,也積極地參與各地的紅水院聯絡站,這些情况是作戰部長王紹良在總部會上彙報的,各地聯絡站來信來電的處理由作戰部負責。這些來電來信并沒有反映各地紅水院聯絡站發生衝擊軍隊和軍事機關的情况。
這就是“七二〇”事件後各地成立聯絡站的真相。
在清查“五一六”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說我策劃組織了“八一〇”亂軍大會,會後派出大量人員到全國各地建立聯絡站,支持各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掀起了亂軍的高潮。真是無稽之談。
六、成立紅水院革命委員會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穩定局勢、建立新體制和新秩序的關鍵,也是深入進行鬥、批、改的關鍵。
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必要條件是:各群衆組織必須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幹部,這兩條在紅水院都是具備的。
紅水院的各個兵團都屬于總部統一領導,可以說是一統天下(當時內部沒有分裂)。院級革命幹部有張如屏(書記兼院長)、梁百樸(副院長),中層幹部有張建成、王紹良、劉庚申等。學院內的基本條件已滿足了建立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在客觀方面,由于紅水院在武漢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社會各方特別是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此時是我院的上級領導)也要求我們儘快成立革委會。我們向警備區、空司支左辦公室、水電部寫了報告,并很快得到批復,同意成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革命委員會。
接下來的事情是協商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主任的名單,這件事是籌備革命委會過程中最棘手的,它涉及各兵團的利益,即所謂權力分配。
本想按照巴黎公社的辦法進行群衆選舉,後來想到問題比較多,特別是涉及到哪些人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的問題,如參加百萬雄師的人該不該有這個權利?還涉及到各兵團人數問題,如紅旗兵團的人數占了造反派學生總數的近一半,井岡山兵團則衹占1/5左右,如普選的話,這些矛盾不好解决。在討論中有的主張大民主選舉(普選),有的反對,最後一致同意協商。
參加協商會的人除總部成員外,還擴大到各兵團的負責人。在討論委員條件時,強調對文化革命運動的貢獻,即所謂造反越早,貢獻越大,這按當時的情况原則上也是說得過去的,但這樣一來,把一些優秀的學生、幹部、教師、工人排除在外了(因為他們站過來的時間比較晚)。在討論到分配名額時,紅旗等兵團提出以人數比例分配,井岡山兵團堅决反對,最後同意以“基本公平,照顧歷史”的原則安排。以上這些問題的討論雖有分歧,有爭論,但最後“原則”上取得了一致。
真正的爭鬥是在哪些具體的人參加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分歧很大。協商會的分歧很快擴展到群衆中去,這是文化革命中常見的,缺乏組織紀律,沒有保密觀念可言。大字報鋪天蓋地,對幹部和群衆代表的人選、對各兵團名額分配等發表不同的意見。衹看大字報的內容,就可以知道是哪個兵團的意見。
從一九六七年十月中旬到下旬的十來天裏,都在圍繞着革委會人選問題大討論、大辯論。
在幹部方面,一些人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能擔任革委會副主任,提出由梁百樸擔任。另一些人則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已由中央作了結論,沒有問題,應該擔任副主任,并闡述了革命領導幹部擔任革委會領導的重要性,認為梁副院長雖然站出來較早,但無論從思想、理論水準,還是工作能力上看,均不宜擔任革委會的主要領導。
在委員條件上,井岡山兵團主張看貢獻,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紅旗兵團為首則提出革命不分先後,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衆的擁護,提出革委會是全院師生員工的,不是哪個兵團、哪一家的。雙方的說法其實都有所指,沒有捅穿而已。這些提法、指責都成為日後派性鬥爭的內容。
經過十多天的爭論與協商,最後一致同意革委會委員37人,其中幹部4人,教職工4人,工人2人,學生25人,軍代表2人暫缺。我記起來的名單如下:
學生委員25人:丁家顯、韓同良、候建華、華勤堂,王文忠、唐學斌、彭年香、李鴻傑、伍必慧(女)、黃琦、余傑華、王傑生、周克強、龔解放(壽眉)(以上屬井岡山兵團,共14人)、王新民、黎良能、李德俊、賴文德、余振芳(以上屬紅旗兵團,共5人)、嚴菊明、何遠統,陳大鈞、李秀英(女)(以上屬八三一兵團,4人)、趙三其(造反兵團,1人)、胡延漢(三司革聯,1人)。
幹部4人:張如屏、梁百樸、張建成、王紹良。
教職工4人:顏國良、章少強、陳鑑治、于文蘭(女)。
工人2人:熊德才、柯善交。
革委會常委15人(軍隊幹部1人,暫缺):
丁家顯、韓同良、候建華、華勤堂、王傑生(井岡山5人),
王新民、李德俊、黎良能(紅旗兵團3人),
趙三其(造反兵團1人),
張如屏、張建成、梁百樸(革命幹部3人),
顏國良(教師),
熊德才(工人)。
革委會主任:丁家顯。
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韓同良、王新民(軍隊幹部暫缺)。
革委會組織機構:
辦公室:顏國良。
政工組:張建成(兼)、趙三其。
組織組:唐學斌。
宣傳組:華勤堂、陳伯強。
鬥、批、改辦公室:王新民(兼)、王紹良。
後勤組:梁百樸、于文蘭、熊德才。
革委會成員確定後,立即報送有關部門。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後任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要我到他辦公室談情况,主要是談幹部問題。給我的感覺是,上面比較重視幹部問題,而對學生委員則無所謂。談話結束,武主任問革委會什麼時候成立,我說如果支左辦公室同意,我們準備在十一月上旬成立。最後,武主任說,你們報的名單可以宣布,什麼時候開會告訴我們,我們要到會祝賀。
我一聽,知道上面同意了,回來就向丁家顯和勤務組彙報了情况,并决定在十一月九日開成立大會。當天,紅水院到處彩旗招展,鑼鼓暄天,來的人非常多,各級領導機關都派人來了,各群衆組織都派了代表,許多單位也來了人,水電部發來了賀電。會議隆重熱烈,這一天是紅水院的盛大節日。
在摧毀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上海出現一月風暴之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也曾嘗試過奪取省市大權。由于各個組織不顧全大局,都想在新政權中多取得一些席位,以便為本組織多取得一些利益,鞏固自己取得的“勝利成果”,不惜爭權奪利,明爭暗鬥,造成了奪權的失敗,引發了公開的派性鬥爭,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拉一派,打一派,各個擊破。這個教訓在“七二〇”後,被忘記了。
紅水院革委會的成立過程,再次說明了非無產階級思想一旦時機到來就會興風作浪。雖然各兵團出發點有所不同,有的爭席位為了取得更多的權力,認為衹有自已掌權纔是最可靠的,別人進入革委會是想摘桃子;有的認為衹有權力分散,不被一派所壟斷,纔能確保權力不被濫用,纔能保證新生政權的穩固,但從根本上來講,都認為衹有自己纔是最正確的,自己是最革命的。雖然當時沒有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局面,但後來證明,這種思想終究會發展到不惜分裂革命隊伍、勢不兩立的局面。
七、一九六八年的派性鬥爭
紅水院是造反派一統天下,丁家顯是紅水院的學生領袖,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在紅水院沒有人想替代他成為領袖,他不僅在學校、在綱二司中享有威望,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周總理很關心他,表揚他在武漢地區革命派大聯合中所起的良好作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張瑞瑾副院長在北京彙報葛洲壩建設工作時,周總理問張副院長:“小丁現在的情况怎麼樣?”應該說,在這種良好條件下,不該發生派性鬥爭。但事實是紅水院與武漢很多高校,與全國很多高校一樣,在取得文化革命初步勝利之後,造反派內部分裂成了勢不兩立的兩派。
水院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不久,兩派公開分裂鬥爭,一直延續到解放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學校為止。
我回顧與思考了水院派性鬥爭的由來與發展,分析了產生派性的根源以及派性鬥爭能否避免等問題,有些想通了,有些至今無解。
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31頁]黨派之間的鬥爭,黨內的路綫鬥爭,不叫資產階級派性鬥爭,因為他們之間的政治觀點不同,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所以叫階級鬥爭。
第三世界國家擁戴我國進聯合國,聯合國開會的場面很像我們文革中兩派鬥爭的會場,但那是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所以也是階級鬥爭。其實也可以叫派性鬥爭,因為是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一派對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另一派的鬥爭。
在文革中的派性鬥爭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那就是兩派都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都是錯誤的。按毛主席關于派性的說法,“清一色是沒有的,世界上就沒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這種觀點就是派性。”(上書第1513頁)這裏講的派性應該是資產階級派性。
在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不應視為資產階級派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鬥爭是路綫鬥爭中出現的派別之爭,他們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當時中央支持造反派而不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內部的派別鬥爭則不同,他們雖然也有某些觀點上的不同,但採取了不是經過討論、辯論提高認識的方式,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來,統一到當時中央的戰略部署上來,而是以唯我獨革的思想來壓垮對方,清除對方,因此往往採用不正確的方法,不顧大局,為了小團體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不惜破壞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破壞團結,破壞和干擾中央的戰略部署。這種鬥爭,沒有無產階級利益可言,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這種鬥爭,對人民沒有好處,對國家沒有好處,衹對階級敵人有好處,所以必須堅决反對。
紅水院一九六八年的兩派鬥爭,其發展軌迹與各地的派性鬥爭大同小異,從觀點的差異開始,接着懷疑對方的動機,然後不指名地批判對方的某些觀點和做法,進一步公開矛盾,拉隊伍對着幹,最後發展到公開分裂,給對方戴上各種帽子,指責對方有壞人操縱,打擊支持對方的幹部,將對方置于死地,為此不惜無中生有,造謠誣陷,甚至武鬥,兩派勢不兩立。
