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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1)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1)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844    更新时间:2014-7-2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第十八章 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
     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杨得志、王六生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赵辛初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未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克文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1974年1月1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林彪极右路线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1967年8月至1973年12月在湖北主政期间,从未认真组织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未组织批判湖北头号走资派王任重,打着三支两军的旗号,把清队、一打三反、斗批改、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等运动,一律歪曲成对文革和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一次又一次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同时,对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地方领导干部,军代表视为可以任意使唤的摆设和陪衬。他们见右不批,见左就打,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导致军民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加剧。1973年底,军队三支两军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明确表示:军队干部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批林批孔运动一来,长期被压制、被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已“解放”出来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有气要出。
第88节 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湖北省委在赵辛初、赵修(文革初期一度改名赵立公)和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领导下,对群众的要求和行动,采取支持和默认的态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在群众要求下,召集多年没有召集的省革委会常委们,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潘洪斌、王屏、钟锡钢、邓金福等出席了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
我在会上提出要求和建议:第一、要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长办党委以捏造情节、诬陷栽赃、酷刑逼供等非法手段,把严常等三十多名大学生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制造了震惊长江沿线长办所属单位的大冤案。省委于1974年1月向长办发出鄂发(1974)3号文件,严常等人获释,但长办临时党委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平反。长办临时党委还把长办科学院蔡发奋等3人定为“杀害刘贺春的凶手”,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已经四个年头了,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释放。这是林一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铁证。我请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立即释放蔡发奋等3人,并作出正确结论。第二、建议组建批林批孔材料组,尽快向群众提供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的具体材料,同时成立宣传组和联络组,他们的工作一定要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会后有人不赞成提“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我解释说,要汲取反复旧的教训,何况“两赵一王”不同于曾思玉和刘丰。
赵辛初书记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关于联系湖北实际搞材料、成立材料组的事,我是赞成的,这件事由赵修同志直接领导,省委副秘书长陈克东 负责办理。
省委接受群众要求,3月2日释放了被曾、刘打成“北决扬、五一六湖北总头目”的胡厚民。这就形成了军地干群连手、上下呼应、相互支持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撕开了曾、刘借清队,一打三反,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故意制造冤案的黑幕,为数十万蒙冤、挨整、遭压制、被排挤、受歧视的群众和干部说了话,出了气,正了名。
第89节 “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
座谈会后,赵修对我说:组建一个材料组,由你赶快提出具体人选、工作要点和要求。办公地点就在省委一招13号楼2楼搞两个房间。我当即提出要有沈复礼参加,赵修书记连声同意。
由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武汉制药厂职工业余教育教师,钢工总武汉制药厂负责人,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宝善(国棉三厂工人,工造总司成员)等组成批林批孔材料组,并商定为了尽早完成整理编辑材料的任务,要求省委提供必要条件:1.省委尽可能提供原始材料;2.请省委解决办公用品及打印;3.工作人员在招待所食堂用餐,省委给予一定补贴。
赵修书记当即答复:都可以办到,工作人员伙食费每人每天补助3角钱。你们可以找陈克东解决。
材料组昼夜加班,每天从7点到22点,有时到24点。3月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附录十七)
这个材料的提纲如下: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推翻“五二七”指示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以清查“五一六”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五一六”骨干、坏头头批斗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阶段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整干部、整群众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〇”事件翻案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五一六”、“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材料定稿后,我们提出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书记回话: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劭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
第90节 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
从3月初开始,省委领导认真落实承诺,省里率先实施,各级党委紧跟照办。全省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纷纷解散,被关人相继释放,受迫害人掀起揭发控诉高潮。
3月2日,省委首先撤销对胡厚民的隔离监护,释放了胡厚民。这一举措震动全省,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顷刻瓦解,被关押人员获得自由。长办临时党委迫于形势,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五年之久的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三人。
但长办临时党委迟迟不给严常等三十多名学生平反,3月5日我和严常等商量决定:用铁的事实揭露林一山执行林彪反革命极右路线、残酷迫害、疯狂报复的罪恶行径。3月8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了由我主持的职工大会,严常诉说了惨遭残酷迫害的真情实况,进行了血泪控诉:
1967年8月和11月,我们长江工程大学先后发生了学生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身死亡事件。刘继炎经解放军161医院抢救无效,死在急诊室,当时经法医检查鉴定确认自杀。张伯诚跳楼当即死亡,经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尸检,鉴定确认自杀,且有亲笔绝命书。这个事件早在1969年第一批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就进行了复查,认定原尸检鉴定成立。可是1970年3月解放复出后担任党委书记的林一山主任,把已经工军宣队复查,认定原尸检自杀成立的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杀之事翻出来,以假设他杀案进行复查,并组建了由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参加的“清查杀人集团”五不准学习班的工作专班,曹立煌为班长。把严常、宋其波、刘永熹、伍登煌等三十多名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先后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后改为专案组)达四年之久,其间两年关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使用罕见酷刑进行逼供。
林一山的他杀假设为:“严常等一批学生经过密谋策划,于半夜时分,在宿舍的地下室内,先将刘继炎、张伯诚打死,并连夜搬尸体到楼顶,然后抛尸学生宿舍院外。精心伪造自杀现场,以蒙骗公安机关。”
专案人员按照这个假设逼迫我们写出书面交代,我们不肯就范,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对我们就施暴逼供,除了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刑罚种类之多、手段之狠,同志们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971年6月27日晚上,边春起为刘永熹“剪彩”(对学习班对象的第一次拷打)。开打前训话时说:“别人老早就吃过这种苦头。你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头,今天我对你是第一次。你不交代清楚,就别想回去,不让你尝尝这种苦头,你就不知道厉害。我告诉你,打你是经过批准的,你要到军区去告,要到公安局去告都可以,你就说这话是我边春起说的。”田元孝又吼叫:“告诉你,打你是有法律根据的。”
接着边春起指挥开打,把衣服剥光,只留一条短裤,从晚上七点拷打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人被打瘫后,又把你架住贴在墙上成十字架形。这时,边春起又训话:“你要是再不老实,下次我们还要更加狠狠地打。只要认为你不老实,不管是在谁面前,不管是谁看见,都可以随时拖进来打,这就是我们规定的纪律。”
