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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3)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3)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146    更新时间:2014-7-6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4. 對我下毒手的原因
無論從哪方面講,我都不可能被開除黨籍,這是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我不想為自己辯解什麼,因為事實擺在那裏,功過自有評說。為什麼會對我下手如此狠毒,定要置之死地而後快?衹有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知道,他們是决策者、主持者、主使者。
在討論我的結論材料和處理决定時,不少人提出過不同意見。有人具體地提出:文革中的共性問題不能作為處理的依據,如批判幹部、學術權威的問題,呼喊打到×××的口號,相互打聽瞭解情况,武漢“七二〇”前後出現的批判軍隊幹部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在當時形勢下產生的共性問題。要處理的是那些利用文化大革命誣陷別人、打擊報復、搞破壞活動、殺人放火投毒等等個性問題,張建成沒有個性方面的問題,有的同志明確指出把張建成的問題看重了。但是,張茀承、常樹蔭、李喜爾等人根本聽不進去,堅持原來的觀點和材料。這說明他們三人(鐵三角)在整倒整死我的問題上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
院紀委副書記陽鈁告訴我,他向領導反映了我的意見,他們不同意,反說我的態度不端正。
黨委副書記李貞儒說:我們也覺得處分重了,待整黨後期再說。省委沒有說你是“三種人”,我們也沒有說你是“三種人”。現在群衆要求我們公布你的材料,你不要去說,說了沒有好處。
黨委書記常樹蔭說:你的問題是平衡出來的,你離開了也好,我都想離開這個黨。
黨委常委、副院長李喜爾說: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
從上述幾位領導親口對我講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根本說不清我到底是什麼問題,依據什麼開除我的黨籍。
當他們知道幹部、群衆有看法,要求公布我的材料時,他們根本不會也不敢公布那些編造出來的所謂材料,也不讓我出去講。李喜爾在回答我的提問時講的所謂“行為一樣,目的不一樣”這句話,已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先把我定性為反革命,進而把我的一切活動都說成是為了反革命的需要,在對我的審查過程中、在結論材料中都體現出這一點。因此,一切問題都要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例如,批林批孔運動中,魏書記要我到二招去瞭解中央及省委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的精神與安排,我回來向黨委負責人彙報了,也對李喜爾講了。可在整我時、在結論材料裏就變成了“到二招與‘四人幫’幫派骨幹聯繫,按他們的旨意在學校開展批林批孔,篡奪批林批孔的領導權”。這就是他們的基本手法,反正已經定了性,要把你打倒,這是前提,有影子的就無限上綱上綫,沒有影子的事就編造、誣陷,這樣的材料能公諸于世嗎?他們編造了一系列關于我與“四人幫”在湖北的代理人、幫派骨幹一起篡黨奪權的“故事”,加上我又不承認、不老實、態度不好,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個性的一面。
共性的一面,就是我本來是屬于他們陣營的,文革中支持革命小將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而這些人又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我在他們眼中成為大逆不道的背叛者,觸及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他們是一些權力欲極強、個人利益至上的人,一旦有機會,就會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他們極端仇視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王任重“槍打出頭鳥”的指示,這不是個人恩怨問題,而是屬于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範疇的問題。
