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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2)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2)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809    更新时间:2014-7-3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十、“四人幫”被抓後發生的事
(一)從“四人幫”被抓所想到的
1. 不贊成用武力解决“四人幫”問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江青、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王、張、江、姚“四人幫”)被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抓捕關押,國內外震驚。
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新的時代將走什麼樣的路綫、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但用抓捕關押持不同政見者的辦法來開啟新的時代,出乎人們的預料。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各次路綫鬥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這個辦法也是毛澤東主席堅决反對的。
“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央組織全國各地游行慶祝,報紙、電臺、電視臺廣泛報導。人們興高采烈地慶賀“四人幫”被抓,喝慶功酒,吃螃蟹(以示“四人幫”橫行霸道,似螃蟹橫行一樣)。我也被這種熱情所驅使,每次游行走在最前列,高呼口號,學習討論時也發言表態擁護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但冷靜下來後,總覺得這樣做欠妥。
我對“四人幫”既沒有仇恨,也沒有太多好感,與他們從未有過任何瓜葛,歷次參與解决武漢問題的中央領導中從沒有“四人幫”,因此,武漢問題似乎與“四人幫”無關。相反,對謝富治就不一樣,因為“七二〇”事件的處理、中央學習班湖北班他都參與過,他平易近人,正面講問題,從不亂扣帽子,後來聽說他把工資的大部分交黨費,家裏陳設一般,生活很簡樸,所以印象很好。
“四人幫”,王洪文除外,作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他們在跟隨毛主席進行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貢獻的。對江青,我感到太狂傲,亂表態,給毛主席惹了很多事,不宜擔重任,最好還是退到後面去;對張春橋,上海學生反對他,說他有歷史問題,他支持攻打上柴聯司,因此我并不尊敬,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寫得不錯,可以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不宜當中央領導。所以,讓他們下臺我是贊成的。但我又認為,他們幾個人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積極支持者,從開始到現在,支持文革的人就他們幾個人了,其他人都陸續下臺了,現在毛主席剛過世不到1個月,就把他們抓起來,是不合適的。再說,就算他們犯有嚴重的錯誤,也可以通過組織程序由中央委員會撤掉他們,批判他們。
把反對者抓起來的辦法,不是共產黨的辦法,也不是毛主席的辦法。我當時認為,這個先例一開是不好的,對用武力解决“四人幫”的問題,我是不贊成的。
2.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歷史現象,共產黨也難以避免
歷史上的政治鬥爭都是勝利者是對的,一切由他們說了算。而失敗者總是錯的,他們再也沒有話語權,任人宰割,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誰也弄不清,因為後人聽到的衹有一面之詞。這大概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邏輯結果。
這種情况,共產黨也不例外,很多被打倒的歷史人物,衹有看到了他們的回憶錄或被平反昭雪時,纔有另一種說法。
我們再也聽不到劉少奇自己的說法,再也聽不到林彪自己為什麼要逃跑的說法了,因為他們都已經死了,沒有留下書面的材料。
“四人幫”會說些什麼呢?江青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辯護,講了很多與公訴人指控完全不同的內容,但法庭不會採信。一個被打倒的人,說的話又有誰能信呢?誰要是信了,那就是立場問題。
所以在我被打成“四人幫”幫派骨幹、背負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罪名的時候,誰能相信,我與“四人幫”不僅沒有任何牽連,甚至對他們是有看法的呢?
我的一切行為,都被說成是秉承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旨意;一切行為的目的,被說成是為了篡黨奪權;所作所為,被說成是反革命兩面派手法。
他們對上報的、對下說的、大字報寫的、廣播說的、小報登的、批判會上講的,都是謊言、謠言,但誰也聽不到我的辯白,聽不到我對事實真相的闡明。
這是中國政治的悲劇,也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上到下存在的、應當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
3. 抓捕“四人幫”是重大的政治行動,除了除掉政敵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外,往往意味着政治方向的改變
毛澤東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就採取行動,把包括毛澤東夫人在內的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不經任何組織程序,動用武裝部隊抓捕、關押,本身就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說明這些人早有準備,衹是在等待時機,主席一死,時機已到,迫不及待地採取行動。
因此,我的感覺告訴我,抓捕“四人幫”不是最終目的,也不會到此停步。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對的。
抓捕“四人幫”後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所謂有牽連的人就是指那些積極支持與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幹,所謂有關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清查的結果,必然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抓“四人幫”是手段,目的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從而為新的政治路綫鋪平道路。否定了文革路綫,也就否定了毛主席建國以後所堅持的路綫,從而肯定了劉、鄧路綫,這樣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實行劉、鄧路綫。
華國鋒是個悲劇人物,毛主席把重擔交給了他,當時國人也對他寄予厚望。在一些人的吹捧和鼓動下,他為了一己私欲,為了鞏固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袖地位,抓捕了“四人幫”,以為既清除了自己的政敵,又博得了一部分反對文革的人的歡心,成為全黨、全民的領袖。後來發現是被利用了,但為時晚矣!最後也逃不脫被趕下臺的下場。
有人說華國鋒背叛了毛主席,是叛徒。我認為,他是地位起變化後,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和鼓動下,為達到鞏固地位的目的,而被人利用。當他明白過來時,已身不由己。縱然他為一些人做了他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為一些人的事業立了功,然而華國鋒本人畢竟是在文革中升遷的,所以這些人還是不會放過他的,必須要把他趕下臺。這是華國鋒當初不會想到的,他下臺後至死不講話,但每年兩次帶領家人到毛澤東紀念堂瞻仰毛澤東,最能說明他的心態。
對于上述三個問題,當時衹是有些粗糙的想法,曾經和極個別人討論過,這個人就是賴文德。他此時正好返校參加一個業務方面的培訓班,到我家聊天,大家談了些看法,別無他意。可他老兄在他同班同學家吃飯時(該同學留校工作),也講了些與時局不協調的看法,該同學在學習會上以“有人說”開頭講了一些觀點。于是上頭再三要他交待這“人”是誰,他被逼無奈,全盤交待,把賴文德交出來了。于是又逼賴文德,要他交幕後指揮,當然指我,但賴沒有和盤托出,所以在審查我時這作為一個重點問題,始終不放過。賴文德不能繼續在培訓班學習,返回原單位,材料轉過去了,也就成為清查中的主要問題之一。
一九七七年寒假以後,隨着中央“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運動的開展,大火逐步燒到了我的身上,由“半工半讀”(即一邊工作,一邊參加學習班交待)到“走讀”(停止工作,全天學習、交待,但還可以回家),再到開黨委擴大會揭發批判,最後到“住讀”,省委批准“離職審查”,關進隔離室,逐步升級。
每次升級,主要領導都要找我談話,說黨給了我機會,但我的態度不端正,交待不徹底,升級是自己造成的,希望我抓住機會,不要再滑下去了。這些都是謊言。
早在抓捕“四人幫”公開後不久,黨委書記宮雨屏就找朱冠先談話,告訴他,準備到總務處工作,說張建成看來是不行了。可見把我從“半工半讀”逐步升級到“住讀”,衹是按程序推進,掩人耳目而已。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張建成所以走到這一步,都是他自己找的,領導上是拉他的,是給他創造了機會的,是他自己不珍惜。多麼卑鄙的謊言,既要整死你,又說是你自找的。
其實我早就有思想準備,我的命運早在决定參加文革運動時就已經注定了。
(二)從“半工半讀”到黨委擴大會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被宣布進入“半工半讀”階段。
此前黨委書記宮雨屏找我談話,稱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學校很多問題涉及到你,為了給你創造一個說清楚的機會,决定給你辦學習班,邊工作邊學習邊說清問題,提高思想,檢查錯誤,取得群衆對你的諒解。
我把它起名叫“半工半讀”,學習班時間不固定,人員不固定(相對而言),即每次在學習班交待問題、接受幫助教育和揭發批判時,人員有多有少,每次參加的人是有變動的,除後來成為專案組的幾個人外,其他人根據需要經常變動。
我的交待不能達到黨委的要求,于四月中旬開始,升級為黨委擴大會議的形式,讓我進行交待檢查,參會人員擴大到支部書記一級,幾十個人。
黨委書記說,這是給我創造機會。會上我交待檢查,骨幹們揭發、批判,加上“苦口婆心”的勸說,仍達不到要求。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日,我兩次正式交待檢查,接受揭發批判,黨委認為態度不端正,避重就輕,所以向省委寫報告,申請對我進行離職審查,成立專案組。
九月二日,省委發出批復文件(鄂發[1977]119號):同意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
九月十六日下午,我被正式隔離審查,關押于學生二舍一樓,從此失去自由達半年之久。
在“半工半讀”及黨委擴大會議期間,要我交待的問題綜合起來有10個方面,而這些問題我永遠無法交待清楚。因為有些根本就不存在,有些雖有其事,但他們想要得到的却與事實嚴重不符,所以我的“交待”與“檢查”始終無法達到他們的要求。因而在半年中,我永遠是“態度不端正”、“立場沒有轉過來”,進而整我的方式步步升級。
這十大問題是:
1. 關于炮打周總理、整理總理材料問題。
我說這是編造的謊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承厚、崔連貴、張茀承三位副書記在與我談話時,已明確這個問題不存在,怎麼現在又提出來呢?他們說,三位書記講的是“五一六”組織的問題不存在,但不等于整總理的材料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你自己清楚,必須老實交待,拖不過去,也滑不過去。
2. 反軍亂軍問題。
要交待如何策劃“八一〇”大會,如何配合“四人幫”抓軍內一小撮,如何策劃在全國辦亂軍聯絡站,如何策劃揪鬥人武部領導,如何組織搶人武部的機密檔案。
3. 與“四人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的聯繫,與紅旗雜志、人民日報記者的聯繫,有多少次?都說了些什麼?送過什麼材料?領受了那些旨意?回學校是如何貫徹的?
4. 校內的幫派體系問題。
在歷次反復(他們把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說成是反復)中,校內的幫派體系是怎麼活動的?策劃了些什麼活動?哪些人參加?開過一些什麼會?參加會的人員有哪些?研究了些什麼問題?都講了些什麼話?
5. 如何配合“四人幫”在學校篡黨奪權?
在校內準備揪哪些人?哪些人下臺,哪些人上臺?新建班子是些什麼人?
6.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是如何策劃壓黨委成立雙批辦公室,并以此辦公室替代黨委的?如何策劃了口號報?(此問題密加凡同志在會上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口號報是魏書記讓秘書李鴻義起草的,與我無關。)“五一六”名單是如何逼迫黨委公布的?
7. 一九七六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是如何組織批宮(雨屏)揪張(弗承)的?如何組織搜集張書記材料的?如何進行內外勾結、配合行動的?(這個問題強調要上聯焦德秀、王秘書,下聯崔連貴、梁道平)。
8. 一九七六年進行了哪些幫派活動?除與夏、朱、胡聯繫外,要交待與彭勛、方保林、謝華之(武漢大學學生、三司革聯負責人、省革委會常委)、田洲安(武漢大學鋼二司負責人)等人的聯繫,說了些什麼?聯繫多少次?哪些人在場?