(一)派性鬥爭的由來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革命造反派,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組織,學生中有五個兵團,即井岡山兵團、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井岡山兵團中老造反派比較多,他們的能量比較大,政治敏感性較強,在相當長時間內,他們在紅水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八三一兵團、紅旗兵團中也集中了一批老造反派,他們人數較多,在運動中衝鋒陷陣,實際工作做得比較多,較能團結中間群衆。造反兵團和三司革聯則造反較晚,他們對瓦解原保守派組織起了很大作用,這部分人比較靠近紅旗和八三一兵團。紅教工兵團和工人兵團中一部分造反較早的人與岡山兵團聯繫較多,思想比較一致。這種情况,在文革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觀點與思想體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 認識上的差異是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井岡山兵團中有一批人被稱為“高級群衆”,他們中的多數人并沒有擔任什麼職務,然而都是井岡山的核心力量。他們努力學習,特別是學馬列原著,辯論時能說會道,引經據典,極具煽動力,寫文章時筆鋒犀利,極具戰鬥力。在文革初期,他們起着組織者、戰鬥者的作用,在井岡山內部有很大的影響力,對丁家顯的影響更不可低估。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問題,分析討論形勢,然後寫文章,組織大字報,或進行辯論。他們與外界聯繫較廣,資訊多,所以在一段時間裏成為水院文革的帶頭羊,特別是在衝擊資反路綫的鬥爭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這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十七年裏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全面奪取黨、政、財、文大權,也就是後來在派性鬥爭中說的要改朝換代。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總擔心隊伍中出機會主義者、摘桃子派,對幹部,對學生黨員、團幹部存有戒心,一直發展到“二代紅就是二代機(機會主義)”的論點,把大批與之共同戰鬥的戰友推到對立面。在校內如此,在社會上也同樣會產生這種效果。武漢地區一月奪權失敗,部分造反派組織發表“二八”聲明,把造反派中某些組織打成托派、右傾機會主義者、摘桃派,就是這種思想觀點的體現,“二八”聲明就是井岡山兵團的“高級群衆”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寫成的。
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領導層為代表的多數師生,則認為十七年應該一分為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正確領導是主導的,因而在各條戰綫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同時,劉、鄧路綫干擾了毛主席正確路綫的貫徹執行,在某些戰綫影響非常大,如文藝、教育、新聞出版等戰綫,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到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奪回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竊取的部分權力,要在各方面清除劉、鄧資產階級路綫的影響,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能順暢地貫徹執行。因此,他們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主張教育幹部,批判他們的錯誤,讓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同時要團結廣大群衆一道革命,這個觀點在水院的師生員工中占了大多數。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鬥爭中顯現不出來,各組織之間團結一致,互相配合,共同對敵。一旦資反路綫被擊潰,各造反組織的對立面消失或暫時消失,觀點的分歧就會顯現出來。武漢地區的一月奪權、水院成立革委會過程中有關幹部的爭論、名額的爭論,都反映了這一點。
這兩種觀點的分歧,不僅在水院存在,在武漢地區造反派內部存在,在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中也都存在。客觀地說,我院井岡山一些人的觀點更符合當時的形勢及中央文革的要求。在清華大學團派和四一四派兩派鬥爭中、上海工總司與上柴聯司兩派的鬥爭中,中央文革的一些人是支持團派與工總司的,甚至支持他們用暴力摧毀對立面,這對在全國各地形成大規模的派性鬥爭及武鬥是有影響的。可以說,造反派內部認識上的差異是形成派性鬥爭的思想基礎。
2. 山頭的存在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紅衛兵的興起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過程中,水院各種組織風起雲湧,如雨後春笋般紛紛建立,沒有統一的領導,各自為戰,班上幾個同學觀點相同就成立一個戰鬥隊,寫大字報,學習討論問題。隨着形勢的發展,造反派中有些人認為組織起來纔能更具戰鬥力,于是成立了兵團,兵團都是跨系的,原則是自願,你這個戰鬥隊參加哪個兵團,由戰鬥隊自行决定。兵團成立後,由兵團領導各戰鬥隊的工作,學校形成幾個兵團,各自獨立,不存在誰領導誰、誰大誰小的問題。以後武漢地區成立了二司,各校在二司司令部領導下進行鬥爭。為解决集中領導問題,校內各兵團聯合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水院總部,總部設勤務組,對上接受二司司令部的領導,對下領導各兵團,各兵團為戰鬥與活動單位。形式上已經統一了,但原組織仍然存在,即山頭還在,領導人之間的某些分歧與矛盾很快會在本組織中傳播,各組織又往往把山頭利益放在不適當的位置,或沒有擺正本組織的位置,引起其他山頭的不滿等等,都會引發山頭之間的矛盾。
由于歷史原因,井岡山兵團中的“高級群衆”把自己的功勞看得多了一些,經常忽略了其他兵團的作用,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井岡山可以獨自組織活動,老大味很濃,或叫做唯我獨左、唯我獨革。這種情况,在衝擊資反路綫後期已有反映,到“七二〇”後,表現更甚,其他兵團的領導人頗具微詞。丁家顯忙于司令部及社會上的活動,回來也多與他的“高級群衆”在一起,或是到總部開會,與普通的群衆、與其他兵團的負責人接觸、溝通越來越少,這在群衆中也有些微詞。其他兵團的領導,特別是紅旗兵團的領導認為自己造反也不晚,貢獻也不小,加上人多勢衆,反映出對井岡山不服氣、不滿意、不買賬的態度,這就是成立革委會之前的狀况。
我認為,這個階段衹是認識上的不同,在各群衆組織之間有些矛盾,這是正常現象,不屬于資產階級派性的範疇。但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任其發展,則成為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根源與基礎。
不幸的是,這些矛盾在以後的日子裏引向了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二)派性的發展與鬥爭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內部的兩派鬥爭經歷了三個階段。
1. 成立革委會的爭議,兩派矛盾表面化、公開化
兩派之間的分歧擺到桌面上來,并且陣綫清楚,是在成立革委會過程中。學生中以井岡山兵團為一方,以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為一方,教工中造反較早的與井岡山兵團聯繫密切的人站在井岡山一邊,但人數不多,多數人站在紅旗兵團一方。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是幹部問題,張如屏能否結合,誰是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二是革委會中學生席位的分配問題。
井岡山方面認為,張如屏有歷史問題,不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梁百樸副院長造反早,應該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應該擔任主要領導職務。關于進革委會的學生代表,不應按兵團人數比例分配,而應該視其在文革中的表現,老造反派更有條件進入革委會,他們在文革中衝鋒陷陣,對文革有貢獻。
而以紅旗兵團為代表的一方認為,張如屏的歷史問題中央早已查清,已有結論,他一直是我院的一把手,所謂歷史問題是國民黨的離間計,張如屏沒有什麼歷史問題,因此理所當然是我院革命領導幹部的代表,不僅能進革委會,而且要擔任主要領導。梁百樸可以結合,由于其自身條件,能力有限,所以不宜任主要領導。關于學生委員名額的分配,要公平,在不能普遍選舉的情况下,由各兵團推舉,而且各兵團分配的名額多少,既要考慮歷史情况(指造反先後的問題),也要考慮照顧面的問題。
爭論的最後,雙方各自作了讓步,井岡山兵團同意張如屏任革委會副主任,梁百樸任常委;紅旗等兵團對學生名額作出很大的讓步,在25個學生委員中,井岡山兵團有14人,占學生委員總數的56%,而井岡山兵團的人數衹占各兵團總人數的15%以下。
在成立革委的過程中,兩派陣綫清楚,在協商爭論過程中,雙方都觀點明確,態度堅决。雙方在會上爭論,會外發動群衆支持自己的觀點,形成了會內、會外兩派鬥爭的局面。慶幸的是最後各自作了讓步,這也證明了雖然兩派的鬥爭存在,有時很激烈,但衹要處置得當,雙方以大局為重,各自退讓一步,矛盾是可以緩解和解决的。
2. “三反一粉碎”時兩派鬥爭升級
兩派鬥爭的升級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後,中央端出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發出了“三反一粉碎”的號召,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中央發文件,報紙發社論,來勢很猛。
此時武漢地區的形勢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我院丁家顯進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任常委。在省市革委會成立前後,武漢軍區領導一再強調要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群衆組織要聯合,強調團結,抓革命,促生產,強調解放幹部,強調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批判無政府主義。群衆組織的頭頭均進入省、市兩級革委會後,群衆組織已無用武之地,實際上已處于停頓狀態。
我院的形勢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也強調了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批評無政府主義,要求按班、系建制進行學習、活動,提出復課鬧革命。不少班級開始上課,他們自選課目,自請教師上課,多數學生願意學習,老師也願意教書。有的專業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到工地、到電廠、到農村,為今後的教育革命作準備。同學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教育革命方面來,遠離了文革中形成的戰鬥隊、兵團。紅衛兵總部雖然仍存在,但已失去了昔日領導運動的地位,回歸到群衆組織的位置。
院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多為原來各辦公室的幹部,學生中的革委會委員除了開會研究、决定問題時到行政大樓,平時沒有具體工作,就回到各系活動。以上這種形勢給人的感覺是文革結束了,一切又回到了老樣子。
革委會雖然結合了一些新人,但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原來的老幹部,群衆代表僅是開開會,聽聽彙報,發揮不了他們原來設想的呼風喚雨的作用。特別是一批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沒有進入權力機構,回到班級感到不習慣與失落。
在這種情况下,中央提出“三反一粉碎”,一部分文革中的積極分子感到歡欣鼓舞,認為非常及時,非常必要。他們認為無論從武漢地區看,還是從學校情况看,自從大聯合、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出現種種倒退現象,特別是解放幹部後,讓幹部們抓工作,造反派靠邊站了,說明復辟回潮很嚴重。他們認為,中央所以提出“三反一粉碎”,說明了翻案風的形成,是因為革命隊伍中存在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在中央是楊、余、傅等人,地方單位也肯定有人。
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些人討論形勢後認為,“三右”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建成。
在革命委員會的學習會上,井岡山兵團的委員有計劃、有準備地發言,不指名地把矛頭指向張建成,把強調革委會一元化領導,提出復課鬧革命、回到班系鬧革命等都視為復辟回潮的表現。他們提出,革委會的權掌握在投機分子手中,群衆代表衹是擺設,因而得出結論:革委會的權不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紅旗等兵團的委員則針鋒相對,批駁對方的論點,認為堅持革委會一元化領導、復課鬧革命等提法是中央提出的,不是我們的創新。復課鬧革命,學生不回班級、不回各系去又怎麼復課?這些人認為,學校革委會的權掌握在革命派手裏,革命委員會好!好得很!
對方回應說:好個屁!