個性的一面,則是他們各有各的打算。文革中張茀承耍弄過我,我在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焦德秀面前談過對張茀承的看法,跟張茀承本人也交流過。但張茀承認為是我告了他的狀,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有機會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整我,而不整“死”,在他看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他瞭解,如果不開除我的黨籍,我一定能東山再起。若留在學校,總有一天他會下臺,怕我到時候報復他;若調到華北電力學院,他知道我去後,是該院黨委書記的第一候選人,如果以後調到部裏,成為他的上司,那後果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必須把我整“死”,以絕後患。其實,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會也不可能對他進行報復,衹是想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罷了。
對常樹蔭、李喜爾兩人而言,除了擔心打不倒我、我會報復以外,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擔心我在臺上,他們就不可能受到提拔重用,當不了副書記、副院長,常樹蔭更怕從此當不了接班人。
對李喜爾、×××來講,他們是我專案組的負責人,如果整不倒我,那就是否定了他們的工作,更怕我反過來報復他們。
這些人不是唯物主義者,他們認為需要就是合理的,目的就是一切,實現的途徑是不擇手段。他們都有一種劊子手的心理,因報復別人而怕別人報復,所以衹有把別人徹底幹掉,他纔安心。這種劊子手心理,使他們喪失了理智,可以不顧事實,不顧政策,不顧幹部群衆的呼聲。他們為達到整倒別人的目的,可以造謠誣陷,可以無中生有,可以編造事實依據,可以搞逼、供、信。其實,毛主席早就看清了這一切,早就說過“專案組靠不住”。
根據我在文革中與這些人的接觸,我覺得他們是一些風派人物,沒有原則,沒有信仰,跟着權力、利益走。這種人在洋人入侵時,會不會成為漢奸就很難說;但當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肯定是擁護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整我有功,一些人彈冠相慶,升官發財,先後有五人提拔到廳級、副廳級的位子上。我不能說張茀承、常樹蔭的提拔是否與整我有關,但李喜爾、謝德煥、顏國良的提拔,肯定與整我成功有關。李喜爾、謝德煥還說得過去,因為他們是張茀承圈子裏的人,在清理三種人運動中,竭盡全力,按領導者的意圖,不擇手段整垮了張建成,給予他們獎勵也在情理之中。
而顏國良作為水院“紅教工”組織的一號頭頭、兩派鬥爭中的派頭頭、一個非黨員,怎麼會從一個白丁(非黨員、非幹部)升為廳局級幹部,很多人想不通。熟悉顏國良的人都知道,他在文革中有時左得出奇,有時右得要命,情緒忽高忽低,很不穩定,好激動。在抓“五一六”時,他是最早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發了我院“五一六”的組織系統,揭發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組織領導者,除了反軍亂軍外,還整理了周總理的材料,給他看過,他還提出過修改意見等等。之後,他與造反派劃清界限,碰面時假裝沒看見。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又成為造反派頭頭,慷慨激昂發表演說,參加各類會議,包括派頭頭的會議。他向我檢討錯誤,表示决心跟着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依然十分積極。“四人幫”被抓後,他反戈一擊,我們又成了陌生人,還是見面裝作看不見。對于這樣的風派人物,張茀承、常樹蔭看中了什麼?他們看中的,就是顏國良的隨風倒,看中的就是要從顏國良嘴裏講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顏國良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們的需要,肆意編造所謂的“證據”。他們在短短的幾年裏,讓他入黨,給他提幹,調他到教務處,後又升任處長,之後又推薦他擔任長沙水電師範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他們對顏國良的獎賞。怎麼會有這種違反常規的超常提拔?顏國良除了揭發我是所謂“五一六”、整周總理材料外,不知道還幹了些什麼,令當局如此看重他、重用他,還不惜為提拔他向部裏謊報材料。水電部人勞司王副司長來學校考察幹部,到我家裏來看我,我問他對顏國良的情况是否瞭解,他問有什麼問題,我介紹了文化大革命中顏國良的情况。他說,不清楚,學校上報的材料中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就是他們的伎倆,要打倒的人沒有材料可以編造材料,要報答、提拔的人,有問題可以隱瞞不報,欺上瞞下,一以貫之。
