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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1)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1)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927    更新时间:2014-7-2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5. 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四月,《智取威虎山》劇組完成任務後解散了。
樊馬義指揮長對我說:“張建成,你的問題沒有解决,繼續辦你的學習班,你要老實交待問題。”
就這樣,我又進了清查“五一六”學習班。
我是單人學習班,在學生二舍。陪我吃、住,負責監管我的有4個人,都是工人中的左派(原保守派)。
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的任務是誘供、逼供,要我承認是“五一六”分子,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五一六”集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我當然不承認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于是就打態度,在整個學習班過程中,打態度占的時間有一半左右。
開始是逼我承認“五一六”表格的問題,說學校的“五一六”分子都填了加入“五一六”的表,這張表是我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時發下去的。他們問我這些表格現在何處,表格是哪里發的,我說根本沒有填過什麼表。過了十幾天,專案組的人對我說,弄清楚了,表格是學校印刷廠印的。
後來我纔知道,為了搞到所謂表格的證據,首先在印刷廠職工中施壓,在高壓下一位女工“承認”有此事,于是把朱天之(負責技術工作)關起來逼供、誘供。一周後朱天之承認了印過這種表格,說表格交給了王平。于是又把王平關起來逼供,無奈之下,王平說總部拿走了(指水院紅衛兵總部)。這樣就說明紅水院確有“五一六”,都填了表,表是本校印刷廠印的,有多人作證。總部拿走後在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張建成主持會,由丁家顯發表;有人證明,開會那天,我穿的是什麼衣服、什麼鞋,因此這成了鐵案。
專案組說,你不承認也沒有關係,衹要三人以上作證,你不承認也可以定案。我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五一六”的事,更沒有填過什麼表。總部成立後,衹填過一張表,叫“戰鬥隊情况表”,此表在總部存放,由組織組唐學斌等人保管的,應該可以找到(總部資料均由工宣隊抄走了)。
為“五一六”表格的事,折騰了一個多月。儘管專案組的人說有表,是鐵案,但始終沒有證據,後來轉而查罪行,說罪行是關鍵。
“五一六”的罪行主要是反軍亂軍和反周總理。有了這兩條,你是“五一六”就跑不了。
首先要我交待是如何組織反軍亂軍的。
我說,我一直很尊重解放軍,擁護解放軍。“七二〇”後,我和岳團長的關係很好,工作配合也很好,以後與空司支左辦公室主任武繼元關係也很好,工作上也互相配合。我到人武部辦聯絡站,就是為了維護軍人的安全和穩定軍事機關,得到了15軍梁參謀長的表揚。“九五命令”一下來,我們第一個向警備區交槍,得到了表揚,怎麼會反軍亂軍呢?
這就惹怒了專案人員,說:明明是反軍亂軍却說成是擁軍了,“八一〇”大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搶槍有你的份吧?人武部首長的批鬥會是你參與組織的吧?還有水院駐外地的聯絡站反軍亂軍這一條,你的罪行很大,證據很多,證人也不少,我們收到了不少揭發材料。你反軍亂軍是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接着要我交待是如何整理周總理材料的,這任務是誰給的,整好了材料後又交給誰了,都整了些什麼內容的材料。
這簡直太荒唐,太離譜了!
我問他們,你們想幹什麼?要打倒我,關押我,隨你們的便!但侮辱我不行。我敬重周總理,崇拜周總理,我把周總理當作楷模,我怎麼會反對周總理呢,更談不上去整什麼材料。你們有材料就拿出來定罪,沒有材料就不要這樣逼人。
于是就批判我的態度,在不同範圍內進行批鬥,最多的口號是:“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如果說在前階段,我願意檢查自己,把問題說清楚,比較配合專案組的話,到了這個時候,我清楚他們要置我于死地,為達此目的,造謠、誣陷,什麼都做得出來。既然如此,我也沒有必要再檢查自己了,也沒有必要再與他們爭辯了。
我告訴他們,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們認為我是“五一六”,那我就是“五一六”;你們認為那張戰鬥隊情况調查表是“五一六”的登記表,那就是“五一六”的登記表。
其間,樊馬義指揮長找我談過一次話,總的意思是要我老實交待,批評我的態度。
他談了兩點,我永世不忘,一是說你在北京學習班講了那麼多“五一六”、“北决揚”的事,回到學校就沒有什麼交待的了,講得過去嗎?二是說你整周總理的材料不是我們無中生有,有人揭發檢舉,是你的同夥揭發的,你整的材料給他看過,他對材料還提出了修改意見。你不要認為你不說,別人也不會說,你想保別人,別人不會保你,你們幹的那些事,全國、全省都在查,學校也在查,大家都在交待,就你一個人咬緊牙行嗎?清醒點,痛痛快快地竹筒倒豆子,都講出來,包袱放下了就會輕鬆了,不要去考慮今後怎麼處理,那是組織上的事,你衹考慮如何把問題講清楚。如果你堅持不合作態度,堅持頑固立場,那不會有好結果。
我估計是專案組彙報了我的情况,所以樊馬義親自出面做我的工作。但我衹能退到“你說是就是”的地步,不能再退讓了。
這樣一直相持到林彪出逃摔死溫都爾罕。
林彪死後,有一段時間專案組的人很少來,後來監管我的師傅偷偷告訴我,他們聽了傳達,林彪逃走時飛機掉下來摔死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專案組纔給我傳達,謝德煥(專案人員,後任院黨委副書記)問我是否感到突然,要我談看法。
我說不突然,他們說,我們都感到突然,你倒沒有感覺?林彪是你們的後臺,你們後臺死了不感到悲傷?
我說:我所以不感到突然,是因為階級鬥爭的嚴酷性,任何情况都可能發生,今天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成為反革命。至于說林彪是我們的後臺,根本談不上。你們不是說是林副主席親自領導和指揮你們抓“五一六”的嗎?怎麼他又成了我們的後臺呢?
說得他們啞口無言。
林彪死後,省裏的曾思玉、劉豐慌了神,他們都上了賊船。曾是活党,劉是死黨,沒有精力再來抓我們了,學校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一直拖到十一月底,結束學習班。
學習班結束時,專案組的人也沒有說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我被不明不白地發配到學校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是省裏統一部署的。早在中央學習班時,在學習班黨委的高壓下,我校有兩個學生先後承認自己加入了“五一六”,所以學校後來把丁家顯調回來辦他的學習班。
教工造反派骨幹中最先突破的是紅教工一號頭頭、院革委會常委、辦公室主任顏國良。他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還揭發張建成整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了,他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同時交待了六四〇一班教室開會發“五一六”登記表的情形,細緻到他左邊是誰,右邊是誰,他們穿了什麼衣服和鞋子,張建成主持會議,穿的是什麼衣服和鞋子。
指揮部根據這些交待與揭發,再去向有關人員誘供、逼供,所以很多供詞都差不多。表面上看,說的事實都一樣,實際上是這些內容都是由專案人員說給被審查對象聽的,大家為了過關,都按專案人員說的去寫,這是極端惡劣的手法,危害極大。如果上面來檢查,大家的口供都差不多,就會信以為真,造成冤、假、錯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說過:“專案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聼塗説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60頁]
毛主席講得多麼深刻!學校的專案組不就是這樣的嗎?經過他們的“分析”、“研究”、“重點突破”、誘供、逼供、信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四百多師生員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占全院師生的8%左右。
這裏涉及到一批學生,他們已走上工作崗位,學校的一封信函,就把他們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要求他們的工作單位進一步審查和逼供,對他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與使用。有的被送進了監獄,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有的被逼至死,如六一級水能動力工程專業學生陸植鈞。陸植鈞畢業分配到雲南省供電部門,工作能力強,表現突出,率先在雲南省實現了220千伏綫路帶電作業,受到表彰。單位接到學校的函件稱他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對他進行逼、供,陸植鈞不堪受辱,也想不通,最後跳樓自殺,以示抗議。
那些造成這些惡果的人(包括專案組成員),是否應該反思一下,總結一下,自己到底該怎麼去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不去禍害別人的人。
湖北省清“五一六”(加上本地特產——清“北决揚”),被審查的人有六十多萬,全國則有上千萬。
這麼大一個冤案、假案、錯案到底是怎麼造成的?為什麼最後不了了之?
在為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平反成風的年代,唯獨對“五一六”的冤、假、錯案置若罔聞,好像從未發生過似的,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認為衹有一個解釋:報復!
湖北軍人政權中從上到下有些人對造反派是心存芥蒂的,“七二○”事件讓軍人受到過傷害,但中央肯定了造反派,不好以此說事,所以抓住“兩清一批”的機遇,大肆實行報復,要把造反派一鍋端,連根拔除。而部分保守派骨幹成員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幹部,同樣對造反派耿耿于懷,時機一到,則以專案組成員及“兩清”運動骨幹的身份趁機大肆報復。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對新中國建國以來歷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實行落實政策,平反昭雪,對文革中的老幹部、保守派人士的案件都翻了個底朝天,唯獨對造反派挨整的案件不予理會,這正說明了他們對造反派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不僅不平反,還變本加厲地把造反派作為“三種人”予以清除,而定罪依據正好是取自清查“五一六”時的材料;新的領導人建立的專案組,其成員又正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專案人員;清查“三種人”的對象,又恰好是清查“五一六”時的對象,這難道是巧合嗎?不是,這是必然!因為不管在什麼時候,堅持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對積極響應毛主席和党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從一開始就視為敵人,所以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竭盡所能,要置造反派于死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人們,包括造反派中很多骨幹,也因此而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央、甚至對毛主席的信任。他們認為這是卸磨殺驢,因為清查“五一六”有中央文件,有毛主席的批示,有周總理的講話,時間延續數年,涉及成千萬造反派成員,讓人不得不想,到底是誰之過?