這就是以後好派、屁派的來歷。
可以看出,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井岡山一邊的委員是有準備的,有理論根據,有分析,上綱上綫,而紅旗一邊的委員是無準備的,談問題時就事論事,沒有從理論上闡明自己的觀點。革委會內部的爭論很快就擴散到群衆中,雙方就開始了有組織的爭論與鬥爭。
隨着兩派爭論和鬥爭的激化,井岡山人把對立面稱為小爬蟲,也叫“爬派”,而把自己這一派稱作“闖派”。而紅旗兵團把對立面稱為“屁派”,把自己稱為“好派”。
為記述方便,下面將兩派分別以“闖派”、“好派”相稱。
總括起來,“闖派”在闡述“三右”的種種表現及“三右”的根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兩代紅就是兩代機”。什麼叫兩代紅?即文革前是紅人,文革中還是紅人,這種人就是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分裂主義者,他們在舊黨委時期,為了向上爬,巴結黨委的領導,做了很多壞事,他們不是為了革命事業,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是機會主義者。文革中,為了保自己,逃避群衆對他們的清算,也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打着造反的旗號,鑽進革命派隊伍,他們的目標同樣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這種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投降敵人,在革命派內部拉一派,打一派,搞分裂主義,必須把這種人清除出革命隊伍。
這個論點,觸怒了很多人,因為在造反派內部,尤其是在紅旗兵團、八三一兵團、造反兵團、三司革聯中,有不少學生黨員、團幹部、班幹部,在對方眼中都成了“兩代紅”,也就成了“兩代機”。
我相信“闖派”的這個論點,并非指一般的學生幹部,而是指張如屏、張建成、王紹良等人,但已陷入派性鬥爭的群衆就不這麼認為了。
“好派”對“闖派”也上綱上綫了,稱“闖派”的理論是極左的,他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打着革命的旗號,實際上是搞無政府主義;在組織上則是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以我為中心,搞山頭專政,破壞團結,破壞革命事業,如不回頭,會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
可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革命派,而對方則已滑到革命的對立面上去了。此階段,在廣播台及《紅水院》報的宣傳方面,“闖派”占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這些宣傳工具;但在大字報方面,則“好派”占優勢,因為他們人多。這階段的鬥爭,屬口誅筆伐的文鬥。
3.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階段
兩派鬥爭進入第三階段,成為資產階級的派性鬥爭。
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特點是,不講理性,不講政策,唯派別利益為重,不惜發生武鬥。
進入資產階級派性鬥爭的轉捩點,是發生了劉忠潮事件。
劉忠潮同志是一位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解放後黨派他到蘇聯學習,回國後在我院從事教學工作。劉老師老實本分,師生關係、群衆關係很好,文革中造反較早,兩派鬥爭中屬于“好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裏盡朝暉》中,發表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新論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中央正式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任務。
“闖派”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說劉忠潮在從事地下工作時叛變了,把劉忠潮抓了起來,逼劉承認是叛徒。劉老師不承認,就遭到毒打,打斷了三根肋骨。劉老師叫救命,被路過行政大樓的學生聽到,立即報告了兵團頭頭。“好派”立即開會,决定救人,圍住了行政大樓。“好派”攻,“闖派”守,雙方相持不下。
我知道後,怕雙方武鬥,發生更大的問題,就給空司支左辦公室打電話,請求幫助。很快支左辦來了人,并帶來一車解放軍,把劉忠潮救了出來,并立即送醫院救治。
這是一起突發事件,人們沒有思想準備,人們想不到會對一位忠厚老實的老師下手,并且被打成重傷。雙方不是從事件中去吸取教訓,改正錯誤,而認為是階級鬥爭的殘酷無情、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所致。
“好派”則還以顏色,在“闖派”中尋找對象,很快找到一個工人,叫郭啟賢,屬于“闖派”。他在國民黨時期當過保長,屬于“清理對象”,于是“好派”把他抓起來,關在學生八舍的三樓。郭啟賢怕挨打,當夜爬窗逃走,結果摔斷了腿,被人發現後將其送往醫院救治。
這就釀成了劉忠潮和郭啟賢這兩起事件,雙方都打着清理階級隊伍的旗號,抓了對方的人,都造成重傷,加深了兩派的矛盾。
接着又發生了批鬥于文蘭事件。于文蘭是我院衛生科的護士,院革委會委員、後勤部副部長。在兩派鬥爭中,她是“闖派”中比較突出的一個,被稱為“革命闖將”,在革委會後勤工作中,她被認為處事不公。“好派”藉口她為原右派丈夫翻案,為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當權派成解(成解的夫人張綠茵是于文蘭的領導、衛生科副科長)翻案等問題,組織批判會,採用誘騙手段,把她騙到圖書館進行批鬥。“闖派”知道後,組織救援。“好派”則用高壓水龍頭予以阻攔,并將高壓水槍對準于文蘭噴射。雙方僵持不下,最後仍由支左辦公室來人解救。
此事使“闖派”群衆情緒激動,認為是我策劃的,開始指名道姓,提出“張建成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革命兩面派”、“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要求“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并組織人追打我,砸我的家。從一九六八年七月開始,我已不能公開露面,也不能公開活動,衹好住到熱工實驗室隱蔽起來。
此後,雙方都提高了戒備,“闖派”還組織了應急用的以工人為主的專門隊伍,也曾發生過幾次衝突,但沒有形成規模性的武鬥。
進入七月,“闖派”對我的批判與打擊升級,公開提出了“打倒張建成”的口號,并採取如下措施:第一,抓了張如屏和張茀承二位書記,逼迫他們承認我是由舊黨委派入造反派的內奸,二位書記堅持沒有這回事,關了一周放人;第二抄了我的辦公室,希望能抄出證明我是舊黨委打入造反派的內奸的材料,當然也一無所獲;第三,由丁家顯親自出馬開會,發公開信,提出了“打倒黑手張建成”、“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把張建成掃出革委會”的主張,公開了他的態度,表明了他與我决裂的立場;第四,在武漢三鎮刷“打倒張建成”、“張建成是三右的代表人物”、“張建成是分裂紅水院革命派的黑手”等大標語,在全市造打倒張建成的輿論。
這些措施沒有效果,反而引起了“闖派”中一些群衆的反感,以張吉祥為代表的一些“闖派”群衆發表聲明脫離“闖派”,倒向“好派”。形勢對“好派”有利,于是提高了批判“闖派”的調子,集中批“以我為中心”的“多中心論”,矛頭指向丁家顯,說他要搞“丁氏獨立王國”,搞“丁氏專政”。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原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亮相支持“闖派”,這對“闖派”無疑是雪中送炭。我聽後百思不得其解,常樹蔭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亮相呢,而且亮到了少數派“闖派”一邊?經過分析,我認為“闖派”提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到來”、“改組革委會”等口號符合常樹蔭的想法,這個曾站在保守立場的中層幹部,認為自己不能再站錯隊了,于是採取這個行動。
常的亮相,觸怒了“好派”,在體育館組織了大型批鬥會,有人還打了他,給他扣的帽子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二月逆流的黑幹將”、“‘闖派’的黑後臺”。
這再次說明了派性鬥爭沒有理性,不講政策,不顧大局,衹有派別的利害關係,你站在我這邊,就是好幹部,革命的,站到對立面,則是壞人、反革命,就要打倒;為了派性鬥爭的需要,搶旗幟,清理階級隊伍,衹清對方的,不清自己隊伍中的;大批判中,給院領導及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掛牌,在武漢三鎮游行;學習毛主席著作、馬列著作,不是用來提高自己、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而是用來對付別人,批判別人,這種貼標籤式、手電筒式的學習方法,在派性鬥爭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紅水院的派性鬥爭,基本上以文鬥為主,小的肢體衝突發生過,但沒有大的武鬥。在劉忠潮事件、于文蘭事件中,以及搶廣播台時,發生過群體事件,但都由支左辦公室出面化解了,沒有形成實質性的群體事件。這是不幸中的萬幸。
後來“好派”自己辦了廣播台,并以鬥、批、改辦公室名義出版《紅水院報》。革委會已名存實亡,無法開會,更不能統一領導,兩派各行其道。上級發到革委會的會議通知、各種票證都是兩套,由支左辦公室安排,兩邊都照顧到。這些方面沒有產生衝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聲吵得人不能安生,群衆敢怒不敢言,越到後來,消遙派越多。
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之所以消遙就是他們反對打內戰,不願意搞武鬥”。[《毛澤東傳(1949——1976)》第526頁]派性鬥爭停不下來,是因為兩派的頭頭總想分個高低,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三)我的反思
紅水院兩派的鬥爭,從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隊進院也有半年時間。造反派組織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間形成的,這樣算起來,派性鬥爭的時間占了一半。
痛心啊!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浪費了一年的大好時光,傷害了兩派的廣大群衆,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後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
全國情况亦然,由于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很多地方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主席的計劃無法實現。文革失敗後,我們有些人說,如果毛主席晚走幾年就好了。試問,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計劃三年完成,那麼就有七年的鞏固時期,那將是什麼情况?從這個角度講,文革久拖不能結束,文革的失敗,造反派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也應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紅水院不可能影響全局,但反映出問題的實質。雖然原來的兩派早已不存在了,但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審視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吸取教訓,給後人以借鑒,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
更是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責任。
1. 沒有擺正位置
兩派鬥爭的焦點人物是我,我怎麼會成為“闖派”的鬥爭對象呢?
兩派鬥爭的時間點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但我和井岡山兵團“高級群衆”間的不和諧,在一九六六年底就開始了。
我支持造反派是源于對形勢的認識,對毛主席、黨中央指示的無條件服從、緊跟。我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已經持造反派的觀點,這很多人都知道。
但公開地在組織上與造反派站在一起,是受周總理講話的影響,但自己沒有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總理講話的實質——共產黨員不能站在群衆運動的對立面,也不能站在旁邊指指點點,而是要參加進去。我把“引導群衆,影響群衆,使群衆運動中可能產生的錯誤縮小到最低限度”作為自己造反的任務之一。這樣就把自己置于群衆運動之上去觀察、發現問題,然後向群衆指出這不對、那不應該,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成了群衆運動的指導者,成了站在群衆運動旁邊指指點點的人。
我剛造反時,受到了造反派師生的熱烈歡迎,井岡山的“高級群衆”們也熱烈歡迎我,他們的形勢討論會也請我去參加,這說明當時我們之間沒有隔閡,他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看待。丁家顯也歡迎我,有事找我商量,我們之間也很談得來。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我的看法有所變化,因為我告訴他們批判資反路綫時不能開除黨員的党籍,更不能燒入黨志願書,告訴他們對犯有錯誤的同學批判要適可而止;他們要批判團幹部,我就去讓他們批判我,因為班裏的團幹部是聽我指使的,弄得批判會開不下去;他們要對幹部審查,我主張已有結論的不要再審查等等。凡此種種,使他們感到我不是和他們一起搞文化大革命,而是來糾錯的,是來保護幹部和犯錯誤學生的。
同時,我生怕群衆運動中出現過火行為,即所謂“左”的觀點與行動,所以指導思想必然是右傾的,這樣在討論分析形勢時和丁家顯以及他的“高級群衆”之間產生了觀點上的分歧,就不足為怪了,他們進一步就會懷疑我的造反動機。
在我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我瞭解到這些“高級群衆”思想很敏感,善于思考問題,而且確有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思想,對別人往往另眼審視,所以當他們在“三反一粉碎”中把矛頭對着我,我可以理解,的確不感到奇怪。
因此,我造反時的指導思想、位置沒有擺正,是造成日後井岡山“高級群衆”對我不滿的重要原因。當然,丁家顯及其“高級群衆”們的問題也是存在的,也要進行認識與總結。
2. 處置不當使矛盾不斷升級
我與“闖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在我進入總部工作後有所體現。
總部指揮不了井岡山兵團,他們衹聽丁家顯一個人的,其他兵團的頭頭多次對我談過這個問題。因為這中間涉及到我與他們的關係,所以我不是面對現實,把問題解决在萌芽狀態,而是回避,少接觸。這種態度,必定使矛盾進一步加深。
在抗暴鬥爭的後期,我感到自己衹是處理具體事情的,而且是丁家顯吩咐下來的事情,如省市委幹部轉到我院來的問題,工總、九一三戰士來校避難及兩個總部遷到學校來的問題等,事先我是不知道的。來了以後,山上的人告訴我,要解决吃飯問題、辦公地點問題、住宿問題等,我就要去一一落實。“七二〇”後的“八一〇”大會,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的,怎麼定下來的,却要總部去搭台拉電綫,我就不幹了,說誰組織的誰去辦。
我已感到矛盾越來越大,我仍沒有去直面現實,與丁家顯溝通,而是採用躲避的辦法。“七二〇”後到武漢市人民武裝部辦聯絡站,除了去解决人武部幹部被亂揪亂鬥的問題外,回避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我和趙三其談過,他也有同感,所以我們兩個都去了,要不是為成立革委會的事,我真不想回校。
一九六八年三月,兩派已有拉開架勢的趨勢,我很怕陷進去出不
來,有意徹底回避矛盾,到上海去當消遙派。四月底五月初,我到空司支左辦公室找武繼元主任,向他彙報了學校情况,特別彙報了在兩派鬥爭中,我處的地位讓我非常難辦,所以要求同意我到上海休息,離開這是非之地。
武主任聽後很生氣,嚴肅地批評我想當逃兵!他說,水院出現的問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挺起腰杆對錯誤思想進行堅决的鬥爭,你却要從鬥爭前綫溜走,當逃兵,這是不允許的。
接着,他把武漢地區的形勢講了一下,他說,革委會成立後,應該削平山頭,在革委會一元化領導下搞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學校應該復課鬧革命。但是無政府主義、山頭主義、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爭席位等資產階級思想和小團體主義,弄得鬥爭不斷,爭論不休,正常工作不能進行。不鬥行嗎?不鬥能有安定的局面嗎?