9. 如何策劃為楊道遠翻案的?開了幾次會?哪些人參加?寫了些什麼材料,交到哪里去了?交待武漢大學圖書館會議的情况,哪些人參加?說了些什麼?决定了些什麼問題?
10. “四人幫”垮臺後,對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持什麼態度?如何看待“四人幫”的垮臺?與別人講了些什麼?與賴文德到底是什麼關係?對他講了些什麼?
這10個問題,有些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時就反復查過,有些是一九七四年後發生的。可以看出,這些問題是黨委主要領導人事先整理好後交給參加會議的人,因此發言提的問題千篇一律,都沒有什麼事實依據。
我根據事實該否定的否定,該說明的說明,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黨委主要領導的要求。
(三)隔離審查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黨委正式向我宣讀省委關于對張建成實行離職審查的批復文件,接着將我關押到學生二宿。
宣布我的專案組成員共12人,組長李喜爾,以下是謝德煥、費培根、劉正清、林稼祥、羅紹軍、趙師傅(工宣隊員)、朱元新、方和明、胡庚新、陳貽華、余松田。後5位主要是看管我的,與我同吃同住(星期六他們輪流回家休息)。我隨身所帶物品以及皮帶、鞋帶均收繳,說是為了保證我的安全;接着抄了我的家和我的辦公室,所有筆記本、日記本和一切認為有用的材料均拿走了,并寫了收條(至今未歸還這些物品,我去查問,說找不到了)。這一切和逮捕收監沒有什麼不同,僅僅是關押地點不同,還有伙食費由自己承擔罷了。
法院規定,在判刑後,隔離審查的時間(包括“兩清”時隔離審查時間)可以折抵刑期,這證明了當局從法律上承認隔離審查相當于收監、坐牢。
隔離審查開始,性質發生了變化,即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當天晚上的廣播,喊出了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的口號,在我名字前必加上“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的定語。
對我的態度也變了,專案組來主要是審訊,要我老實交待。
接着學校以系、處為單位揪鬥,全院批鬥,進一步又在文教系統進行批鬥。批鬥時都由民兵押送,上臺“坐飛機”。
我每天的活動主要是接受批鬥,接受審訊,寫交待材料。不能早睡,每天拖到零時左右。如果睡早了,就會批評你不學習,不思考問題,不認真交待,態度有問題,所以有時要呆坐到12點後纔睡覺。
在隔離審查期間,要我交待的內容,按10大問題,逐個細化。辦法是加壓逼供,引導誘供,疲勞戰,心理戰,除了沒有用刑以外,其他的辦法都用上了。
例如要我承認整了周總理的材料,先說我的問題嚴重得很,現在各方面都在揭發,你的同夥都在被審查,他們為了自身利益,都交待了,你不要抱幻想,現在已經有幾個人揭發了你整過總理的材料,你還要頑固下去,衹有死路一條。
又如和夏、朱、胡的聯繫,說我們學校歷次反復都與夏、朱、胡有關,你不僅自己與他們直接聯繫,還派人和他們經常聯繫,你和他們之間的聯絡員×××已經交待了,你還想隱瞞到什麼時候?
他們講的所謂聯絡員是胡震宇,是革幹聯管省市幹部問題的,他與各群衆組織的頭頭都很熟悉。在壓力下他承認“是張建成派我去的”(否則,他自己要承擔責任),于是胡震宇就成了我與夏、朱、胡的聯絡員。其實胡震宇什麼時候去的革幹聯,他在那裏幹些什麼,我都一無所知。
一九七四年我與他一起去了二招,另一次是丁家顯回武漢後,省委很重視,要院黨委找到丁家顯。魏承厚書記要我幫助黨委瞭解丁家顯在哪里,省委要找他。我也不知道,很着急。胡震宇說,可以去問胡厚民,也許他知道。我問他:胡放出來了(他早被關押,我不知道他已放出來了)?胡震宇說,出來了,現在在同濟醫院休養,衹有少數人知道。于是我和王紹良請他幫忙一起去,見到胡厚民,詢問丁的下落,胡說丁到地、縣去了,但具體地點他也不清楚。回校後,我向魏書記如實作了彙報。
我與胡震宇幾次出去,均是與其他人一起去的。專案組查了很久,查不到我和夏、朱、胡聯繫的確切證據,于是改用虛構的聯絡員的說法,想以此證明我與夏、朱、胡的密切聯繫。
又如對張茀承書記的問題,他們用半個月的時間審訊我反對張茀承、揪張茀承的所謂罪行,要我交待如何與崔連貴、梁道平內外勾結反對張茀承,如何布置搜集張茀承的“奇談怪論”,而且說,這一切是我布置姚德勝搞的。
我說:“你們說的,我都不知道,如果他們說有,我要求面質。請你們告訴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人在場,我布置了這個任務?姚接受任務後,搜集到了張茀承的什麼‘奇談怪論’?材料交給了誰?有誰能證明?”
我還說:“我也從來沒有和崔、梁一起策劃什麼‘批宮揪張’,這都是某些人想像出來的。
“我對張茀承是有看法的,那是我個人的問題,與其他人無關。在文革中幾派都提打倒張茀承,我不同意。我認為張不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的提出者,而是執行者,有個組織原則問題,上面來的東西,下面能不執行嗎?因此他是提高路綫鬥爭覺悟的問題,不是打倒的問題。我在‘八一八支隊’(一個專門審查學校幹部的組織)的講話,可以證實這一點。在那時我都公開保張茀承,怎麼可能在被任命為副書記後提出揪他呢!
“張茀承在文革中愚弄了我(要我起草檢查提綱),我對他有看法,不想與他共事,那是另一碼事。
“至于與崔、梁二人的關係,原來是上下級關係,後來也成了朋友。批林批孔前,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也未談過話。”
事實上,當時他們是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我是挖洞的,衹跟魏副書記有接觸,因為他是管人防的。同時我認為魏忠厚老實,輕言細語,對誰都是笑嘻嘻的,印象不錯,所以有問題願意與他談。安排我工作後,我每過一二個月就找魏書記談我調動工作的問題,我希望調到華北電力學院去,但他總是既不說不行,也不說行,應付我。
梁道平副主任原在北京機械學院當領導,後調武漢機械學院工作。文革中,武漢機械學院撤銷,梁調我院任職,他家在北京,單身一人住教工二舍。因為我也是從北京來的,所以我們之間特別說得來,對武漢有同感。我很同情他,勸他調回北京,他說北京是出來容易回去難。我想起自己,也確是如此。有時我請他到家裏吃飯,我們之間成了很好的朋友。梁道平是個忠厚人,他什麼人也不得罪,衹做些領導上交給的工作,不爭權奪利,不說三道四,我對他的人品很尊敬。把他牽涉到“批宮揪張”的“陰謀”中去,不僅是天大的笑話,也是對梁道平黨性與人格的侮辱,他這種遭遇的唯一原因是與我關係好。有時我感到很對不起他,讓他不明不白地捲入了與他毫不相干的漩渦。
崔連貴副書記原是華中農學院的領導,文革中調我院任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他耳背,外號崔聾子。我們是在批林批孔中認識的,第一次接觸他是以副書記的身份向我瞭解學校的幹部情况,我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之後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大家到他家聽他吹“山海經”,常客是梁道平、李鴻義、張志龍、我。他喜歡談他的過去,談他與某些領導的關係,也喜歡談聽到的小道消息,我聽到的也會講,但從來沒有談過什麼“批宮揪張”的問題。
我對“批宮揪張”的提法是哪里來的百思不得其解。宮雨屏原是湖北省計量局的局長,人很有風度,我對宮雨屏書記很尊重。在我和他共事當中,衹有一件事違背了他的意願,那就是審批革委會一步走、兩步走的問題,除此之外,我沒有反對過他的任何决定。
怎麼在審查中,說我對宮意見很大(此說達半年之久),進而說我策劃“內外勾結”、“批宮揪張”?
對張茀承我是有些看法的,這些看法我對省委宣傳部焦德秀部長講了,跟張茀承也當面談過,所以他們認為我要揪張,要讓張下臺。涉及到焦部長、王秘書、崔連貴(聽說他在黨委會上與張爭吵過)、梁道平,故在審訊時,逼問我是如何策劃反張的,要上聯焦、王,下聯崔、梁。
但“批宮”的說法,則連影子也沒有。唯一的解釋,就是把“批宮揪張”聯在一起,即反對黨委一、二把手,是為了篡黨奪權,可以順理成章地把我說成野心家,置我于死地。同時,以“批宮”引出“揪張”的實質,他們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要坐實“揪張”。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代表湖北省委同我談話,是張茀承記恨并要整倒我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要上聯焦、王(其實,王衹是焦的秘書,與他毫無關係)。
所謂“批宮揪張”,實質上是某人的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把宮拉扯進去,衹是一道具而已,用以掩蓋其內心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那個年代,衹要把自己說成是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舉兩得,既可打倒張建成,也可抬高宮雨屏和張茀承的身價。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對我進行逼供。
他們還逼迫我的朋友們揭發我是如何策劃反張茀承的,開了些什麼會,給你們布置了些什麼任務。并誘供說,張建成對教育革命怎麼看?張書記是抓教育革命的,張建成攻擊張書記搞回潮,對你們講了些什麼?
在高壓、攻心、誘供的情况下,我的某些朋友,有的編造了一些他們需要的材料,有的把自己做的事推到我的頭上以求過關。
我理解這些朋友的處境,真正應該對此負責的,是專案組及其上級領導人,是他們策劃并實施了這一切。
在我被隔離審查期間,我向專案組組長李喜爾提過三個問題,他的答復令我啼笑皆非。
問題一:党要求黨員嚴格地執行黨的紀律,對于黨的决定,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不得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試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黨中央决定的?共產黨員應不應該執行中央的决定,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應不應該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你們把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按中央指示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打成反革命,把對抗中央决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捧為真正的革命者、英雄,這種顛倒歷史的做法,今後怎麼還能統一黨內的思想和行動?
李喜爾的回答是:我們并沒有講你們參加文化大革命錯了,也不是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評功擺好,而是查你們與“四人幫”的關係,如何按他們的旨意利用文化大革命來迫害老幹部,進而篡黨奪權,也就是查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
問題二:在批鬥我的會上,特別是在外校的批鬥會上,蘇耀庭(三系政治輔導員)的發言是一派謊言,哪有事實依據?我幾次向你提出,不要搞欺上瞞下的勾當,你為什麼要堅持這麼做?將來怎麼收場?最後向党、向群衆怎麼交待?