讓我們從事情的發生、發展到結局中來尋找答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正式發表。
六月四日,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頭目劉令凱等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立“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下一階段主要矛頭是打倒周恩來,所以集中力量在國務院各部委散發反周傳單。
六月六日,張建旗等人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在此之前,唐聞生、王海容就外交部部分人提出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向毛主席寫了信,明確表示反對。
毛主席于五月二十九日在信上批示:“林彪、周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毛主席的批示十分明確,把攻擊周總理定性為極左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兵團”搞了一個“八九戰役”,他們在北京很多地方張貼傳單攻擊周總理。
八月下旬,“五一六兵團”被取締。
“五一六兵團”從建立到取締前後不到三個月,人員不足百人,活動地點都在北京。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首次公開了“五一六兵團”問題,并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指出他們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主席在修改文章時,加了一段話:“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衹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衆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一六兵團”頭子張建旗等人被抓,這似乎已經告一段落了。
一九六八年工宣隊進駐北京大專院校後,發生了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他們支持反對周總理、與“五一六兵團”搞在一起的“六一六”,而打擊了反對“六一六”的“紅旗大隊”。章含之是“紅旗大隊”的成員,她利用見毛主席的機會,告了“御狀”。毛主席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毛主席决定派8341部隊進駐外語學院。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的清查“五一六”專案組,在全國沒有動作,清查範圍主要在北京。
一九六九年五月和一九七○年二月,毛主席先後指示:“除了殺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我說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五一六陰謀集團是一個秘密組織,數量很少,很快就發現了,揭發得早,頭子關起來了。不要亂挖,面不要太寬了。批判還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關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指明了“五一六”集團的操縱者是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緊接着,二月二十八日林彪指示:“軍隊是專政的工具,我們要深挖五一六,一個也不能漏掉。”
這說明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林彪本人,都在背離毛主席的思想。把清查“五一六”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來搞,不僅在北京搞,還要推向全國。
北京大抓“五一六”分子,有人懷疑蒯大富是“五一六”,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說:“既然有懷疑,把蒯大富叫回來問問就行了嘛。”可遲群把蒯騙回北京(說請蒯回來參加四届人大),當作“五一六”分子關起來,一關就是5年。北航也把第一個反對“五一六”兵團的韓愛晶關了起來。北京一些單位在清查中死了人。
毛主席在群衆來信中看到了一些情况,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此時,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抓“五一六”分子,對毛主席的指示、提醒,聽不進去,而地方上的大員們正愁沒有合適的理由全面打擊造反派或自己的對立面,抓“五一六”分子則是個機遇。
湖北省清算反復舊未能將造反派徹底整垮,又抓了個“北决揚”,但畢竟是極少數“土產”,群衆瞭解情况,可以騙上面,可騙不了下面。“五一六”陰謀集團則是“舶來品”,群衆搞不清楚,而且據說是搞隱蔽活動、地下活動的。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啊,有人就利用這個機會散布謠言,說什麼“五一六”的材料轉移到了湖北,“北决揚”是“五一六”的一個分支,“五一六”的資料櫃在湖北,鑰匙在楊道遠手裏等等。
于是在中央學習班大抓“五一六”時,把楊道遠、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北决揚”的總頭目,向中央報告,湖北不僅有“五一六”分子,而且人數很多,進而各單位逼、供、信,到處都是“五一六”,造反派骨幹都是“五一六”,支持造反派的幹部都是黑後臺,這樣就可以達到一鍋端的目的。
湖北是如此,全國也是一樣。
湖北在“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和“北决揚”的有六十多萬人。
一九七二年,張體學在洪山賓館對原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劉漢武說: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揚”搞了六十多萬人,確實打錯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北省委辦公廳轉發的《中央領導同志關于湖北問題的批示要點》中明確指出:湖北省的“兩清”工作發生了嚴重錯誤。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處理北、决、揚一案的請示報告》(經省委批復同意)指出:作為認定“北、决、揚”反革命組織的主要依據即幕後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事實已不存在,而且公開發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認定為反動綱領,因此,“北、决、揚”不能定為反革命組織。
湖北省整了六十多萬人,抓了很多人,死了不少人,原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都是子虛烏有的,都是捏造出來的,這能說是認識問題嗎?
中央關于湖北的九二七指示是根據武漢軍區的報告發出的,而武漢軍區的報告明明寫着“北、决、揚”的幕後操縱者是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盛榮、反革命將領干毅、老特務周嶽森,而且在中央指示前的九月十九日已逮捕歸案,這不是欺騙中央是什麼?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决、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毛主席衹講“北决揚”,沒有講“五一六”,寓意深刻。
曾思玉一直壓着不傳達,直到一九七三年底離開湖北,還是沒有傳達,不僅不糾正錯誤,還繼續深挖,這不是明目張膽地不按主席指示辦嗎?明目張膽地對毛主席耍兩面派嗎?
由以上綜合的情况來看,在全國大抓“五一六”,還是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藉着毛主席對北京外國語學院問題的批示做文章,他們把個別擴大到一般,把局部擴大到全局。
對毛主席關于不要亂挖,不要搞逼、供、信,要注意政策等指示,他們聽不進去,而是捏造事實,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取得尚方寶劍,到下面大搞逼、供、信,大開殺戒。對上則封鎖消息,即使被毛主席看出來,當面批評,也堅持不改。他們的目的,衹是一個,就是要把造反派斬盡殺絕。
這樣的人中央有,地方有,軍內也有,他們勾結在一起,欺騙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某些話來販賣自己的私貨,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摔死後,在清查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過程中,樊馬義也被拉扯上了,說他堅决執行了林彪的軍党軍國論。劉豐是林彪死黨,武漢空軍就成了重災區。樊馬義指揮長被送進了“五不准”學習班。
他進了學習班,我出了學習班。
聽說他不服氣,與領導上頂得很凶。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據上級指示辦的,錯了首先由上級負責。
他說,按你們(上級)的要求,造反派會一個不剩,我在水院還留了幾個。這也是實情。
樊馬義指揮長肯定有所“創造發明”,例如他說“水院不槍斃幾個是不行的”、“水院不把張建成打倒是不行的”、“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等等,這些不會是上級指示的,但他做的大部分工作應該是按上級指示辦的。
所以我聽後也有幾分佩服他敢頂上級的精神。
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出了問題把責任推給別人,特別是推給已經下臺的。例如湖北的問題就推到了劉豐身上,因為他是林彪死黨。水院的問題則推給樊馬義指揮長,因為他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我認為這是不對的,該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
樊馬義指揮長在學習班待了半年,回到山坡基地後就不上班了,天天釣魚。有人曾去看望過他,他不刮鬍子,鬍子長得很長,天天曬太陽,曬得很黑。大概是因為鬱悶、心情不好,所以在他不該走的時候,就走了。
他在學校時,我對他有看法,感覺他不講理,唯我獨尊,整人不遺餘力,但他的結局,我很同情,覺得不該是這樣的。一方面這是中國式的政治所致,同時也是他的性格所致,他應該也屬于歷史悲劇人物之一。
6. 五七隊監督勞動
學校成立五七隊,讓教職工輪流到五七隊勞動,是工宣隊指揮部搞鬥、批、改的成果之一。五七隊的名稱是源于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對總後勤部一個報告的批示,稱為“五七指示”。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在這裏講的是教育革命,是如何培養學生。此時學校裏已經沒有學生了,教師中有一些已被安排到京山縣插隊落戶去了,大多是全家去的,不準備讓他們返校了。這時衹有組織在校教職工輪流參加勞動,改造思想。
我到五七隊時,第一批人員剛集中不久,說明五七隊剛開辦。朱冠先是隊長,宣布我是屬于監督勞動的,平常不准回家,每週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報到。我住在學生八舍一樓的西頭,每天伐樹、種菜、管魚塘。
參加勞動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苦,我身強力壯,農民、學徒出身,幹活是難不倒我的。比起“五不准”學習班,輕鬆多了,加上監督我勞動的人都是熟人,他們中大多數人幹活都不如我。
食堂師傅對我特別照顧,打飯、打菜總比一般人給得多,特別是菜裏的肉,打菜的勺子晃動幾下,肉都進入勺裏。有一次隊長說,怎麼你的飯、菜比我的多,我說一樣的,是你心理作用(那時吃飯要交糧票,都希望多給一點)。
我當團委書記時,在學生宿舍住,在學生食堂吃飯。有時為研究學生伙食問題,和師傅們交流,所以師傅們瞭解我。領導上說我是反革命,他們不相信,他們不能抗爭,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向我表示了他們的心意。我內心感激他們,也感到溫暖。
不知什麼原因,五七隊搞了兩期(四個月)就沒有人來了,留下了陳克順(總務處幹部)、廖炎臣(工人)、黃時利(工人)、黃鳳林(武裝部幹部)和我幾個人,種點菜、管管魚塘,活很輕鬆。我仍然是監督勞動,所以衹能在星期六下班後回家。