这种苦头,我们不但尝了,而且还多次尝了,尝尽了曹立煌、边春起给我们的种种酷刑。我现在简要告诉大家,他们在我们身上使用的酷刑种类:
车轮战:几昼夜不让睡觉。
打对角:用布蒙住眼睛,把人置于中央,四个打手来回打。
独木桥:地下室里放水,支起摇晃的独木桥,逼着你在上面走,一走就掉进水里,凶手就上来猛打。
拜观音:用凳子叠高,叫你在上面长时间跪着,头上还顶一盆水。要是水盆倒了,或人昏了,凶手就上来拳打脚踢。
不让大便:叫你疼痛难熬,实在熬不住,叫你拉在饭碗里,这时凶手们拍手狂笑。
不倒翁打点:要你蹲下并要前后不停地摇摆,就是要你的身子连续向前扑、向后仰。人受不了倒地,凶手们用棍棒狠打。
加压弹簧:就是要你蹲着,突然凶手们猛扑在膝盖、肩膀和头顶上,又要你死命站起来,接着再把你压下去,这样的一上一下来回弹动,直到你昏倒为止。
摔砣子:先把人打倒,凶手们上来架住你的肋下和胳膊,把人在地上拖,然后把你提起来摔下去,再把抬起来抖了又抖,把你的腰抖伤。
压双脚:凶手们拿一块床板压在双脚的脚尖脚背上,床板还站一个人,还要你不断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弹簧式地来回。直到你倒下为止。
在这样的酷刑下`,戴树德、郝梦奎同学自杀而亡,伍登煌被逼疯,刘永熹逼得严重精神分裂。
林一山指挥他的打手们,使用各种酷刑搞逼供,由此把一个真正的自杀案搞成了“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的冤假错案。长办党委以此正式定性“反革命杀人集团”大案,多次上报公安局,要求“判一批,杀他一两个”。虽然全因上报材料的虚假未能得逞,但林一山并没有就此罢休。
第91节 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曾、刘以“两清一批”为名,假借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集团案,在湖北省打出了六十多万反革命分子,制造了旷世大冤案,而他们保管冤假错案材料的档案室,就是盛满曾、刘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罪恶的仓库。造反派群众要求批林批孔联系湖北实际批刘丰,就得把这个罪恶的仓库打开,让见不得人的黑材料见见阳光。从3月20日到4月初,武汉出现了攻曾、刘“三办”(武汉军区曾刘首长第三办公室),查两清黑材料的高潮。
1974年初省委批林批孔座谈会后,沈复礼和我一起全力组织人员整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初步材料”(即“劭正茂一百条”)。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感到省委提供的原始材料实在太少,特别是没有提供几十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关键性材料,总感到省委有所保留。
3月17日,沈复礼对我讲,他要去参加军区三办揭盖子、要材料的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武锅造反派发起,武重、武船和市电信局的造反派参与。随后钢新两派连手攻三办,得到军区首长支持。
3月30日,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六生政委在军区小电影放映厅接见群众代表。林子忠主持,沈复礼、彭勋先后发言,揭发曾、刘制造冤案,把六十多万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而原军区三办是前台指挥部,请求杨司令员和王政委支持揭开三办的盖子。王政委讲话,批判曾思玉、刘丰,杨司令员要求大家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中央部署,团结一致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在这种情势下,军区三办的刘志、马兆昆、徐健等人纷纷发言,揭发出曾思玉、刘丰迫害造反派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3月17日或18日,我见到张立国,问他知不知道“三厂一局”攻三办的事,他说:听说了,我们也要搞。我说:钢派“三厂一局”攻三办,方向对头,我们要支持。张立国说:那当然。
3月22日,张立国在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31号楼召集新派头头开会,到会的有张立国、吴焱金、顾建棠、张维荣、严常、林子忠、于昌禄(市机关红司成员)、傅廉、曹承义、彭勋、薛存元(新武重联司头头)等。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商讨对“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态度,二是商讨我们如何搞两清黑材料。大家议论,都认为对攻三办要肯定,要支持,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钢派行动得快,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我们怎么行动,市档案馆于昌禄说:市委有一批两清一批的材料,是十五军留下来的,放在市委机要室代管,可能还没转走,这事是确实的。多数人认为可以搞。最后张立国拍板:就搞这批材料,明天就去。并决定由林子忠当总指挥,彭勋当顾问,严常当秘书,薛存元任副总指挥。现将林子忠提供的书面回忆抄录如下:
3月23日上午8点,我带领一辆交通车、两辆卡车和一辆摩托车,按约定时间在阅马场与武重厂的人会合,武重厂来了两个人。我请他们上车后直奔市委,经警卫通报后,我们到了办公大楼的二楼会议室,见到于昌禄和秘书长赵铁夫,
赵秘书长问:小林哪,你搞那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是来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目的是了解方铭、张昭剑在武汉到底把多少人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也是前段支左存在的问题,请秘书长批准。
赵秘书长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回答说:一、要承认我们这次行动是合法的革命行动。二、请市委同意我们清查两清一批材料。三、请克文书记接见我们。四、请安排我们食宿问题。
赵秘书长说:请等一等,我要请示。
过了约一小时,他向我们传达了市委常委的意见:(封查两清一批材料)是革命行动,同意查封。安排在市委党校休息。克文同志准备接见大家。但是在查封时,不得影响机要室正常工作,不得接触机要室其他文件,查封必须在机要室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赵秘书长还说:你们搞完后就到市委党校休息。
我当即表态:对市委常委的意见,我们深表感谢。所提注意事项,我们一定注意。接着我带领武船厂的同志进入机要室,把两清一批的材料贴上了封条。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工作完成。
正在这时,夏邦银、胡厚民来到市委,在会议室与大家见面,他们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接着顾建棠、严常、彭勋、张维荣都来到市委大楼与大家见了面。
下午3点刚过,王克文书记的秘书高国华来到党校通知我:克文书记和常委们要接见大家。正说着,王克文、王哲南、惠锡礼、栗栖、赵铁夫等来到了楼下,随即在党校一号楼二楼会议室与大家见面。在与大家谈话中,王克文主要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所出现的问题,曾、刘在湖北打击地方干部的行为,并说刘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解放军。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听毛主席的话,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
克文书记问:小林,你们封了材料后,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们查封后还要查看一下。
彭勋接着说:封查封查,封了不查,有什么意义呢?
经大家议论后,王克文讲:可以查,但决不能影响机要处正常工作,只能查看两清的材料。这批材料是十五军撤走时留下的,我们机要处只是代为保管。
最后确定:由我们派5个党员同志和机要处5个同志一起清理,然后确定两清材料的数量,办理交接手续。
3月24日,由严常到各单位抽调5名党员同志,下午4点到了机要处。联系好后,即进了机要室,双方配合清理。清理很顺利,但由于数量大,有数千份数万页,所以到下午7点还没有弄完。我和严常在外面,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是党员。平毅来了,他说我进去看看,我以为他是党员,就让他进去联系。他跑进跑出,传达消息。事后才知道他不是党员。天快黑了,外面听到宣传车的声响,这时王克文在高国华陪同下来到,问我搞完了没,我说快搞完了。他说快搞,否则聂年生他们来了很麻烦。
王克文走后没多久,我们的人员出来讲全部清好了。我当即通知中原机械厂陈茂祥派车到市委来接我们,车到后大家把机要箱封好装车。当时他们告诉我:材料共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我就给机要处翟处长写了借条,他才给我们放行。
我们的车从市委大院后门开出,直开中原机械厂。从厂大门进去后马上把门关上,观察有没有人跟踪。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后,就由侧门出来,直奔南京路长办招待所。
这以后,就由严常全面负责,安排清理人员开封,抓紧时间阅看抄写,其他人都离开长办招待所。我离开时已经是25日凌晨5点。
26日严常对我讲:是否能再抽些人来?我就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第二机床厂抽了几个人到严常处报到,参加清查。
过了好几天,大约在4月4日凌晨1点样子,张维荣和市委秘书长栗栖来到我家(武昌解放路476号),我问:什么事?张维荣向栗栖介绍:材料问题是小林主持的。我说:是的。栗栖马上说:小林,现在向你宣读一下总理指示。我一听是总理指示就站起来,栗栖正式向我传达说:“周总理电话指示:把抢走和运走的档案材料立即送回。”我当时没有考虑什么叫抢走的什么叫运走的,我说我们一定按总理指示,把材料送回。
栗栖问材料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长办南京路招待所。随即我们三人一起到了长办招待所,严常他们刚睡下。我把他们都叫起来,并向他们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把材料送回去。
严常说:我们刚入手怎么就送回去呢?我说:还是清理一下再讲吧。他们就去清材料。这时张维荣对我讲:是不是和彭勋说一下,这个事不通过他也不好。我也觉得不要彭勋来不好,当即乘栗秘书长的车到了彭勋家,把总理指示给他讲了。彭勋听后很不理解,但还是一起来到了长办招待所。大家在清理材料时把中央学习班结束时黄永胜对彭勋的批示清出来了,黄永胜批示:“罪行实属严重,不予分配工作,送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个批示在学习班宣布后,彭勋到农场劳动,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前夕才回到学校。
彭勋把黄永胜的批示拿在手里说:这就是黄永胜的批示。此时大家触景生情,都对立即送回材料不理解,装箱工作慢下来了。栗秘书长觉得事情不好办,而且有些不耐烦了。双方出现争论,栗秘书长就给市委打电话。早上4点多钟,王克文来到长办招待所,在招待所传达室开了一个小会,谈送还是不送还的问题。王克文最后决定:先把原件全部送回,手抄件下一步再讲。
就这样,原件装箱后,早上6点多钟市委警卫连来车,由中原厂、武重厂、武船厂参加清查的同志把材料箱装上车,并护送到机要处,9点交接完成,机要处翟处长开具了收条。机要处的同志在清点材料后讲:真没想到,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没少一页。
1976年,厂里知道我在1974年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事,追问我手抄件哪去了,我说都烧了。他们不信,就抄我的家,结果抄出了我给翟先锋处长的借条和翟处长给我的收条,这件事才没有再追下去。
1974年3月30日晚上,我和林子忠一起来到省交通厅大楼,傅廉、余明生(交通联司二号头头)、黄金善(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头头)、李家华(钢九一三成员)、李苏民、罗世栋、邓金福、杨玉珍(邓、杨均为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等已在开会,讨论去省委机要处搞省里两清黑材料的事。
傅廉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省委机要处材料没人管,门口没有警卫,门也没上锁,一推就开了。
余明生说:我们已多次与省委联系,要求清查两清材料,他们答应和我们商谈,但不落实。怎么办?我们想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说:还是像市里那样,争取省委支持。市委的态度,省委不可能不知道。建议加紧催促,不宜冲击。
林子忠表示:尽可能争取省委支持为好,要是没有王克文的支持,我们能把材料从机要室搞出来吗?