李喜爾的回答是:批判會上的發言,不能要求群衆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他們的發言不作為將來結案的依據,他們有些話是沒有根據,說大了,但我們不能阻止他們講。
問題三:你們老是逼問我,批林批孔中四次到二招去幹什麼,是誰指使的。我問你,批林批孔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過程中,你經常到我家去打聽外面的消息,你要幹什麼?誰指使你的?我的心情與你的心情是一樣的,想瞭解中央對湖北有什麼指示及省委的態度,怕再次犯錯誤,所以大家相互打探所瞭解的情况,這完全是屬正常的行為。
李喜爾的回答是:行為一樣,但目的不一樣。
我無話可說了,同樣的打探消息,在我是反革命的,在他是革命的。我還能說什麼呢?
由此也可以看出專案組的指導思想,他們根據領導人的指示,從一開始對我的問題已整理了材料,從“半工半讀”到隔離審查,目的是要落實這些材料,逼我交待承認,逼我的朋友揭發、編造、栽贓,為達此目的,他們用盡了各種手段。
我這裏并不是指責李喜爾和他的專案組,他們也是奉命行事。事實上我和老李私人關係是不錯的,我欣賞他的才幹、工作魄力。在我提出病退時,他力勸我幫他一段時間(此時他已提拔為副院長,管行政、總務一攤子,即我離職前的工作內容),并提出希望我重新申請入黨。在他不幸得了癌症後,我也到醫院探望過他,祝他早日康復。我眼前也時時浮現我們合作共事、互相密切配合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在無休止的審訊、批鬥、寫材料的重壓下,我的精神和身體都急速下滑,十一月中旬開始發高燒,體溫在攝氏40度上下,專案組讓醫生出診,給我打針吃藥,急速退燒,因為此時正是文教系統輪流批鬥我的時刻,不能缺席。藥性一過,又高溫,前後半個月,批鬥不停止,審訊不停止,交待不停止。
我的心臟變化很大,脉搏每分鐘達100次至120次,我從十二月七日開始作記錄,兩周內都沒有降下來。有時呼吸困難,晚飯後到體育場散步(4人陪同),從體育場到學生食堂不到100米長的斜坡,需休息3次纔能走完。
在這種情况下,曾經想到過死,一了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心,黨不理解我,文革中盡力所做的工作,黨不承認,忠心被說成是禍心,好心被說成是壞心,無處評說,滿腔冤憤,决定不再講話,不再寫材料,想見家人一面後自行了斷,到毛主席那裏說理去。
我請某醫生轉告我愛人,告訴她我病得很重,本意是想讓她來見一面。某醫生回衛生科後是否告訴了我愛人我不知道,但很快由專案組派人陪同我到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現為武大中南醫院)內科看病。
接診大夫姓曹,是我院曲本泉老師的愛人,我們認識。經檢查,曹大夫輕輕地告訴我,你的心臟問題較多,體質也虛弱,應該住院治療。但學校不同意,也不同意給你開假條,衹能給你開點藥,按時吃,自己注意休息,如果病情有發展,馬上要求來醫院。對曹大夫的表白與囑咐,我非常感激,她讓我瞭解了實情與某些人的無情。
回校後,我仍採取不合作態度,專案組認為我出現了反復,連續幾天打態度。如果說在隔離審查開始階段,我還願意回憶一些問題,并將回憶到的情况告訴專案組,希望說清情况早日解脫。在文教系統批鬥及我病後對我的態度,證明已將我視作敵人,因此我决定不再想問題,不再寫材料(包括外調材料)。大不了一死了之,人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陪同我住在隔離室的4位青年人,都是轉業軍人,當年是樊馬義要來摻砂子的(40名留校學生,40名轉業軍人,共80名),對學校情况特別是文革情况瞭解不多,奉命辦事。
開始時,他們執行紀律很認真,時間一長,他們瞭解的情况也多了,他們也參加外調,但調查不到什麼有用的材料;他們聽學校教職工談我的情况,也知道了一些事實真相。所以,他們認為這樣搞有問題。
因此,這幾位“看守”在感情上逐步發生了變化。他們開始與我交談,問我學校及有關人員的一些情况(在專案組人員不在場的情况下),同時也告訴我一些他們的看法。他們說,我們跟着出去外調你的情况,都說你不錯,什麼問題也沒有調查到。
他們為了調節我的生活,帶來了撲克牌,晚上帶我到體育館看球賽。久而久之,有些情况傳到專案組,于是加強了對我的監控。一天晚上,我們正打撲克牌,被發現了;還有一次到武大體育館看打籃球,也被監控人員發現了。
一九七八年春節後,專案組把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調走了(方和明早就調走)。
換了新的人看管我,從此又變得“嚴肅”了,又對我進行了批評教育,說我拉攏腐蝕專案組工作人員,態度極不端正,又加了一條罪狀。
我和朱元新、胡庚新、陳貽華却成了好朋友,直到現在(陳貽華已于二○一一年去世)。
為什麼被領導視為依靠對象的調來監管我的人,開始也視我為敵人的人會起變化呢?
那是因為在工作中,他們發現自己親身經歷的、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不像領導講的那樣,因而認為領導上那樣對待我是錯誤的。由于他們的地位無力改變現狀,所以衹能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我,讓我安心,讓我愉快地度過沒有人監視的時間。
這讓我想起了電影中、小說中講的,反動派把共產黨員說得似洪水猛獸、青面獠牙,他們的基層人員(如看守等)與共產黨員接觸後,感到事實并非如此,思想起了變化。
可悲的是在革命勝利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的某些共產黨員,利用謊話與謠言來欺騙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旦謊言與謠言在事實面前被擊破,工作人員的思想起了變化,這些領導不僅不檢查自己的可耻行為,却給下屬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
通過這件事,我更堅信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堅信群衆的大多數,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從一九七八年二月下旬開始,對我的批鬥停止了,廣播也不以我的問題為主了,逐步減少了批判我的內容,後來根本就不提了。專案組人員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也不讓我寫材料了,但管制并未放鬆。我判斷審查可能要結束了,進入處理階段了,反正已經橫下一條心等着處理。
後來纔知道,省文教辦公室來通知:“張建成是內部問題,不能按敵我矛盾搞”。這個消息當然是有人悄悄告訴我的,于是我就等着下一步怎麼處理。
直到四月下旬,李喜爾對我說,隔離審查結束,有些問題你要繼續想,想起來了寫材料交給我們,下一步安排你到農場勞動鍛煉,一邊勞動,一邊繼續考慮問題,提高認識,轉變立場,真正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你先回家休息幾天,由學校派人送你去農場。
在省文教辦公室的關心下,我的隔離審查終于結束了。
(四)農場監督勞動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後,我被送到武漢市東西湖區東山頭農場,宣布為監督勞動(李喜爾說是勞動鍛煉)。
這說明對我還是採取敵我矛盾的處理方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後,右派分子屬監督勞動,學校對我的處理顯然與省文教辦的精神不符。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是我在總務處工作期間,重點考慮并想以此解决部分職工家屬工作問題的地方,當時我作為領導曾來此調研,也安排了一些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到農場工作。
現在,我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送來監督勞動,農場的職工和他們的家屬對我很熱情,都叫我老張,他們沒有把我當敵人看。在農場的兩年中,他們對我很照顧,不僅在生活上照顧我,在勞動中也一樣。
我一生中,在農場的兩年是最舒心的,無拘無束,每天勞動一兩個小時,其他時間都由我自己處理,也沒有人要我交待問題。
東西湖東山頭農場河道交錯,有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在這裏,我學會了“打甲魚”和釣魚,每天自己做飯,青菜到職工的自留地里弄,魚是自己釣的,蛋是撿到的,生活很豐富。
農場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負責幾十頭豬的粗飼料加工,即把花生藤、麥秸、稻草等粉碎成飼料。活兒很髒很累,但每天勞動時間短,粉碎一兩個小時,可以管兩天以上。夏天、秋天每天要撈一板車水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早上6點到8點就可以完成任務。
這個工作,沒有人願意做,因為東西湖是有名的血吸蟲病高發地區,撈水草是要下水的。所以場裏决定承包,我很願意接受,有不少人勸我不要做。我那時對自己以後的事已經置之度外,不考慮以後的事,所以領導安排叫我做,我就痛快地接受了。
撈水草的樂趣是經常可以在河邊、湖邊的草中撿到鴨蛋,秋收後在涵洞中幾乎每天可以撿到被黃鼠狼吸了血的死鴨子,可以摘蓮子和菱角。農場和村裏的孩子看我拉着板車回來,就興高采烈高呼:“張伯伯回來了!”他們知道我這裏有蓮子和菱角。我每週從武漢回來,總要帶些粒子糖給他們吃,所以我在農場時,孩子緣也特別好。
我每天的工作是,一早起來,粉碎飼料,撈一板車水草,早飯後出去釣魚,一上午可以釣七八斤雜魚,下午睡一覺起來殺魚,大的醃起來,小的分給各家。以後我拜師學習“打甲魚”,這是用一種相當于釣魚竿的甩竿,可以把魚綫甩出幾十米遠,在甩出去的綫端系上四五個特製的鋼絲鈎,把在水中冒頭的甲魚(鱉,也叫王八)鈎上來,俗稱“打甲魚”。這比釣魚好玩,我學會後就很少去釣魚了。這種活動,一直陪伴我度過了上世紀的八十年代。
在農場勞動期間,有兩件事讓我不能忘懷,在我處于人生低谷時期,在監督勞動期間,讓我感到了溫暖,讓我認識到,衹有真心付出,纔有真心回饋。
我在農場的兩年中,得到了農場職工在吃、住、勞動等多方面的照顧。我沒有種菜,職工家的自留地裏的菜,都是對我開放的。他們要我想吃什麼自己去摘,有好吃的,有時叫我去一起吃,有時送到我的住地。夏天乘凉時一起聊天,他們從來不把我當作“犯人”,甚至不把我當犯錯誤的人,而是當朋友。
他們是學校總務處的職工,也有少數工農兵大學生留校的幹部,為解决他們夫妻分居而安排到農場工作。他們瞭解我是什麼樣的人,知道我對工作、對群衆關心的問題是怎麼處理的,所以他們不相信領導上講的那一套。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就以自己的方式來處理與我的關係。
他們的這些情感也傳到了東山農場(屬東西湖區管)的職工中,我們素昧平生,不少職工對我總是另眼相看,看到我在小河溝裏釣魚,他們會叫我到他們管的大魚塘去釣,說那裏的魚大又多,小河溝的魚小而少。冬天乾塘,集體抓完魚後,有人下去抓剩下的魚,我也脫掉外褲要下去,東山農場職工就把我攔住,不讓我下去,說:下去冷,你年歲大了,不合適。他們就拿幾條魚給我。其實我就是感到好玩,不是想吃魚纔要下去的,但他們的關心使我感動。
我搞飼料粉碎,有些老百姓要我幫忙,我都會熱情幫助。兩年中,我在當地百姓中交了好幾個朋友,我回校後,他們還經常帶些土特產來看我。
我與本院農場職工、東山農場職工的友誼,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關係的基礎上,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因為我對他們是真心的,他們對我也是真心的。
第二件事,就是每週在農場與學校之間的往返,學校派卡車接送,司機朋友總是把駕駛室中副駕駛的位置留給我,而且衹讓我一個人坐。我不好意思,但他堅持要我坐。
有一次,一位農場領導先坐進了駕駛室(這位領導原先是司機房的汽車修理工),司機讓他下來,他不肯,發生了爭執。領導問:為什麼不讓我坐?司機說,有人了。問:誰?答:老張。領導說,車頭裏可坐兩人,我和老張都可以坐。司機說,老張個頭大,兩個人坐不下。愣是把農場領導趕到後面車厢裏去了。