總之,他堅决反對我回上海,要我堅守崗位,有困難他會幫助我,支持我。
自“七二〇”後,我把空司支左辦公室視為我們的上級領導,有事就向他們彙報,把他們的話看作是上級的指示,所以我接受了武主任的批評,打消了離校的念頭。
在我受到“闖派”攻擊的情况下,我不是到山上去聽取意見,坦誠交流溝通,從大局出發,多做自我批評,誠意地指出對方存在的問題,求大同,存小異,團結起來搞好學校的鬥、批、改。我也不去做“好派”的工作,而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公開站到了“好派”一邊,與“闖派”鬥爭,成了派頭頭,從此失掉了做兩派工作的條件與機會。
由于我的公開介入,派性鬥爭愈演愈烈,如果我採取了在任何情况下不介入派性鬥爭、虛心地聽取對我的意見與批評、多做自我批評、不支持派性鬥爭的態度,我想紅水院的局面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兩派。
因此,我認識到我造反後位置沒有擺正,出現問題後又處置錯誤,是造成水院兩派派性鬥爭的重要原因,我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 用“唯我獨革”來反對別人的“唯我獨左”、“以我為核心”,越反問題越多
毛主席說:“文革中這些群衆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33頁]
我們審視過去,檢討過去,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告訴子孫後代,希望他們不再犯我們犯過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中要學習、繼承的東西很多,從派性鬥爭中我感到一個重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問題,它是派性鬥爭的組織基礎,是以我為核心、搞獨立王國的組織基礎。
山頭(各個組織)是革命運動初期,因革命需要應運而生,它對革命的推進是有貢獻的,但革命深入到一定階段,它又會阻礙革命事業向前發展,因此,到一定時候就要削平山頭,剷除山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曾經有過許多山頭,大革命時期到長征時期,有紅一方紅軍、紅二方紅軍、紅四方紅軍以及各蘇區的武裝等;抗日戰爭時期,有新四軍、八路軍以及各根據地的武裝;解放戰爭時期則有一、二、三、四野戰軍以及各地的地方武裝,可說是山頭林立。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在各個時期都穩妥地擺平了山頭,消除了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使全黨統一在中央領導之下,這是很了不起的。
縱觀中國歷史,封建王朝經常出現地方割據,不聽中央號令,以下犯上的事經常有之。民國時期,蔣介石用盡手段,費盡心機,實際上沒有解决軍閥割據、各自為政的問題。
衹有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真正解决了統一的問題,要統一就得削平歷史形成的山頭。
要解决山頭問題,第一,領導人必須大公無私。蔣介石把自己的中央軍作為嫡系,處處照顧,武器裝備、待遇比雜牌軍好,打仗時讓雜牌軍冲在前,中央軍在後,所以無法解决山頭問題。第二,各山頭的領導人必須顧全大局,局部服從全局,犧牲小我而成就大我,一句話,要從人民利益出發,否則分贓不勻,爭吵不休,直至打架。第三,領導人要有高超的領導藝術,要承認山頭,纔能削平山頭,要公平對待,合理安置有關人員,有時要照顧某些山頭的利益,纔能徹底鏟平山頭。
我們再看看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頭不放,為自己的山頭多爭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別的組織,要以自己為核心實現大聯合,所以總聯合不起來,即使表面聯合了,心裏不服氣,所以爭論不休,戰鬥不斷。
比起我們的前輩,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功勞的?他們是怎麼對待事業的?他們是怎麼對待党的領袖的?我們應該感到臉紅,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應該好好學習,好好改造自己,這也是總結文革教訓時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進駐學校時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武力抗拒工宣隊進駐,并打死了5名工宣隊員。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聶元梓等五大領袖,嚴厲批評說:“(文革)搞了兩年了,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但你們是搞武鬥。”毛主席指出:“現在我們採取了一個辦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們再搞,就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輪到一些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五十九所高校全部進駐工宣隊。
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統一部署下,工宣隊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進駐我院。
從毛主席召見“五大領袖”的談話來看,我認為毛主席派工宣隊進學校,目的是制止武鬥,消除資產階級的派性,進行鬥、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時間大概在一年左右。
但事與願違,從工軍宣隊進院到軍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個月;再到工宣隊撤離學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鬥是鬥,主要是鬥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謂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東西,如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衆來監督幹部和教育幹部等等,這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意願。
對于工宣隊的功過是非,同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各的看法,這是很正常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視野;站在不同的立場,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進駐我院的軍宣隊共三届,三位領導人擔負了不同的任務,也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一)宋國英時期(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九月)
軍工宣隊的第一任指揮長是宋國英,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標準的老軍人風範,對人和藹,處事嚴謹,政策水準較高,工作認真。他在我院工作一年,得到了師生員工的好評。
他在學院期間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階級隊伍,整頓紀律、秩序。這一届軍宣隊的成員,除宋國英外,還有副指揮長石昭庭、馮紹林和趙洪閣、趙文政、龔茂祥、田文海等機關科級幹部,軍代表配置到院部、處、系各級。工人宣傳隊由武船鑄鋼廠、武昌車輛廠派出,鑄鋼廠的夏勝階、車輛廠的葛台鑫擔任副指揮長。
工宣隊進院後,第一件事是組織全院師生迎接毛主席送給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非洲芒果,場面非常熱烈,夾道迎接,迎到體育館,召開全院師生員工大會,我代表院革委會參與迎接芒果,并照了相。此後,掀起了忠于毛主席的熱潮,向毛主席表决心、獻忠心,并開始了早請示、晚彙報活動。
1. 舉辦革委會成員學習班
一九六八年十月初,工宣隊指揮部决定,將革委會委員拉到山坡機場辦學習班,說是為了避免干擾,實際上是為了發動群衆、背靠背揭發批判各派頭頭的資產階級派性。
工宣隊進院後的第一個戰役就是打一場揭批資產階級派性的戰役,清除資產階級派性,以便今後能順利地進行鬥、批、改。
在山坡機場的革委會成員學習班上,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與一系列最新指示,對照我們的言行,進行自我批評,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危害性,揭露與批判我們自身的錯誤。
為了使學習班能正常進行,也為了使批判資產階級派性能深入進行,宋指揮長和主持學習班的趙文政都找我談話,希望我認識錯誤,帶頭揭露和批判派性,特別要多做自我批評,并要求我做好“好派”委員的工作,少講別人,多講自己的錯誤,不要在學習班中再進行派性鬥爭。
我對于軍工宣隊進駐學校,從內心是歡迎的。兩年來沒有直接領導,每走一步都要自己思考該怎麼做,唯恐走錯一步。“七二〇”後,我事事向武漢空軍司令部支左辦公室彙報請示,視他們為領導,但終究不是直接領導。一年的派性鬥爭,搞得我有家不能回,與群衆隔絕,身心俱疲,所以軍工宣隊來了,由他們領導學校的一切,我是高興的。因此對于宋指揮長的談話要求,我是接受的。
按照他們的要求,我對王新民等“好派”委員進行傳達,我自己也認真考慮了學校兩派鬥爭中自己一方所應承擔的責任。我確實認識到自己應負的責任,如果自己不公開的站到“好派”一邊與“闖派”公開鬥爭,那麼水院的派性鬥爭就不會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
我在學習班作了檢查,得到了軍代表的肯定。委員們在發言中也都聯繫本派、聯繫自己實際作了自我批評,沒有發生頂牛現象。
總的來講,學習班是和風細雨的。學習班的伙食不錯,山坡機場在曠野中,視野非常廣闊,休息時的活動主要是散步和聊天。
我認為,這次學習班執行了毛主席講的“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决”的指示,大家思想上比較輕鬆,沒有挨整的感覺,與後來辦的各種“五不准學習班”是不一樣的。
在此期間,我們全體學習班成員到武漢中南民族學院聽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主要是關于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以及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的决議。最讓我們高興的是,聽到了幾句毛主席的講話錄音:“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大家心情激動,回山坡後討論了好幾天。
在山坡機場的學習班進行了個把月後,大概在十一月上旬,學校接到六二級、六三級學生要畢業分配的通知,指揮部决定結束學習班。
回校後,六二、六三級的委員一起參加畢業分配,六四、六五級的委員回班上課。
2. 清理階級隊伍
工宣隊進院後,首先進行揭批資產階級派性,學生復課鬧革命。接着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是在教職工中進行。工宣隊進院,革委會靠邊站,不說取消,但也不起作用。
說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實際上是軍隊幹部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門和處、室一把手都是軍人。
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我們都一無所知。協助軍宣隊工作的、做具體事情的,都是由軍宣隊指定的人,主要是一些原行政部門的幹部,有保衛科的、組織人事部門的、各系黨政系統的,這批人在文革中一般是屬保守型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此後成為整造反派的骨幹力量(各級專案組成員)。
清理階級隊伍具體如何進行,我不得而知,學校表面看來還算平靜,實際上內緊外松。
有歷史問題、家庭問題的人都進行審查、外調,在此過程中有兩人自殺身亡。一個是財務科長葉正富的妻子、圖書館館員熊玉林,上吊自盡;另一人是一系總支書記許志方的父親,投湖自盡。他們的具體情况我不清楚,大概是歷史上有點問題,怕查到自己,而一時想不開走了絕路。
我們學校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20人,兩人是運動初期黨委抓右派時自殺的,兩人是工宣隊清理階級隊伍時期自殺的,一個學生因思想錯亂而從學生宿舍樓頂上摔下來死的,15人是“八一”渡江時犧牲的。所有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與造反派均無直接關係,因而從未被追查過,也沒有人對此負責。
在清隊過程中,動員群衆互相檢舉揭發,軍工宣隊根據群衆的舉報內查外調。我聽說總務處基建科科長逄佐洲被人舉報,說逄曾經說過,他被敵人抓去後,在獄中如何英勇地與敵鬥爭。于是懷疑逄科長歷史上有被捕的事,但查看檔案又沒有這段歷史,因而進一步懷疑逄科長隱瞞歷史,于是派人到逄佐洲原屬部隊進行調查,發現逄佐洲自參加革命一直在部隊服役,轉業後到學校,根本沒有被捕過。指揮部找逄佐洲談話,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在吹牛時講過在獄中鬥爭的事,認為那很光榮,實際上根本沒有被捕過,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我們常說吹牛不交稅,逄科長的吹牛可使指揮部花費了不少精力,也花了國家不少的錢。行政科長陳旭,解放前曾經脫過黨,組織上早就有結論,而且又重新入了黨。在清隊中,有人懷疑他有其他問題,要其交待并進行外調,最後還是原結論。
宋指揮長為此向陳旭當面道歉,這說明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指揮部很認真,不放過任何疑點。同時說明指揮部比較講政策,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和揭發。對做得不妥的地方,能向當事人當面致歉。這與後任指揮長的工作態度及工作作風是有區別的。
3. 實行軍事化改革,進行軍事化管理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在組織上及領導系統上的改革,實行軍事化編制,進行軍事化管理,以實現迅速改變學校面貌的目的。
學院下面成立四個大隊,原一、二、三系分別改為一、二、三大隊,行政管理部門成立四大隊,大隊下面設連、排、班。機關設四個組:辦事組、政工組、教育革命組、後勤組。
各大隊的行政領導由工宣隊員擔任,大隊政委和機關四大組的組長均由軍宣隊員擔任。
學院一級設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簡稱工宣隊指揮部),指揮部指揮長宋國英(解放軍),副指揮長石召庭(解放軍)、馮紹林(解放軍)、夏勝階(工宣隊)、葛台鑫(工宣隊)。
湖北省成立“文教戰綫指揮部”,正副指揮長均是解放軍,是學校工宣隊的上級領導機關。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後,從省到院校由部隊一竿子插到底。地方革委會靠邊,不起任何作用,原革委會中的學生都回到班上,工宣隊認為無大問題的革委會工作人員仍留用,如原革委會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仍留在辦公室,柳濤等仍留在政工組工作,增添了一些文革前在機關工作的人。
原在革委會工作的職工,若非機關幹部,一般都回原單位。如後勤部的二位副部長于文蘭、熊德才,前者回衛生科,後者回機械廠。
這些組織上的變化,是按既定方針進行的,堅定而迅速。從此,由解放軍領導學校的一切,廣大師生員工由學校的主人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他們按照軍人的要求,早上出操,開會要列隊進入會場,列隊離開會場,開會前要唱歌等等。
我從山坡機場學習班回來後,由于指揮部沒有安排我具體工作,基本上閑着,有時指揮長找我去談話,主要是向我瞭解學校幹部情况,我都如實地談了我的看法,有時也徵求我對某項工作的意見。
總之,在工宣隊進院後,除了參加學習班,沒有其他具體的工作,工宣隊既不用我,也沒有整我。