最后大家基本同意不去冲省委机要处。凌晨两点左右,我和林子忠各自回家。但当天即3月31日上午,余明生等人还是把省委存放在五号楼的两清材料搞出来了。现将余明生提供的回忆文字抄录如下:
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省委书记姜一、赵修等领导答应我们,将武汉军区三办转来的两清办公室的“两清”(即清查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运动中整干部、整群众的专案材料给我们作大批判用,并同意群众组织派代表(要求是党、团员)参加整理。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未见领导来找我们,打电话秘书挡了驾。我们到存放材料的省委五号楼观察,发现原先的岗哨没有了。为此,30日晚上我们在交通厅楼上开会,商讨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搞出来。当时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的,会上听了顾建棠和林子忠的意见,基本同意不去搞。
但黄金善、李家华、李苏民还是认为不能再等了,决定明天先给省委领导打电话,如果他们按照原来的表态办就算了。
31日上午9点左右,我和黄金善、罗世栋、李苏民等先去省委五号楼,一瞧,里面没有人,门也没有锁,有几个办公室都放着箱子、麻袋等,还有些材料散放在地上,也有红头文件。我告诉大家不要动,等我打电话给省委领导后再说。
于是我先后打电话给姜一书记、赵修书记和组织部长薛坦,都是秘书接的。我在电话里讲:关于两清材料问题,请领导来五号楼商量。但没有回音。我最后电话里讲:如果再不来,我们就把材料运走了。
同时又打电话给新华社武汉分社,请他们报告周总理:关于两清材料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省委领导,他们不理,材料我们运走了。
随即我要黄金善、李苏民通知车辆来五号楼,将材料装车。当时没有人干涉、阻拦,顺利离开五号楼。车开出后,往武钢方向开,再经汉沙公路到仙桃停下。我通知大家体息,找黄金善等商量后,让黄去仙桃船厂把厂长张国平(交通联司船厂一号头头)、党委书记陈光清找来了。在公路上商定,派鄂25号船转运材料。当时在仙桃将材料装上船开往武汉,汽车上的人员全回汉口,等候通知。
4月1日,我告诉傅廉关于材料的情况,并要他去找省委领导商量:材料仍运回省委,找个地方由我们派代表参加整理。
后来傅廉告诉我姜一等领导的意见:
第一、省委没有地方,就在船上整理。
第二、省委派省检察长房绍义同志负责,并带两清办的两个人员一齐上船。你们也派代表(党团员)参加。
第三、船上工作人员生活补助按省委会议标准。
后来我到船上开了个小会,按省委意见,房绍义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玉珍为副组长,余明生负责生活。
5日凌晨傅廉对我说,中央电话指示:抢走、运走的两清专案材料一律全部运还省委,不得复制、转移、销毁。当即我们传达指示,落实行动,把全部材料运还省委了。
但李苏明说他经房绍义检察长同意,留下了张体学、朱鸿霞等人的部分材料。我和李苏明将这部分材料送往北京,交中央未果,后来交给了武汉军区在京开会的信俊杰。
毛主席逝世后,在华国锋、邓小平发动的揭批查中,以打砸抢的罪名,将参与此事的傅廉、余明生、李家华、李苏民、罗世栋都判了刑。
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
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下,在大军区和省市委领导支持下,从3月18到4月4日的十七天中,经“攻三办”、“封查两清材料”行动,终于撬开了省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制冤材料的“保险柜”。由于时间短、情况变,只能见到将万千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众多材料中的一部分,摘要列举如下。
第一、曾、刘在两清中所为。
“曾思玉在军区内部多次讲,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
“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
“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
“刘丰讲:‘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以上为军区三办徐健揭发)
“曾思玉、刘丰、张玉华封锁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谢富治同志1970年3月16日跟纪登奎讲,纪登奎又跟曾、刘讲:‘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说:‘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去,愿意下就下来。’曾思玉、刘丰不但向群众封锁这些指示,相反,曾思玉指示张玉华叫军区三办派人继续在中南汽车制造厂调查决派名单。”(军区政治部主任、三办负责人刘志揭发)
“1971年曾提过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以上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揭发)
第二、曾思玉、刘丰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的指示。
“今天交个底你们,五一六一定要挖,北决扬也一定要挖,有什么组织挖什么组织,挖到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五一六一定有,北决扬一定有。不要怕,不要一风吹。有的是五一六的头子,有的搞阴谋。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搞无政府主义,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武重搞了个祝孝先 ,干净了吗?武锅的李洪荣肯定是个五一六,武重的李向阳 肯定是个双料货。”
“各个地区都要搞个人批斗会,不要认为除了‘六厂一校’ 就没有问题了,只要搞闹事活动的就要专政,搞工厂不要手软。”(曾思玉在军工宣队指挥长会议上的讲话)
“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说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
“1972年3月2日,我传达曾思玉的指示。2月25日的湖北日报二版的标题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副标题是‘再论造反派受压论’。他说:‘造反派’几个字最好是少提或不提为好。”
“刘丰指示:‘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
“刘丰讲:‘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批斗杨道远的大会开得好,触及了一些人的灵魂,像李苏明这样的罪犯也要反戈一击,可见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以上为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揭发)
第三、成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收集造反派材料,编列所谓“大事件”。
省、市专案联合小组共获各种物证28666份,到1972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26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238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大事数十件。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4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1972年初,全市有专案计144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的70起,占49%;认定属于“北决扬”的74起,占51%。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42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1972年1月以后,省、市及各区、局、各单位依据有关政策的精神,对尚未处理的大事件进行逐个审查清理。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
第四、清查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黑材料、密件种种。
1.文革以来湖北、武汉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传单,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还拍成照片,作为整群众、整干部的罪证。
2.刘丰、曾思玉、方铭、张玉华、马兆昆、刘志等人关于清查的一系列指示、批示、讲话。许多内容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
3.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一系列计划、方案。摘抄几条目录及有关内容如下。
(1)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初步规划。
(2)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的“讨论稿”、“修改稿”、“送审稿”。
(3)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斗争的几个问题。
(4)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报告。
(5)在湖北、武汉地区发生的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联系的重大案件。
(6)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
(7)大会批斗方案、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很具体,比如“关于批斗汤玉莲 方案的报告”,就有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都非常完善。
(8)造反派头头的动态情报。如哪些造反派头头在一起走路、谈话,时间、地点等。
(9)地方干部的材料。有张体学、王克文、姜一的,大量的是“革干联” 的材料,除武汉地区“革干联”,还有东西湖“革干联”、大专院校“革干联”、地县“革干联”等的材料。干部“左、中、右翼”,新华社记者,总理联络员,各行各业各系统的材料,应有尽有。
(10)继续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材料。1971年11月毛主席就批评了曾思玉“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曾思玉根本不改,他们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刘丰批示说:“暂不传达”。从发现的文件中看到,1972年11月23日,在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讲到:“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问题,社会上在解决‘过了一点’的问题,我们这里在深挖,明年解决敌我问题。”
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要求下面继续“深挖”。
1973年7月,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
(11)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的省首义路学习班期间,1972年11月拟定了18名特别重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名单,曾思玉用红笔在其上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
第五、专案办公室自查的所谓扩大化问题。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按照毛主席指示,1972年后,武汉市为解决两清“搞过了”的问题进行试点工作。全市共挑选11个单位进行试点,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被认为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组织成员。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官方的试点和涉案人数统计都是不可信的。1973年12月曾思玉调离前承认湖北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北决扬,搞错了。在批林批孔中经省委查核,北决扬除货真价实的二十多人外,全省再没有一个北决扬分子,更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
4月5日周总理指示传达后,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等商定赶紧把已经复写在手的两清材料递呈党中央,同时决定由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沈复礼专程上京。4月8日或9日晚上我们一行四人乘特快软座离汉,深夜到京。第二天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朱鸿霞出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工作证,要求办理住宿。接侍人问明原由并与里面通话后转告说:你们省委领导在宾馆(宾馆名称忘),你们去向他们汇报。果然赵修接见了我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中央对湖北情况很了解,你们的汇报材料都交我,你们先回去,要相信省委。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赵修书记。

第十九章 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
     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也相信邓小平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作出新贡献。可是,他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自食“永不翻案”的誓言。
他复出后就编造了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大刮翻案风,同时又支持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在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告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邓小平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洞若观火,1975年11月3日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复:“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1月下旬,在北京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主席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径明确表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
第93节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5年1月至10月,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在关于军队、铁路、钢铁、国防工业、科教、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要以毛主席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例如1975年5月29日他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这三项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现今精英们这样颂扬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并列为纲: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来源:互联网综合20110715)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邓小平明知“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点指示,是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先后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他却把这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他全面整顿的纲,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各项工作的纲,以此在政治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全面整顿的手段,把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打成“派性头头”,从各级班子中清除,从组织上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以围剿所谓派性为名,把人民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走资派、一月风暴、革命委员会和批林批孔等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批判,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邓小平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