5. 失去權力以後
張茀承一九八三年底退出一綫,擔任顧問。讓退下來的領導擔任顧問,具有中國特色。顧問是個閑職,沒有具體工作,一綫領導交代下來需要顧問們辦的事,就辦一下,大部分是場面上的事。顧問不需要每天按時上班,我體會,這樣做是讓老同志退下來後,有個過渡階段,調整心態,以便安度晚年。
但張茀承顧問依舊每天按時上下班,大小會每會必到,到會必發言講話,領導研究工作、聽彙報也必親臨,還要找人談話、瞭解情况,很是忙碌。這樣做給一綫領導的工作造成一些不便,但面對提拔自己的老領導,也不好破這個面子。時間長了,不免產生矛盾,說退下來了還抓着權力不放。連馮萬秋這樣的老好人都看不下去,跑到省委去反映,也有人向水電部反映,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水電部發文,免去其顧問職務。
張茀承離開黨委書記寶座後,各方面都發生了他意想不到的變化:門庭若市的家,立馬變得冷冷清清,很少有人上門了;書記的專車沒有了,他要用車,衹能用老幹部的公用車;到醫院看病,領導親臨、前呼後擁的特權沒有了。他曾感嘆說:我下來了,你們就不管我了!有一次他去北京,說是到部裏談工作,希望部裏派車到車站接他,教育司的同志回應稱,沒有車,坐計程車來。這一切發生得這麼快,又這麼現實、這麼具體,張茀承感受到了“人一走茶就凉”的苦味。在職、去職,一字之差,差別這麼大,他失落,他埋怨那些他包庇過的、培養過的、提拔過的人太無情,忘恩負義。此時不知道他是否想起過,他自己是怎麼對待張如屏老院長的?這叫一報還一報啊!
對一個權力欲極強、并用權力隨心所欲實現個人願望的人來說,失去權力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常樹蔭、高進珊)的一反常態,由熱情討好變為冷漠,由向自己彙報、聆聽教誨變為嫌棄,他無法接受,心情不好,加上長期滿負荷的工作狀態,一下子變為無所事事的鬆弛狀態,身體各方面便發生了變化。張茀承在被免去顧問職務後不久,身體明顯差了許多,也蒼老了許多,到後來,走路要有人扶着,否則會倒下去,腰快彎成九十度了,前列腺手術後尿不盡,非常痛苦。我看着他被人扶着艱難地向校醫院走去時,那一瞬間,我可憐他、同情他,想起了他勤奮工作、熱情關懷團委工作的情景,也想對曾經受過張茀承恩惠的人大喊一聲:他為你們費盡心血,把你們扶上了台,你們就對他不聞不問了?你們的良心何在?接着又想,張茀承這樣對張如屏,常樹蔭、高進珊又這樣對張茀承,將來他們的接班人又會怎樣對待他們呢?天曉得!
常樹蔭下來後徹底地離開了,因為學校已不設顧問的職務,他沒有理由留下來,再說高進珊也不會讓他留下來。他與一些老幹部一起辦了一個學校,工作人員有些是我院的退休人員。這個學校原先的領導人是李爾重,後來由常樹蔭主持工作,以後他把學校轉讓出去了,聽說結余了80萬元左右。一起參與籌建學校的人要求常樹蔭交出帳本,共同合理地處理這筆錢,為此,相互間發生爭執。該校的會計是常樹蔭請去的我院退休幹部陳××,他將帳本及現金拿回了家,對方隨即報案,警方採取行動,搜查了陳××的家,取走了會計帳本和現金,并拘留了陳××,搞得滿城風雨。此事衆說紛紜,有的說是陳××貪污,有的說是陳××代人受過。究竟如何,當事人不說,局外人不得而知。風波過後,陳××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原本健康的身體漸漸衰弱,前幾年離開了人世。常樹蔭夫婦後來到美國,與女兒生活在一起,因得癌症于幾年前死于美國。
李喜爾退下來後過了幾年好日子,後來也得了癌症,我到醫院去看過他。實事求是地說,他後勤工作抓得不錯。他整我,有完成任務的一面,也有他私心的一面。我幾次想與他談談心,回顧這段歷史,大家相識一場,彼此也存在有好感的一面,應該是可以談談的,但終未談成。我想,我有這份心,他未必有,過去這麼多年了,萬一話不投機,吵起來,那不是傷口上撒鹽嗎?何况他得的又是絕症。因此,我無法向他表達我的感受,也無法瞭解他當年那樣做的真實想法。他于二○一○年去世。
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鐵三角”死了,而且都是得怪病死的,活着的時候,他們都知道自己得的病是無法治愈的,總有生不如死的感覺,因為死亡時刻威脅着他們。他們要整死的張建成却還活着,而且還在工作,這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命運使然,或是別的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我是清楚的,我沒有害過人,沒有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所以我任何時候都是坦然的,踏踏實實過我的清貧生活。