4. 拉練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我院師生進行了一次拉練活動,從學校出發,步行一周,到達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區,與當地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五月底回到學校,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這次拉練活動的指揮長是宋國英,我被任命為副指揮長,負責前站工作。這次活動,完全按部隊行軍的模式進行,每天行進60里,每人背行李包,到宿營地後,用餐、洗脚、挑泡(即把脚上的水泡捅破,以免脹痛,影響第二天的行軍)。到宋埠休息一天,進行文藝演出,瞭解當地情况。到麻城縣城又休息一天,同樣進行了文藝演出。我院文工團的節目很受當地群衆的歡迎。第8天纔到我們的駐地乘馬區,此地與河南新縣交界,是老蘇區。
我是負責前站工作的,配有1輛摩托車,唐冠傑(學校司機班班長)開車。後勤配有卡車,伙房用具裝車後連同工作人員先期到達宿營地,準備大部隊的用餐、用水。
過去我對部隊行軍路綫、宿營地安排等感到很神秘,這次自己親自嘗試,學到了不少東西。首先是要看懂地圖,大體上確定距離,這樣路綫及宿營地就心裏有數了。到宿營地後,要查看房子、地形,確定指揮部位置,儘量借用倉庫等大房子,這樣大部隊到達後容易安排。後勤保障一定要跟上,衹有讓戰士吃好、休息好,處理好各種問題,纔能保證部隊正常行軍。
這次拉練一路順利,宋指揮長對我們的前站工作很滿意。他是個很嚴肅的軍人,平時很少贊揚人,這次却着重表揚了我們。
乘馬區是老蘇區,是大革命時期的拉鋸區。據當地老百姓介紹,大革命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拉鋸,殺對方的人,幾次拉鋸,乘馬地區的人死了二分之一以上,狗吃死人肉,後來吃紅了眼,見活人也要吃。
解放後修了公路,但很少有汽車經過。據老百姓講,1956年王樹聲將軍回乘馬,帶了兩部電影拷貝和一部放映機,他們衹看過這兩部電影。我們的摩托車經過村莊時,大人、小孩都出來看,狗則拼命追趕,因為見得少,感到新奇。那裏的生活很艱苦,很少有肉吃。
我們指揮部駐地的大隊幹部,請指揮部的領導吃飯,我也參加了,8個菜,除了炒雞蛋外,基本上是蘿蔔做成的,我們後來稱它為蘿蔔宴。
還有一件事需要說一下,我們到乘馬時,正值當地開展清理階級隊伍,每天見到多次敲鑼打鼓的報喜隊。我們向當地幹部打聽,他們告訴說,過去衹知道革命過程中村裏死了不少人,但不知道怎麼死的。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了叛徒,他們交待了被自己出賣的革命同志,于是這些犧牲的同志就成了烈士,就要上門報喜,要修墳樹碑,所以熱鬧。每清出一個叛徒就會產生一批烈士,這在其他地方是見不到的。
拉練活動因為武漢地區的“反復舊”運動越演越烈而草草收場。
5. 武漢的反復舊運動
這次拉練活動,我原以為是鬥、批、改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原先計劃好的。後來瞭解到不是這樣子的,原因是武漢市四月中旬由原工總、工造、九一三三個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掀起了一股反復舊的風,軍區領導怕學生摻和進去更難辦,所以决定把學生拉出去,遠離武漢市。
事實上,學校還有人,還會相互聯繫。五月中旬以後,武漢反復舊的消息已傳到鄉下,顏國良給我來信,說武漢的反復舊運動越來越高漲,要我回武漢領導運動。我既未回校,也未回信,因為我認為工宣隊進院後,有什麼問題應通過工宣隊來解决。省革委會已成立,有什麼問題,應該通過省革委會來解决。搞群衆運動逼領導解决問題的時期已過去了,不能再亂了。後來顏國良又趕到我們在麻城的駐地,說再不回去,學校就要亂了,亂起來後就不好收拾了。
說實在的,我是真怕又亂起來,有事沒有事都扣到我頭上,所以决定回校看看,讓唐冠傑連夜送我回校。半夜到家,第二天到學校看看,大字報不多,我就放心了。
我見了宋指揮長,彙報了我回來的原因,看問題不大,我提出馬上回麻城。宋指揮長講,回來了就不要去了,大部隊也很快就要回來了,因為中央已在着手解决武漢的反復舊問題。
不久,五二七指示(中發[69]28號文件)下達,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于解决武漢反復舊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反復舊運動。
指示中指出:“在社會上錯誤思潮和無政府傾向的影響下,提出所謂‘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于一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于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一元化領導的教導的。”
五二七指示對省市革委會也有所批評,指出:“由于缺乏經驗,他們沒有很好地試點,抓典型,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以點帶面,在工作作風上又不夠細緻謹慎。這些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可見中央對湖北的領導和造反派頭頭都有所批評。反舊複運動是錯誤的,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指向解放軍,指向革命幹部,這就違背了毛主席關于大聯合、三結合、一元化領導的教導,與中共九大精神不符。
引起反復舊的原因,領導上有責任,對缺點、錯誤應該糾正。
然而在貫徹五二七指示過程中,領導上不總結經驗教訓,不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而一味地批鬥反復舊運動的頭頭。這還不夠,又把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北斗星學會”,十二月成立的“决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及其刊物《揚子江評論》稱為“北决揚”反革命組織,并向中央寫了報告。
中央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發下了《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被稱為九二七指示。
根據湖北給中央的報告,九二七指示把“北斗星學會”、“决派”稱為“地下組織”,“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藉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稱《揚子江評論》是“反動刊物”,對主要編寫人要嚴肅處理。該指示點了王盛榮、干毅、周嶽森的名,要立即逮捕,依法懲辦。
這樣就有了進一步鎮壓造反派的利器。在貫徹九二七指示的過程中,把整個造反派都裝入了“北决揚”這個所謂“反革命組織”的籮筐中去了。以後在中央學習班又大力清查“五一六”、“北决揚”,進而擴展到湖北全省,影響所及幾十萬人,成為湖北歷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這是後話。
武漢地區反復舊運動的時間僅一個多月,引起這麼大的震動,由中央出面解决,此後對造反派的影響又這麼深廣,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我認為首先是大形勢的變化。一九六九年四月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中共九大的召開,標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此時強調團結,強調革委會的一元化領導,強調擁軍。而軍隊已在全國各省市包括中央直屬機關各部委掌權,可說已一統天下,衹聽毛主席、林彪的號令。
在此形勢下,反復舊把矛頭對着省、市革委會,對着以曾思玉、劉豐為代表的所謂軍政權,能有好果子吃嗎?有人說,軍隊幹部也確有問題,為什麼中央就看不到呢?看到了又怎麼樣?中央講的是大局,你攪了這個大局怎麼會支持你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局是要發動群衆,衝擊資反路綫,衝垮資產階級司令部,中央要瞭解的是群衆受壓的情况,對各地當權派反映的群衆如何不講理、如何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是一概不理的,當時的當權派也感到委屈。
在中央那裏,誰不按大局需要辦事,誰就沒有理。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形勢,是需要穩定,需要一元化領導,你衝擊就是不顧全大局,有理的事也就成為沒有理。而曾、劉他們在中央面前說幾句檢討的話就主動了,回到湖北後就按他們的想法去做了,因為尚方寶劍在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反復舊的矛頭直指他們,如今中央表態,反復舊錯了,他們怎麼會放過你呢?衹會把火越燒越旺,直到把你燒死為止。
第二,造反派被壓制。在軍隊掌權以後,造反派組織已不復存在,在揭批派性、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對造反派頭頭、骨幹分子已進行了批判,有的還進行了鬥爭,有些已立案審查。
在這種情况下,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水塔貼出了朱鴻霞(原鋼工總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李想玉(原鋼九一三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焱全(原工造總司一號頭頭、市革委會副主任)三人聯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立即轟動武漢三鎮,一夜之間在三鎮轉抄張貼。他們的街頭演講,聽衆少則幾千人,多則幾萬人。工廠不平靜了,社會動蕩了,這一切出乎軍隊領導的預料。這是向軍方的挑戰,證明了武漢地區造反派有力量發動這個挑戰。
武漢造反派曾經經歷了陳再道時期的鬥爭,“七二〇”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與表揚,在全國有相當的影響,所以中央相當重視武漢的問題。
反復舊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旬開始發生,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指示,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楊道遠(原鋼二司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張立國(原新華工一號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到北京解决武漢問題。
五月二日,中央通知,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的22名群衆組織代表,到北京解决問題,可見中央對解决武漢問題的重視。直到解决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五二七指示”出臺,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多次接見代表,徹夜長談,花費了幾多心血,希望武漢問題能合理解决。
周總理對曾思玉說:“曾思玉同志,你們都在這裏,回去要做細緻的工作,可不能壓群衆。”曾思玉說:“堅决按中央指示辦事,堅决按總理意見辦事。”(吳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第122頁,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版)回武漢以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你不僅挑戰了軍隊領導的權威,而且使他們在中央領導面前、在軍隊同僚面前失了面子,能不要你好看嗎?
第三,反復舊不是湖北首創,更不是獨此一家。全國最早的是山東,由王效禹發動的,他是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其他地方也有反復舊的,但湖北搞得比較大,影響也大。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與當時形勢有關。
軍隊掌權以後,批資產階級派性,矛頭肯定是對着造反派的;清理階級隊伍,很多單位也把矛頭對着造反派,起用了一些保守派人員做清隊的工作;解放幹部,使大批幹部走上工作崗位,革委會的群衆代表成為“擺設”,于是出現了“軍隊幹部掌權以後,鬥、批、改就變了味”的說法,鬥是鬥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臺,將走資派扶上去。(上書第106頁)出現了“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上書第107頁)所以胡厚民說:“武漢的問題,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復舊,實質是復舊和反復舊、復辟和反復辟、奪權和反奪權的問題。”(上書第110頁)
這就是武漢反復舊的由來。反復舊實際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前到來。不難設想,如不加以制止,將是新一輪動亂的開始。如果學校的學生不去拉練,而與工廠的工人結合一起搞反復舊,那情形可想而知。所以中央必須及時地堅决地予以制止。
壓迫越深,反抗越烈,鎮壓也就越堅决,這就是政治!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和王新民到湖北省革委會向張體學彙報工作,是預約的,從上午十點一直到下午四點左右,中午張體學請我們吃飯,抽掉了他好幾包大前門香煙。
我們主要向體學同志彙報了學校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談了幹部問題、反復舊問題,談了我們的看法。我和王新民都認為,中央九大開過了,省、地、市,各學校革委會都成立了,不應該再亂了,省革委會應該領導鬥、批、改,抓革命,促生產。他同意我們的看法,坦率地談了自己的思想變化過程,也談到了在水院的日子。
給我的感覺,張體學平易近人、坦率、誠懇,對主席感情深,對文化大革命理解比較深刻,的確是一位很好的革命領導幹部。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張體學彙報工作。
(二)樊馬義時期(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隊進行了一次大換班,指揮長宋國英離校,樊馬義接任。工人也全部換了,由國棉三廠、青山熱電廠派工人進駐我院,鑄鋼廠和車輛廠的工人全部回廠,工人副指揮長由國棉三廠的吳玉清師傅(女)擔任,時間不長,又由國棉三廠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隊員均換成了原保守組織的成員(第一届工宣隊員多數是造反派)。
指揮長樊馬義與宋國英的作風也絕然不同,這届軍、工宣隊從進院開始貫徹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後又進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時間長達兩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
有人說,這届工宣隊進院的目標與任務,就是要徹底整垮造反派,進來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鬥爭的對象都是造反派。
兩届工宣隊員的思想迥然不同,進院後工作的內容也完全不同。從這些方面來看,上述議論也許不無道理,這究竟是軍人政權有意所為還是巧合,我們不得而知。
樊馬義是山坡機場基地主任,正師級,據他自己介紹,是山西李向陽式的人物,即地方上響當當的抗日游擊隊隊長、抗日英雄,後來參加部隊。情况到底如何,我不知道。
據我和他的接觸,樊指揮長文化程度不高,主觀性很強,作風比較粗暴,不僅對地方幹部如此,對部隊幹部也這樣。他喜歡聽好話、奉承話,誰若不聽他的話,或違背了他的意願,你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他還有點沽名釣譽,愛出風頭,文化水準不高,却愛寫文章登小報,不懂詩律還要寫詩,理論水準不高,曲解毛主席的話,稱為“活學活用”。如講知識分子政策,毛主席講“團結—教育—改造”,即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教育和改造,達到團結的目的,樊說是“改造—改造—再改造”,他說對知識分子就是兩個字:“改造”。我和吳冠英(院團委宣傳部長)指出這是違背主席思想的,與他辯論,他辯不過我們,最後說:“你們懂個屁!”