紧接着,邓小平又在1975年1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说:“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打乱了派系组织,建立了生产秩序。”
邓家帮的那些精英在《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中描述:“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邓小平鼓励……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邓小平整顿的核心是各级班子,整顿的具体对象是班子中的派性头头(即群众代表)。从1975年3月开始,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被邓小平定为派性头头的群众代表统统滚下去,同时又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派性,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第94节 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
毛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曾经说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毛主席这句话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现象,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对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刻骨仇恨。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滚”出了省革委会。
1975年3月初,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和我等人找到省委谈话。
赵辛初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你们都要作好准备。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其他书记都表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并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好成绩来。
我们对省委的这一决定都深信不疑,对邓小平整顿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纷纷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3月4日至5日,省委通知夏邦银到通山、朱鸿霞到大悟、张立国到麻城、胡厚民到罗田。
3月6日长办党委转告省委姜一书记找我。姜一对我讲:“你到随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具体工作由县委安排,一定要好好工作。”说着他把党的关系和行政介绍信交给我。我表示在基层一定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决不给省委丢脸,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我走后,长办党委把早已靠边的长办革委会常委王志鹄(作为不安定因素的派头头)下放到四川奉节水文站,把长期受审查的原长办革委会组保部长张贤良(作为不安定分子)下到江西湖口水文站。
7日长办派小车送我到随县报到。接待我的是随县县委组织部长陈运铁,他表示欢迎并问:你爱人怎么没有一起来呀?我当时并不在意,回答:没有来。后来知道,当时已内定把我全家一锅端。陈部长把我领到县革委会内一座小楼上一间约二十平方的房间里,对我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好。你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工作安排过两天再谈。
五天后即3月11日,县委组织部派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干部陪同送我到洪山区委,再由区委派人把我送到双河公社。公社晏书记接待了我,很热情地与我共进午餐。下午晏书记领我来到红星大队,向大队肖书记介绍: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指导我们工作,并到你们红星大队蹲点,你们要好好安排。肖书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顾副主任来红星大队指导工作。我们想请顾副主任到十二小队蹲点,你看可不可以?我满口答应:可以,可以。你们不要把我当什么领导或客人,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稍事休息后,我跟着肖书记来到了第十二生产小队,小队王队长安排我在一个姓张的单身汉家住下,一直住到1976年2月。
这个小队地处丘陵,全队十三户人家,男女老少四十多人。除了种粮糊口外别无其他收入,是大队里的贫困队。
我在这里蹲点期间,一直是”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农民家里,一日三餐就在这十三家中每天一家轮流吃派饭,按规定付给粮票和伙食费。每天下地劳动,耕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场、扬谷,一样不拉。我建议王队长用水塘养鱼,在山坡种果树,以增加收入。贫下中农渐渐把我当成自己人,他们爱护我关心我。每天晚饭后我都要摸黑回住处,而晚上常有一种叫“五步蛇”的毒蛇出没,他们怕我碰上,总是送我回去。我多次推辞后,他们专为我做了一根下半截劈成几片的竹棍,教我一面走一面敲打出响声,五步蛇听到这种声音就跑掉了。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王队长和好多群众都跑来看望,令我十分感激。这期间,我帮助基层干部按党的政策办事,例如劝说王队长纠正了不按规定给社员发放基本口粮的做法。有一个1968年下放的武汉知青,因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兼地主,同他一起来的都招工走了,却总是轮不到他返城。我向大队肖书记和公社晏书记反映后得以招工返城。6月中旬,十二小队粮库被人偷走一麻袋小麦,经发动群众多方调查,偷小麦的是一个姓胡的复员军人,王队长火气大发,拿着赃证把他一家五口弄到大队关了起来。我闻讯赶往大队与肖书记商量后,纠正了这种做法。
同时,我也目睹了基层干部的好品德。那年公社拨给红星大队三个推荐下放知青上大学的指标,规定其中有一个是当地贫下中农的知青子弟。在支部委员会讨论时,有两个支委提名肖书记的女儿肖大权,还有两个支委也同意,而肖书记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开会是为开好贫下中农代表推荐知青上大学的会作准备,不是搞私下瓜分。我的女儿该不该上送,城里下放知青应推选哪两个,都要由贫下中农代表会评选推荐,我们不能胡来。
凭良心讲,我在红星大队十二小队下放锻炼期间,做到了对党的承诺,没有给省委丢脸。可是省委却在背后耍弄了我们,培养是幌子,滚开是真情。省委向我们宣布“锻炼培养”背后的东西,才是“贯彻中央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的真实意图,那就是邓小平的以整顿为名彻底清除造反派。世上的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依人的主观意图转移。
我蹲点期间,长驻双河公社的工作队长是随县商业局副局长,他原是武汉的下放知青,经常来看望我,还多次同桌吃饭同睡一床,实际上是受命观察监控我。时间长了,他了解了我的为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75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问我:顾副主任,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吗?我说:省委领导说,遵照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到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到这里来是为了锻炼培养我们。他淡淡一笑,摇着头说:不是的,你下到这里的内情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怀念、组织部长陈运铁和我。你下放这里,对外讲是省委对我们随县的关怀,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我县指导工作,并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讲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的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
所谓“锻炼培养”的内情对我触动很大,但我还是控制住情绪,平静地说:原来如此,谢谢你。事后我的蹲点工作一如既往,未受影响,因为我是为广大社员工作。
平心而论,叫我们“滚”下去,不是省委的本意,源头在邓小平那里。当时老邓大权在握,谁能对抗,谁敢对抗?邓小平是为了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滚”;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也了解了农村和农民。
第95节 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
1976年元旦清早,我在十二小队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养成了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反复研读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到红星大队队部认真阅读这篇社论,有些重要内容现在还记得。当天还发表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这也是没有前例的。
社论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中提到“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这不就是肯定各级革委会和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吗?社论重提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不就是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吗?社论提出了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指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
我深感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主席把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看作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结合其中的千百万群众代表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以培养,可是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却把我们内定为“派性头头”,用两面派手法把我们骗进深山野谷,长期监控。我预感到一场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已经来临,我们也将又一次得到毛主席的解救。
紧接着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痛哭失声。回想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长办和长办造反派的深切关怀,不禁泪流满面。1966年到1973年,周总理先后对长办的工作和文革运动作出八次指示:1966年12月21日支持长办群众造省委的反;1967年6月25日指示我们长办民兵武器“不能动”;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与我交谈,称我是他的“小老乡”,并询问林一山的情况;1968年1月28日在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曾思玉传达总理提名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3月钱正英部长传达总理支持长办革委会兴建长江第一坝即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由我起草并署名的《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的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总理指示省委领导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
我内心把总理当亲人,而今总理归天,怎不叫我痛心疾首,泪如泉涌。我常想要是周总理再活五年,包括我在内的武汉造反派决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1976年1月中旬,随县组织部派吉普车把我接到县委招待所,陈运铁部长通知我可以回家过春节。当时我三弟在中纺部直属的湖北化纤厂工作,厂址在襄阳县陈家湖,我没有回武汉而到我三弟家过年。年初三或初四清早,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过了两天,我三弟(时任党总支书记)给我讲:昨天厂党委齐绛军书记传达了中央1975年23号文件,是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了三弟的话后,我当即向三弟告辞:下午我就要走,不去随县,回武汉搞批邓。
1976年2月8日我返回武汉,10日我与夏邦银、胡厚民在潘洪斌家交换看法。夏邦银说:前两天我们在傅廉家碰了一次头,就是你和沈复礼没到。我们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劲头大得很。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和你出山。
胡厚民讲:华国锋担任代总理,邓小平靠边了,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而且是“重上井冈山”的决心,所以我提出了夏邦银、谢望春一定要牵头的意见。
我向他们说了省委把我们下放基层不是锻炼培养,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下放边远地区长期监控,还介绍了在湖北化纤厂听到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我说,我和你们一样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所以我不请自来。我也赞成夏、谢牵头,是牵头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
话题就转向如何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的问题。夏邦银说:对,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我们紧跟。我说了我的意见:同意老夏的看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省委的领导。但要看到批林批孔批刘丰,实际上是批曾、刘支保吃左、乱抓五一六制造大冤案、欺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运动一来,饱受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申,曾受欺压而重掌大权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气要出,就是这种申冤与出气的共同要求,才出现省委积极领导、支持群众,群众相信、拥护省委的局面,这种干群连手的情况从未有过。但目前情况不同了,自从邓小平复出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右倾翻案以来,省委不是抵制而是紧跟,屁股上有了屎。如若省委敢于反戈,放下包袱,我们又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率领群众批邓是有可能的。倘若省委阳奉阴违放空炮,争取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胡厚民说,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先帮后促。最后商定眼下对省委一看二等三沟通,在造反派内部一学习二通气三搞好团结四准备材料。
第96节 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
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躲躲闪闪,原因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又不愿意自觉认错。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一个多月后,仍不见省委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们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商定,采取措施促省委转弯子,开展批邓。
夏邦银、谢望春接受了胡厚民和我的建议,2月中旬在潘洪斌家召集沈复礼、曹承义、彭勋、严常、胡厚民和我开了个通气会。
胡厚民说:老顾和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夏、谢和我们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反映湖北严重的右倾翻案问题,希望省委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请大家商量一下,搞不搞?