我怕矛盾激化,司機和我都不會有好果子吃,勸司機讓領導下來坐。司機說,你不要管,車頭裏讓誰坐,是司機的權利,誰也管不着。從此以後,駕駛室的座位再沒有人搶了。
後來聽說,這位農場領導向黨委告了司機一狀,說他劃不清界綫,也告了我的狀,說我在農場籠絡群衆。但一直沒有人找我和司機談話,每次接農場教職工回校的司機是不固定的,但他們對我的關心都是一樣的。有如在五七隊勞動時,食堂師傅給我多打飯、多打肉一樣,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關心與保護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好人。工人師傅對我的態度,在我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依然一樣,可見他們對我是真心的,我衷心地感謝他們。
我本是農家子弟,幹農活不陌生,40多歲正當年,所以農場勞動對我來說并不覺得累、苦,比起隔離審查要愉快得多。在那種人際環境中,我過得十分舒適自由,真希望能和真誠相待的群衆生活在一起,不希望再和勾心鬥角的領導們打交道。
一九八○年四月底,時任黨委組織部長的韓德勇找我談話,大意是:接省文教辦公室通知,讓你從農場回來,恢復組織生活,在問題未處理前,由學校安排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身體不好,也可以休息,如果想到外地去轉一轉,也可以。韓部長問我有什麼要求,我首先感謝組織上的關心,提出休假3個月,回上海老家休養,韓表示同意。
就這樣,我在省委文教辦公室(學校的上級機關)的關懷下,又一次從學校的監督勞動中解脫出來,恢復了組織生活。文教辦曾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不同意學校某些人把我打成敵我矛盾,我被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對省委文教辦的關懷永記在心。
從農場回來,我先到上海老家休息,後接到張一純寄來路費,要我到北京去散散心。于是我到北京、到北戴河游覽,心情大為改觀。接我兒子到瀋陽部隊當兵的流政委也來信,要我到部隊去散散心。我真的十分感謝一純老友和流政委(師級)等人對我的關懷,他們的關懷對于儘快撫平我受傷的心靈是很有幫助的。
八月初,學校分配我到基建處材料組,材料組又讓我到木工廠幫助工作。我知道實際上是讓我到木工廠勞動,再一次讓我看到了學校與上級領導對我態度的不同。我在木工廠勞動一直到一九八七年病退,但我不屬于木工廠的人,而屬于基建處材料科。
(五)結論材料拉鋸戰與最後的處理
1. 結論材料之爭
審查之後,處理之前,必須有一個審查結論的材料,這個材料必須經被審查者認同簽字畫押纔能有效,在此基礎上作出處理决定,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就可以結案了,這是程序。
隔離審查結束,我被送到農場監督勞動,專案組着手進行結論材料的起草。
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第一稿材料出爐,交我過目,要我簽字。我看後,不同意簽字。因為材料中除炮打周總理、整總理材料沒有列入外,其他九大問題盡列其中,大部分內容不僅無中生有,而且無限上綱,如所謂的搶槍問題、策劃搶人武部機密材料問題(高級步校拿走了材料,當事人白華甫在受審查時也沒有這條罪狀)、組織批鬥人武部領導問題、篡奪批林批孔領導權問題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一大堆。據此,我寫了一份意見書上交。
專案組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給我看第二稿結論材料。我仍不同意簽字,又寫了意見書上報。
一九八二年學院紀委成立,我的案件由專案組轉交給紀委處理。紀委由專職副書記陽鈁負責。
一九八三年二月四日,陽鈁給我看第三稿材料。我再次寫材料重申我的觀點:材料與事實嚴重不符。
一九八三年八月,陽鈁拿來第四稿結論材料。我依舊寫了申訴材料,并指出: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編造的謊言作為我的罪證,為什麼要用掐頭去尾、移花接木的方法把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情况下與不同人員的談話,編成一條條罪狀?為什麼我幾次申明無中生有的東西繼續編入材料?為什麼既不給我看所謂揭發材料,也不同意與檢舉人對質?為什麼不到我提供的當事人處調查取證?
一九八三年十月,陽鈁給我第五稿結論材料,繼續堅持他們的一套,我又寫了第五次申訴材料,堅持我的申訴。
材料拉鋸戰進行了五年之久,沒有得到解决。距離太大,無法簽字,也就無法做結論。
其間我要求復查,要求按黨的政策辦事,毫無結果。
陽鈁是個老同志,工作認真,他很無奈,有一次對我說,你的事,我也不瞭解,你提的問題,我對他們講了,他們不同意,我也沒有辦法。他指的他們,是指當時的某些領導及專案人員(主要是張茀承、李喜爾、謝德煥)。
2. 要求復查、對質,按中央規定的政策辦事
一九八○年五月上旬,我找張茀承書記談話。
首先彙報了我的思想情况,然後請求黨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儘快作出處理。對前兩次專案組整理的材料,我簡要予以說明,對整出這樣的材料表示不理解。
說到後來,我激動起來,提出請張茀承書記召開水院的老職工會議,讓我有機會澄清事實,或者我與張茀承書記在會上有問必答,兩個小時就夠了。整我幾年,給我兩個小時就可以說明問題,也可請揭發檢舉人當面對質。我堅信撒謊的人、造謠的人在群衆面前會顯原形。
張茀承批評我不相信組織,態度不端正,這樣下去是危險的。
我說,我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不能無中生有。你們說我是省管幹部,由省委决定,黨委無權對我做出决定,可材料是黨委整出來上報省委的,省委是根據黨委報的材料和黨委的處理意見作為處理依據的,所以關鍵還是在黨委。你整的材料不實事求是,我反映了,也解决不了。讓群衆來評評理,你又說我態度不端正,而且很危險。在我看來,無非在政治上要置我于死地,罷我的官,不准我革命,“臣本布衣”,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老百姓一個。工作是領導上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要的。至于革命,是自願的,沒有人強迫我,也不可能阻止我參加革命。另一方面無非是在經濟上卡我,我苦慣了,稀飯鹹菜照樣生活,讓他們山珍海味去,我有一個腦袋兩隻手,不給我工作,我也會活下去,繼續革命。
這次談話非常不愉快,不歡而散。從此我對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不抱任何幻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我到省委文教部(在洪山路省教育廳大樓內)反映情况。王振中處長接待我,我向他詳細談了我的情况和學校兩次材料內容存在的問題,請求省委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王處長態度很好,對我反映的問題作了記錄,表示對我的問題有所瞭解,會督促學校進行復查并儘快處理。之後,文教部通知學校對我的問題進行復查。
試想,問題是由學校搞出來的,又通知他自己進行復查,怎麼能解决得了呢?一個單位發生的問題,上級不派人來調查處理,而叫本單位處理,怎麼會有另外的結果呢?所以我對省委文教部的請求也未能奏效。
一九八二年以後,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成立,我的問題交由省紀委處理,省委宣傳部、文教部都再也不能插手了。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切實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評論指出:保障被審查者的正當權益的一項基本內容是允許他們講話。具體講有這樣幾個方面:(1)調查案件時要調查訪問被審查者本人;(2)證據材料要和本人核實、對質、聽取意見;(3)證明材料衹有經過查證屬實之後,纔能用于定案,作為處理人的依據;(4)審查結論要和本人見面,并保障被審查者不服而申訴的權利;(5)上級組織或機關對于不服者的申訴,應認真及時地調查研究,公正裁處,并將結果答復本人。評論又指出:黨章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决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决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况和申辯。國家有關法律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有核對證據材料,要求重新調查、鑒定結論的權利。
我當時認為這是中央的精神,對照一下,學院黨委、省紀委一條也沒有做到。
我拿着《人民日報》找陽鈁談,請他按《人民日報》評論文章辦理。
我問他:我的申訴材料是不是報到省委了?
他說:報不報,報什麼材料,由黨委决定,我們辦。我不能也無法告訴你我們向省委報了什麼材料。
我又問:我能不能到省紀委去直接反映我的意見?
他說:你到省紀省去反映情况,是你的權利,我不會說不讓你去或讓你去,你自己决定。
我說:進省委大院要介紹信,沒有介紹信進不去。
他說:介紹信我不能開,我給你開了介紹信,不等于我支持你去省紀委了嗎?你不要為難我。
我又提出:想看看你們作結論材料的依據,有些事能否重新作些調查?
他說:為了保護檢舉人的安全,我們不會讓你看檢舉人寫的材料。至于要不要重新調查,視情况而定,不是誰說調查就調查的。
我說:你講的東西似乎與《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不一致。
他說:我們按文件及上級指示辦,不按報上哪篇文章辦,這是原則。
這時我纔發現,陽鈁書記是個太極高手,一套完整的官話,滴水不漏。
黨委方針已定,你怎麼辯白,一次一次寫申訴材料,他穩坐釣魚臺,材料管它真假,不變。省委文教部同意復查,叫黨委查,當然等于沒有說。想到省紀委直接反映情况,不給開介紹信,進不去,無門。
看來我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衹有任他們擺布。
3. 水利電力部出面解决在材料上簽字的問題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院級幹部,屬于湖北省委和水電部共管的,幹部的任命、調動,都需經雙方協商。但黨的關係、政治運動則由湖北省委管理。
我的案子屬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又是省紀委負責管理,所以水電部不能插手,衹能向學院黨委瞭解情况,建議黨委快些處理。因為水電部有意將我調往華北電力學院工作,而華北電力學院的領導更希望早日解决,幾年不解决,他們希望水電部出面協調。
水電部教育司的司長、副司長每次來武漢,總要瞭解一下我的問題處理進展情况。從司長們給我講的內容來看,他們似乎受騙了,我也因此上當了。
有一次許英才司長來武漢開會,我請他幫助解决,他說:你不要急,我們一直在和水院黨委協調,會解决的。
高之梁副司長來武漢,專門到我家裏看我,說張(茀承)書記對你的評價很高,說你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群衆關係也好,學校需要這樣的幹部。高副司長說我對張書記有誤解,張書記對我的評價不錯。我說,我們不爭論,看結果。
一九八三年十月,紀委整出第五稿材料,我仍拒絕簽字,并寫了申訴材料。
十月下旬,水電部教育司陳秉堃副司長來武漢找我談話,從他談話的內容及行程匆匆來看,似乎是專程來的,來的目的就是動員我在材料上簽字。整黨在即,我的問題也到了必須解决的時候了。
陳副司長對我說:“部裏研究了你的事,你在材料上簽字,爭取早日解决,學院黨委的意思是給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處理後馬上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三個月內由部裏撤銷處分。”
我問陳副司長:“這是部裏的意見,還是你個人的意見?”