那時沒有電視,下班了無事可做,晚上更沒有事,我就開始種菜,并學會了釣魚。與黃鳳林一起,白天釣鱔魚,晚上捉鱔魚,叫做白天“願者上鈎”,晚上“強迫服從”。
那時的鱔魚多,又大,凡有水的溝裏都有。魚塘邊上有一小間廢棄的抽水機房,房中水深30多厘米。黃鳳林有經驗,讓我找些樹枝、稻草放進去,一周後,將水排掉,一屋子的鱔魚,整整一桶,後來幾次少一些,但每次都有。我們在五七隊自己做飯吃,鱔魚太多,吃不完,拿回家也吃,吃得我再也不想吃鱔魚了。
我一年四季的菜都種,不少人知道我種菜,不請自去採摘,碰到了說一聲:聽說你種的菜很好,弄點嘗嘗鮮。碰不到也拿了就走了。好在我種得多,星期六回家總可以帶一些回去的。
在五七隊我學會了“自得其樂,苦中求樂”的辦法,這對我在今後的逆境中求生存非常有益。
一九七三年的下半年我離開了五七隊。
(三)吳紹文時期(一九七二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
吳紹文原任武漢空軍司令部通訊部部長,樊馬義被送進軍區辦的學習班後,吳來院接替樊的工作,任指揮長。
吳紹文在院工作期間,我和他未談過話,沒有任何接觸。
後來的情况說明,吳在院期間,主要是政策調整期,逐步使學校工作走上正軌。
一九七一年春季開始招收少量工農兵學員,招生人數逐年增長,學校教學工作向正常發展,同時學校幹部逐步得到解放。
一九七二年九月成立了院臨時黨委,吳紹文任黨委書記,魏承厚、崔連貴任副書記,他們是外單位調入我院的領導幹部。後又調入梁道平(原武漢機械學院副院長),解放了我院原副院長張瑞瑾,任命他們為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三月解放了原黨委副書記張茀承,任命為臨時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三年七月,調入密加凡(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院革委會副主任。
至此,一切工作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從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工宣隊指揮部已不再領導一切了。黨委書記是軍代表吳紹文,副書記3人,革委會副主任6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會,有其名,無其實,因為委員都被隔離審查,至今未解脫,副主任張如屏、張建成都被當作敵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時的革委會沒有委員,沒有群衆代表,衹有上級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到軍宣隊一九七四年撤出我院為止,對我院原領導幹部“三張一梁”,解放安排了張茀承(副書記兼副主任),張瑞瑾(副主任);對張如屏、梁百撲二人仍掛着,對他們的歷史問題,經多次長時間的審查,仍是原來的結論,但仍不解放。之所以這樣,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文革中支持了造反派。
在這4位領導幹部中,張如屏在水院的幹部中很有威信,他的道德風範是有口皆碑的,又是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歷史上的問題,早在延安審幹中由中央組織部作了結論,陳雲部長親自與他談了話,此後歷任要職。說是有歷史問題而不解放,無法服人,衹能解釋為,一是他支持了造反派,二是省裏有人作梗。直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張如屏纔恢復了院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張瑞瑾是國內外有名的泥沙專家、學術權威,在政治上一直與黨保持一致,應該屬于黨內的專家,學校師生對他反映都比較好。
而群衆意見比較大的是張茀承,他却較早得到了解放。
梁百樸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解放,被任命為革委會副主任。
學校的中下層幹部到一九七四年吳紹文離開學校時,已全部安排了工作。
對于參加了造反派、在“兩清一批”中受到審查的教職工,除個別人外,也都安排了工作。王紹良被任命為校機械廠廠長,我也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被任命為院人防辦公室的副主任(後任主任),從事“深挖洞”的戰備工作。
所以,我認為吳紹文時期是一個政策調整期,吳指揮長本人比較低調,工作做得不少,却從不張揚。
我雖然沒有和他交流過,但他給我的印象還不錯。吳紹文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免去黨委書記職務,率軍宣隊撤離學校。學校工作由黨委副書記魏承厚主持。
九、正式安排工作時期
(一九七三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底)
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到一九七六年底的三年半時間,是我在文革中被正式安排工作的時期,是我努力工作、發揮才幹的一個時期,其間經歷了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兩次運動。
(一)在院人防辦公室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三年八月,院黨委副書記魏承厚找我到行政大樓談話。魏副書記先談了他到水院後,聽不少人說起過我,反映不錯,在五七隊勞動期間的表現也可以,所以黨委决定讓我出來工作。
談到工作,他說現在要準備打仗,所以省、市、區及各大單位都成立了人防辦公室,負責挖人防工事。接着說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偉大意義,讓我到人防辦任副主任,負責規劃我院的人防工事,并組織實施,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找他。他叫我先考慮一下如何起步。
我回到五七隊,講了領導與我談話的情况,黃鳳林表示願跟我到人防辦工作。
經過一番調查、瞭解後,我給黨委寫了報告。報告根據對學校地形、土質及各大樓地下室位置的調查,初步確定了人防工事的走向。在人員方面,提出需要增加規劃設計人員、挖掘機設計人員、施工中的混凝土技術人員,以及爆破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等,并建議規劃設計、混凝土施工、爆破方面的技術人員從有關教研室抽調。我點名要陳士良(動力系教師)和黃覺民(學院機械廠技術員)負責機械設計,爆破工為修繕隊的許繼元(他以前搞過爆破工作)。党委派吳國棟老師來做規劃設計工作并負責人防工事技術方面的事務,混凝土技術人員派來牛光庭老師,爆破方面派來周祖仁老師,以後又來了江慶嶽。
這樣,我們人防辦有固定人員4名,借調人員5名,分別進行人防工事規劃設計、掘進機(現在叫盾構機)設計製造、混凝土被覆材料施工、現場爆破清土等工作。大家各負其責,工作全面開展,一九七四年初正式開挖。
我院人防工事的規劃,是由西向東沿家屬宿舍到行政大樓、教學樓、學生宿舍挖主幹道,高二點四米,寬二點二米,半圓形拱頂,鋼筋混凝土結構;由主幹道到各家屬區、教學樓地下室、各學生宿舍均為支道;在主幹道兩側挖房間,包括指揮所,糧、水儲存室,風機房,醫務室,病房以及進洞師生休息室等,戰爭時所需要的設施儘可能齊備。
我們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到湖南長沙、湘潭、株州、衡陽等城市考察學習後,在規劃中又加了一項平戰結合的要求,計劃人防工事建成後,利用地道恒溫的特點,夏天可以抽地道裏的冷空氣來滿足住房、教室、辦公室、飯廳等場所的供冷要求。這是湖南人在平戰結合上做出的貢獻,我們去參觀時感到非常舒適,所以有此修改。
施工方面,初期採用爆破、清土、混凝土磚拱形被覆,一天1米的進度。
開始大家都說完不成,我說由我帶班一周,如能完成就定一天1米的指標,如完不成再議。
我組織了兩班人員,白天班打炮眼,爆破,清土清場,第一天要加班,到第五天,下午3點多鐘就完成了任務。晚班從運混凝土磚開始,到被覆結束,7個小時可以完成。
于是,我們决定在正常情况下,每天1米的進度必須保證,遇有塌方搶險,另當別論。
一九七四年年中,挖掘機製造完畢,投入使用後仍為一天1米的進度,這是為確保安全所必須,因為一旦挖出新的斷面,土層極易風化,時間稍長,就會自動剝落或造成塌方,所以開挖後要立即被覆。
挖掘機使用了不到三個月,在行政大樓前遇到了大塌方,把機器埋了,衹好開頂,將挖掘機吊出,以後就不敢使用了。因為機器長度在2米以上,被覆的坑道是在挖掘機後面的1米距離,即挖掘機所處位置,已經出土了,這2米多長的坑道衹能在第二天再掘進1米時,纔能被覆1米,這1米實際上已經過3天的風化。經地質教研室老師研究,認為這種土質經過兩到三天的風化,很難保證不剝落,塌方的危險性很大。
實際上挖坑道的兩種方法都有危險。用爆破方法,最大的危險是有啞炮。每次放炮,衹要少了一響,我的心就緊張起來了,直到排除啞炮為止。而使用機械,最害怕的就是塌方,在處理行政大樓前塌方的過程中,我差點送了命。
在人防工作期間,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凡遇有排險的情况,我要站到最前面,不摸清情况,决不讓別人上前。
這次我和人防辦幹部蘇青山去觀察塌方的情况,評估是否有可能搶救過來,我讓劉世清同志(水電組工人)盯着坑道上方。當我正在察看情况時,劉世清突然看到有一小顆土粒從上面掉下來,他大叫一聲,危險!冲進險區一把把我拖出,我剛被拖出,幾噸重的土從上往下掉,真是險!我撿回了一條命,生死就在一瞬之間。
為了減少塌方的危險,一方面施工時建立了觀察員制度,專人負責察看開挖時被覆斷面土層變化,一有情况,施工人員必須立即撤出,同時立即報告辦公室;另一方面,改進施工技術。
當時國際上比較先進的施工方法是噴錨技術,就是在需被覆的地方,先植入鋼筋,然後將混凝土高壓噴射到被覆的地方,混凝土很快凝固并與植入的鋼筋(即錨栓)固定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這樣又快又省時間,可有效防止開挖面的風化塌方,同時也節省了勞動力。
這項技術是楊壽昌老師提出的,他給我詳細介紹了情况後,我非常感興趣。設備主要是大型空壓機和噴槍。
我到武漢市人防辦公室搞來了空壓機,通過水電部搞到了噴槍。楊壽昌老師指導,江慶嶽負責施工,果然不錯。後來武漢市人防辦也使用噴錨技術,江慶嶽被請去負責技術指導。
此後我國在水利工程、坑道工程大規模採用噴錨技術,江慶嶽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成為各水利工程局和鐵路施工部門的座上客。他的基礎就是在水院人防工作中打下的。
人防施工的勞動力,一是抽調部分教職工輪流勞動鍛煉,二是學生輪流參加,所以工農兵學員中有不少人認識我。採用噴錨技術被覆後,就不需要師生員工參加了,由專門班子施工。
人防施工很辛苦,又髒又累,我想給他們搞點糧食補助,學校批了。又想建個洗澡的浴室。當時因為缺煤,學校每週開放一次澡堂,而我們需天天洗澡,幾次協商都解决不了。
正在一籌莫展時,我一位中學同學杜一華(空軍某師訓練科長)從山西出差來武漢見我。他在長治煤礦支左,來武漢與有關部門商談長治向武漢供煤的問題。我向他提出,能否幫我解决點煤,他問要多少,我說50噸。他立即給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到武漢市煤炭公司找經理,他會解决的。我第二天就去了,經理見條子就答應了。經理辦公室的另一位負責人說,一要就是50噸,你那麼痛快?經理說,杜代表的條子,你能不同意?那時我不懂得社會上的那些關係,聽了後,覺得老杜面子好大。
從此人防辦有了自己的澡堂,而且天天可以洗,知道情况的老熟人有時也會來洗澡。春節前我們會開幾天“小竈”,以滿足有關人員的需要。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武漢市人防辦公室在我院召開人防工程規劃交流會,參加會議的有湖北省有關部門,武漢市各區、局,大型廠礦、高校、駐漢部隊的人防辦公室負責人一百多人,由我向會議報告了我院人防工程規劃及施工情况。
張茀承副書記講了話,特別強調了黨委對人防工程的重視,派一位革委會副主任專門負責人防工程的規劃與施工。
我聽了以後,感到莫名的惆悵,這個時候,我又成了革委會副主任。工宣隊一進院,我這個革委會副主任就靠邊站,從那時到現在,根據他們的需要,我已經臨時充當了3次革委會副主任。
第一次是六四級、六五級學生畢業分配,要我負責,樊馬義指揮長說,你是革委會副主任,就當畢業分配辦公室副主任,他當主任。工作一結束,我又進學習班。
第二次是組織京劇團,到各地慰問演出。為了證明領導對樣板戲的重視,宣布由革委會副主任張建成親自抓,親自帶隊到部隊、農村、工廠慰問演出。我也着實風光了一陣子,各單位都派負責人接待,陪我吃飯,陪我看戲。此事結束了,又把我送進了學習班。
這第三回又因挖洞,引起了省、市有關部門的重視,開現場會,學校很光榮,我又當了一回革委會的副主任。但不知道這工作結束後,我的結局又當如何?