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權力是用來為革命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權力越大,對革命事業和人民負有的責任也就越大,越要小心謹慎地使用權力。如果一個人把追求權力作為目的,用自己所掌握的權力來對付有不同意見的或反對過自己的人,用來為私利服務,這樣的人肯定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而是變了質的共產黨人。
我經常想,文化大革命是否不可避免?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什麼問題?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進城以後有些什麼變化?為什麼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官僚階級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通過解剖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隻麻雀,再看左鄰右舍及我們的上面,我有答案了。我的結論是:毛主席真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億萬人民擁護并積極參與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七)傷痛
1. 給朋友帶來的傷痛
我被隔離審查後,我的很多朋友也被隔離了,如王紹良、章少強、陳鑒治、曾相金、陳伯強等。
逼他們交待與我的關係,要他們與我劃清界限,交待他們所瞭解的我的一言一行,例如開過什麼會,在什麼地方、什麼人參加,張建成都講了些什麼,從夏、朱、胡處領回旨意後,在學校是怎麼貫徹執行的,是怎麼“批宮揪張”的等等。
可以想像,朋友們多麼為難,朝夕相處、互相瞭解、相互信任的朋友,要以敵人對待,揭發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把大家商量的事,都推到一個人身上,是多麼的難!但不這樣,就過不了關。他們要根據專案人員的提示去冥思苦想,去挖掘,甚至要說些違心話,直到專案人員滿意。這種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衹有經歷過的人纔有體會,甚至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
我連累了朋友們,如果有些事我處理得當,也許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雖然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沒有張建成,也會有李建成、王建成,也還會連累一批人,但他們畢竟是我的朋友,為我所累,給他們帶來了傷痛,我于心何忍!
學院黨委內部,也因為我,搞得不少人要“說清楚”與我的關係,有的還要檢討。崔連貴副書記、梁道平副主任、密加凡副主任等領導同志首當其衝,連李俊武因為與我關係較好,也必須交待揭發。
總而言之,此舉一石二鳥,以我為靶子,打擊那些被認為參與“批宮揪張”的黨委領導,同時也為了不讓這些人講公道話,搞得他們人人自危,與我劃清界限。一時間,我成了學校內陰謀集團的頭子,而這些人則是被我利用的,讓他們在黨委內講清楚與我的關係,揭發、批判我利用他們來篡黨奪權的陰謀,還說這是對他們的“關懷”。
某些人的權術運用到了極致。事後將這些被他們利用過的人一一調走,以恢復文化大革命前一手遮天的局面。這些老同志敢怒而不敢言,衹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這些老同志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工作的時間不長,由于與水院文革及人際關係沒有瓜葛,所謂旁觀者清,對歷史情結是超脫的,對學校一些人的看法也是客觀的(他們作了調查研究),說了些讓有些人不高興的話,因而被扣上與我勾結起來奪權的罪名,要他們揭發我,也要我揭發他們,認為以此可以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但最後還是一無所獲,因為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
我連累了這些老同志,讓他們在水院不長的時間內,造成了磨滅不了的精神創傷。