他說:“我個人能作這樣的擔保嗎?”
但我擔心這是個圈套。我說,你看過材料嗎?他們整的材料很多是無中生有的,是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我擔心一旦簽字,生米煮成熟飯,我就說不清楚了。
陳副司長說:“不要擔那麼多的心,各方面都談好了(指水電部黨組、華北電力學院、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問題的,儘快簽字,爭取早日解决。”
在這樣的情况下,我答應了。
陳副司長完成任務後,第二天就返回北京。
我考慮了幾天後,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五稿材料上正式簽字。
我簽字的內容為:
基本同意結論材料,有些情節有出入,附上說明材料壹份。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陽鈁通知我到紀委去,是要我在黨委“關于張建成同志所犯錯誤的處分决定”上簽字。處分决定是:“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并建議撤銷一切行政職務(保留副科級待遇)。”
圈套、欺騙!又一個天大的圈套和欺騙!這與陳秉堃副司長講的處分內容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天壤之別!
如果不是圈套,那一定是學院黨委領導欺騙了水電部領導和陳秉堃副司長。我堅信是後者,因為陳秉堃副司長沒有必要與學院黨委領導合起來騙我簽字。
誣陷、造謠、關押、批鬥,逼、供、信,監督勞動,長達數年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我都領教過了。
某些人為泄私憤,利用手中的權力,欲將我一棍子打死,置黨的政策和客觀事實于不顧,一而再、再而三地編造謊言,欺騙上級領導,欺騙群衆。
他們還配擔任黨的一級組織的領導嗎?他們還是共產黨員嗎?
事已至此,我強壓憤怒,簽下了以下內容:
接受給予我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决定,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希望作歷史的分析,對有些錯誤的結論偏重或不確切的地方,過去多次寫過材料。總結經驗教訓,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對共產主義事業忠貞不渝,努力學習,奮力工作,為四化建設貢獻自己的餘生。
                                                  張建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處分决定是由學院黨委直接作出的,既沒有和我本人談過,也未聽過我的申述,沒有開支部大會討論,也沒有經過總支委員會的討論,這一切都是違背黨章規定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由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十條規定:對黨員的紀律處分,必須經過支部大會討論决定。第四十一條規定:黨組織對黨員作出處分决定,應當實事求是地查清事實。所要作出的處分决定和所依據的事實材料必須同本人見面,聽取他說明情况和申辯。决定後如果本人不服,可以提出申訴,有關黨組織必須負責處理或者迅速轉遞,不得扣壓。
我寫過5次申訴材料,不知轉交了沒有,問紀委副書記陽鈁,他說不能告訴我;要向上級反映,他不開介紹信而無法進入省委大院。黨員的權利、申訴的權利就這樣被無情地剝奪了。
4. 結果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通知我到院紀委辦公室,當時有院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李貞儒,紀委副書記陽鈁,三總支書記黃敬庭三人在場,由李貞儒宣讀了省紀委的鄂紀審(1984)54號文件:關于張建成所犯錯誤處分的批復,
全文如下:
中共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委員會:
你們《關于張建成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錯誤的處分問題》收悉。經省紀委常委討論,省委常委會同意,决定給予張建成開除黨籍的處分,并建議撤銷原任一切職務。
                                    中共湖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李貞儒宣讀完文件後,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保留意見。
李貞儒和陽鈁說:我們也認為這樣處分重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旬,我找李貞儒,請他明確我所犯錯誤的性質,我是不是屬于“三種人”,屬于其中的哪一種人?根據何在?整黨文件中明確,即使是“三種人”,衹要改了,也不開除黨籍,為什麼要對我如此處理?
李貞儒回答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開除黨籍的處分,我們也認為重了,到整黨後期再講。黨內有不少人也在問,要我們公布材料。現在不要去談它,談也沒有效果。
我也找時任黨委書記的常樹蔭(作處分决定時,他任黨委書記),詢問對我處理的理由。
常樹蔭書記說:“對你的處理是‘平衡’出來的。”
我進一步問:“什麼叫‘平衡’出來的?與誰‘平衡’”?
他說:“不要問了,講不清楚的。”
他還說:“現在的共產黨,你離開了也好,我也想離開。”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退黨?”
他哈哈一笑。以後他到美國去安度晚年了,最後因患癌症在美國逝世,這也算是一種“離開”的方式吧。
對于我的處理,從黨委的一些人到學校的一些中層幹部,以及普通的教職工都有看法,但得不到解釋,我更是雲裏霧裏,他們都似乎有話要說,但不能明說。
我是坦然的,不管對我如何處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裏,我的所作所為、主流方向是問心無愧的,對得起黨,對得起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六千多名師生員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二日,北京召開了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中發(1982)9號文件批轉了座談會紀要。
會議認為:“兩案”中受審查人員的問題,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對“兩案”受審查人員問題的處理,採取“從寬從緩”的方針……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進行處理。……對受審查人員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要慎重掌握。
會議認為,……在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有的地區和部門對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
湖北省委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召開了湖北省第四次全省“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貫徹中央精神。座談會認為中發(1982)9號文件完全適合于湖北,重申了方針政策,重申了有些地區和部門定性偏高了一點,處分偏重了一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湖北省紀委應該慎重對待,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想這是湖北的老習慣、老毛病。
早在一九七一年,毛主席就指出,湖北清查“北决揚”的工作“又搞過了一點”,當時省委領導不傳達,繼續深挖細找,大抓“北决揚”、“五一六”,導致建國以來最大的冤假錯案。
這次,湖北省對待“兩案”受審查人員的處理問題,雖然口頭上講也存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央指出的,有些地區、部門定性偏高了一點、處理偏重了一點、也有搞錯了的問題,但實際上繼續從重定性、從重處分。
湖北省紀委不調查,不研究,不聽受審查人的意見,衹看下面報上來的材料,不管材料是真是假,不管是有意報復還是弄虛作假,衹要是下面報上來的,就照樣批復。這樣做的黨性何在?原則何在?政策何在?良心何在?
之所以會這樣,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做符合他們的需要,使他們得到心理上的滿足。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革了他們的命”恨之入骨,于是要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清算那些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將和革命群衆,特別是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所以上下配合,利用權力,把需要打擊、報復的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脚,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否則無法解釋,明知是假材料,拼湊的材料,無限上綱的材料,却當作處理的依據。也無法解釋,從一開始就按領導定的調子整材料,搞逼、供、信,挖材料,目的究竟是什麼。也無法解釋,昨天還是政策水準高、工作能力強、群衆關係好的好幹部,形勢一變,就成為野心家、兩面派、“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要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就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一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在我被處理後,不少人為我惋惜,勸我到上面去反映。水電部管紀檢的同志也帶口信,要我有機會到北京去談談。我都沒有去,我深知,去也解决不了。一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是一個新的禁區,“牽一髮而動全身”,問題太多太敏感,誰也不敢去觸碰這個“雷區”;二來,我的問題雖有特殊性,但它是寓于共性之中的,打着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旗號,即使有公報私仇的嫌疑,但圈在“兩案”審查的圈子裏,已經被圈進去了,要想從這個圈子裏突圍,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圈子是禁區,衹有解禁了,纔能出來,不解禁,誰也無能為力,這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在對我整個審查過程中,湖北省委宣傳部、湖北省文教辦公室(之前為省文教戰綫指揮部,之後為省文教部)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和湖北省紀委的態度是不同的。
省委宣傳部的負責同志,特別是余英副部長為我的問題到處作說明,甚至講“批林批孔以後,張建成的一切活動,宣傳部都是知道的,如有什麼問題,由宣傳部負責”。他也曾和省紀委的同志頂撞過,為此,受到了省委個別領導的批評。
省文教辦領導兩次出面解救我。我去省文教辦反映情况,王處長的態度讓我感到與學校領導不同。
設想,如果我的問題,由省委宣傳部或省文教部處理,或由水電部黨組處理,都不會是這種結果。
一九八四年省紀委的工作人員進行大調整,多數人是由地、縣調來的,省委領導人也換班了。他們對學校的情况、對我的歷史情况并不清楚,衹知道我是一個水院的重點審查對象。他們聽的是水院領導的彙報,看的是水院領導提供的材料,他們聽不到、也不想聽我的申訴,他們以水院黨委申報的材料為依據,水院上報的材料,又是為了置我于死地而整出來的假材料。這樣上下結合,加上權力的運用,你還有活路麼?就是到上面反映了,他仍然讓水院黨委查,能查出新的結果嗎?