我知道,領導上是不得不安排我做點工作的,因為上下都有反映,老在五七隊勞動改造是不行的,但對我是絕對不會放心的,也不會放手的。例證就是我院的人防工作,年年是省、市先進單位,先進個人也有好幾位,但我不能代表學校出席表彰大會,我也沒有資格當選人防先進個人。
這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伎倆,應付上面和欺騙群衆的手法,我算是領教了。
人防工程現場會結束不久,我被調總務處工作,人防工作由陳傳綱接手。我雖然不負責人防工作了,但因為有感情,還是經常去人防辦玩,與陳傳綱、黃鳳林聊聊。我們三個人也說得來,經常一起到張如屏院長家去聊天,成為很好的朋友。
(二)批林批孔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兩報一刊”社論《元旦獻詞》中提出了“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把批林和批孔連在一起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轉發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轉發的《通知》中說:這個材料“對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綫的極右實質,對于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于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的幫助”。中央明確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實質不是左,而是右。
由于湖北從一九六九年起,以批左為旗號,以“兩清一批”為手段,瘋狂地鎮壓造反派。林彪事件後,仍堅持批左,說林彪是造反派的後臺,繼續鎮壓造反派。
可以想像,元旦社論和中央一號文件,對造反派來說是多麼重要、多麼有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三),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萬多人到會。中央領導周恩來等均參加了大會,這意味着批林批孔運動將在全國展開。
一九七四年的頭一個月,從“兩報一刊”社論到中央一號文件,再到中央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批林批孔的來勢迅猛,各級領導有些措手不及,造反派也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這場運動要解决什麼問題。
我也弄不明白,怎麼突然搞出個批林批孔運動。
校黨委領導對運動摸不着頭腦,除按照省委安排組織學習以外,總想瞭解點情况。魏承厚副書記找我,問我對批林批孔運動有什麼想法,有些什麼消息。當時我正忙于挖洞工作,對外邊情况一無所知,所以也講不出什麼想法。他說,省委在二招開座談會,你抽點時間可以去瞭解一下,有什麼情况告訴我。
這就是批林批孔初期的實際情况,領導不清楚,我們也不清楚,他要我去摸摸情况,我也想去瞭解一些情况。
1. 打聽省座談會消息
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間,省委第二招待所(地點在武昌首義路)熱鬧非凡,湖北省委召開的省、市革委會群衆代表,工代會成員以及有關人員的座談會在此舉行。
各地、縣、武漢很多單位一些原造反派頭頭,也擁到這裏探聽消息,像現場探訪的新聞記者,看到裏面出來一個人就圍上去,探問座談會內容,什麼領導參加了,講了什麼,什麼時候放胡厚民、楊道遠等等。大家最關心的是省委領導對解决“兩清”問題的態度。
中科院武漢分院物理研究所的袁作斌介紹了會議情况,好像現在的記者招待會。大部分人聽後就走了,有少數人還在門外等,希望能見到有關領導以便直接反映情况。袁作斌要大家有什麼材料可以交給他,他會轉交給有關領導或有關部門。我們也寫了有關水院“兩清”情况的材料交給袁作斌,他是否轉交給了領導,我們不得而知。
我每次都是和王紹良、胡震宇同去的,我和王紹良同與會人員不熟悉,胡震宇原在革幹聯工作,對社會上的人比較熟悉,所以每次都邀他同往。我們一共去了三四次。
有一次我决心等夏邦銀(抗暴時在水院見面較多,故較熟悉),結果真等到了。我問夏,省委有沒有决心解决“兩清”中的問題,夏說,看來趙書記(辛初)有决心解决。
我每次都將瞭解到的情况向魏承厚副書記作了彙報,他也很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受魏承厚副書記指派,我到二招聽了幾次“新聞發布會”,見了一次夏邦銀,日後就成為我與“四人幫”黑幹將夏、朱、胡關係密切的“鐵證”。
2. 努力爭取為“五一六”冤案平反
我們在批林批孔中希望解决的問題,衹有一個,就是為“兩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平反,上送材料,與院黨委領導談話,到向省委反映情况,都是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的態度是,這個問題必須解决,很多學生都背了這包袱,傷心地離開學校,有的學生因此而坐牢,如分到江蘇的肖名珍同學;有的被逼致死,如分配到雲南的陸植鈞同學。
解决這個問題必須依靠省委、院黨委,現在形勢不一樣了,省委、院黨委都恢復了,不能再用文革初期的辦法了,既要解决問題,又要安定團結,矛頭不要針對專案組人員。
水院黨委的領導,除張茀承外,都是外面調來的,對“兩清”問題是超脫的。張茀承也沒有參與“兩清”的工作,也是超脫的。因此我們認為存在着解决“兩清”問題的有利因素。
對領導不能攻,而是反映、彙報情况,讓他們瞭解“兩清”中的問題,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上這些是我的觀點,也是水院在校造反派頭頭的共識。
我到省委宣傳部反映水院“兩清”中的問題及我們的態度,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親自聽取了彙報,他對此給予肯定,并要我做好被整的人的工作,相信省委會解决“兩清”中的問題。我把這些情况通報給了在雲南的丁家顯。
焦德秀告訴我,湖北的“兩清”工作肯定擴大化了。這是我第一次從省委領導口中聽到承認“兩清”工作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後來纔知道,毛主席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就對曾思玉說:“你那裏有‘北、决、揚’,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過了一點。還是要寬大為懷嘛。”
我們的這些觀點,黨委副書記魏承厚、崔連貴等都是肯定的,我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堅持這樣的認識。
為了領導好批林批孔運動,黨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任主任,任命我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總支書記任組長,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為組員。主要任務就是為“兩清”中的冤、假、錯案平反,處理黑材料。
學生中的重點人物,派專人去平反,處理材料。一般人員去函平反,請單位幫助處理。一些原專案人員也積極參加了這項工作,原保衛科長李喜爾到江蘇處理肖名珍同學的問題,組織部的韓德勇到雲、貴、川歷時1個多月處理學生中的平反問題,都卓有成效。被平反的學生,多數對學校很感激。
學校教職工中的問題,由各總支負責處理。總的來說,處理得比較順利。
3. 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件事
(1)關于為楊道遠翻案問題
鋼二司的戰友們為楊道遠翻案的事,我并不清楚。一九七四年四月下旬,李莉(武漢測繪學院學生,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來找我,對我說,他們正在給中央和省委寫一份有關楊道遠的材料,對過去揭發楊的一些不實之詞需要有旁證材料,這樣纔有說服力。因為我在中央學習班揭批楊的大會上說楊是“五一六”在湖北的代理人,所以要我寫一個否定的材料,我當即同意。
我受某些人的利用,被他們當槍使,陷害、攻擊楊道遠,一直感到愧疚。現在有機會向中央、省委說明真相,我當然樂意接受。同時,李莉要我轉告陳伯強(水院政治課教師),請他寫一份關于《武漢事件》的寫作與出版情况,我也答應了。
我在材料中聲明,我在中央學習班的發言中有關楊道遠“五一六”及其他問題的材料,是由學習班黨委提供的,我不瞭解情况。陳伯強的材料證明他編寫與出版《武漢事件》一書與楊道遠無關。
我認為,在運動中由于某種原因說了假話、錯話,予以更正是負責任的態度。說假話有罪,改正錯誤、說真話是無罪的。
文革後整我,結論材料中說我“參與策劃為楊道遠翻案,指使陳伯強等人為楊道遠寫出多份翻案材料”等等,與事實相差多麼遙遠!
一九七四年四月方保林回武漢,五月他召集原二司各校頭頭在武漢大學圖書館開座談會,我也去了。
他瞭解到我院把批林批孔運動與解决“兩清”問題密切聯繫起來,而且依靠黨委解决問題,效果較好,要我在會上談談情况。我把我們的指導思想與做法作了介紹。
這一情况從組織原則來講是不合適的,因為群衆組織已不存在,方保林名義上雖然是省革委會常委,但已離開湖北到外地工作,所以召集這樣的會當然無法可依。
但是,方保林作為原鋼二司的副司令、湖北省革委會常委,看到原鋼二司的小將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極大傷害,他關心着他們;他從哈爾濱回漢,瞭解到我院對此問題解决得比較好,希望各校都能解决,他的心理壓力會小一些,開個座談會交流一下,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理解。我正是理解了他的想法,纔欣然參加座談會,也講了話。
後來整我時,說我主持了為楊道遠翻案的原二司各校頭頭的會,他們高抬我了,我沒有資格主持和召開這樣的會。
也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四五月間,劉漢武(武漢機械學院學生)向我借一份《紅水院》報,說是要寫鋼二司的歷史材料,想瞭解各總部的活動情况,我認為這是好事,就同意借給他。
結果,此事又和為楊道遠翻案連在一起,說我“提供了一套載有楊道遠領導鋼二司建立豐功偉績的《紅水院》小報,為他寫翻案材料用”。
牽強附會,捏造事實,這是一些整人能手的一貫伎倆。
(2)關于黨委領導造反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發生過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很多單位的領導,以黨委的名義到軍區、省委造反,原來的保守派骨幹大多支持這種做法。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張茀承副書記、侯發亮常委為首,也組織一些人,乘大卡車到黨、政、軍首腦機關去造反。
對此我是堅决反對的,這股風怎麼刮起來的,不得而知。此前衹感到一些人提出殺向社會,希望社會上亂起來。
我院在辯論形勢時,過去偏保守的要殺向社會,過去造反的人却提出“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的口號。以後的行動也是如此,偏保的造反去了,造反的都留在學校按兵不動。
這種情形,從正面理解是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主流派(領導層和他們的骨幹隊伍)認為批林批孔運動既然是批右的,而且任務之一又是為被整的造反派平反,這種形勢與文革初期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相似,生怕又一次站錯隊,于是率先殺向社會,造領導機關的反。他們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成為文革史中一大笑料。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3頁)。這不正是我院某些領導人的寫照嗎?
此時的形勢,是強調一元化領導,通過批林批孔,有組織有領導地解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具體要解决“兩清”中的錯誤。
我想,如果造反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殺向社會,造黨、政、軍首腦機關的反,那將是多大的罪過啊!而那些所謂的主流派到軍區、省委造反的行為,却什麼事都沒有。而造反派即使不殺向社會,不造反,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在整我時,說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制定了“立足基層,關心社會”等反革命策略,說我是反革命兩面派!