在批鬥我的過程中,要求全院師生與我劃清界限,開展揭發、批判,有些群衆想不通,提出不同看法,或為我說了公道話,就會被扣上立場不穩的帽子,要檢討,甚至影響以後的提薪。汽車司機肖顯生同志,在學習時講了一句“張建成不是這樣的人”,就成為立場問題,領導上組織對肖顯生進行“教育、幫助”,實際是開小型批鬥會,還讓他交代與我的關係,最後影響到提薪。
因為講了與領導不同的話,遭批判、扣以立場有問題帽子的,在教師中有之,在幹部中有之,在職工中也有,我向這些朋友們表示感謝與歉意。
學生因為我受株連的更多,特別是一些原“好派”的頭頭。王新民同學由于學校去函湖北遠安縣某化工廠,要求該廠對王新民進行審查,以配合對我的審查。該廠從王新民住處抄出一封我與王紹良給他的信,便以此大做文章,對他進行長期的審查與批鬥。一九八六年元月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技校副校長職務的處分。(王新民于一九六七年分配去後,由于各方面表現突出,入了黨,提了幹。)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他調離遠安回到原籍江蘇興化市。他受到的打擊與身心的創傷都是巨大的。
賴文德同學,在“兩清”中已受到株連,一九七六年回學校參加業務培訓,“四人幫”被抓後受到我思想的影響,在同學面前講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成為“現行”的對象,在學校辦學習班,搞逼供,讓他交待言論的來源,而且指明是從我那裏來的。逼供未果,取消他培訓的資格,送回福建,有關材料也一并送走,至使賴文德同學在單位又一次受到折磨與摧殘,身心受到極大的創傷。
被我株連而受到審查的還有黎良能(已逝世)、趙三其、陳大均等同學,在此一并向他們表示歉意。
在我受審查及遭處理期間,很多老同志對我表示關懷,我深受感動。張如屏老院長一直關注着事態的發展,他敦促張茀承抓緊處理,以便早日恢復我的工作,張茀承要他不插手此事。因此,張院長準備直接向水電部和湖北省委反映我的情况,後因突然逝世而未能實現。
王步青(原武漢軍區副參謀長)、陳扶生(原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老同志見到我的熟人時,都在打聽我的情况,為我的遭遇感到惋惜。
原湖北省教育廳長孔一,聽說不同意給我加薪後,認為不妥。他說,你們要提拔他的時候,把他說得完美無缺;現在又把他說得一無是處,連普調工資也沒有份,叫人不好想。
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對我的問題極為關心,曾向有關部門反映情况,因此遭到個別省委領導的批評。我從農場監督勞動回校後,在附近幾個魚塘打甲魚,余部長一早出來到魚塘邊散步,所以經常見面。當我聽說他因我的問題受到批評後,我請求他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說:“我的問題已經這樣了,我也無所謂了,涉及的問題,不光是文革的問題。你是知道的,我們黨的歷史上,藉着政治運動解决個人恩怨的多得很,而且很難解决。你為我受批評,如果有人想乘機整你,那就太冤了。”此後,我到東湖邊去打甲魚,儘量不與余部長見面。他離休後,我幾次想去看他,又怕給他惹麻煩,終未成行。現在他已離世,這也是我終身的遺憾。後來聽余副部長在新四軍工作時的老戰友、湖北日報的古振華老師說,他在與余英說起我時,余副部長說:“張建成是生不逢時啊!”
余英副部長是新四軍的老戰士,文革開始時任武漢市委宣傳部長,運動初期也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後調到省委宣傳部。文革中我與他見過兩次面,都是在一九七五年,也都是為了談我的工作問題,我都拒絕了他。按理講,他應該對我不滿纔是,因為我“不識抬舉”,調我到省體委當書記兼主任我不幹,調到武漢化工學院當書記也不幹。我們之間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聯繫。
在審查我、處理我的時期內,學校的幹部審查處理工作已不屬省委宣傳部管,先由省文教辦(後來改為文教部)管,後由省紀委管,與他完全無關。他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去多管這個“閑事”呢?他對我說:“我可以不管,但于心不安。現在管運動的這些人,大多是從下面上來的,他們對歷史情况不瞭解,又不去作認真的調查研究,衹聽專案人員的彙報,這樣會傷到好人。我們對你瞭解,應該向他們介紹情况,他們說我包庇你,我包庇你幹什麼?無非感到你是個人才,有思想,有水準,有能力,群衆基礎不錯,如果搞錯了,那就可惜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讓我這麼做,我不後悔。”
多麼寬廣的胸懷,多麼強烈的責任心!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立黨為公、毫無私念的崇高品德,我深深地懷念他,并向他致敬!