因此,我認為在這禁區不解禁的情况下,個人將是無能為力的,雖然對我這樣的處理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死不瞑目的,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六)解析
說實話,寫這一節回憶內容,我很糾結。一方面,要想說清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後的許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一些幹部、教職工、學生痛下殺手的原因,就要講清楚水院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行為準則,以及這個利益集團對內對外的矛盾與鬥爭,當他們達到目的後又是如何構建他們的獨立王國的。不管他們內部為了權力而鬥爭,矛盾有多大,但他們始終執行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幹部政策。因此,必須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盡我所知寫出來。另一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當事人,如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都已作古,人死了,一切均已消失了,他們的過錯也不必再追究了,對死人說三道四,在我們民族的習俗中是不厚道的。因此,很糾結、很猶豫。
朋友們多次主張我寫,我勉為其難,僅就我瞭解的情况作一交代。
1. “三張一梁”與“鐵三角”
“三張一梁”是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前的院級領導人,他們是: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黨委副書記張茀承,黨委常委、副院長張瑞瑾,黨委委員、副院長梁百樸。
“三張一梁”中,梁百樸副院長不屬于領導核心,重要問題的决策,特別是有關人事安排問題,不會讓他沾邊。梁副院長分管學院總務工作。
張瑞瑾副院長是國內外著名的泥沙專家,業務水準高,分管教學與科研工作,在教師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對工作認真負責,對黨委的决定堅决執行,屬黨內專家。他不參與領導人之間的鬥爭,衹做好本職工作,所以黨委主要領導人對他很放心。
張茀承副書記,河南人,解放後在河南某地委工作,任辦公室主任(另一說是地委秘書長)。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水利學院,任辦公室主任、黨支部書記。不少老人一直稱呼其“張主任”,原因在此。後提升為武漢水利學院黨委副書記,成為張如屏的助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因張如屏身體不好,故由張茀承主持學校工作,成為學校的實際掌權人物,因而在文革中也就成了焦點人物。文革後被任命為黨委書記,成為學校名副其實的掌權者,主宰學校的一切。
黨委書記兼院長張如屏,是武漢水利學院成立時,由國務院任命的。張如屏是一九二五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一心為革命工作,從不謀私利,對己嚴,待人寬,團結師生,努力建設學校,提高教學質量。學校發展很快,他在師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注意培養新生力量,放手讓他們工作,他常說“用人不疑”。由于長期從事艱苦的革命工作,損害了健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的健康狀况惡化,糖尿病很嚴重,住院治療與外出休養較多,學校工作放手給張茀承主持。我于一九六五年初調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後,基本上見不到張院長,文革開始後纔有機會與老院長接觸。他在文革中開始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後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一九七九年被任命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第一書記、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後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一九八一年退居二綫,任學院顧問。
“鐵三角”是指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三人的關係,以張茀承為主帥,常、李二人為文臣武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實際上是掌握學校權力的核心人物。
張茀承充分利用了張如屏身體不好、大多數時間不在學校的機會,採取欺上瞞下的手法,排擠打擊持不同意見的、認為會影響自身地位的幹部,精心培育聽他的話、跟他走的人,在幹部中逐步形成一種風氣,把他的話奉為“聖旨”,違背他的意志,不聽他的話,就會受到排擠,甚至遭到無情打擊。張如屏發現這些情况時,為時已晚,他想解决,要到水電部、湖北省委反映情况,可還未去,却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在北戴河療養院突然逝世。
一九八三年七月,張如屏準備去北戴河療養的前一天,約我談了一下午。當談到張茀承時,他很痛心,說:“你們(指張建成、陳傳鋼、黃風林)是對的,我對張茀承看錯了。原先以為他就是有個人主義的毛病,現在看來不完全是這個問題。他是老毛病不改!他表面上尊重我,實際上是利用我。我有病不在學校,他主持工作,對下說一套,對我又說一套,實際上是按他的那一套辦。現在我清楚了,他打擊排擠對他有意見的幹部,提拔重用聽他話的人,搞宗派活動。把于浩(曾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辦公室主任)調走,他對我講是部裏(水電部)的决定,後來我纔知道,是他自己要這麼做。部裏是調常樹蔭,他對部裏講我不同意,要把常樹蔭留下來,換于浩。部裏就同意換人,我和部裏都被他騙了。我是很相信他的,放手讓他工作,支持他的工作,有什麼事我給他擔着。李俊武、胡緒珍對我說過他的一些事,我做工作,要他們支持張茀承,你們談對張茀承的看法,我也是這麼勸你們的。現在看來,是我錯了。現在他坐在黨委書記的位置上,把我都不放在眼裏了,我現在還是部裏、省裏任命的學校顧問,有些事想找他談談,他不來。有一次,我連打幾個電話,他來了,站着說了十來分鐘就走了,他說要開會,根本不願意談。學校的問題不願意談,你(指張建成)的問題叫我不要管。看來,你的問題,學校的問題,在學校是解决不了啦。我準備北戴河休養回來時,到部裏談一談,回到武漢,也要到省裏談一談。”老院長嘆了一口氣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茀承。”
我聽後真是很震驚,因為老院長從來不在我面前評價別人。今天談到張茀承時,語氣如此堅决,而且準備到部裏、省裏去談,他已經深思熟慮了。在他這個地位的領導同志,作出這樣的决定,說明他確實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責任向組織上反映并要求解决。
李俊武副院長專程到北戴河看望張如屏,老院長對李副院長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看錯了張茀承!”李俊武回來後對我講了,也對朱冠先等同志講了。可見老院長對我講的話,并非心血來潮的氣話,而是對歷史的反思。老院長能說出這樣的話,顯示出他的高風亮節,更表現出共產黨人的使命與責任高于一切的崇高品質。
常樹蔭,南下幹部,一九五三年調武漢大學工作。一九六五年前任三系(電力系)黨總支書記。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常樹蔭調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宣傳部長,原宣傳部長胡緒珍調任黨委辦公室主任,原黨委辦公室主任于浩調往吉林電力學院。這樣就實現了張茀承既排擠打擊了他認為的對立面,又提拔了親信的意圖。此後,常樹蔭成了張茀承的得力助手和接班人。張茀承下來後,常樹蔭接班,任黨委書記,一方面傳承了張茀承排擠打擊對立面、提拔扶持親信的宗派主義的一套做法,另一方面為權力,又與張茀承及其另一親信之間展開了鬥爭。
李喜爾,文革前任保衛科長。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集體被俘,停戰後遣返回國,轉業到我院。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積極。保衛科長的工作特點,一是忠于黨組織的領導人,二是對敵鬥爭觀念強,辦案堅决執行領導指示。張茀承是學校的實際掌權人,李對張忠心耿耿,辦事幹練,工作能力較強,自然就成了張茀承的得力助手。政治運動中李喜爾衝鋒陷陣、一馬當先,平時由他掌管治安,是張茀承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的人物。文革後,張茀承將其提拔為黨委常委、副院長,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真正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
“鐵三角”都聲稱尊敬老院長、關心老院長,其實他們關心的是送老院長離開學校去住院,或者到外地休養。他們也會到老院長的休養地探望,請示彙報工作,但對老院長的實質性關心之舉是沒有的。老院長對家庭、子女、私人的事,再困難也從不向組織上提出,自己想辦法克服。他們就利用老院長的這一特點,對老院長的困難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從不關心,更不用說幫助解决了。
老院長家住與武漢大學相鄰的山包上,上下班要走一段坡度大、級數多的階梯。他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走路既危險又費勁,用車接送則需穿行武漢大學,繞一個大圈子,極不方便。張茀承從未想過解决這一問題,為老院長出行提供方便。
在我任總務處長時,找武漢大學黨委書記紀輝,協商解决老院長出行的問題,請武漢大學讓一條路,由我院木工廠到老院長的住處修一條通道。紀輝書記同意我提出的方案,他認為應該為老院長的出行提供方便。雖然書記的决定遭到武漢大學基建處領導的反對,但他還是堅持從武漢大學的山坡上劃出一條路基給我們,也就有了現在十一教學樓門前的那條路。兄弟高校的領導都這樣關心老院長的出行問題,為什麼張茀承就無動于衷呢?
張如屏有四個孩子,老大在安徽老家,老二張家良在武漢同濟醫院,老三張皖中在四川三綫軍工廠工作,老四張延中,部隊退伍後分到鐵路系統工作,在機車上燒鍋爐。老院長沒有一個孩子在身邊,靠親戚大嬸照顧夫婦倆的生活,後來大嬸在文革中走了,又把陶靜冰主任的侄子請來幫助照顧。當權者有誰想過,幫老院長調一個子女回來,照顧老兩口的生活?學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職工身邊無子女的,可以調一子女來學校工作;職工子弟從部隊轉業復員的,可安排到學校工作。為什麼老院長就不能享受這些政策呢?在學校領導中,除了張如屏,還有誰有這種情况?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老院長夫婦身體不好,無人照顧,其夫人陶靜冰向學校提出希望把張延中調到身邊,張茀承這纔不得已同意將張延中調回,以工人身份到實驗室工作。張延中高中文化程度(武昌實驗中學畢業),當過兵,做過工,到學校後努力學習,鑽研業務,不僅把實驗室管理得很好,還輔導學生做實驗,而且能安裝、維修各類電器,如電視機、實驗室的測試儀器等。在這一時期,從工人中提升處級幹部、科級幹部,更多的人被提升為技師,而張延中則無人問津,得不到應有的升遷,直到退休仍是一名工人。老三張皖中在三綫工作,其單位地處四川的大山溝裏,他四十多歲時患急性黃疸型肝炎,由于沒有條件及時得到治療而死亡。他們的遭遇,不用說與張茀承等領導的子女相比了,學校裏普通幹部有哪一個的孩子有如此結局呢?
以往老院長每次外出休養,都由學校派醫務人員或由他女兒張家良(同濟醫院內科主任醫師、黨支部書記)隨往。一九八三年老院長到北戴河休養,領導不同意派人,也反對借調張家良隨行,無奈之下,衹好由老伴陶靜冰和兒子張延中陪同前往。正是因為此次沒有醫務人員隨行,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張如屏院長是因痰塞住氣管,現場沒有人懂得如何排除而窒息致死的。
誰之過?張如屏院長的突然去世,應該由那些反對派醫務人員的人負責!這些勢利之徒因張如屏已經離開領導崗位,對他們沒有利用價值了,就連表面的虛偽的關心都沒有了。他們對老院長如此狠毒,是因為老院長是他們實現野心的障礙;是因為老院長已沒有利用價值了;是因為老院長在文革中支持了革命小將,直接觸及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隨着地位及權力的變化,他們對老院長的態度,由表面的、虛偽的走向了其原本的真實,證明了老院長的判斷和結論是正確的。
2. 張茀承的組織路綫
以張茀承為首的“鐵三角”,對得罪了他們的人或有可能動搖他們權力基礎的人,會給予不遺餘力的致命的打擊和報復,對那些不聽話或違背他們意願的人,也會明裏暗裏整。他們玩弄的權術無以復加,整了你,你還沒有話說,上級和局外人也無話可說。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種氛圍中,幹部們即使有意見也不敢有所表示,更不用說反抗了。而有些人則投其所好,巴結、拍馬,迎合其需要,求得升遷與提拔。任何一個外來幹部,都是呆不住的,不是被壓得喘不過來氣,就是被調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自建院開始,直到文革後,幹部隊伍始終是在圍着張茀承的那些人中間選擇調整,而從外單位調進學校的幹部,只要不是張茀承主張調來的人,不管你是什麼地位、級別,一個也呆不住。文革中先後調進五位廳局級幹部,文革後全部走人,學校班子仍是以張茀承為首的“鐵三角”,而且更鞏固、更公開、更加隨心所欲。