在黑白顛倒的年代,有地方說理麼?更何况這個口號根本不是我提的,是有人在形勢辯論會上針對“殺向社會”的口號提出來的。
(3)關于四人大字報問題
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一張四人大字報,即姚德勝、王紹良、熊德才、張建成四人署名的大字報,其中引用了毛主席在“批陳整風”時說過的的“甩石頭,挖牆脚,摻砂子,拔釘子”。引起了一些人的擔心,主要是行政大樓中的一些人。
這張大字報是姚德勝起草的,王紹良看後給我看,我看後要他把這句話刪掉,我說用在這裏不合適,這是毛主席對敵鬥爭的手段。他沒有告訴我是我們合寫的大字報,結果不僅這句話沒有去掉,還代我簽了名。貼出後有人反映“搞得人心惶惶”,我確實感到不妥。于是我在幹部會上,黨委、革委會聯席會上,兩次作了說明和檢討。
後來此事成了我的罪名:“為改變基層組織的領導權製造輿論,造成幹部群衆的進一步對立”。
(4)關于任院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的問題
成立院批林批孔辦公室,任命我擔任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分別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師任小組成員,這是黨委的决定與安排,事前也沒有和我商量過。
一九七七年整我的時候,硬說是在我們的壓力下纔這麼做的,目的是要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逼迫黨委按我們的要求進行批林批孔。
我又一次領教了什麼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5)關于給王新民寫信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也被用來大肆批判,并被用來做我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證據”。
他們說,我和王紹良給原總部勤務組副組長王新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批林批孔的大權掌握到我們手中來了”,“正準備納新、提幹”,“衹要我們在水院有一點權力的話,我總要設法把你調回學校來的”。
我感到信中的口氣不像是我的,當時希望他們把原信給我看,但他們就是不拿出來,因此我懷疑是編造的。特別是第一句,當時我們一直主張依靠黨委來解决問題,黨委不同意的事是辦不成的,我們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組織,正式為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除此以外,別無它求;“納新、提幹”是一九七六年“轉彎子”時期出現得比較多的一種說法,所以我認為一九七四年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提法。
至于把王新民調回學校的想法我是有的,因為王新民的確是一位優秀的人才。他學習很好,文革開始時,他是大三學生,除主修英語外,還自學了日語和俄語,這在學生中很少見。在總部工作時,我與他接觸多了,感到他工作能力很強,文筆很好,群衆關係也好。我是一個很愛才的人,所以我認為這樣品學兼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工作能力強的優秀人才,應該作為革命事業接班人。
不僅是王新民,我還看中了賴文德,賴的特點在學習上并不突出,但其刻苦耐勞、任勞任怨、兢兢業業地工作、熱心為群衆服務的態度感動了很多人。文革中很多困難的場合都有他,夏天光着脚參加游行,我認為這樣的人搞行政、總務工作絕對是一把好手。此外,還有如趙三其、駱應龍、陸和寶,他們在校時已是共產黨員,學習、工作、人品都很好,這樣的人應該當教師,為人師表。
事實證明,這些人後來到社會上都很不錯,擔任了各方面的領導工作。學校某些人容不得他們,其他單位自有慧眼識英才。
王新民在江蘇興化市擔任職工中專副校長,賴文德成為福建省電力勘測設計院的副總工程師,駱應龍擔任徐州電力局的局長兼黨委書記,陸和寶曾任濟南黃台電廠廠長,後任省電力局下屬某單位的黨委書記,趙三其任南方電力公司副總經理。
有機會把優秀的學生調回學校,把我這樣的想法說成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這難道不是無稽之談嗎?
如果某些人強加給我的罪名成立,那麼水電部教育司的領導,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省委宣傳部的領導,省委常委們,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魏承厚副書記、崔連貴副書記、張茀承副書記,都有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嫌疑,因為他們有的要我去,有的要留我,有的參與了提拔我。就連張茀承書記也對水電部教育司高之梁副司長說:“張建成是個不錯的幹部,有政策水準,有工作能力,群衆關係也好,學校需要他。”這能說張茀承是拉幫結派、篡黨奪權嗎?
我沒有權力把什麼人留下來,把什麼人調進來,僅僅是想想而已,就被安上拉幫結派、篡黨奪權的罪名。那些有權力留下什麼人,有權力調進什麼人、提拔什麼人的領導,應該反思一下,被你們認為是接班人的、提升為學校主要領導的幾個人,由于貪污受賄,生活腐化,自殺的自殺,判刑的判刑,相比之下,你們應負什麼責任,擔什麼罪名?
我堅信,上面提到的王新民等同學,他們决不會做這些事!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我依靠黨組織,做好原造反派的工作,為廣大被打成“五一六”的師生平反昭雪盡了自己的責任。
而對于我自己的問題,我沒有關心過,也從未向領導提出過,材料也沒有處理掉,衹要大家的問題解决了,我的心就安了。
這段時間,我的主要精力仍在人防施工方面。
學校平安地渡過了這一風浪,當時無論是省委宣傳部、省文教辦公室,還是學校黨委,對我都是滿意的,并且贊揚有加。我因此而得到了省委某些領導人的看重,之後屢次要提拔我(我都拒絕了),學校也開始考慮對我的工作安排問題。
誰能料到,一九七七年整我時,批林批孔中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罪狀,而且都和“四人幫”、“夏、朱、胡”聯在一起,都和拉幫結派、篡黨奪權聯在一起。領導人要我做的事,不管對錯,都要我承擔罪名。
難道政治真的這樣“無誠實可言”麼?真是這樣殘酷無情麼?真的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麼?我對此持否定的態度。
所以出現這種情况,首先要明確的是,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路綫鬥爭。路綫不同,階級立場不同,對同一事物就會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
誠實的政治家提倡實事求是,事實本身不能編造,不能隨心所欲地去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對事實本身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决不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地改變事實真相。政治鬥爭也講究人道主義,如戰爭中不虐待俘虜,審查中不搞逼供信,不得打人、侮辱人格等等。
一個單位的領導人本身人格有問題,他就不會按政策辦事,他要瘋狂地報復,他要置你于死地,他就會捏造事實,編造文字,就會搞逼、供、信,就會有病不讓你看病,不讓你休息,因為他本來就想置你于死地!
毛主席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來信上批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可見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不是個別的。
(三)在總務處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天,魏承厚副書記找我談話,黨委决定調我到總務處工作。魏書記說,你擔任黨政一把手,蘇敏是副書記,胡平為副處長。我服從組織安排。
十二月初在六四〇一教室召開總務處全體員工大會,梁道平副主任宣布了對我的任命,擔任總務處長、三總支書記。
到總務處工作,對自己是個挑戰。總務處的四大科長,人稱“四大金剛”,都是三八式的老黨員、老資格;副書記蘇敏也是老資格,是組織部長馮萬秋的愛人;胡平是轉業上學的,他和總支秘書肖恢先學歷比我高、資格比我老,因此我做好了碰釘子的準備。
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我這個小兵還算有利,批林批孔剛結束,人防工作搞得有聲有色,新來的領導人魏承厚、崔連貴、梁道平、密加凡都熱情地支持我的工作。
1. 抓總務工作指導思想的教育
我到總務處抓的第一件事,是解决總務工作的指導思想問題,即總務工作的對象與目的。這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教務部門與總務部門經常產生矛盾的根源也在這裏,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存在,北京電力學院也存在。
我長期在系裏工作,對此體會很深,雙方都不理解、不諒解對方工作的艱難,衹希望對方能滿足自身的要求。我在系裏工作時曾想過,把兩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適當對調,也許可以解决這一矛盾。
教務部門認為,總務工作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是為師生員工服務的,因此應該滿足教務部門提出的錢、財、物的要求。
而總務部門認為,教務部門看不起總務部門,特別是看不起工人,處處事事高人一等,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張口要錢、要物,我們哪兒弄去?不能滿足要求就告狀、罵娘。這樣就積累了一些對立情緒。
我認為問題出在認識不明確。總務工作是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服務的,具體對象是學生,教務部門也是同一目標,不過總務部門要做好培養學生的後勤保障工作,要讓他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有好的環境,做好衛生保健工作,做好交通運輸、食堂、生活設施的保障工作,一句話,讓學生能集中精力學習,成為國家的有用人才。而教務部門,則是按照國家規定的目標,培養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在思想教育、業務學習、體育鍛煉等方面實施有計劃的培養,教師則是實現這培養計劃的主要力量。因此,總務部門也應該為教師們的食、住、行、生活環境等創造儘可能好的條件,兩部門不存在高、低之分,衹是工作分工的不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部隊,沒有後勤保障,前方就無法打勝仗,這是顯而易見的。到了學校,這個道理就搞不清了,後勤部門仗着管錢、管物的特點,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引起師生及教務部門的不滿是常事。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後勤部門還是教務部門,都要把認識統一到培養目標上來,服務于同一目標,這樣纔能互相配合、互相理解、同心協力。而總務部門尤為重要的是,要把保障工作、服務工作做到位,把為師生服務好的口號叫響,要批評那些認為做服務工作低人一等的思想。