彭勋说: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到今天,已一个半月了,可是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一点实际行动。我完全同意给毛主席写信,而且要公开发表这封信,这对省委是个促进,还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谢望春、沈复礼、曹承义、潘洪斌、严常都发言表示同意并作了补充。最后夏邦银指定彭勋、严常负责起草,彭勋又提名丁元芳(武汉制药厂工总头头)、马车(工造总司成员)参与其事。
2月24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有二十二人签名: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朱鸿霞、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国棉一厂钢工总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王舜(省地质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省革委会常委)、杨玉珍(钢九一三成员、省革委会常委)、邓金福(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钟锡钢(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沈复礼(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李洪荣(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佩贤(钢九一三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田学群(市公安联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聂年生(新华工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承义(新一冶头头、市革委会委员)、徐筱芳(三司革联头头、市革委会委员)、郑峰(市档案局干部、市机关红司头头)、平毅。这是武汉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唯一的一次集体大亮相。
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群众蜂拥而至,水塔下人群水泄不通。这封信被转抄、翻印,连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充分反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得人心。2月29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是闭门批判,也算是一种姿态。省委依然纹丝不动。
第97节 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
1976年3月2日赵辛初、杨得志、董明会等出席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回汉,没有向在汉的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央侯补委员谢望春传达此次会议精神。3月3日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要求全面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日夏邦银找到董明会了解会议情况,董只讲在中央读书班的情况,不谈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会议内容。在夏邦银的追问下,董说:我再不能讲了,今后会明白的。这显然是有重要内情,定与湖北的批邓运动有关。董说“再不能讲了”,一定是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无法了解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无奈之下,3月5日朱鸿霞去郑州拜访唐岐山 打听有关情况,回来后于8日在武重厂大礼堂向胡厚民、吴炎金、顾建棠、沈复礼、彭勋、曹承义、方保林 、李洪荣等四百多人作了传达:唐师傅说,批邓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发动群众与走资派斗,用革命的大字报冲它一下。要进行斗争,中央是不能代替你们进行斗争的。希望湖北的同志积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争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唐岐山也没有讲董明会“不能讲”的内容,可能因朱不是党员。
当天晚上在潘洪斌家,夏邦银、谢望春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田学群、聂年生、彭勋、傅廉、曹承义、林子忠、郑峰、严常等碰头。
夏邦银说:找大家来,就是商议如何帮助省委领导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争取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而不是取代,这一点大家要明确。
胡厚民说,前些时,夏邦银、顾建棠和我议论过,对待省委目前态度,我们是先帮后促,又帮又促。我建议夏邦银、谢望春牵头,还要有个工作班子,而且要有分工,任务要落实到人。
彭勋说:帮促也是斗争,斗争要有方向,要有口号,要有切入点。
吴炎金说:争取省委领导我们,而不是我们取代他们,这个方向对头,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搞揪斗。
我说了三点:一、夏邦银、吴炎金说的争取省委领导、帮促省委转弯、决不取代、不搞揪斗,这些都完全正确。二、要做到像批林批孔那样,有一定难度。“两赵一王”与曾思玉、刘丰没有任何牵连,相反他们还受过曾、刘的欺侮,心中有气,与造反派批曾、刘方向一致,所以那时省委支持我们。现在不同,“两赵一王”推行了老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搞了右倾翻案,屁股不干净,因此对批邓迈不开步。但“两赵一王”不同于曾、刘,只要我们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支持我们并领导批邓是有可能的。三、我们现在这样搞可能有人说在拉山头,我说不是的。纵观文革过程,毛主席每一次战略部署,走资派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唯有造反派紧跟捍卫,所以受到毛主席肯定。革委会中群众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以为首要的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群众代表的天职,帮促省委的行动就是在履行天职。但要吸取反复旧的教训,力避“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
我又提了个行动口号:“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
彭勋和严常提出:以赵辛初1975年6月4日的讲话作为帮促的突破口。
谢、朱、李、沈、聂、曹、林、傅都发了言,一致同意“争取而决不是取代”的帮促宗旨、“十六字”的行动口号和以“六四讲话”为突破口的策略,并共同决定:
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帮促指挥班子。夏邦银、谢望春牵头,但不公开出面,重大事情由夏邦银、谢望春召集七人小组讨论决定。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公开出面指挥。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曹承义、聂年生(不久自动退出)组成参谋班子。
内部分工:朱鸿霞、彭勋、严常负责宣传舆论,曹佩贤、孙厚智(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一号头头)搞简报,龙梅生(工造总司宣传部长)、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顾建棠、沈复礼负责材料,曹承义、林子忠等为社会活动一线总指挥,田学群、李少斌(公安联司成员)、何永清(工总成员)、吴正彪(工总建工系统头头)负责安全,丁喆生(工造总司成员)、李洪荣负责后勤。
地区、系统分工:武昌区朱鸿霞,江汉区顾建棠,江岸区潘洪斌,长肮、铁路聂年生,交通傅廉,市直郑峰,城建吴正彪。
宣传车:由武钢、一冶、汉轧、武重、财贸、武船负责。
后来彭勋把这个班子概括为“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的点子”。
我们这个“帮促班子”对省委领导能否转弯作了评估。1974年1月,赵辛初与赵修、王克文、姜一组成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全面主政湖北,并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这一时期造反派与省委形成了良好的关系。1975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指挥棒转,我们认为,他们一是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缺乏识别能力;二是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敢抵制,他们跟着邓小平转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们对帮促省委转弯子有信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下,加上我们的帮促行动,相信省委一定会由被动逐渐走向主动,诚诚恳恳地快转弯,转好弯。
第98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
3月9日至4月10日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4月13日至6月中旬迈开了第二步,7月至10月7日转弯子落实到行动。
3月9日,我们以省、市革委会成员的名义,由彭勋、严常执笔,向省委发出公开信,批判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讲话,揭露省委把各级革委会中几乎所有的群众代表打成不安定分子,让他们“滚”到偏远地区并实行长期监控,敦促省委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积极领导群众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好。朱鸿霞、张立国、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王舜、杨玉珍、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李洪荣、曹佩贤、田学群、曹承义、徐筱芳签名,张贴武汉三镇。但张立国当天就后悔了,要武重厂技工学校新派头头张继良当晚把他的名字从贴出去的公开信上抠掉。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和造反派划清界限,得到走资派的谅解,哪知当华国锋叛党、邓小平重举屠刀后,照样对他无情重判。
1976年3月11日,夏邦银、谢望春参加了省委在东湖五所召开的常委会,研究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夏邦银打电话给汉阳轧钢厂工总头头程天琦和胡厚民等人,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把广播车开来造声势。胡厚民调汉轧、武重、一冶、武船的广播车开到五所门前叫喊,夏却出来训了大家一顿,要他们回去。当时林子忠、程天琦等很有意见,说叫我们来,又叫我们回,什么意思!后来胡厚民和我弄清了夏邦银、谢望春的意图,是要组织人多一点,规模要大一点。于是重新部署,通知朱鸿霞带领省、市革委会成员徒步走到五所,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同时调动大批人员到五所门前高呼口号。不一会儿赵辛初、姜一、赵修、王步青等来到五所门口接见我们,我们提出:要求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的精神,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省委带头转好弯子。书记们承诺三五天内答复,但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此后并未兑现。
赵辛初不给夏邦银、谢望春传达华国锋主持的那次会议内容,参加会议的董明会对夏说“不能讲”,朱鸿霞亲访唐岐山也未得真情,引起大家的关切和疑虑。于是夏邦银3月12日赴郑州面见唐岐山,14日在潘洪斌家,夏邦银向胡厚民、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顾建棠、彭勋、沈复礼、李洪荣、潘洪斌、田学群、曹承义、林子忠、郑峰、王屏、李想玉、曹佩贤、严常等传达了唐岐山介绍的情况。唐说:这次你们湖北的问题要解决了。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省的董明会在一起,江青指着董明会说,他是三钢三新的,是造反派,我是老造反派。这是说给杨得志、赵辛初听的。江青还说要快转弯,转好弯,痛痛快快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夏邦银接着说:这些情况省委常委会上也没有传达,所以董明会不敢讲。
沈复礼说:这是封锁中央的声音,湖北的根子在李先念那里。
谢、胡、吴、顾、彭、潘、田、曹、林等都发了言,一致认为:江青的讲话符合刚发表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今年四号文件的精神,但赵辛初书记不传达,这是对批邓阳奉阴违。
我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是林彪极右路线的继续,打击镇压我们是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央要求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跑的领导干部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转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只要他们真正转了弯子,把“滚”出去的群众代表请回来、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等问题都将得到落实。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彭勋提出“要转弯,快转弯,转好弯,迟转弯不如早转弯,痛痛快快转好弯”的口号。
胡厚民提出要在“滚”字上做文章,要促使他们把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都“请”回来。
朱鸿霞提议适当加温,就是大力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搞大批判,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送材料。
严常提出以“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作为当前的斗争策略。
这次“三一四”会议,对增强帮促省委的信心、完善帮促的具体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帮促班子成立后没有活动地方,工作也难开展。我和朱鸿霞、胡厚民商量了一个办法:由朱鸿霞批个条子给省第一招待所,让他们腾出13号楼给我们帮促班子使用。一招负责人肯定要请示省委,无论省委同意与否,都是对他们是否愿意转弯子的一种检验。3月20日,胡厚民、曹承义和我带着一百五十多人拿朱鸿霞的批条到省一招,一招负责人不接受,说要行管局长批才行。我们就把行管局长请到13号楼,这位局长说:朱鸿霞虽然是省革委副主任,但他的批条不行。这时我们的人已把二楼的钥匙搞到了,并打开了房门。行管局长说:你们这样做我要挨批的,我建议你们去找韩宁夫,只要他点个头,你们就可以住,我也没事。于是我们和行管局长在洪山宾馆找到主管省革委会的韩宁夫书记,他听了我们的要求和局长的陈述后说:那就住下吧,可不能损坏家具,吃饭就在食堂凭票进餐。
从此帮促活动有序进行,大字报、大标语、公开信都在这里成文发出,会议在这里召开,材料在这里汇集上送。4月23日我们主动撤离,没有损坏任何物品,而且进行了清扫。
3月24日上午,经田学群与《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归长根联系,下午一点半,在洪山宾馆二楼,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田学群、彭勋等向沈光、郭伟成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1.武汉地区右倾翻案的基本情况。2省委对待这场批邓运动的态度很不端正,封锁中央对湖北的具体指示,批邓空对空,软拖硬抗不转弯。3.省、市委消极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负责同志犯了走资派错误,对文革仍不理解不满意。4.邓小平否定文革、打击造反派很合省委领导的心意,他们实际上是文革的反对派。5.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李先念是总后台,湖北的班底基本上都是他的人。6.现在我们要帮促省委转弯子、揭盖子、批邓、反翻案、保卫文革成果。我们是帮促决不是取代,是要求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最后应记者的要求,给了书面材料。
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日当天,曹承义带领多辆广播车到武汉三镇呼喊口号,并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
“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
省委却一无声息二无行动。4月8日,发生了造反派将省委领导请到武胜路群众大会上表态的事件。武汉电信局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找到朱鸿霞、胡厚民,要他俩带领群众去要求省委领导出席群众大会,对中央两个决议公开表态。我接到严常通知,要我赶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协助布置会场,没有参加到省委找赵辛初等的行动。当天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等陪同下来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讲台设在书店二楼大阳台上。我在台下扶着梯子,保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上讲台。
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会由吴焱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都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定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讲了话。赵辛初、赵修、韩宁夫讲完话,由夏邦银护送回到省委。
事后中央打来电话批评我们(夏邦银传达),尽管这事全因省委不及时对中央两个决议表态而引发,且在中央来电话前就已把赵、赵、韩安全送回,但我们还是诚心接受批评,从中吸取教训。
4月10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武汉市委为贯彻中央两个决议、动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有十万多人参加,批邓运动随即在全省展开。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
第99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
4月13日,在我们的要求下,省委召集省革委会中“滚”下去的常委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滚”到外地的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郑军(省直红司头头),“滚”到本单位班组的潘洪斌、邓金福、钟锡钢、杨玉珍、王屏等。“滚”出去的同志在会上讲了各自在基层工作的情况,没一个犯错误,没一个被批评,且业绩比比皆是。
我汇报了在随县蹲点情况后说:前年批林批孔中,我曾向省委领导讲过,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有权无理老整人。我请求不当这个省革委会常委和长办革委会副主任,只求不要老把我们当敌人来整。我们在革委会中的职务早已无名无实,希望放我们一马,回归从前。可是树欲静风不止,趁今天省委领导都在场的机会,向书记们提一问:去年3月上旬省委决定把我们下放各地,当时辛初书记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锻炼,还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寄予厚望。但我一到随县,组织部长陈运铁问我“你爱人怎么没来”,我当时没有在意。前些时听彭勋说他下到利川后,他爱人周惠华所在的协和医院领导要她也调去利川,因周惠华坚决不去才作罢。可见陈运铁的问话表明,要我爱人同下随县,早在省委计划之内。我下到随县后,县委对外讲“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来指导工作并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另有布置,说“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我有证据证明:前者是幌子,后者是真情。我们下放后,省委领导在全省围剿我们的资产阶级派性,这套把戏不是省委的发明创造,是邓小平打着“三项指示为纲”旗号整肃造反派做法的翻版,但毕竟是通过我们信赖的“两赵一王”之手实现的。我现在想听听书记们的意见,要我们下放基层,到底是锻炼培养,还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让我们“滚”下去并长期监控?