下面幾個例子,可以從另一個視角解讀張茀承的幹部路綫和用人策略。
于浩同志,山東人,南下幹部,在張茀承、常樹蔭之後調到學校工作,任水院黨委辦公室主任。他為人忠厚、直率,有意見就講、就爭。張茀承對上報喜不報憂、對下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他有意見,當面對張茀承提出過,這樣就得罪了張茀承,而受到排擠。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水電部通知,調常樹蔭到吉林電力學院(常是東北南下幹部)工作,張茀承不想放常樹蔭走,常也不願意離開水院,于是就把于浩調走。張茀承對張如屏說,這是部裏的意見,而對水電部講,這是張如屏的意見。張茀承用兩面欺騙的手法,得到了水電部和張如屏的同意,遂了張茀承和常樹蔭的心願。當于浩得知要調他去東北後,在行政大樓裏大罵張茀承卑鄙,這是當時黨委辦公室的人都知道的事。張茀承為了平息于浩的不滿,欺騙于浩說,他到吉林電力學院是去任黨委副書記,并要他馬上去報到。于浩到吉林電力學院後仍任黨委辦公室主任,曾寫信希望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却被張茀承拒絕了。後來,于浩通過水電部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任黨委辦公室主任。
張茀承欺上瞞下、偷梁換柱將于浩調走,是一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這涉及到胡緒珍的問題。胡緒珍是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原是張茀承的左右手、文臣。但胡緒珍敢講真話,有時對張茀承也敢頂撞,讓張茀承感到胡緒珍不好駕馭,不聽話,所以要換馬,而要換的人就是常樹蔭。因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茀承的手裏,所以常對張茀承是百依百順的,非常聽話。常樹蔭在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學習過,是才子,文足以頂替胡緒珍,忠則大大超過胡緒珍。張要把常樹蔭調到身邊,就把胡緒珍從宣傳部調到辦公室,遠離權力中心。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于浩都必須走,把位置騰出來。
胡緒珍在文革初期被拋出來,他與梁百樸副院長的歷史問題,是組織部長馮萬秋講出來的。馮萬秋是一個老組織部長,在部隊時任軍黨委的組織部長,沒有上級的暗示或同意,他敢這麼做嗎?胡緒珍的夫人張越對我講過,老胡得罪人了。得罪了誰?為什麼事?我沒有問。胡緒珍被拋出來後,揭發、批判的火力很猛,根據歷次運動的經驗,這是黨委領導要整他的信號。于是,胡緒珍很快就病了,講不出話了,瘋了。他不是要躲避紅衛兵小將的衝擊,而是躲避要整他的人的鋒芒。這就不難解釋,工宣隊進院後,他不瘋了,病也漸漸好了。在黨委學習班上,他積極地揭蓋子,特別是揭露了張茀承的很多事情,因而樊馬義說他是黨委裏的一個好人。當形勢發生變化時,他發現張茀承倒不了,知道自己難有好結果,就要求調離學校。在文革中,胡緒珍的所有舉動,都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問題所在,應當避開什麼人的進攻,他應該攻擊誰,又應該如何防備遭受進一步的打擊報復,他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胡緒珍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常樹蔭有把柄在張茀承手裏,這是老院長對我講的,至于是什麼把柄,他沒有講,我也沒有問。後來纔知道,是常樹蔭犯過生活作風的錯誤。此事發生後,張茀承包庇常樹蔭,既不准知情人講出來,也不進行組織處理。由此,常樹蔭對張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常樹蔭掌權後就不一定了),成為張茀承的得力助手,進而成為張茀承的接班人。
常樹蔭是我的老領導,我從北京調到武漢,安排我到三系(電力系)任分團委書記、總支委員,當時常樹蔭是總支書記,是我的直接領導。在三系,大家背地裏叫他甩手掌櫃,他是當家人,但不怎麼管事,向他彙報工作,他總說你們看着辦。總支開會,很少研究工作,衹是布置任務,而這些任務又大部分是上級布置下來的。別人告訴我,常書記在寫書,所以很少來辦公室。我當時的感覺是,這位總支書記有點不務正業,我在北京工作時是看不到這樣的總支書記的。後來我到院團委,他也很快當了黨委宣傳部長,我很擔心他仍和在系裏的表現一樣,這個部長怎麼當?我也弄不清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提拔幹部的標準是什麼,因為我那時并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纔覺得不可思議。
一九八三年底、一九八四年初,張茀承又演了一出一石二鳥的活報劇,既打壓了違反他意願的人,又為他要提拔的人清除了障礙。
水利電力部决定,在長沙電力學校的基礎上,組建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該院的主要領導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選拔。
首選人員是朱冠先,檔案已調水電部。一九八四年春節前,水電部教育司司長許英才找朱冠先談話,要調朱冠先到長沙,組建水電師範學院。朱冠先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張茀承不滿意,春節過後,他以學院顧問的身份(此時剛從書記位置上退下來),進京到水電部游說、做工作,結果調院黨委副書記龔詢潔到長沙,朱冠先落選了。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原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後任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黨委副書記、書記)登上高位鋪平了道路。
朱冠先是我的前任院團委書記,以後曾任三系總支書記、總務處長等職。他為人忠厚,群衆基礎好,工作認真負責,踏實肯幹,曾是張茀承的重點培養對象。文革初期他執行院黨委、工作隊黨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按指示銷毀過一批黑材料,被革命小將批鬥,并“開除”黨籍,之後沒有參加任何派別活動。這樣的條件,在八十年代被選為接班人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水電部領導審查選中朱冠先。但朱冠先在文革初期,有兩件事違反了張茀承的意願,得罪了張茀承,所以在張茀承重新掌握權力以後,就對朱冠先趁機實施報復打擊。因為朱冠先在文革中沒有任何把柄可抓,所以衹能施以壓制。
朱冠先得罪張茀承的兩件事是:其一,工作隊要撤出學校,省委指示各高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以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此時,黨委已靠邊站。張茀承為了繼續掌握權力,就要派人進入文化革命委員會,張茀承想派朱冠先進去。可朱冠先因家庭出身原因,不願抛頭露面,沒有同意,并提出說:張建成可以,家庭出身好,又是團委書記。張茀承對此不滿,因他對張建成一直存有戒心(外來幹部)。張茀承第二次找朱冠先談話,動員他參選,朱仍拒絕。後不得已派李喜爾參選,因李喜爾鎮壓學生運動一馬當先,在學生中口碑不好,沒有把握選上,所以張茀承把朱冠先作為第一人選。朱冠先的拒絕,讓張茀承很惱火,對一個權力至上的人來講,部下不聽指揮就是對他權力的挑戰,何况此時黨委靠邊站,朱的拒絕就有了背叛的嫌疑,這使張茀承刻骨銘心,永不忘懷。
其二,在體育館的批判會上,有人揭發張茀承的妻子在六十年代藉外出招生為名,到四川去探望其兄長。此事被上綱為張茀承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招生為名,讓其妻到四川探親訪友,游山玩水。揭發者為證明此事不假,指名朱冠先上臺作證,因為朱冠先是此次四川招生組的負責人。朱冠先如實說:有此事。這件事被張茀承視為背叛,大逆不道,而且是在張茀承失勢挨批的情况下的背叛,更令他記恨在心。
這兩件事足以讓朱冠先在張茀承的心裏打下烙印,不要說提拔,就是平時工作中也會給穿上小鞋。張對朱冠先的打壓此時并沒有完,在以後的工作中及常樹蔭接班後繼續進行着。
高進珊,文革前是一般教師。在第二任軍工宣隊指揮長樊馬義任內,成立了張茀承專案組,對張茀承進行審查,除了校內問題、歷史問題外,還有一個特務嫌疑的問題,這使張茀承很緊張。高進珊是張茀承專案組成員,因某種緣故,張茀承對高進珊非常感激。張茀承的特務嫌疑解除後(特務張茀承,確有其人,經查證落實,與張茀承書記同名同姓,此張茀承非彼張茀承),高進珊就成為張茀承家的常客,兩人關係也就非常密切。張茀承要報恩,曾對人說,要讓高進珊接班。
當時的班子情况是,張茀承退下來後,由常樹蔭接任黨委書記一職,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茀承希望常樹蔭之後,由高進珊接班,但高進珊的前面還有龔詢潔,因而,龔詢潔就成了高進珊接班的障礙,所以,必須把龔詢潔調走。于是,就有了上述張茀承一石二鳥的傑作。一九八四年九月,龔詢潔調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任院長,高進珊成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的黨委副書記。這樣,既打壓了朱冠先,又為高進珊的接班掃清了障礙。
韓德勇,山西人,全國解放前參加工作,以後調幹入學,一九五八年畢業于武漢水利學院(即後來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工作。我調到水院後,他一直在黨委組織部工作,官至組織部長、院紀委書記。韓德勇為人忠厚老實,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說話輕言細語,工作認真負責,群衆關係好。一提起老韓,不少人都說:“老實人,沒有害過人。”這句話對于一個官員,特別是管幹部的官員來講,是相當好的評價。現在人們對官員好壞的評價着重于經濟上是否貪污受賄,清廉的官員被視為好官。當時人們對官員的評價,則重視對工作的態度和是否害過人這兩點。韓德勇是屬于群衆評價高、口碑好的一類,所以他的官運也是平穩上升的,但在正處級這個臺階上止步了。其重要原因是做了兩件得罪張茀承的事,失去了張茀承對他的信任。
一是對張建成問題的態度。韓德勇始終認為,張建成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害人的事,對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處理不當(他在其回憶錄中仍堅持這一觀點)。這與張茀承的觀點是相悖的。
二是原組織部長馮萬秋到省委反映情况,韓德勇陪同前往。韓德勇的本意是馮部長年歲大了,怕一個人在路上有什麼閃失,作為馮萬秋的接班人,陪老領導一程也是無可厚非的。馮萬秋的革命資歷比張茀承老,級別比張茀承高,同為學校顧問,張茀承的權力不減、待遇不減,而馮萬秋却什麼也沒有。他不服,因此到省委去反映情况。在張茀承看來,他們是去告狀的,是韓德勇和馮萬秋共同反對他。
這兩件事,韓德勇認為完全是正常的事,張茀承則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在張茀承掌權後期與常樹蔭接班後,韓德勇遭到了冷落,這在部分幹部中是有議論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成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典型,是湖北省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重災區。校黨委殘酷鎮壓學生運動,把那麼多學生打成右派,并捏造事實,把學生郭明正打成“持刀行兇”的現行反革命,逮捕法辦。在白色恐怖中,學校有人自殺,有人被送進精神病院,響應工作組號召揭露過黨委某些人問題的師生,人人自危。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師生的言行觸動了他們的權力基礎,所以他們要百倍地加以打擊報復。
張茀承主持水院的工作,控制着水院的權力,指揮着一切,功勞是自己的,問題是別人的,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自己應擔的責任,這一特點在文革中體現得非常充分。文革即將開始時,一般人都清楚一場政治風暴即將到來,張茀承把張如屏院長從休養地接回來,宣稱黨委的一切工作、一切决定,都是請示了張如屏的。言外之意,就是在運動中如果揭露出什麼錯誤、什麼問題,都由張如屏承擔責任。而張如屏從黨性原則出發,願意并且能夠承擔領導責任。張茀承的這種作為,在中層以上幹部中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中張茀承指使一些人銷毀黑材料,當革命小將發現後對這些人進行批判鬥爭,甚至要求開除這些人黨籍時,他不僅不站出來承擔責任,反而在黨委成員碰頭會上同意群衆的要求,開除了朱冠先、倪慧慈的黨籍,倪慧慈的入黨志願書被當場燒毀。這是廣大群衆親眼目睹的事情。又如,張茀承在打學生右派時,親自布置張瑞幀發動食堂工人寫大字報、大標語進行反擊,題目是他定的,并要張瑞幀組織幹部幫助工人寫、抄大字報。福利科的幹部在張瑞幀科長的帶領下,一夜未眠,寫出了“我們工人有話說”、“工人說話了”等大字報、大標語,完成了張茀承交給的任務。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時,張瑞幀科長因此受到批判、鬥爭,甚至被毆打,張茀承就在臺上,看着張科長為他受過,他却無動于衷,不站出來說明真相,承擔責任。這些代他受過的幹部為什麼不揭露事實真相呢?因為他們怕,一旦揭露出來,就意味着背叛了他,就會受到無情打擊和報復。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幹部都知道張茀承整人的手腕,所以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敢招惹他。