這一工作,在總務部門進行了一個月左右,先是總支委員統一思想,然後在黨內統一認識,在全體員工中討論,最後由各單位提出為師生員工服務好的措施。衛生科提出了到學生宿舍巡診的措施,每天下午在學生宿舍巡診,學生反映很滿意,小毛病可以就近看,也不需掛號。行政科提出了主動檢查修理房屋門窗及水電設施的措施,同樣深受群衆的歡迎。福利科在研究如何提高服務質量時,提出了定量(定量供應的主、副食)到口的服務要求,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困難:煤炭供應緊張,衹能免強維持伙食用煤,浴室開放、開水供應、增加主副食品種等都有問題。車隊提出了運輸力量不足的問題。
群衆積極性很高,想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但要有一定的物質條件作保證纔能實現,這是實事求是,我認為應該努力解决。
2. 抓增強後勤保障能力
為了提高後勤保障的能力,我到總務處後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努力解决緊缺物資的供給及增加必要的設備。首先解决煤的供應,在缺煤的情况下,幾千人的單位,學生和教工浴室每週均衹能開放一次;開水定時供應,不能敞開供應;食堂的主副食品種很少。要解决這些問題,都離不開煤。
我到煤建公司洽談,經理(為解决人防用煤,我們已經認識了)告訴我,要增加煤的供應是不可能的,武漢市生活用煤和工業用煤都非常緊張,高等學校是重點供應單位,也衹能保證吃飯問題,其他問題都無法解决。他說,煤不是沒有,而是運不過來,我們派人在鐵路部門住下來,天天催促,也無濟于事。我問煤在何處,他說在鐵路部門的轉運處,那裏的煤有的是,就是沒有車皮運過來。
據此,我提出建議,改用卡車運。經理說沒有那麼多卡車,我說可以發動各大單位出車運煤,由轉運站運到武漢煤場,運煤單位與煤建公司分成,運費由煤建公司出,單位的煤款也照付,這樣兩全其美,既解决了武漢市的用煤問題,也解决了各大單位的用煤問題。
經理認為這辦法可行,當時决定我們出4台車,運一個月,煤的分成比例為7:3,即煤建公司得7成,學校得3成。我算了一下,一個月下來,學校可以解决350噸煤。
院領導也同意這一方案,我向水電部寫了報告,申請4輛卡車,部來電讓我們到“三三〇”工程指揮部領車。
我們規定了運煤司機除按出差補助外,每人每天再補助8毛錢,司機們也很高興。運煤一週後,我和幾位老科長帶了紅燒肉、肉包子等食品去慰問司機,看到他們不怕苦、不怕髒的那種幹勁,大家深受感動。
用煤問題由于車隊同志的努力,終于解决了。
學校每年要組織師生到外面拍X光片,檢查肺部健康狀况,一般都在春天。車隊每天派車,教務處要安排調課,衛生科的人要做組織工作,更是忙得不亦樂乎,還要花費一筆開支。
我瞭解情况後問科長賈慶智,這些年為什麼不買一台X光機?有了X光機,既方便、又省錢。回答是申請了,說沒有錢。其實一台X光機,當時的價格是六萬元,幾年的外出檢查費也夠買一台X光機了。
我問財務科長呂翠蘭,她也說沒有錢買。于是我找老財務瞭解歷年來的財務狀况,她無意中告訴我,學校賣舊報紙的錢有十幾萬元,好多年了,每年增加,現在大概有14萬多元,并說,這個錢處長可以動用。
我决定從此款中抽出6萬元買一台X光機,從此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了X光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體檢了,教務處也不用再為此調課了。
3. 瞭解情况,抓主要矛盾
教職工的住房年年建設,但總是不夠分配,青年人結婚,解决不了住房,有的有了孩子還沒有房住。就是說,家屬宿舍的建設滿足不了學校發展的需要。
基建科逄佐洲科長說,部裏撥款太少,水院家屬宿舍面積偏小,老房子都沒有客廳,六八型設計了客廳,衹能放個飯桌,六九型擴大了一點,仍然連個大沙發都放不下。設計室的同志告訴我,因為造價限制了,他們也沒有辦法。
瞭解情况過程中,我發現經費使用上也有些問題。在分配經費時,往往由總務部門提出教學經費、科研經費、基建經費、行政開支經費、工資等項目的撥款數,本來教學、科研、基建、工資等經費是部裏戴帽下撥的,是按學校師生員工人數及國家規定撥款的;而行政開支等費用由學校計劃的,但行政開支往往伸縮性大,不夠了,就從教學科研經費中擠出來,這是形成教務、總務部門矛盾的主要原因。
人防工程開始後,花了不少錢,但這些原來是沒有計劃的,就得擠其他的錢。按照財政部、建設部等部門的規定,人防建設是列入基本建設範圍內,規定基本建設費中有一定比例(可能是百分之五)用于人防工程建設,可我們學校基建預算中從未列入人防工程建設費,衹好擠其他經費。
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與部裏有關部門溝通。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與水電部有關部門溝通,提出了增加家屬宿舍建設投資及宿舍戶型擴大客廳設計的意見,還提出了人防建設經費追加撥款、增加科研經費及有關實驗室建設費用等問題。有關部門基本上滿足了我們的要求,當即批准了我們當年的追加預算(人防建設和實驗室建設)。
4. 住房公平、合理分配
在北京工作一個星期,滿懷喜悅回到學校,學校領導也很高興,既要到了錢,又為今後增加建設投資鋪了路。
在我離校的一週中,發生了一件事:衛生科的一位護士準備結婚,房管部門將十一舍3樓一間朝南的有陽臺的地板房分配給她。這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司機中有不少已結婚、甚至已有了孩子仍未分到房的,情緒非常激動,說要等我回來討說法。
我一回到學校,第二天就收到了他們的信,要我講清楚,為什麼結婚多年、甚至有了孩子的職工分不到房,而還未結婚的已經分到了房?為什麼房管部門說沒有房可分配,而今却有了房?
我經過瞭解,得知此事是管房產的逄科長與衛生科的賈科長暗箱操作的結果,總務處的二位負責人則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我估計是有人打了招呼的)。
需要分房的有8個青年,他們有的已結婚多年,有的已有孩子,以總務部門的職工居多。他們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如何處理這件事,既期待又懷疑。
我把此事視為糾正總務部門幹部隨心所欲,把所掌握的權力用來做交易、送人情的不正之風的突破口。此事既要嚴肅處理,又要不傷及各方面的自尊,更要合理地解决,使各方滿意,特別是涉及兩大金剛及總務處的負責人,更要慎重,弄不好會翻船。因為我在學歷、資歷上都比不上他們,工作經驗也比不上他們,更是一個挨整至今未徹底脫帽的犯錯誤的幹部,也沒有後臺,衹要有風吹草動,我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我對此事的處理必須格外小心。
好心的肖秘書要我慎重,主張對總務處的兩位負責人批評一下就可以了。我覺得這樣處理會傷了群衆的感情,也涉及群衆的切身利益。
我先找逄、賈兩位科長談話,講清事情的經過,賈科長主動承擔了責任。在討論如何解决時,賈科長說若收回已分的房子,對那位護士打擊太大,因為鑰匙已給她本人了。我問逄科長,還有沒有其他的房子可用安置已婚職工,需8間。他說無法解决,還有一二間,多了也解决不了。
我心裏有了底,就召開了總務會議,專門議此事。會上我講了總務工作的重要性與公正性,它的所有工作都會影響到全院師生員工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影響到每個人的利益,不怕物資少,就怕分配不公,引起群衆的不滿。接着就這件事批評了兩位處領導和兩位科長。
解决的辦法是,逄科長設法把8位已婚職工的住房解决了,十一舍的房子就分給那位護士,如解决不了,收回。還有的兩間,按工齡長短、家庭具體情况(如已有孩子的要照顧),分配給他們住,迅速平息由此引起的不滿情緒。
逄科長提出,把學生八舍一樓東邊改造一下,可以整出10間房,建臨時的公用廚房和公用廁所。
我同意這一方案,經領導批准,不久就解决了8位職工的住宿問題,他們很高興。
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學校有幾幢宿舍竣工,住房分配政策由黨委討論决定,由我主持住房分配工作。
房源160套(電影場旁五幢宿舍),兩室一廳,廳很小(六八型)。現在的人們是看不上眼的,可當時非常搶手,兩居室還有一個廳,衛生間、廚房間齊備,很多人都希望能分到一套。
分房是件很複雜的工作,涉及每位教職工的切身利益,要精確計算每人的各種條件,然後將哪些人可以遷入新房、哪些人可以遷入空出來的舊房進行排隊。要很細緻,不允許出差錯,否則工作相當被動。分房工作也很繁瑣,找的人特別多,在關鍵時候我不能住家裏。
在分房的兩個月中,我無法休息,還要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漫駡,搞得精疲力竭。
令人難忘的有兩件事。一是有的院領導給我遞條子為某些人要房子,有的領導直接口頭給我打招呼,說“××找了我,說他應該有條件分新房,你們考慮一下”。我感到很難辦,于是在黨委聽取住房分配工作彙報時,我提出:分房政策是黨委通過的,我要嚴格執行,如違反就是黨性問題、違紀問題。領導打招呼,我們就很難辦。希望各位領導諒解、支持我們的工作。宮雨屏書記說,堅决按黨委通過的原則辦。這就頂住了來自某些領導的壓力。
二是來自群衆的壓力。這種壓力往往帶有派性,更難辦。一位原“闖派”的職工申請調房,因條件不夠,房屋分配小組沒有同意,他就指着我的鼻子罵我搞派性,搞報復,怎麼解釋也無濟于事。一位原“好派”的老師申請新房,因條件不夠沒有輪到她。她冲到我辦公室罵我忘本:“大家把你抬到領導的位置上,你就把大家忘了。”這些事我早就料到會發生,但真的發生了,還是感到委屈。
5. 按政策辦事,為職工排憂解難
在總務處工作期間,與工人接觸較多,深感學校工作離不開工人,工人的生活是最艱苦的。他們工資低、人口多(孩子多),很多工人的愛人都在學校做臨時工,收入微薄,他們下班後就去種“自留地”,這些地都是在不毛之地開墾出來的,經過2到3年的種植和施肥,成了不錯的菜地。人們衹看到他們的收穫,每天有新鮮蔬菜吃,經常有人反映:×××種自留地,群衆有意見;×××用公家的東西做自留地的圍攔,等等。
我對領導、對教師們講,也在總務部門職工會上講:不要衹看到他們收穫了多少,要看到他們工作一天后,還要去開墾荒地,還要澆水施肥。教師、幹部拿着扇子乘凉,他們却汗流浹背在勞動,有勞動就有收穫,不勞不獲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的工人同志家裏人口多,收入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給家裏減輕點負擔有什麼不對?
有人鼓動綠化科在開墾好的菜地上種樹,一時間在各處菜地裏都撒上了石灰圈,等着挖洞栽樹。我發現後告訴管綠化的同志,若有計劃地綠化栽樹,無可非議;若為了不讓工人種“自留地”而為之,則不可取。你們栽樹為什麼不在沒有種菜的地方去栽,偏要在工人們辛苦幾年開出來的一點菜地裏栽樹?