赵辛初首先表态:我们省委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搞翻案,借搞整顿打击新生力量,我们没有看清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我又说:难怪我在随县将近一年,而且还挂了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可是我从未见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怀念,没有参加一次县革委会会议,没有看到从中央、省到地、县的任何一份文件,这叫锻炼培养吗?这叫政治欺骗,把我们当政治奴隶。
韩宁夫接着说:我们都上了邓小平这家伙的当,你们恨邓小平,我们比你们还要恨得狠一些。
但书记们没有讲自己跟着邓小平跑的内在原因,更没有讲省委如何转好弯子的具体措施。
鉴于省委的这种态度,4月15日我们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希望中央能够从上面促省委转弯。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去年夏季前后,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邓小平“三项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以围剿派性为名打击和压制革命造反派。这是继林彪及其死党刘丰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采取一“捅”(捅革委会)二“清”(清五一六、北决扬为名清造反派)之后,邓小平搞的三“滚”(造反派滚出革委会),是林彪从政治上打击迫害,从组织上换班夺权,全盘否定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现将我们收集、整理的部分问题呈报毛主席、党中央:
《省、市领导人刮右倾翻案风的言论》
《传播政治谣言,大造复辟舆论》
《湖北、武汉地区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关于湖北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武汉地区文艺战线右倾翻案情况》
     签名人: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
                                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成员朱鸿霞、
                                     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
4月23日,市机关红司头头、武汉市档案馆的郑峰到省一招13号楼,对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等人说:市纪委副书记薛同莲是华国锋的老上级,1949年华国锋在薛同莲直接领导下随军南下。现在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是不是请薛同莲向华国锋反映一下湖北的问题?我们听后一致同意并要郑峰负责联系。
24日郑峰带着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到花桥惠济小路市委干部宿舍区薛同莲家。此前郑峰与他通过气,他热情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坐下后,他说:1949年3月,我和华国锋等一行十几人组成随军南下工作队,我是队长。华国锋当年二十八岁,出发前我们还一起照了相。郑峰问:照片还在吗?他随手把挂在墙上的相框拿下给我们看,薛同莲坐在中间,华国锋站在他的身后。薛同莲又说:我们到湖南湘潭后,我在地委任书记,华国锋分配到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后调到湘潭县委任书记。我1957年调来武汉后,与华国锋的联系少了。我听郑峰说,你们想要我帮忙向华国锋同志反映一下情况。胡厚民、曹承义都说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彭勋说:薛书记是革命前辈,我们给华国锋写个信,要是方便的话,请您代为转呈行不行?薛同莲答应代转,但他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多年来我又很少与他联系,我的信他不一定能收到,收到了也许没有回复,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们第二天就把已写好的给毛主席的信重新抄写,还是上述那些人署名,请薛同莲转呈华国锋。
4月23日我们撤出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13号楼,5月2日,夏邦银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召集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李想玉、吴炎金、顾建棠、郑军、邓金福、沈复礼、李洪荣、杨玉珍、彭勋、曹承义、严常、丁喆生、吴正彪、戴行江、林子忠、丁元芳等开会部署“下攻基层”。我传达了帮促指挥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开了十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拉开了转弯子的序幕,“上促”初见成效。现在我们要在中央两个决议指引下,“上促”不放松,重点搞“下攻”,就是回到各单位去促基层党委抟弯子,大战红五月,夺取新胜利,进一步帮助省委转好弯。怎么攻?1.依靠群众,坚持方向,独立自主,各自为战。2.据理力争,要他们恢复基层革委会和革命翎导小组的活动,但不夺权。要批推行邓小平路线的当权派,要他们好好工作;又要促他们,要他们解决问题。5月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起来。3.抓重点,抓武重、武钢、一冶、武船、武锅、交通、财贸、省体委。
彭勋在会上讲:要攻不要松,要稳不要等,形势大好,乘胜前进,下楼不下山(虽然撤出13号楼但不放弃斗争),斗志不松散,立足基层对着干。
胡厚民补充说:还要把“滚”出去的请回来,要打革委会的旗帜。抓好四件事,一学习,二批判,三调查,四请回。严常说:要把朱、李、吴请进党内来。
5月初,从曹承义那里传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转弯子”的讲话,“杜则进”写作组(原工造总司人员组成)全文抄成大字报贴在水塔下,群众将这个讲话与湖北省委对照,议论纷纷,夏邦银还把这个讲话送给省委领导。同时,曹承义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同志陪同下,拿着赵紫阳的老战友、支持造反派的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的亲笔信,乘机飞往成都,面见赵紫阳。曹承义此行,是他首先向夏邦银、谢望春提出,夏、谢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和我商议后全力支持,但暂不外传。
曹承义返汉后,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将见赵紫阳的情况向夏邦银、谢望春等二十多人作了详细介绍,大家盛赞老曹干得好。接着把曹承义面见赵紫阳的谈话记录抄成大字报,张贴武汉三镇。又专呈省委“两赵一王”,推动了省委转弯子,据夏邦银说,省委领导自己也说“触动很大”。
6月间,“下攻基层”有了眉目。我和谢望春一道,支持武汉市财贸战线的闵捷、陈忠相,要求一轻局、二轻局党委将“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挂牌,恢复活动。谢望春和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权理配套”的意见:“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无理有权老整人。这就叫‘权理不配套’。当前就是要把权理不配套搞成权理配套,这也是党委转弯子的内容之一。”省委知道了谢望春和我的“下攻”活动,6月20日姜一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省、市厅局的革命领导小组不要恢复了,原来的成员都在厅局领导班子中安排。”我问明这是省委的意见后,同意停止活动。省委转弯子又迈出第二步。
第100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
1976年7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王克文、姜一、韩宁夫等亲临,武汉以及黄石、孝感、荆州、宜昌、咸宁等地市领导到会,朱鸿霞、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被贬到襄樊的省革委会常委孙德枢(文革前任黄石市委第一书记)和丁力(文革前任省经委副主任),他俩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经验交流会主题是学习、推广襄樊市委的经验,他们在中央两个决议公布后,端正思想,积极领导群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胜利成果,并且从组织上落实,新干部是党员的进党委领导班子,党外的吸收入党,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会上还介绍了襄樊棉织厂的典型经验,该厂领导讲了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怎样转好弯子,首先要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自己,其次带头联系实际批邓,第三对群众代表要在组织上作出安排,解决补台问题。
薛朴若作了长篇发言,火药味较浓,获得不少掌声。
赵辛初高调发言,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一定要紧跟党中央。襄樊市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个好经验,省委希望大家把襄樊市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去参照办,把我们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快转弯、转好弯。
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推动全省的批邓运动,加快各级党委转弯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省委真心实意转弯子的体现。
7月中旬,赵修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回来说:会议期间华国锋副主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最新指示。接着省委通过夏邦银、谢望春给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沈复礼和我等传话:省委正在研究补台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经大家议论提出了如下建议: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班子,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吸收入党,胡厚民、顾建棠在省委部、委、办安排,郑军、邓金福、王屏、潘洪斌、傅廉、曹承义、林子忠等在省厅局中安排,沈复礼进市委常委,彭勋在省委宣传部安排,都没有提具体职务。9月下旬,赵辛初当面对我说;省委准备让你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这表明省委是在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第101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
长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新到任不久的临时党委第二书记、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黄友若 和临时党委成员孙昌为代表的批邓运动响应派,与以临时党委第一书记、长办革委会主任林一山和党委成员丁福五、赵奔荆为代表的批邓运动抵制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临时党委内林氏“抵制派”占优势,林一山在北京遥控得心应手,因此,黄友若要求党委以实际行动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干部认真“转弯子”,屡遭林一山远程干预,难以实施。当时黄友若书记想找我找不到,我虽1976年3月就开始在长办发动群众投入批邓,但没有主动去找黄书记。我在体制外活动,他在体制内斗争,虽目标相同,目的一致,但无联系。