2. 給親人帶來的傷痛
歷史上封建統治者,實行株連法,一人有罪,株連滿門,株連九族。日偽統治、國民黨統治時期,實行誅連法,建立保甲制,一人有事,不僅累及家庭,也累及鄰里,這是法西斯統治的手段。共產黨人堅决反對這種統治人民的法西斯手段,提倡一人做事一人當,誰犯罪,處理犯罪者本人,不能累及家屬。
然而在文革中及文革後對我進行審查、處理時,某些聲稱是堅定左派的共產黨員,却執行了與黨的路綫相違背的政策,株連我的家屬,使他們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和不公的對待,這種傷痛至今無法撫平。
我妻子王漱蘭,一九五五年畢業于江蘇省無錫助產學校,全班分配到東北各地,她被分配到遼寧省撫順市東部醫院任助產士,一九六○年調到北京電力學院醫務室任護士,一九六五年隨我調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衛生科任護士。
她是一位賢妻良母型的知識女性。在家裏,她把所有的時間、全部的精力放在治家和管教孩子上,把一個經濟困難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條,好讓我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使我從不為家務事、孩子們的吃穿操心。在我母親逝世後,有一段時間父親住在我家,為了讓我父親安心住下,她儘量照顧他的生活,有時借錢為他買煙酒。
在工作上,她全身心地投入,從不遲到早退,除本身業務工作外,打掃工作場所的清潔衛生、燒水、清洗用具、針具消毒等,什麼都幹。她業務能力強,打針不痛,是北京、武漢兩所學校的師生都知道的。她醫德好,服務態度好,也是盡人皆知的。不少師生都希望她給他們打針,領導幹部去了,甚至指定要她打針,需出診時也指名叫她去。
王漱蘭從不參與同事間的糾紛是非,別人對她講的事也從不散布。有位醫生說:校醫院衹有王漱蘭纔是真正的護士。對于這樣一位雖不能說是十全十美但却普遍受到人們贊譽的人,在我正常工作時,人人都說她好,不少人見到我就說,你的成績有一半是你夫人的。我也同意這種看法。衛生科的領導幾次在我面前誇王漱蘭。
然而在我受到審查後,有些人態度一下子有了180度的變化,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人們怕受牽連。問題在于領導,不僅態度發生急劇轉變,而且處處、事事設置障礙為難她,甚至為了不讓她升職提薪,誣陷她有醫療事故。
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提薪是普遍性的,在提名會之前,領導給與會者打了招呼:“不要提王漱蘭”。王紹魁醫生因故未聽到領導的招呼,在會上提出“王漱蘭可以提級”,并講了王漱蘭不少優點,說明夠條件。結果王醫生受到牽連,自己也沒能提級。衛生科長賈慶智為了撫慰王醫生,到他家去做工作,說你怎麼能提王漱蘭呢,沒有政治頭腦,搞得自己也沒有提上。為此,賈科長答應把王醫生的學歷改為大學畢業,職稱改為醫生,以此來平息王醫生的不滿情緒。其實王醫生原本不是大學畢業,職稱也不是醫生,後來他堅持上業餘大學,取得了大學本科的醫學專業文憑,申請改學歷并成為正式醫生,賈科長就是不給辦,說要研究研究。這次為了緩和矛盾答應辦,一打一拉,最終的打擊目標就是王漱蘭。
有一次衛生科評先進,于文蘭提出,王漱蘭業務、醫德、表現都好,可以評為先進。衛生科某領導說王漱蘭有醫療事故,不能當先進。所謂的醫療事故其實是栽贓陷害。毛××給學生針灸,發生了醫療事故,這位科領導為了保護她的親信,不讓王漱蘭當先進,打擊王漱蘭,就把醫療事故的責任栽到王漱蘭頭上。實際上王漱蘭從不搞針灸,科領導及群衆都知道。丁和之在會上當着這位科領導和毛××本人的面,揭穿了事實真相,并直指毛××是道德問題。