工人同志的家屬是學校的臨時工,她們找我反映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每年都有臨時工轉正,為什麼我們學校一直沒有轉正的?後來居委會的胡主任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
我就到人事部門詢問,并要求看有關文件。工作人員給我看了水電部的文件,水電部每年給我們20個臨時工轉為合同工的名額,據此推算,我們學校的臨時工早就該全部轉合同工了。
但我發現,當時學校衹轉了兩位臨時工,一位是人事科長的夫人,另一位是後來任命的保衛科長的夫人。我當時很生氣,問人事科丁科長為什麼會這樣?他叫我去問黨委。
我無奈,衹好約居委會主任一起到湖北省勞動廳談。省勞動廳接待我們的一位處長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睡醒了?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年年辦,我們叫你們來辦,你們也不來。”我衹有檢討、賠不是。
經過協商,省勞動廳最後明確,同意按中央精神補辦,為四十五歲以下的職工家屬、臨時工辦理轉正手續。
據此,為五十多位臨時工中符合條件的三十多人辦理了轉正手續,她們知道後歡呼雀躍,有人甚至叫我“張青天”。
其實這是党關心職工群衆的一貫政策,我僅僅是按政策辦事而已。至于我院人事部門為什麼長期拖着不辦,而衹辦了兩位科長的夫人,其原因不得而知。丁科長要我去問黨委,我也沒有去問。他這樣說是推托呢,還是另有隱情?衹有當事者心裏明白。
每當我看到當年因年齡限制而沒能轉正的老嫂子們,現在既無退休金,又無醫保,生活非常艱難時,我心裏總有一種內疚之感,總覺得沒有把事情完全辦好。
總支秘書肖恢先同志告訴我,我們學校還有12位子弟(知青)在五三農場勞動,家長們都希望我把他們的子女弄回來。知青回城沒有問題,問題是工作安排。我考慮這12位子弟的父母很多在總務部門工作,就决定由我們消化。經學校領導批准後,這些孩子都回來了,并安排在總務處工作。不久,他們中的一些人申請報考大學,基層領導不同意,說他們把學校當跳板,花九牛二虎之力剛調來,屁股還沒有坐熱就要走,不行,起碼幹兩年。我覺得青年人希望讀書是好事,于己于國都是有利的,我如數批准了他們的申請。他們也都考上了大學,有些人後來當上領導幹部,有的成為技術骨幹、專家。直到現在,有時碰到我,他們就會說,當初要不是你支持,我們可能還在食堂呢。
學校在武漢市東西湖東山頭有個農場,農場勞動力主要依靠輪流到農場勞動鍛煉的教職工,平時管理人員較少,有時會出現勞力斷檔,農場工作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我也曾計劃派些固定人員長住農場,把農場盤活,使農場真正成為學校的副食品生產基地。
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經常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把農場辦好。農場工作比學校艱苦,生活上也有諸多不便,平時又不能回家,所以一般的職工都不願意長期在農場工作。要想使農場恢復生機,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工作是關鍵,工作人員能安下心來在農場工作,除非解决他們的切身利益,把他們的家人也調到農場去。
由此出發,我們的解决方案是,將家在農村、長期分居的職工家屬(連同孩子)調到農場,該職工也調到農場工作。一方面解决農場工作人員的穩定問題,也解决了他們長期兩地分居的困難;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農場的勞動力問題。家屬在農場工作也給報酬,當然這是以自願為原則的。
我們公布這一方案後,不少職工申請,經多方考慮,選擇了一些農場工作需要的職工家屬調到農場。
本想經過一段時間幫助其解决戶口問題後,進而轉為正式職工。後來因我被隔離審查而未能完成心願,但看到他們的戶口問題解决了,雖然沒來得及解决他們的工作問題,但他們的孩子都是城市戶口,讀書、當兵、就業一視同仁,過得很好,我心裏還是很高興的。
那時沒有天然氣,教職工家裏做飯、燒水都用煤,每人每月發煤票,定量供應。學校裏有一售煤點,但衹供應煤球,不賣蜂窩煤,可大多數家庭都用蜂窩煤,而蜂窩煤最近的供應點在洪山煤店(現石牌嶺亞貿廣場後面),路遠,人多要排隊,每月買一次煤需一天時間,不少人半夜去排隊,有的甚至頭天晚上就去排隊,第二天上午把煤用板車拖回來。我每個月買煤都是晚上去排隊,爭取第二天上午10點前買到煤,11點左右把煤拖回來,中午前把借來的板車還回去。因此,每個月為買蜂窩煤要排一夜的隊,再用半天的時間買煤、運回,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為解决教職工買蜂窩煤難的問題,我主動找洪山煤建公司聯繫,請他們將水院的售煤點擴大,除供應煤球外,也供應蜂窩煤。洪山煤建的答復是:除非在水院建蜂窩煤生產點,否則無法解决。對這個答復,我清楚地意識到,是要學校解决房子、設備、水電等問題,由他們來生產、銷售。那時的煤是專營的,其他單位是不能自行生產、銷售的。經研究,我們與洪山煤建公司達成了共識:由學校負責擴建售煤點的廠房,購置生產蜂窩煤的設備;由洪山煤建負責設備安裝,組織生產,保證供應。我們很快完成了廠房建設(簡易廠房),花三萬多元買了一套蜂窩煤生產設備。煤店的擴建,從談判到正式投產,衹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教職工在校內也可以買到蜂窩煤了。學校的老職工們不會忘記,當時,這件事辦成,確實使教職工從此不再為買蜂窩煤發愁了,解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
我在總務處工作1年多一點,對接觸到的人和事很有感觸。
首先,他們多數是學校底層的群衆,他們的思想狀况、生活狀况與教師、幹部不同。他們任勞任怨做的事都是被看作是小事、繁瑣事,都是為別人服務的事,默默地為別人做飯、燒水、修門窗、造房子、開汽車,為別人治病、打針、做清潔衛生、綠化校園,學校的所有人離不開他們。而他們工資最低,住的房子最差,是學校最下層的人,可他們無怨無悔。一旦你為他們做了點事,他們會感恩戴德,老記着你。
我認為,這樣的人是可敬的,可愛的,應該尊重他們,關心他們,儘量為他們做些有益的事,讓他們感到自己與教師、幹部是平等的,都是在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工作,都在貢獻自己的力量,應當感到自豪。
第二,總務部門是掌握學校師生員工食、住、行、醫療、環境衛生、財務等各方面物資的部門,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可以處置他掌管下的物資。對群衆來講,他說有就有,他說沒有,就會有充足的理由說沒有。對這些幹部特別要進行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對待師生員工要一視同仁,不能以自己的親疏、好惡來處理問題,更不能假公濟私,否則貽害無窮。
以我的經驗,管錢的人,他手裏一定會掌握着一些計劃外不公開的錢;管房子的人,他手上一定有幾套房;管伙食的人,他的倉庫裏一定是有結餘的;在醫院裏一定有好藥。
應該講這是必須的,但是要透明。這些人往往欺騙群衆,也欺騙領導,所以總務處有人說科長們領導處長,是不無道理的。如果處長是個官僚主義者,那更是如此。
我經過一年多的調查、摸索,大體上摸清了總務部門家底,科長們是騙不了我的。
正當我準備進一步改進工作時,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政治形勢變化使我失掉了這個機會。
(四)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我做了些什麼
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發了4號文件,發表了毛主席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講話(整理稿)。
毛主席講了階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講了一些老同志的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却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結論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兩個錯誤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
毛主席對鄧小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衆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毛主席也指出,鄧還是人民內部問題,與劉少奇、林彪還是有一些區別。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節前後,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以悼念周總理為名的群體事件,中央認為鄧小平是事件的後臺。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議: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個决議是符合毛主席在4號文件中的講話精神的。可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黨中央、毛主席發動的。
毛主席對鄧小平是非常看重的,對他的評價很高,一九七三年底復出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一月八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提議,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在一月中旬召開的四届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之後,由于周恩來總理的健康原因,由鄧小平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認可與支持,鄧小平是不可能擁有如此大的權力的,這說明了毛主席對鄧小平的倚重。
但鄧小平在整頓的名義下,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在無奈的情况下,為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衹有把鄧小平清除出中央,并發動群衆揭露與批判他的錯誤。
這就是一九七六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由來。
之後,中央又召開了打招呼會議,指示各省、市領導要轉好彎子,對革委會要補台,“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
這就有了湖北省委和各單位黨委的轉彎子,對工代會、各級革委會如何補台的討論和舉措。這些討論與舉措同樣是自上而下層層布置的。
一九七六年對我來講是十分忙碌的年份,剛到院總務處任上,而且黨、政工作都要抓,既要處理日常工作,又要調查瞭解,弄清情况,加上分配住房這樣的事,所以對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事情,我并沒有太關心。另一方面,安排我搞人防工程後,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我的特點是,任何工作我都希望把它做好,一步一個脚印,每走一步都應留個脚印。而對文革中反復出現的運動已無多大的興趣,對于揭發誰、批判誰更沒有興趣。
如果說還有一點要求的話,衹希望黨組織能夠為受打擊的人平反,對造反派一視同仁,不要把造反派視為二等公民,另眼相看,除此以外別無他求。
對我個人而言,領導衹是利用,但并不信任,這是最讓人痛苦的。如能同意我調離湖北,我會謝天謝地。
因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我主動做了兩件事,被動做了兩件事,這4件事以後都成為整我的罪狀。
1. 主張依靠黨委解决問題,反對搞大民主
一九七六年六月間,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波波及我院,有些人主張發動群衆搞大民主。我生怕鬧出亂子,便請兩派(“好派”、“闖派”)中的骨幹坐到一起談形勢,做工作。會是在陳伯強家開的,我反對發動群衆搞大民主,主張有問題通過黨委解决問題,現在形勢不同了,黨委領導一切,中央領導一再強調要加強一元化領導,毛主席指示要“以安定團結為好”。經過爭論多數人同意我的看法,個別人反對,會後衹有徐約鉺一個人在校內刷了幾幅大標語,群衆也沒有跟着跑。
我認為目的達到了,同時將情况向崔連貴副書記彙報了,領導也認為做得很好。
這件事以後成為我拉幫結派的依據。
這是我主動做的。後來想想,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學校亂起來,別人犯錯誤,關我什麼事?可又一想,人人都是這個態度的話,那麼這個黨、這個國家還有救麼?