我有時想,像樊指揮長這樣的軍事幹部,指揮打仗也許是一把好手,但讓他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確實難為他了,也許是當時形勢的需要纔派他來的。
我在樊指揮長任內做了兩件事,一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的畢業分配,二是組織領導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京劇團排練、演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合起來半年時間。其餘時間住“五不准”學習班及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還差一點被他送進監獄。
1. 北京中央學習班
九二七指示第七條說,中央决定在北京開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準備,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以工人組織造反派頭頭和各工礦企業單位造反派頭頭為主組成的學員隊伍千余人開赴北京。
十一月底,各校造反派骨幹近三百人組成兩個學生連,又開赴北京參加中央學習班。我校去的人除我之外,還有王紹良、于文蘭(護士)、劉庚申、陳伯強、胡震宇、雷志茂、龔解放(壽眉)、伍必慧、李鴻傑,軍代表龔茂祥,一共11個人(其中雷志茂已分配工作,調回參加)。這樣,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湖北班的人數,包括學員與工作人員、軍代表等共有一千六百人左右,地點在空軍學院。
我們離開武漢前,軍代表對我們說,中央學習班是黨中央辦的,有機會參加中央學習班是很光榮的,希望你們珍惜,在北京好好學習,提高認識,回來後以新的面貌投入戰鬥。歡送的場面也很熱烈,張體學等領導同志親自到車站送行。到北京時,先期去的學員列隊歡迎我們,軍代表也說了同樣的話。
但當我們正式成為學習班的成員時,情况就不一樣了,管理人員說的內容也不一樣了。首先宣布“五不准”,即不准打電話、不准打電報、不准寫信、不准外出、不准串聯,然後要我們安心學習,檢查錯誤,總結教訓,把包袱放在北京。
哪有進黨校(領導講中央學習班是黨校性質的)實行“五不准”的?其實講的人和聽的人心裏都有數。
中央學習班是個統稱,全國很多省在北京辦學習班,與我們同時在空軍學院的就有內蒙班(學員是領導幹部)、四川班。
負責湖北班的中央領導有陳伯達、謝富治、紀登奎、李作鵬等,我衹見過陳伯達和謝富治來過學習班。
湖北班建立了臨時黨委,黨委書記為張昭劍,成員有軍區副參謀長王步青、军区某部部长劉海江及省委宣传部部长陳扶生。後來學習班把我調到材料組協助工作,揭批楊道遠。我與王步青、劉海江、陳扶生聯繫較多。張昭劍平時見不着,他開會時來一下,作過指示後就走,顯得特別忙,坐不住,所以我沒有與他談過話。
在北京學習班,我印象中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比較平和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指示,大家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哪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言行。迫于黨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大家本着忠于黨、忠于毛主席的信念,認真地檢查自己,放包袱,這階段可以說成是洗手洗澡,造反派頭頭人人有份。在這階段的後期,漸漸把矛頭指向各群衆組織的頭頭,如學生連重點是批楊道遠,工人那邊則是批胡厚民、李想玉、吳焱金等。
為了調動階級感情,組織過一次吃憶苦飯,一次到農村勞動。這兩次活動,都是事先學習討論,談憶苦、勞動的重要性,事後談心得體會,完全是形式主義一套。所謂憶苦飯,吃的是窩窩頭(用玉米麵做的),我在北京生活十幾年,天天吃這個東西,沒有感到苦,那時北京70%是粗糧,所以吃窩窩頭、貼餅子、玉米糊是很平常的事,到了學習班,就成了憶苦飯。
陳伯達等中央首長多次來學習班。陳伯達特別做作,脫掉外衣,露出有補丁的襯衣,坐在地板上,叫楊道遠坐椅子,說司令、頭頭都是首長,他是小小老百姓(後來聽說在工人連也是這樣),意思是造反派頭頭都把自己當成了大官,不聽指揮了,他也指揮不了。我體會,他是要頭頭們好好反思,在學習班好好檢查自己。
第二階段是在春節前,抓所謂的現行反革命。三個工人組織一家一個,即工總的劉萬泰、九一三的張鵬程、工造總司的王錦銘。組織大會批鬥這些人,當場逮捕,武裝押送回武漢。這出乎很多人的預料,學習班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階級鬥爭的氣氛也濃烈起來。
第三階段是學習班的重頭戲,也是湖北省領導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即揭開“北决揚”、“五一六”的蓋子,抓出這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幕後操縱者和後臺。
陳伯達講,“北决揚”、“五一六”是湖北帶來的。也就是說,湖北向中央報告,湖北有這兩個反革命組織,這次學習班上要解决這個問題,陳伯達他們也同意了(所謂中央同意了)。因而學習班臨時黨委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恐。
學習班臨時黨委是軍區領導任命的,學習班每天有簡報送湖北,曾思玉、劉豐實際上是湖北班的真正領導。
我是在第三階段由學習班黨委决定調材料組工作的。當時明確,凡是組織活動,我就回連隊去,平時到辦公室上班。所謂活動,如開大會、聽報告、看文體表演、參加中央通知的大會或接見等。連、排、班的學習、批判會、講用會等一般都不回連隊。
我在材料組的主要任務是瞭解、熟悉、整理楊道遠的材料,不管哪個連、哪個人,凡是揭發、批判楊道遠的材料,我都要瞭解。
後來王步青副參謀長告訴我,黨委决定讓我做批判楊道遠的系統發言,所以要瞭解、熟悉楊道遠的所有材料。
這也說明在學習班整楊道遠是早就决定了的,并不是因為楊道遠是“北决揚”、“五一六”纔整他,而是因為要整他,纔把他打成“北决揚”、“五一六”。
我懂得這個道理是在一年之後,那時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且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的組織者。我這纔懂得了那些反對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傢伙,無時無刻不在做鎮壓造反派的美夢。他們利用中央學習班這個平臺,用捏造的事實欺騙中央的某些領導,也利用人們相信中央及對中央的敬畏心理,以清查“北决揚”、“五一六”為名,把造反派一網打盡。他們設計騙局,打一些人,拉一些人,各個擊破,最後統統清除,以達到他們徹底剷除異已的目的。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逐步領悟到的。
整楊道遠是學習班領導的既定方針。一九七〇年春節過後,就着手準備批楊道遠的材料,主要由各連隊組織人準備,我的發言稿則是由學習班黨委親自抓的,親自討論過四五次,調子由張昭劍定,具體工作由王步青、劉海江抓,經常參加討論研究的有劉海江、陳扶生,還有武漢軍區政治部的兩個幹部。
定的基本調子是:“北决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是一回事,目的相同,手法相同,人員交叉;他們的目的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在文革中他們始終把矛頭指向軍隊,搞亂軍隊,搶槍亂軍,妄圖建立反革命武裝;楊道遠是湖北“北决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他通過兩條綫與王、關、戚聯繫,一條是魏繩武(武漢市委機關造反派頭頭)——宋洛(武漢市委宣傳部幹部,吳傳啟好友)——吳傳啟——王、關、戚,另一條綫是二司駐京聯絡站——林傑——王、關、戚;楊道遠的理論基礎是他的“二論”,即“階級鬥爭演戲論”,“路綫鬥爭循環論”;結論是:必須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揚”、“五一六”兩個反革命組織徹底清除。
張昭劍對楊道遠定的調子,我半信半疑,說楊道遠的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不信。對楊是否參加了兩個反革命組織我半信半疑,因為我不瞭解。但從領導講話到有些人的揭發,似乎確有其事,因為揭發者都是楊身邊的人或與楊聯繫密切的人。關于楊道遠的“二論”,他的確講過,在連裏也批過。
總之,我是本着對楊道遠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肅清流毒的宗旨來梳理材料的,當材料不充分時,向領導提出立論材料不足,但第二天,最多三天之內,就會給我提供充足的材料,即根據需要而逼、供、信,得到所需要的材料。
我對楊道遠的大批判發言長達兩個小時,從方方面面對楊道遠進行批判,領導很滿意,後來把我的發言錄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過我的口,告訴人們楊道遠是湖北“北决揚”、“五一六”的總負責人,他參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證據充分。
雖然我對楊司令瞭解甚少(文革中我是他的下屬,却沒有直接聯繫接觸過),我所講的內容,都是領導上提供和下面揭發的,沒有我自己的任何材料,但系統地、完整地告訴人們“楊道遠何許人”的是我,我講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講的話,我做了那些想整死楊道遠的人不能公開做的事。
雖然我的發言對楊道遠的最後遭遇不會有什麼影響——就像我在文革中儘管小心謹慎,也不會改變最後遭遇一樣,因為對我們這些人的處置,不是在于你有什麼問題,犯了什麼罪,而是因為你是造反派——但我對自己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始終不能釋懷,這是我在文革中幹的最蠢的一件事,成了那些處心積慮整造反派的人的幫兇。我對楊司令深感內疚,對受我講話影響的聽衆表示歉意。
後來在為楊道遠翻案的過程中,我不僅寫了聲明,聲明我對自己所講的內容一無所知,全是領導上提供的,我也盡了我的努力,配合方保林、李莉、劉漢武的翻案工作,算是一點贖罪表現吧。
中央學習班的生活安排得很好,特別是伙食方面,開始一天1元2角伙食費吃不完,後改為每天1元,仍大量浪費。四川班有一個學員因吃得太多而脹破了胃,送到空軍總醫院動手術。
我們不少人都長胖了,我本來是瘦長個子,回來時就成了胖子,體重達到90公斤左右。于文蘭本來就胖,此時更胖了,特別是肚子大,人們以為她懷孕了,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讓她回武漢生孩子。
學習班除了揭批“北决揚”、“五一六”以外,也參加了一些中央組織的活動。一九七○年四月初,中央領導人在首都體育館接見中央學習班全體學員,因總理忙,我們等了兩天。會上周總理講話,其他中央領導也參加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全體學員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首都百萬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大會,毛主席、林彪參加了大會,林彪宣讀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文藝演出,這是為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8周年而組織的活動,是專門為中央學習班的學員演出。儘管之前作出了種種規定,進行了討論、表態,還是出了問題,一是煙頭隨便丟,燒了地毯,二是摘了桃樹上的桃子(塑料做的)。為此第二天幾個學習班開會查找作案人,後來聽說是四川班的學員幹的。四月間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太空奏響《東方紅》樂曲,學習班組織觀看衛星經過北京的情况,并組織討論。這一切說明,當時中央對學習班的學員是關心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講一個小故事。四月份,我因病住空軍學院的醫院,同室來了一個廚工,他是技術能手,經常被抽調到人民大會堂從事國宴的工作。我問他伙食搞得這麼好,學校是否貼了錢?他說沒有貼錢,學校領導說,你們學習班的同志都是地方上的各級領導,所以我們全心全意地把伙食搞好,把生活保障好,讓你們安心學習好,回去更好地抓革命促生產。我想空軍學院領導不會自編一套說詞,一定是開會時上面講的意思。