在申請職稱的問題上,有關領導又一次施用權力,打擊王漱蘭。根據衛生部的有關文件,中專畢業的護士,工作一定年限後,可以考醫生,別的護士申請報考,都批准了,唯獨王漱蘭的不批,衹能考護師。在考副高職稱時,王漱蘭申請報考副主任護師。從各方面條件來衡量,王漱蘭是最符合條件的,科裏多數群衆也是這麼認為的,但領導不同意。一位從醫生提為副科長的同志對王漱蘭說,你的條件是科裏最好的,但被排擠了。
就這樣,王漱蘭的工資提不了,先進當不了,醫生當不了,副高職稱也被“擠掉了”,這些都是在某些領導一手安排和導演下完成的。
給王漱蘭的這些打擊,傷痛是可想而知的。以上衹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給王漱蘭造成政治上的壓力和身體、心靈上的痛苦。衛生科要王漱蘭交待我的問題,并且就此“幫助”她,批判她。因為王漱蘭對我的工作從來是不聞不問的,無論是在北京工作期間還是在武漢工作期間都一樣。對文革中我的所作所為,她同樣一無所知。我們之間有個約定,為避免給對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對方的工作情况都不干預,不詢問。所以她實在講不出什麼材料,更講不出他們所要的材料,于是就“幫”她“提高認識”,批判她的立場,讓她與我劃清界綫。
同時,一向很少派人外出的醫務室,此時頻頻派王漱蘭下鄉,參加各種勞動。派她參加學生實習隊到水利工地;在嚴寒的冬天,派她到東西湖滅螺工地勞動;派她到花山插秧勞動;派她到人防勞動三個月;暑熱天派她到農場勞動三個月(暑假也被剝奪了)。
我們兩個孩子都還小,需要照應,以前都是她負責照顧的,我從未管過。我要交待問題,又要受批判,也無法管。她知道這一切,心如刀絞,但也無法,衹好苦了孩子。
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處處事事刁難王漱蘭,給她以心靈和工作上的打擊。然而在服務上、技術上還要儘量利用她,張茀承、張瑞瑾要打針,叫她去;衛生科長賈慶智得了癌症,住一九三醫院,提出要衛生科派人去特護,并且指名要王漱蘭去。既然王漱蘭立場有問題,不可靠,又為什麼要指名她去呢?他們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當自己有病的時候,就要找技術好、醫德好、服務態度好的醫務人員,于是就想到了王漱蘭。當他們看到張建成被審查、被處理了,被打倒了,就要讓他的老婆也不能有好日子過,纔能表示自己緊跟領導,表示自己是堅定的左派,纔能從中撈到好處,于是就要對王漱蘭下狠手、下毒手。
整王漱蘭,有些是領導上布置的,有些則是基層負責人自己創造的,真是一些卑鄙無耻之徒。在我與專案人員談話時,在與張茀承書記談話時,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托詞:你是省管幹部,你的問題我們都是按省委指示辦的,我們也决定不了你的問題,你的意見我們可以向省委反映。但我確信,這樣對待我的妻子,絕不會是省委的决定,更不會是中央的决定。
幾次對我的隔離審查和最後不公的處理,對我孩子造成的傷痛與影響是極其嚴重和深遠的,甚至波及到第三代,這是讓我最痛心與自責的事。
第一次隔離是在一九七○年的十月份,樊馬義指揮長把我當成現行反革命,將我隔離起來,并申請抓捕我。當時,我被關在行政大樓原檔案室,每天早、中、晚由兩個人押着我到教工食堂用餐。