从3月到8月,我在省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又与长办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批邓的具体活动。
3月上旬,我通知科学院的王立柱、苏鲁平、刘永熹,规划处的朱伯良,枢纽处的蒋乃明,施工处的郑明义、夏树生等在我家里开了碰头会。我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的讲话内容,要求他们积极投入运动,一要深入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就可排山倒海,荡涤翻案风;二要收集长办领导紧跟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材料,材料是帮促党委成员转弯子的教材,有了材料帮促就有了说服力;材料是批邓的弹药,有了材料才反击有力。碰头会上商定了两件事。
第一件,根据大家的提名,确定了各单位发动群众的联络人名单,涉及科学院土工室、材料室、岩基室、水工室、河流室、仪器室,施工处、枢纽处、规划处、机电处、勘测处、水文处、计划处、财务处、器材处、宣传部、秘书处、保卫处、组织部,共二十六人。
第二件,开列了收集翻案风材料的提要:
1.长办革委会及下属二三级革委会机构、成员情况,“拆庙(撤除革委会机构)赶和尚(赶走革委会成员)”的,“庙堂(革委会机构)尚在换了和尚(革委会成员)”的。
2.现各单位领导班子状况(包括党、政)。
3.提拔任命干部的名单(时间,文革中站队情况)。
4.支持造反派干部状况(包括关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5.造反派头头和各级革委会成员几年来状况(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6.1976年7、8、9月造反派“滚”下去、被监控、被批派性的情况。
7.科技领域内右倾翻案风表现。
8.党委领导班子对文革态度(言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态度(言论),搞整顿、反攻倒算(言论)。
9.典型事例。
10.目前流行的奇谈怪论和政治谣言、反动谣言。
4月13日下午,在我家里召开了碰头会,到会的有顾建棠、赵国光、葛洪明、蒋乃明、毛祖述(以上为长办革委会成员),还有钟灵英、陈振风、王永昌,葛守西,肖世刚,邓子仪、曹阳、毛新安、苏鲁平、周学文、李应存、阮永植、连良平、罗崇贤。
我首先介绍了省里的情况:由于省委领导去年跟着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搞一“滚”(叫造反派“滚”)二批(批资产阶级派性)三否定(算文革的帐、翻文革的案),屁股不干净,所以批邓运动一来,就被动了,又没得勇气反戈一击,不敢站在前头领导群众批邓。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搞打倒,不搞批斗,不搞取代,只搞帮促,就是帮助省委领导承认错误,摆脱包袱,转好“弯子”,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对长办党委来讲,去年的情况与省委差不多,现在的情况也与省委差不多,可能更差些。我们现在的任务要先造声势,就是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的文章用大字报张贴,印成传单散发。对党委成员交心谈心、批评批判,不搞批斗,更不提什么打倒,目的是促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大家在议论中,对我的发言大多数赞成,也有不赞同的。为了搞好促党委转弯子,科学院由钟灵英负责,生产片由蒋乃明负责,财务、器材由葛洪明负责,水文由葛守西负责,勘测由李吉贵、何畏之负责。经常出大字报造舆论由蒋乃明、苏鲁平和王立柱去搞。材料保管统由张贤良负责。领导干部工作由顾建棠抓,钟灵英、张贤良配合。
5月初,我和长办蒋乃明、钟灵英等几个人商量约请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到长办搞一次形势座谈会,并决定5月6日晚上在老大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我随即与夏、谢、朱、胡约定。
5月6日下午,我电话告诉了蒋乃明:今天晚上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要一起到长办来,开个座谈会,要他与钟灵英作好安排。那天晚上参加的人相当多,约一百人左右,连窗台上和窗户外面都是人。夏、朱、胡、谢等人围着会议桌坐,座谈会由我主持。
夏邦银说:毛主席为什么在他八十三高龄的今天,要发动和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1967年3月,毛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说:“反对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向毛主席发誓“永不翻案”,老人家相信他,让他复出并委以重任,把党政军大权交给了他。可是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握,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毛主席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所以他老人家以“重上井冈山”的决心,发动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因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后来人,当此严重时刻,我相信长办的同志一定会与全省人民一道,满腔热情奋勇投入,捍卫文化大革命。
谢望春说:我是工人,文化低,不会说话。我们愿和大家一道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朱鸿霞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否定文革搞翻案,但他们同邓小平有本质区别。他们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他们有一条原则,谁在高头就跟谁,他们没有懂得毛主席说的不要跟人要跟路线。我们对省委领导,一是批评他们的错误,二搞帮促他们转弯子。
胡厚民说:大家要注意,现在右派煽动一些不明事理的人搞干扰,而且行动很快,我们不能上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我最后也讲了几句,我说:感谢夏、谢这两个委员,不改工人本色,愿与群众交流思想,又能同群众一起战斗。今天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说明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就算上了革命的航船,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我们开了这次座谈会,没有想到长办临时党委5月10日向省委告了我们一状。现节录如下:
省委:
五月六日晚七时多至十时多,顾建棠等人事前未经同意,私自在长办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进行串联,搞山头。……到会人员有长办职工,也有不少外单位人员,其中有夏邦银、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等。……据反映,会议由顾建棠主持,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谢望春、顾建棠先后在会上讲话。……
5月下旬,我回长办,来到新来的党委书记黄友若办公室。他是1975年下半年从贵州省调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湖北枣阳人,是黄火青的侄子,《长江日报》记者黄红军的哥哥。我作了自我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早闻你名,今天得见十分高兴。接着说:长办的情况有所了解,我找郭志伟主任谈过,他不想多谈。像郭志伟这样的老红军出身的领导干部,长期不给工作就不对头。你能否给我讲一讲长办的情况?我就着重讲了文化革命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整了八年多,先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把我们打成阶级敌人;继而以清查五一六为名,把成百上千群众和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有三十多名工程大学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有的被逼死,有的被逼疯……现在弄得郭志伟和我连坐的地方都没得。
黄书记告诉我:在党委会上丁福五等在林一山遥控下向我发难,我据理力争,党委内只有孙昌支持我,好在省委也支持我。逼得我实在没得办法,我就在电话里对林一山讲,要么你回来管事,要么你不要背后遥控。
我向黄书记坦诚汇报:前些时我召集长办一二三级革委会尚在的成员和文革积极分子,开了两次会。5月6日是我邀请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省革委副主任朱鸿霞和常委胡厚民,在二楼会议室开了群众性的形势座谈会,我没有事先向您请示,十分抱歉。
黄书记说:我事后知道,这没有什么,你是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有这个权力,况且目的是开展批邓嘛。听说来的人很多,我认为是好事。他又说,你现在可以回来了。过了两天,黄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把郭主任和你的办公室安排好了,现在去上班。果然按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的规格,给我和郭志伟各配单间办公室,配齐桌、椅和文件柜。
我向黄书记表示谢意后说:目前在体制内我帮不上忙,但我是长办的老职工,在群众中还有点活动余地,我想尽我所能在体制外发动群众,去帮促包括党委成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转弯子。但一不搞揪斗,二不搞打倒,三不搞拆台。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
5月27日,在青年大楼王立柱房里,我召集蒋乃明、苏鲁平、王立柱、严常、刘永熹、张贤良、钟灵英等开碰头会。我说:从现在起要抓紧做争取领导干部的工作,应当主动找他们谈,特别要找党委成员谈,要帮助他们丢掉顾虑,放下包袱,转好弯子。我们是真心实意,决不揪斗,也不打倒,把大多数成员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解决长办的问题。今天先通个气,大家作好准备。
6月1日,我又召集蒋乃明、苏鲁平、陈林海、张贤良、严常、刘永熹、王立柱、蒋乃明、王运昌、陈振风等开会,着重商定做好干部工作的具体分工:
1.层面工作分工:
   宣传舆论:蒋乃明、苏鲁平
   干部工作:严常、刘永熹、王立柱
   收集材料:陈林海
   联络:张贤良
2.各大系统的联络分工:
   科学院:钟灵英、王立柱
   生产片:蒋乃明、朱伯良
   政工片:张贤良
   水文:葛守西
   勘测:王运昌、陈振风
   行政片:葛洪明
当我们决定在6月1日找丁福五副书记交谈时,他人不见了,他家里说身体不好,住在市二医院。
找不到丁书记,6月1日傍晚,我和严常、刘永熹、葛洪明、蒋乃明、朱伯良和苏鲁平等找到了赵奔荆副书记(丁不在时他当家)。我们向他反复说明:你们去年跟着邓小平搞右倾翻案,这是事实吧?(他点头。)在当前批邓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们有错,但不是自觉的,原因是你们不看文化大革命是为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上台,防止党变质、国变色这个大前提,只记得在文革中被批了,靠边站了,感到吃了大亏,总是耿耿于怀。当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借机兴风作浪、否定文革时,你们就身不由己地紧跟照办,你说是不是?要说翻案,你们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到1973年已经把长办各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打倒了。你赵书记说说,这是不是事实?今天来不是给你算这个帐,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来跟你交流思想,希望你们党委听毛主席的话,在批邓中积极行动起来,从否定文革转到肯定文革的立场上来,这就叫转弯子。
赵奔荆很谦恭地回话:谢谢大家来帮助我,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积极起来转弯子。不过党委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林一山和黄友若,最近党委正在研究黄友若提出的郭志伟、顾建棠进临时党委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我说:据我所知,临时党委的真正决定权还在林一山,我只希望你能积极支持黄友若,就是转弯子的表现。长办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安排问题,是要转变对文化大革命、对一月革命风暴的态度问题。不但长办革委会,二三级革委会、领导小组全都得恢复工作。我们对临时党委以及二三级党的领导机构,决不像你们搞革委会那样,“一锅端”,“拆庙赶和尚”,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搞补台不搞拆台。