中央學習班于一九七○年六月底結束,我們回到武漢黃浦路兵站,又住了幾天。這幾天沒有什麼事,領導上讓我們討論表態回去後怎麼辦。我估計,之所以要留幾天,是要給各單位安排時間,這批人一回來,將掀起一個全省範圍抓“北决揚”、“五一六”的高潮。
2. 長陽鬥、批、改基地
離別學校七個多月,回到學校,顯得特別安靜,冷冷清清,昔日熱鬧的校園已見不到了。
聽留守處的人介紹,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學校師生到羅田縣(一大隊)和長陽縣(二、三、四大隊,指揮部)參加鬥、批、改,附小和幼稚園改為全托。我妻子王漱蘭因是醫護人員,被抽調到幼稚園工作,所以我回校時,還能看到孩子和妻子。
指揮部命令我們第二天就到長陽指揮部報到。我們第二天一早出發,坐學校卡車,下午到了位于長陽縣三洞水的指揮部,還沒有來得及看看指揮部所在地的情形,指揮部通知我們集中學習(後來說是五不准學習班),于是立即被送到離指揮部有一定距離的一個小山包上住了下來,與學校任何人沒有來住,與當地老百姓也沒有任何接觸。
白天學習、交待、檢討,休息時到小山包四周玩,山下有小溪,小溪中有青蛙、小螃蟹,有時還可看到蛇,溪水很凉,但我們去時是盛夏,光了脚玩,可以消暑。
學習班是接着北京學習班的內容,深入貫徹九二七指示,批極左思潮,挖“北决揚”、“五一六”,上聯楊道遠、胡厚民,下掛學校文革中的人和事,有事的自己交待,知道別人的事就揭發批判。
因為學習班中沒有特定的對象,所以還是以學習、啟發為主,逼、供的情况還不明顯。
軍代表也感到為難,學校的這點事,從工宣隊進院後的山坡機場學習班,到中央學習班,現在又是長陽學習班,翻騰了多少遍,但是還要翻,真是無奈。
一到開會,愁眉苦臉,一到休息日,纔露出點笑容,有時相互間說說笑話,一起玩鬧,就這樣打發時光。
半個多月後,指揮部讓我回三洞水搞六四級、六五級的學生畢業分配工作,我離開了那個小山包。他們還要繼續學習,何時結束的這個學習班我也不知道。
一九七○年七月間,中央通知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指揮部研究决定成立畢業分配辦公室,樊指揮長兼任主任,我被任命為副主任,負責這兩届學生的畢業分配工作。我算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了,從此與機關工作人員一起上班,一起學習,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學生畢業分配辦公室除我外,還有吳宏家等工作人員,做聯絡工作和畢業分配中的具體工作。各大隊成立畢業分配小組,具體分配工作由各大隊負責。
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方案,與六二級、六三級不同之點在于,六二級、六三級學生除少數直接分到省局或基層外,多數被安排到部隊農場進行鍛煉,在農場過渡一二年後再分配到單位去。六四級、六五級的分配方案由部裏下達到省局或基層單位,而且絕大多數分到電力系統,包括農水、治河專業的很多人也分到了電力系統工作,這就是這兩届學生中學水利的後來很多在電力部門工作的原因。
畢業分配工作中沒有碰到什麼難題,一則學生都願意早點離開學校,二來此次分配方案比他們的師兄、師姐好,所以心滿意足了。在畢業分配中,學校决定留一批學生,40人,按樊指揮長的說法是摻砂子,條件是根正苗紅,文革中不能是造反派,人員由各大隊確定,報指揮長審定,不經過辦公室。另一個問題是由指揮部决定,個別學生要在學校留一段時間,等問題搞清楚後再走(暫時不走,但要分配到位)。這兩件事我都知道,但我不能插手,也無權過問,這是樊指揮長親自告訴我的。我也清楚此中的緣由,所以很樂意不插手,不過問。
有一件事,我當時不知道,後來聽說在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時,關于學生政治態度的鑒定材料,指揮部曾有統一的要求,在寫法上分為下列九種情况:
① 對毛主席有極其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② 對毛主席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
③ 對毛主席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
④對毛主席有無產階級感情;
⑤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
⑥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
⑦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一些錯話,做了一些錯事;
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政治錯誤;
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按上述九種情况給學生作政治結論,這樣的事情,我這個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是無權參與的,更無權過問了!
在畢業分配工作中,我衹過問了一件事。畢業分配開始不久,有當地老鄉找到辦公室,說她女兒與某學生好上了,請求把他留下,成全他們。此後又有兩個學生找來,說了類似的問題。經過瞭解,他們確實已經談戀愛了。長陽這個地方,山多,水好,男人下地幹活,女人在家操持家務,所以女孩子都長得很好看,白白嫩嫩的。學生住在老鄉家,時間一長產生了感情。
我報告了指揮長,希望同意照顧這種關係,出乎我的意料,樊指揮長同意了我的意見。于是我與部裏聯繫,調整了分配計劃,在長陽水利局與電力局多留了3個人,其他地方則少了3個人。
還有一件事,畢業分配結束,學生回校,羅田打來電話,一輛滿載學生的卡車在返校途中翻了車,引起了長陽指揮部的一陣不安情緒。我更是擔心出人命,所以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直到報告說沒有人員傷亡,衹有幾個同學輕傷纔放心。
一九七○年七月中旬畢業分配工作結束,學生陸續回武漢,然後離校,我們仍留在三洞水。之後指揮部撤回武漢,教職工也返漢,我被指定留下善後,約九月間纔返回武漢。
我與樊馬義指揮長之間的真正接觸是到指揮部工作以後,因工作關係,要經常請示彙報,在一起學習。聽同事們介紹情况,看到他待人處事的某些方面,感到他的性格、作風、處事方式與宋國英不一樣,他們的水準也不一樣。
我比較看好宋國英指揮長,他沉穩,遇事不急不躁,談話和風細雨,講道理,所以和宋談話一般不會引起爭論,而是心悅誠服地同意他的看法,即使批評了你也沒有壓力。
樊馬義指揮長不一樣,他衹要聽到不同意見就急,就要批評,就要扣帽子,甚至講粗話,對人對事容易下結論,好訓人,不僅對地方幹部,對軍隊幹部也一樣。他既不尊重別人的意見,也不尊重別人的人格,想批就批,想罵就罵,比如他說:“馬列主義教研室沒有一個好人”,“院黨委衹有一個半好人”,“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對知識分子要改造、改造、再改造”等等,大家都覺得不可理喻。
樊馬義指揮長也有優點,他性格開朗、直率,有話就說,如他對我講有關留校學生的挑選及推遲離校學生的事不讓我插手過問,說在明裏,這就很好,不然我作為畢業分配辦公室的副主任,會有意無意地過問一下,那就會犯錯誤了。又如,在學生畢業分配結束後,他告訴我:“你的問題沒有完,不要認為工作了,就沒有問題了,回去還是要辦學習班的”。讓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疑點未除,指揮部是不會信任我的,要我做一些具體工作是因他們需要,工作一完,仍然是嫌疑人一個,要夾着尾巴!
學校師生到長陽縣、羅田縣,說是搞鬥、批、改,實際上是林彪的一號命令造成的。這兩個地方都是山區,樊馬義指揮長提出要在長陽縣建校,大家以為是笑話,但他是認真的。
他去看了好些地方,也曾在辦公室議論過。有人提出長陽連塊大一點的平地都沒有,教室建在哪里,實驗室建在哪里,操場建在哪里等等問題時,他說,你們說的是按照舊學校的那一套,仍然是資產階級辦學的那一套。延安是怎麼辦學的,各解放區是怎麼辦學的,你們什麼也不懂,按資產階級那一套來談論建校,我們有什麼共同語言?他還說:“建什麼體育場、體育館!天天爬山,比什麼運動都好。教室可以建在山坡上,學校不一定集中建在一處,可以分散建。”可見樊馬義指揮長是動了腦筋的。
他對不同意見,往往上綱上綫,提到階級鬥爭、反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所以到後來也就形成了一言堂。
在長陽縣、羅田縣,教職工和學生都住在老鄉家,參加勞動,搞些政治學習,教育革命是沒有搞的。
聽說指揮部的重點工作是抓舊黨委的學習班,主要是揭、批舊黨委的問題。張如屏、梁百樸不能參加學習班,他們要勞動改造,其他黨委成員都參加。
胡緒珍特別活躍,揭發、批判都很積極,而且不留情面,深得樊馬義指揮長的好感,他講黨委衹有一個半好人,其中一個好人就是指胡緒珍。
胡緒珍是黨委委員,先任宣傳部長,後任辦公室主任。文革初期,受到衝擊,開始“失語”,不會講話,以後發展到“失禁”,大小便不能控制,拉在身上,最後發展到“失常”(瘋了),這“三失”使他逃過了一些劫難。
工宣隊進駐學院後,他病情開始好轉,清理階級隊伍時開始能講話,但不連貫,以後還主動請求與指揮部負責同志談話。
樊馬義指揮長來到學校後,胡緒珍的病基本好了,可以揭發問題了。在舊黨委學習班上則是積極分子了,從長陽回校後,在抓“五一六”分子時,被委以重任,負責丁家顯學習班(丁由雲南調回來辦學習班)。樊馬義指揮長調走後,胡緒珍便申請調到武漢市二輕局,任局辦公室主任。
對胡緒珍在文革中的這種喜劇性的變化,有人說是裝的,為的是逃避運動,有人說是真病了,至今仍是個謎。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緒珍通過他夫人張越找到我,要我到他那裏去玩,說是老朋友見見面。我想了半天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也可能是在他病後,我碰到張越就問問胡的病情,要她好好照顧他,有病要到醫院去治療。同時,在總部會上,我說胡緒珍已經這樣了,以後不要讓他陪鬥了,在會上做些怪樣子,引人發笑,影響效果(有一次讓他來陪鬥,他放了一個響屁,弄得轟堂大笑),所以後來他一直在家養病,估計這些事張越對他講了。我從北京調來武漢後,我們之間工作關係處理不錯,因此他聽說我遭遇不幸後,想慰藉一下,請我到他家吃餃子。
我去後,他很熱情,問了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介紹了他的工作,說以後需要什麼東西可以找他,我們之間的個人問題都沒有深談。
指揮部辦的舊黨委學習班,開始人人過關,以後是重點揭批,最後矛頭指向兩張——張如屏、張茀承。
張茀承在學習班挨批,觸及靈魂,結束後被掛了起來,送三大隊監督勞動。
張如屏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被當作敵我矛盾,進行勞動改造。在過竹橋時,因晃動不敢走,衹好爬過去,他有嚴重的糖尿病,痛苦可想而知。
舊黨委的成員們,應該有親身體驗,造反派是怎麼樣對待他們的?有過這樣的揭、批嗎?有過人人過關嗎?有過侮辱人格的勞動改造嗎?
有的人為什麼在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時,在一九七七年的“揭批查”中,說造反派迫害老幹部?這樣的人,良心是被狗吃掉了呢,還是根本就沒有良心?