張茀承一九五三年從河南隻身來到武漢,同時期來的還有于浩、常樹蔭、王文斌等人。一九五四年成立武漢水利學院,張如屏來院工作,以後陸續調來了李俊武、于儀卿、馮萬秋等老同志。在這批處級幹部中,有的資歷比張茀承深,有的級別比張茀承高,張茀承在武漢又沒有後臺、人脉,却在短短幾年間脫穎而出,鶴立雞群,成了學校的二把手、學校工作的實際主持人,從此開始編織自己的網絡,建立張茀承王朝,最終連張如屏都不在他的話下。何以如此?這是不少人提出的問題。
我以為,下列三個因素成全了張茀承的權力夢:
第一,才氣和幹勁是張茀承實現權力夢的素質基礎。張茀承是有才氣和幹勁的幹部,我沒有看到過張茀承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但他的報告提綱,我是多次見過的,都是他自己寫的。張茀承的工作報告,多數是他自己寫提綱,報告很流暢,很有煽動性,邏輯性也很強,正因為不是照本宣科,所以報告顯得較生動,這沒有一點才氣是做不到的。張茀承工作幹勁足,上班從不遲到、早退,晚上和星期天也經常在辦公室,這在領導幹部中不多見。張茀承事無巨細,衹要他關心的事,就一抓到底。中層幹部外出須經他批准,回來要向他彙報情况。學校發生的事情,他都要瞭解,所以他消息靈通。他的才幹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有才幹,所以獲得了張如屏的好評,纔從衆多處級幹部中把他提拔起來。
第二,張如屏的信任和放權,是張茀承實現權力夢的必要條件。張如屏在與我的談話中,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他(指張茀承)工作是積極肯幹的,也有一定的才幹和工作經驗,我當時認為他有培養前途。有人反映過他作風不夠正派,我認為有點個人主義的東西,不嚴重,他對自己的要求還是比較嚴的,所以我提出把他提起來。我這個人愛才,有才、有幹勁的幹部,我就重用,用人不疑,用了就大膽放手讓他幹。現在看來問題出在我生病後,住院、休養的時間長,很少管學校的具體事,與其他幹部的接觸少了,衹聽他的彙報,我就信以為真。他在幹部問題上搞了不少名堂,利用我對他的信任,搞他的一套,不正派,我看錯了。”
其實,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張如屏已大權旁落,張茀承已處于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張如屏身體不好,不抓實際工作,處于原則領導的狀態,這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張茀承就是利用了張如屏對他的信任與放權的機會,開始編織他自己的獨立王國。
第三,張茀承的權術運用,是實現他權力夢的重要手段。張茀承的權術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機會,條件成熟時,果斷出擊;需要忍耐時,他一定會隱藏起來;需要表現傷心的時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編造謊言時,他就大膽地編,達到目的為止。他對人當面叫哥哥,背後摸傢伙;他可以為親信包庇掩飾錯誤;他對上報喜不報憂,說假話,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制裁反對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裏,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的一石二鳥計謀屢屢得手,除上述兩例外,前面提到的文革結束後整我時提出“批宮揪張”的偽問題,也是這一套路,既能坐實我“篡黨奪權”的罪行,又能把宮雨屏抬出來,造成不是他張茀承要整我的假像。他進而讓黨委成員人人過關,說他們被我利用來“揪張”,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讓黨委成員與我劃清界限,使他們不能講公道話,否則就是與張建成同流合污。又如,他一方面向水電部教育司領導大談我的優點,造成領導上認為我反映張茀承的問題是我對他有成見的印象,另一方面却背着水電部領導往死裏整我。張茀承屢屢得手,得益于時機掌握得好,時機不到,他的陰謀就會暴露,時機合適,就能以大環境來掩蓋他的陰謀,這是張茀承的高明之處。
3. 一脉相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水電部領導宣布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新的領導班子:黨委書記常樹蔭,黨委副書記龔詢潔、高進珊,張茀承當顧問。常樹蔭正式接班,高進珊也正式登堂入室,實現了張茀承的初步願望。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張茀承的努力下,龔詢潔調任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院長,副書記高進珊的位置往前挪了一步,更接近張茀承所預設的目標。
常樹蔭接班後,與其前任一樣,也要構築自己的權力基礎。一九八五年他把李貞儒提為黨委副書記。一九八六年四月院黨代會後,李貞儒的排名在高進珊前面。這就違背了張茀承與高進珊的意願,于是出現了張茀承與常樹蔭之間、常樹蔭與高進珊之間的矛盾。在一九八七年矛盾尖銳時,高進珊曾揚言要把常樹蔭的老底揭出來,這當然是指張茀承掌握的常樹蔭的把柄,可見他們三者之間的關係。
一九八七年,李貞儒與辦公室打字員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露,兼任院紀委書記的高進珊要立案調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樹蔭則千方百計要保李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讓李貞儒死不承認,以為這樣就無法作結論。這一招沒有奏效,他就通過水電部人事勞動司干預(人勞司的韓司長與常樹蔭是中國人民大學研修班的同學),幾次都說材料不充分而不能定案。高進珊這邊依靠省紀委,由省紀委找李貞儒談話,李貞儒最後承認了,給了他個黨內處分,接着把他調到長沙鐵道學院。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高進珊取得了勝利,為以後的接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同樣性質的錯誤,常樹蔭在張茀承的包庇下,風平浪靜,似乎沒有發生過,在群衆眼裏他是正人君子。時隔二十多年,在八十年代的形勢下,這種事發生在領導幹部身上,已司空見慣,却被搞得翻天覆地,上至省委、水電部,下至一般老百姓,弄得盡人皆知。李貞儒身敗名裂,何以至此?事實與過程說明了一切。在這裏,沒有原則,衹有權力鬥爭的需要。常樹蔭不是張茀承,高進珊的底氣在于張茀承的支持。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有一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省紀委領導的賞識,但成了常樹蔭的出氣筒、打壓對象,這個人就是時任院紀委副書記、李貞儒專案組組長的朱冠先。在這個案件中,朱冠先并不是有意識地站在哪一邊,衹是對案件本身負責,由于他工作認真細緻,獲得多方面的人證、物證,逼得李貞儒不得不承認。省紀委有關領導認為,李貞儒事件的材料在同類事件中是最充分的,由此認為朱冠先很適合做紀檢工作。此後不久,省紀委通知學校,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已具備了設立紀委專職書記的條件,望將人選上報省紀委審批。院黨委接到省紀委的通知後,立即把朱冠先調離紀委,安排到院工會當工會主席。常樹蔭在與朱冠先談話時,明確講院工會主席是副廳級,馬上上報水電部審批。與此同時,學校向省紀委上報了兩個當時與紀委工作無關的幹部。省紀委不能干預基層黨委的安排,但他們有權不批。因此,水院到最後也沒有紀委專職書記。
朱冠先幾次找常樹蔭詢問上報審批的事,常樹蔭拖着不辦。後來朱冠先直接給水電部教育司寫信詢問,許英才司長接信後作出批示,讓水院將工會主席級別一事上報水電部審批。水電部有指示,再也拖不下去了,學校衹好寫報告上報水電部,但一直沒有回音。後來弄清楚了,還是那位人勞司的韓司長壓住了,說人勞司討論了三次,沒有通過。其中的奧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沒有理由不辦的情况下,通過上級某位有關係的權力人物壓下來,既達到了打壓朱冠先的目的,又洗刷了打擊報復的嫌疑。在這點上,常書記的權術不比張書記差。在打壓朱冠先的問題上,幾位領導是統一的,所以上層沒有矛盾。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常樹蔭到點離休,高進珊接班任黨委書記,實現了張茀承的願望。
高進珊,武漢蔡甸人,一九六二年畢業于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留校任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文化大革命中在張茀承遭受審查、批判、落難的時候幫助過張茀承,張茀承重新掌權後,為報答高進珊,發誓要讓高進珊當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黨委書記。這種投桃報李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到處都有,所不同的是,張茀承為確保高進珊能夠登上水院一把手的寶座,在排除其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時,親自出馬,不遺餘力,足見其之真心誠意!
高進珊上任不久,龔詢潔由長沙水利電力師範學院調回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任院長。有一次在一座四星級賓館裏招待老同學的宴會上,有同學問高進珊,龔詢潔為人老實,但能力似乎差些,你怎麼同意把他調回來當院長?高進珊笑着說:“這你就不懂了,能力差,好控制。”高進珊敢于這麼說,可能是因為老同學之間說話,沒有設防火牆,也可能因為他已大權在握,有些忘形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高進珊控制不了龔詢潔,他們之間在很多問題上意見相左,矛盾不斷,弄得領導層不得安寧。高進珊書記在任上當然也會提拔一些他認為需要提拔的人,但有些事做得太過明顯了,遭到人們的非議,例如,把老鄉×××從工人提升為處級幹部,人們不是認為工人不能提升,而是被提拔者與書記間的關係過于密切,且其人在群衆中議論較多,這樣的提拔,顯得有失公允。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鼎盛時期,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下海之風正盛。高進珊書記能夠與時俱進,在抓權力的同時,不忘抓經濟,以適應時代的潮流。他支持投資紅桃K保健品公司、凱迪公司,讓那位工人處級幹部籌建股份制汽車修配廠。高書記在有些企業裏握有股權,特別是凱迪公司上市後,高書記的原始股為他增加了不少財富,當上了凱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學校在紅桃K投資100萬元,該公司發展後,董事長提出以3000萬元收購學校的股權。學校後來宣布,投入了100萬元,收入了1000萬元,即以1000萬元賣掉學校所持紅桃K公司的股權。人們好奇的是:對方出價3000萬元,而學校衹要1000萬元就賣掉了,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這樣做買賣的?其中的奧妙耐人尋味!
由于學校領導層的矛盾影響到學校的工作,也由于群衆議論太多,水電部將高進珊調到華中電管局任副局長,主管教育方面的工作。我認為,這對高書記絕對是一件好事。不管怎麼說,高書記是響應鄧小平號召,屬于先富起來的一類領導人。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三代掌門人,都為權力而鬥爭過,為構建自己的權力結構,排斥、打擊過于己不利的人,袒護、提拔過自己的親信,手段也差不多。有的成熟些,瞞天過海,掩人耳目,讓人看不清他的本來面目,被他賣了還在為他數錢;有的則讓人一看便知,還不夠成熟。就三代掌門人的廉潔程度、工作能力來說,張茀承是無可挑剔的,客觀地說,三代掌門人一代不如一代。他們雖然經過了坎坎坷坷,在獲得權力上是勝利者,但最後都落得孤家寡人,群衆對他們議論紛紛,所以又是做人的失敗者,結局也是一樣的。他們三位從根本上來說,目的、方法、結局都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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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红山石于2014-7-4 9:39:23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1927年4.12后,共产党成了“寇”,怕当“寇”的去当顺民了,为自己出来造反的埋怨革命了,但革命该来时不会因为落荒而逃的人就不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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