2. 審批革委會主張兩步走
一九七六年七月間,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有兩件事徵求我的意見。一是關于革委會補台問題,是一步走還是兩步走?二是要我考慮造反派中哪些人需要安排工作。
一步走的意思,是原有革委會中合適的成員與新增的成員一起向省委報批;兩步走的意思是先報批原先的革委會成員,再報批新增的革委會成員。
我回來後找王紹良等極少數人談了,并徵求他們的意見。
在黨委擴大會上討論革委會問題時,我提出分兩步走,理由是一步走等于不承認原先的革委會;兩步走,先審批原先的革委會,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是文革的成果,領導要承認。
宮雨屏書記主張一步走,理由是如果兩步走,那後增加的革委會成員是否要經過先審批的革委會的討論?將來問題會很多。
為這個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學校討論了好幾回。我堅持兩步走。由于意見不一致,結果半步也沒有走。
關于造反派需安排工作的人,我向黨委推薦了兩個人,一是原“闖派”的工人頭頭、革委會常委熊德才,可安排到機械廠(學校實習工廠)任副職;另一人是原“闖派”的陳伯強老師(政治教師、共產黨員),可安排到宣傳組工作。當時主管人事工作的副書記崔連貴說,這兩個人已經考慮安排了。
這兩件事都是在黨委徵求我的意見時,我提出的意見,以後又成為我攻擊黨委、篡黨奪權、拉幫結派的依據。
3. 關于到湖北大學見彭勛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八月的一天晚上,鍾興錦(政治課教師)、王紹良和我3人,到原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秦憲政老師家玩,這是鍾興錦幾次約請後纔成行的。
文革中,我和秦憲政認識,鍾老師原是湖北大學的,與秦是同事,他們談起我在水院的情况,秦托鍾約我去玩。
我因忙一直未能成行,第三次約請,因白天沒有時間,就定了晚上去。去時正好碰上彭勛在秦家吃飯,彭參加了湖北省委召開的襄樊轉彎子會議。他很健談,介紹了會議情况,結論是省委特別是趙辛初書記、趙修書記有决心解决問題。基本上是他一個人講了二十來分鐘,然後說有事就走了。
我與彭勛在北京中央學習班見過,沒有交談過,人稱彭油嘴(這綽號據說是張體學起的),此次見面,我覺得名不虛傳。
在秦家與彭勛相遇,是偶遇還是秦憲政的刻意安排,我不得而知。
這件事成為我與“四人幫”爪牙密切聯繫的證據,同時還和華中工學院的趙文成批朱九思聯在一起,真是跳進黃河洗不清!
4. 關于在全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學院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黨委宣傳部長常樹蔭要我在會上發言,我說一是沒有時間準備,二是不知講什麼好,推辭了。他第二次找我,我又拒絕了。第三次找我,他說黨委的决定,你必須要發言。
以組織名義壓人,這是共產黨最厲害的一手,組織决定衹好答應。我問常樹蔭講什麼,他說你參考報上講的就可以了(他是應付差事),我說,那我就抄報紙了。結果我找了幾份報紙,主要是按《文匯報》一篇文章的內容拼湊成了一篇發言稿,在會上念了。
黨委在這個會上宣讀了湖北省委對我的任命文件,任命我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事先沒有人對我講有這樣的安排。這篇發言後來被說成是我的“就職演說”,反對鄧小平,鼓吹“走資派還在走”。
以組織名義壓我發言,我又不知道那天宣布對我的任命,怎麼就成了“就職演說”?那天發言的人,包括黨委副書記張茀承,誰不在批鄧小平?誰不講“走資派還在走”?這句話是毛主席講的啊!
如此整人,我還有活路麼?
(五)關于我的提拔問題
關于我的提拔,是後來整我時重點追查的問題,涉及到對我的結論。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兩年中發生的,應該有所交待。
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湖北省委多次考慮,讓我擔任廳局職工作,直接找我談話有3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六月份,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找我談話,是學院黨委通知我,并派車送去的。余副部長在住院,談話地點在同濟醫院的高幹病房。
此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湖北省委决定調我到湖北省體育工作委員會工作。余副部長說:你先任省委工作組組長,帶領工作組進駐省體委,進行整頓,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現在×××在體委搞得工作無法開展。整頓完後,你留在體委工作,擔任黨委書記兼體委主任。
我感到突然,體育工作專業性較強,我是門外漢,加上余副部長要我到體委後,把×××拉下來,×××又是國內外知名運動員,他的隊友在國家体委擔任要職。我自認勝任不了,當面拒絕了。
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底或一九七六年初,也是余副部長找我談的,地點在湖北省委宣傳部。這次讓我到武漢化工學院任黨委書記,我也以種種理由推辭了。
第三次是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找我談話,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地點在省委宣傳部辦公室。談話時,焦部長的秘書(姓王)也在場。
焦部長先問了我現在的工作及學校的情况,接着說:“省委研究了,讓你擔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二把手。讓張茀承帶兩年,兩年後,他退下來,你到第一綫,全面負責。這兩年中主要由你抓工作,張茀承掌掌舵。”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我不想幹。
因為焦部長知道我兩次推辭了省裏的安排,聽後有點不高興地說:“幾次要安排你的工作,你都不同意,以為你不想離開學校,所以省委决定讓你留在學校工作。你又推辭,到底是什麼原因?”
在這種情况下,我對焦部長講了實話(當時認為焦是代表了上級組織的):我不想在湖北工作,更不願在學校工作,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在學校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又參加過派性鬥爭,我知道派性是很頑固的,對于反對我的一派來講,即使我按黨性辦事,他們也會說我有派性;對于本派的人來講,我當了領導,他們找我解决問題,我秉公處理,他們會罵娘,所以我衹有離開學校,離開湖北,纔能徹底遠離派性的糾纏。第二,我和張茀承同志有些合不來,一起工作怕會鬧矛盾,這對我們兩人和學校工作,以至對上級領導都不好,所以我不想繼續在學校工作。
他讓我講出我的想法,我說想到華北電力學院去,那是我的母校,校領導歡迎我回去,學院黨委書記梁超同志曾三次來武漢要我回去,水電部也有這個意思。我一九六五年調來時,學校就不放,後來水電部領導講,先過去,以後再回來,所以華北電力學院一直在要我回去。
關于對張茀承書記的看法,我講了他的優點,也講了他的缺點(我認為的缺點),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待人不誠懇,作風不正派。我列舉了文革初期,我真心希望黨委檢查自己的錯誤,取得群衆的諒解,然後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而張茀承裝作非常痛苦的樣子,痛哭着要求我為他起草一個檢查提綱,但第二天在黨委會上,他拿着我一夜未眠寫成的提綱說,摸到了張建成的觀點,并從此把我排斥在體制外。二是工作上考慮個人過多,因此對其他人既不放心,又不放手,政治運動一來,又不勇于擔責,這很傷幹部的心。我也舉了些例子,比如他平時讓張如屏到外地休養,運動一來,就把張院長接回來做擋箭牌,這也給張院長彙報過,那也給張院長報告過,其實學校工作是他一把抓的,出了事就都是張如屏的。三是親一些人,疏一些人,這一點我來的時間短,體會不太深,是聽一些老水院的人講的。我的性格又是喜歡直來直去,見不得弄虛作假,因此我怕時間長了,會發生矛盾。
焦部長說,工作問題,省委已經討論决定了,不要再推辭了,調動的問題暫時也不要考慮。至于張茀承的問題,我找他談一次,要他支持你的工作。要搞好團結,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你回去等着,文件很快會下達的。
最後我表態:既然省委已經决定,我服從,幹兩年,兩年中我會全力以赴把學校工作做好,兩年後請組織上考慮放我走。
回到學校後,我向張如屏院長彙報了情况。他聽後說:“建成啊,你太年輕了,不瞭解高層政治生活的情况,不該將對張茀承的一些看法對焦部長講,這樣會被誤會,認為你告了他的狀,弄不好要吃虧的。”
其實,我也怕焦部長對張茀承講後引起誤會,我第三天就找張茀承書記談了對他的一些看法,他表示接受我的意見,對有些事作了解釋,并再次在我面前流了淚。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可能焦部長已經與他談過話了。
對我的提拔,是經過了兩年多的全方位考察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省委組織部、宣傳部聯合考察組來我院,找各方面的人談話,瞭解我的情况,開了專案組人員的座談會,瞭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也找我本人談了話,瞭解我的過去,以及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我當時認為是要解放我,後來聽說黨委正式向省委寫了有關我的材料。
為什麼會對我的安排這樣興師動衆呢?我估計兩種因素起了推動的作用,一方面由于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表現,省委宣傳部領導比較滿意;另一方面,當時學校調來不少新的領導同志,他們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認為我這個人還可以,因而向上面介紹了我的一些情况。于是省委啟動了有關程序:基層組織推薦、上級相關部門考察、找本人談話等。
對我的任命文件是鄂發(1976)20號,那是一個任命一批幹部的文件,文件中衹有兩位新幹部,除我外,還有一位是長陽縣的赤脚醫生,被譽為中國赤脚醫生之父的覃祥官,他被任命為省衛生廳副廳長。
後來,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以篡奪水院的党政大權作為重要內容,要我交待目標是要整張茀承、奪張茀承的權,并明確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掛崔連貴、梁道平。
于是,我想起了老院長說的話。
其實我根本不想在水院待下去,怎麼還會上下串通奪水院的黨政大權呢?水院的領導人也清楚,水電部要調我到華北電力學院去,我自己也多次申請調走。那麼為什麼要說我陰謀篡黨奪權呢?說到底還是兩個字——報復。
要置你于死地,無中可以生有,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一個響應毛澤東主席及黨中央號召,起來反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群體,它的成員主要是基層的工人、學生及一部分幹部,在鬥爭中他們屢遭鎮壓,但他們堅持鬥爭。
毛澤東主席逝世,他的接班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致使文化大革命遭到失敗。造反派這個群體進一步遭到鎮壓與清算,成為建國以來被整時間最長、受迫害最深的群體,成為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和替罪羊。
造反派是無辜的,他們響應共產黨及其領袖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的反,何罪之有?他們在鬥爭中有過錯誤和缺點,也有過過激行為,但與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及由他們操縱的保守派比較起來,衹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這天大的不公正和種種冤、假、錯案是權力造成的,至今仍被權力掩蓋着、壓制着。相信歷史終將會以鐵的事實還造反派以公道。
而那些以鎮壓造反派為榮、以鎮壓造反派得以升官發財的人,有的已經受到了唯物辯證法的懲罰。那些至今仍自以為得計的人,也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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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漫谈于2014-7-2 14:07:43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最少要几十年以后,这些事情才会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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