严常向他提出当前要解决五个问题:
1.召开批邓大会,要在大会上安排顾建棠和严常发言;
2.恢复长办三级革委会的工作问题;
3.解决去年“滚”出去的人员(王志鹄、汪贵、张贤良、王立柱、陈林海、黄炳乾、赵国兴)调回的问题;
4.补发严常、刘永熹及夏树生、张贤良的工资问题;
5.认真追查反革命谣言。
赵奔荆有点紧张:这五个问题我不能表态,我可以把它交给黄友若书记,由党委决定。哪知不几天,赵奔荆到东湖疗养院住院了,与我们交谈中说好听的话是应付、软对抗,一转身就变脸。赵奔荆跟着丁福五也称病住院了,这同前年批林批孔时一样。真奇怪,只要批走资派的运动一来,都得病住医院;运动一过,比如邓小平搞“整顿”向文革倒算了,马上百病全消,神气十足,挥戈上阵大整造反派。这几乎成了规律。
鉴于在林一山遥控下,丁福五、赵奔荆先后以“治病”为由住院,妄图停摆工作,瘫痪全局,叫你黄友若独角戏都唱不成,以全面对抗批邓,我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临时党委写信。我在6月10日的信中列举了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的种种言行后,明确提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再次要求在最近期间召开全办批邓大会,书记同志特别是赵奔荆同志要带头联系实际,……如果临时党委再借故拖延,我们将以长办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
紧接着,我们连续三天对临时党委成员进行面对面帮促,希望他们积极起来批邓,认认真真转弯子,痛痛快快转好弯。
15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到市二医院帮促丁福五。
16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阮永植、毛祖述到长办东湖疗养院帮促李廷序、赵奔荆。
17日上午,顾建棠、严常、钟灵英、张贤良帮促孙昌。
17日上午,顾建棠、葛洪明、张贤良、钟灵英帮促余文藻。
17日下午,严常、蒋乃明、苏鲁平、王运昌、陈振风帮促叶扬眉。
全因林一山遥控干扰,长办的批邓运动举步艰难。对此我向黄书记作了汇报,并提出我要向上反映当前的严重情况,还向他反映机要员张玉书不给文件我们看。黄书记反问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人是林一山夫人的内侄,你给我和郭主任安排办公室,肯定有人向林一山报了信,而且林一山还有指示。黄书记感慨地说:我曾听说长办是林一山的独立王国,我还不大相信,现在我亲历其境了。
在此情况下,我先后向湖北省委、水电部和中央写信求助。
第一,给省委姜一书记写信,报告长办在林一山遥控下,批邓运动受到严重干扰,丁福五、赵奔荆两位副书记突然称病先后住进医院,运动几乎停顿,工作几乎停摆,第二书记黄友若被弄得……请求省委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姜一叫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转告我:省委已向水电部通报,要求林一山专事休养,不得遥控。如果林一山不听招呼,继续遥控,省委有个考虑,叫林一山不兼长办第一书记。
第二,向省委和水电部打报告。5月27日,在青年大楼217房,我要蒋乃明、严常、苏鲁平起草一份向省委和水电部的报告。由蒋乃明起草,经苏鲁平、严常审看,严常只将开头语改了一下,最后经我手发出:
湖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水电部党组并报中央:
……长办形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随着林一山的重新工作,走资派又在长办复辟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的这种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十年来,以林一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诬蔑、反攻倒算。……长办临时党委中没有一个造反派的代表……
                          长办革命委员会: 顾建棠 严 常
                           赵国光 蒋乃明
                           葛洪明 陈学先
                           毛祖述    杨朝忠等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给华国锋写信。6月下旬,我请赵枣安、郭予二人为郭志伟和我起草一份给华国锋的信:
华总理:
……多年来,在林一山的修正主义经营下,长办已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很大一部分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扶植复辟势力,扼杀新生事物,对造反派进行残酷打击报复,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搞复辟倒退。……建议上级党委重视长办和林一山的问题,令林一山立即回长办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出深刻检查。……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郭志伟 顾建棠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这封信写好没有立即发出,因黄友若书记马上要去北京见林一山,是否发出这封信视林的态度再定。黄与林谈崩,我们才发出这封信。
第四,向《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谈长办情况并送材料。
我告诉记者:我们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是属国务院、水电部管的单位,运动是属湖北省委管的。去年7、8、9月,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党委也执行了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些头头和干部下放了,现在党委还没有转弯子。
严常讲:长办是一个独立王国,水电部管不到,省委管不了。运动一来,形势不利,领导就躲的躲,病的病;一旦形势对他们有利,都上班了,干劲大得很。长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是被他们否定了的,党委不承认革委会。去年7、8、9三个月,长办刮了右倾翻案风,以批派性为名,把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全都调离了。
最后由陈林海用一个信封装了材料,写上请交华国锋总理,当面交给记者了。(本节材料均据李晓航提供的长办顾建棠专案组1977年8月编“顾建棠罪证材料”第三部分)
7月上旬,黄书记在长办党委会再次提议:郭志伟、顾建棠进党委,孙昌同意,丁福五提出要先请示一下林主任,结果林一山反对。为此,黄书记亲赴北京找林一山商量,他回来后对我说:林一山说如果党委都同意的话,我保留。我与他争辩,你保留总要有个理由吧,他说不要理由。我说你这是故设障碍。我离开时说还是请林主任回长办主持为好。你要不回来,那请不要再遥控了。全因林一山的作梗,不仅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原党委委员、监委书记郭志伟和我进不了党委,黄书记也因此在1976年10月后被林一山逼出长办。
第102节 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举世痛悼,我闻讯顿感天崩地裂,如坠深渊。悼念期间我分别在省委和长办守灵,脑子里总在想毛主席走了我们靠谁呀,越想越是泪流不止。
9月26日上午,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饶兴礼同志到我家通知我:赵书记有请,马上跟我上车。我问什么事,饶兴礼答:我也不清楚,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到达东湖百花邨,只见省委书记赵辛初和姜一在,他们挥着手:请坐!请坐!赵辛初对姜一说:你来谈吧。姜书记则说:还是你来谈。赵辛初对我说:今天叫你来呢,有事要告诉你。前几天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来湖北,同省委商量把你调水电部任副部长。我们省委向钱部长讲了,省委商定准备把你调来省里任省委副秘书长。钱部长对我们表示:找接班新干部,你们省委比我们容易,你们就把顾建棠放给我吧,这也是湖北省委对水电部的支持。现在省委同意钱部长的要求,调你去水电部工作。今天特地向你通报,并听听你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自参加工作以来,对于工作调动,就是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从不说二话。
姜一说:你的表态很好。钱部长与省委商量,实际上是对省委的尊重,所以省委就同意了。看你还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的?
我说:有个请求。在学习班里长期在暗淡的灯光下写材料,我右眼得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周边有光感,中间一团黑,基本上失明。听说上海中山医院能用激光治疗,能否在上京之前,请省委开个介绍信,我到中山医院做个检查。二位书记都表示同意,并嘱办公厅办理。
告别时,姜一告诉我:辛初同志想要你参加省革委全委会议后再去上海治疗。去水电部报到的事,由省委向钱部长通报。
4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各种场合提到各级革委会恢复活动的问题,但从未单独要求召开省革委全委会。省委在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和党中央“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号召下,决定在10月3日召开省革委全委会,以示深批邓、转好弯。10月2日我和长办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委员郭志伟向会议报到。
3日上午全委会开幕,韩宁夫主持。他说请赵辛初主任讲话,这时我举手发言:请问韩书记,会议日程表上为什么没有省革委会工作报告?韩宁夫答:时间紧没准备。我说;从1968年8月以来,没开过一次全委会,以前的由曾思玉负责,现在要由你来负责。韩宁夫说:我不是主任,辛初是主任。我说:你是分管革委会工作的书记,主动拿出工作报告送赵主任审阅,是你的责任,难道还要赵主任教你吗?韩宁夫无言以对,其他人都发言支持我的意见,当时韩宁夫确实很尴尬。
赵修出来化解:省革委会是要有个工作报告,现在马上写,过两天补上。今天就听辛初同志讲话。大家鼓掌赞成。1976年十月事变后,官方和民间盛传造反派头头事前有组织有计划大闹全委会,妄图夺取省委大权,都不是事实。
会议期间,赵修、姜一、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郑军、潘洪斌、王屏、邓金福等都发了言,长期靠边受审查的领导干部孙德枢常委、赵文华常委(恩施地委书记)和江涛委员(武钢政治部主任)也讲了话。江涛发言最尖锐:要把颠倒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错误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省委要采取措施,一句话,从口头到实际真正地转。
会议期间,姜一书记给我讲过:无论安排你们到哪里,都是副职。比如潘洪斌,准备安排到省冶金局当副局长;郑军吸收入党后当团省委副书记;彭勋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教育厅,或任湖大党委副书记;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我问:那胡厚民呢?姜一说:当然也有安排,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向大家通气的。
10月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全委会开到了第五天,参加会议的人对北京中南海发生的剧变全然不知。那天上午,姜一给到会的副主任和常委通报:赵辛初、赵修同志有事上京,我们的会议继续进行。9日下午三点多,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草草宣布全委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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