大隊人馬返校後,我和少數後勤人員處理善後事宜,過了半個月的好日子。之所以是說好日子,主要指伙食好、行動自由,前者因食堂積餘很多,不僅糧食積餘多,副食也存了不少,伙食費也有相當的節餘,這些都是從入伙人員口中摳出來的。
徐遠照(教務處幹部)管伙食,老叫喊食堂虧了,一旦停辦,發現積餘很多,于是大家給徐遠照起個外號叫“徐扒皮”。我們留下的人,在半個月中隨意吃(那時什麼都要票,定量供應)。
指揮部走了,軍代表、工宣隊員也都走了,我們除收拾東西,處理與地方上的事情外,沒有人管束,沒有政治學習,沒有早上出操、念語錄之類的事情,所以感到特別輕鬆,整天有說有笑的,這樣的好日子到九月中旬就結束了。
3. 差一點被樊馬義送進監獄
回到學校後,指揮部讓我到政工組的組織組當副組長,韓德勇是組長,政工組長是軍代表趙洪閣。
說是當組織組副組長,實際上是坐冷板凳,主要是學習。
沒有過多長時間,大約在十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家裏做午飯,保衛科有人來通知我,說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而且要馬上走。此時我家裏也沒有人,我以為有重要事情找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到指揮部去了。
來人把我領到行政大樓二樓東頭原檔案室的房間內,順手把鐵門關上,房間裏有幾張床,牆上貼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標語,工人余松田等已在房中。接着把我的皮帶解下收走,向我宣布:“指揮部决定,辦張建成‘五不准’學習班,交待問題。”
下午,有人把我的被褥、洗漱用具送來了,我就莫明其妙地被關起來了。
從這天開始,我失去了人身自由,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去自由。
中央學習班也“五不准”,但人多,大家在一起,無所謂,山坡學習班也如此。但這次不同,我被4個人看管着,6個人的專門班子對付我一人,那陣勢的確有些嚇人,那是對我實行專政的架式。
剛纔還是指揮部機關工作人員,組織組的副組長,轉眼成了階下囚。
下午一上班,來了6個人,其中工宣隊1人,軍宣隊1人,學校專門搞專案組的4個人。
學習班正式開始。軍代表講,所以要辦我的學習班,是因為我有嚴重的問題沒有交待,希望我抓緊時間,主動交待,這是給我的機會,不要錯過。然後其他人講話,要我端正態度抓住機會,主動交待,爭取寬大處理。
最後要我表態,我說,我在文革中的問題,已經講過多次,也寫了材料,想不起來還有什麼嚴重問題沒有講,請大家幫助,是什麼問題請告訴我,讓我提高認識。
于是大家就打我的態度,以後每天都如此。他們要我交待嚴重問題,我說沒有了,要我寫,我也寫不出來,然後批我的態度,這樣前後有半個多月時間。
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11時左右,樊馬義指揮長端着個茶壺來到學習班,面色通紅,一來就喊:“張建成,你給我滾回去!你根本就沒有資格住學習班。”
我又一次被搞懵了,我犯了什麼罪,連參加學習班的資格都沒有了?
我問樊馬義指揮長,你到底要我交待什麼問題?文革中的問題,我在山坡機場學習班、中央學習班都講了,關我半個多月,我確實不知道還能交待什麼。
樊說:“你給我滾!半個多月,你一個字也沒有寫,一件像樣的事也沒有交待,你根本不配再辦學習班,回家好好反省,不要上班了。”
我一聽,完了,工作又沒有了,學習的資格也沒有了。但能離開學習班,我還是求之不得的。
我說:“真的讓我走了?”樊說:“你滾吧。”
他先走了,我也收拾東西回家。
我背着被褥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保衛科的一位負責人,他對我說,樊指揮長放你走了?我說,他叫我滾,說沒有資格辦學習班,好像火氣很大。讓我來學習班突如其來,讓我出學習班也是突如其來,真不知道這位樊指揮長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于是,他把詳情告訴了我:樊指揮長在一個記錄本中,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發現筆迹是你的,于是先把你關起來,給省裏寫了報告,要逮捕你。今天上午,省文教戰綫指揮部韓副指揮長來到學校,找樊指揮長談話,批評他辦你的學習班,既不請示,也不彙報。韓副指揮長說,張建成是保護對象,辦學習班都不允許,你還要寫報告逮捕他?有什麼問題,找張建成瞭解清楚就行了。你不調查研究,就憑這個(指記錄本)抓人,虧你想得出來。韓命令樊立即放人,韓指揮長現在還在指揮部等着呢。
我這纔弄清楚來龍去脉。原來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以後,在學生一舍前的馬路上,發現了一條反動標語,有人向總部報告了此事。我立即去現場看,并報告支左辦公室,他們來人照了相,指示我們擦掉。我把情况記錄在總部的日志上,以後在我的筆記本上也作了記錄。我為了在文革後能明白地向黨交待學校發生的一切,所以重大事件都作了記錄,我不僅記了反動標語的內容,也寫了處理過程。
樊馬義指揮長看到了記錄內容,他知道這標語不是我寫的,所以在寫給省裏的報告上說我擴散了反動標語,屬反革命行為,要求逮捕我。這實在是欲加之罪啊!
4. 奉命組建京劇團
從學習班回來,樊不讓我上班,我衹好待在家裏。
大概在十一月下旬,有人通知我到指揮部,說指揮長找我。
這次談話沒有前幾次的火藥味。樊馬義說,你現在沒有事,老在家待着也不好,給你找個事幹,組織個京劇團,演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
我一聽,頭就大了,心想,樊馬義啊樊馬義,你不把我整死是不會甘休的。上次的事沒有整死我,現在又找個演戲的任務給我,這不是成心要我難看嗎?從北京到武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文藝細胞,讓我搞劇團,這不是有意整人嗎?我說,不行,我不懂文藝,更不懂演戲,請另找他人。
他一聽,就把臉沉下了,說:“誰把革命學習好再去革命?革命都是在幹中學習,這是任務,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元旦必須演出。”
要一個月演出《智取威虎山》,專業劇團也是夠緊張的,何况我們從人到物,什麼都沒有。我再次請辭,強調有困難。他態度更加強硬,說這是命令,不能討價還價,有困難你去解决,他衹要求元旦看到演出。
他是以組織名義壓我,我就無力反抗,衹有爭取好的條件。于是我提出,要我搞可以,但你需滿足我幾個條件,否則我堅决不幹。他問什麼條件,我說有四點:第一,演、職員由我定,指揮部不能干預,我要調的人,各大隊要無條件放;第二,政治學習每週為一個單元,時間由我定;第三,劇團預算你批准後,我簽字算數,不要再經過其他人批;第四,我要請專業導演,接送要用小車,有時購置東西需用車,由我直接和司機房聯繫,不需經其他人批准。他聽後想了一下說,你提的條件可以答應,但你必須在元旦演出。我說你能滿足我的條件,我保證完成任務。我算了一下時間,用5天時間完成組團工作,一個月時間排練,元旦演出是有可能的。
從指揮部出來,我就到三大隊去找肖泳華(電力系老師),他喜歡文藝方面的活動,請他幫我出出主意。他聽說要演樣板戲,就來了精神,給我介紹了不少人,也出了一些主意。聽說教務處的肖壬生搞過導演工作,我又去請教她,用了一天時間考慮方案,先解决四方面的人,一是導演,二是演員,三是樂隊,四是舞臺布置、效果、服裝等。
導演組,請湖北省戲劇學校的一位老師,校內則由肖壬生出任;演員組,由肖泳華出面尋找,也可公開招;樂隊方面,唐冠傑是鼓手,是樂隊指揮,學校中玩樂器的人他都熟悉;後勤(舞美方面)由蔣文海(電力系的教輔人員)、吳冠英負責。三天之內,人員均已到位。
我們從湖北省戲劇學校請來了賀玉欽老師,他既當我們的老師又兼導演。他聽說我們請他幫助排戲,非常高興、熱情。
那時沒有報酬,來去小車接送,晚上有夜宵,白天管飯吃。他在一個月的時間裏盡心盡責,講戲、排戲,經常親自演唱或做示範。
我認為,我們能按時演出,賀老師功不可沒。可惜的是,自他走後,再沒有聯繫過,因為等劇團解散,我又進了學習班,以後又在五七隊勞動改造。雖然我心裏老想去看看他,但不敢去,怕連累了他。
演員人選,很多人是我沒有想到的,他們的演技的確不錯,如岑華生(實驗員)演李勇奇,張澄信(教師)演小爐匠,黃金堂(教師)演座山雕等,都非常到位。有的同志唱功也很好,如演少劍波的吳榮樵(教師),演楊子榮的汪厚禮(教師)、馬駿(教師),動作乾淨利落,就像專業演員;樂團中唐冠傑(工人)的鼓,朱有常(職員)的鑼,梁克讀(教師)的京胡,蔣兆慶(教輔人員)的嗩呐都有一手;蔣文海、吳冠英更是舞美天才,不到二十天把《智取威虎山》所需的服裝、道具、音響效果設備準備得一應俱全。絕大部分道具都是群衆自己做的,我真沒有想到會這麼順利。
到十二月底,賀老師認為可以演出了,我就向樊馬義指揮長報告,我們已準備在元旦作彙報演出。樊聽了半信半疑,問我有把握沒有,我說從排練情况看,應該不會有大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元旦前夕,在體育館準時演出了《智取威虎山》,效果不錯,各方面反映都較好。
演出成功,感慨甚多。
首先,我感到了群衆的智慧與力量,群衆是真正的英雄。有人說我能幹,幹一樣是一樣,連京戲都能在一個月內演出,不簡單。其實我什麼也不懂,就是創造了一個能發揮大家作用的平臺,發動群衆,激發群衆的智慧與熱情,共同做好一件本來不易做到的事情。
其次,當時的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長時間的學習討論,大家非常厭煩,如今有一個脫離這個環境的工作,能讓人全身心投入進去,大家十分樂意,就連省戲校的賀老師,聽說請他來排戲,也一口答應,而且再三向我表示,一定完成任務。從學校各大隊挑來的演職員更是如此,從早到晚,一天排練十幾個小時,從不叫苦叫累,反而感到心情舒暢,說明群衆需要的是脚踏實地地幹,而不是整天、整月坐着空談。
再次,目標能凝聚人心。目標明確,大家齊心協力朝目標努力。我們在練習、排演過程中,不管哪個組,目標都是在我們的條件下使演出盡善盡美,所以大家都關心每個組的工作,都關心每個人的工作,一人有難,大家安慰、鼓勵、幫助。焦澤偉(教師)演小常寶,有一句高音唱腔開始上不去,大家都焦急,一邊安慰小焦,一邊幫她出主意,最後上去了,大家都高興。劉昆山(實驗員)演副官,在解放軍攻進威虎廳時,他中彈後,要雙脚插進座山雕的椅子背,動作難度很大,屢屢失敗,在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大家的幫助下,最後終于完成了任務。服裝、舞臺美術、音響效果,大家群策群力,最後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完成元旦演出任務,我請求分配其他工作,樊馬義指揮長說劇團還沒有完成任務,要繼續排練,到時要外出慰問演出。
我衹好帶着大家繼續上午、下午、晚上刻苦訓練,做到“精益求精”。大家聽說要準備外出演出,劇團不解散,都很高興。
我們排練一段時間後,指揮部安排我們到山坡機場,武漢空軍司、政、後機關,漢口後勤基地等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各部隊都派相應的領導接待與陪同,一般都是團職幹部,接待都很熱情,招待也很好。春節前後又到了工人宣傳隊派出單位——國棉三廠等進行慰問演出。春節後,樊馬義又派我們到京山縣鄢郝公社進行慰問演出,那是我院教職工插隊落戶的地方。當時天氣很冷,又下小雨雪,兩場演出看的人不少,我們有些演員則着凉感冒了,因為演出時衹能穿演出服。前後演了近十場。
到4月份演出結束,劇團解散。
新的一輪政治鬥爭正等待着我們,劇團人員回本單位參加清查“五一六”。我首當其衝,劇團中有不少原是造反派成員,他們也跟着沾了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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