有一天我們去食堂用晚餐,我兒子與女兒在玩耍時見到我。他們看着我,眼睛睜得老大,很吃驚。我叫他們,他們一下子就跑開了。我非常難過,那時兒子纔10歲,女兒7歲,他們非常愛我,他們感到爸爸已多天沒有回家,為什麼今天在學校又不回家吃飯?而由人一前一後跟着到食堂吃飯?他們驚奇,不知所措,回去告訴媽媽,媽媽又能作何解答?後來,兄妹倆大概知道了些情况,幾乎每天那個時候,都遠遠地看着我被押到食堂用餐。這在他們小小的心靈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次是清查“五一六”,我是學校的重點對象,也波及家庭。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漱蘭被安排到嘉魚縣某水利工地勞動,我在家一面交待問題,一面照看孩子的生活。省委召開揭批胡厚民、楊道遠大會,時間4至5天,學校要我參加大會受教育,住在省委招待所,不能回家。
我對樊馬義指揮長說,兩個孩子還小(11歲與8歲),要照顧,王漱蘭在工地,我走了,無人照顧。
樊說:你不去不行,晚上回來也不行。孩子問題,你自己安排好,這麼大了,要培養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
我要求將王漱蘭調回來,他也不同意。
上午談話,下午要報到。我無奈,要兒子照顧好妹妹,給了飯票,要他到食堂買飯吃,并帶他到食堂告訴他,哪里買主食,哪里買副食,到食堂邊上的打水處打開水。不准他燒火,同時買了一些饅頭,夠他們吃兩天的。請衛生科的某醫生幫忙照看。
等我開會回來,看到廚櫃中還有一個發霉的饅頭(那時沒有冰箱),熱水瓶中也沒有開水,給的飯票基本上沒有用掉。我問兒子這幾天怎麼過的,他說就吃了你買的饅頭,沒有買菜,每天用冷水洗臉洗脚,喝自來水。
我越聽越心酸,眼淚止不住往下流,把兩個孩子緊緊地抱在懷中痛哭一陣,發泄心中的委屈與怨恨。孩子有什麼錯,要遭這樣的罪?這樣的遭遇,會在孩子們的心靈上造成怎樣的感受?
接下來就是隔離審查我半年,父子、父女不能見面,大字報的揭發批判,廣播裏的點名批判,讓孩子感到莫名其妙。在孩子的心目中,他們的父親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受人尊敬的好父親,不是反革命。
在學校裏,少數受他們家庭影響的小朋友,對我的孩子疏遠了,另眼相看了,個別老師對他們的態度也不如以前和諧了,在他們的心靈上感受到了父親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
第三次隔離是在文革之後的一九七七年九月到一九七八年四月,我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骨幹被揭發、批鬥,聲勢浩大,大字報、廣播、電影場的幻燈片,全是批我的內容。更可恨的是高音喇叭對着我的家,天天喊着“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張建成!”“打倒野心家張建成!”“打倒反黨分子張建成!”“張建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連續幾個月,這給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什麼感受?
此時兒子已到部隊當兵去了,女兒在上初中,已經完全懂事了,她的同學們也懂事了。他們議論紛紛,女兒聽到了,與同學疏遠了,在家又安不下心來學習,心情十分煩燥。王漱蘭此時也處于高度的壓抑狀態中,她做家務,照顧女兒生活,女兒上學,回來做作業,母女倆幾乎無話可說,心靈受到煎熬與折磨。
在這樣的環境下,女兒的心態發生變化,性格也漸漸由活潑開朗變為沉默少言,與同學的聯繫、交談越來越少,衹是關在家裏埋頭“學習”,其實多數時間在發呆,想那些想不明白的問題。
學習班結束,我回到家裏,大家也默默無言,更沒有團聚的歡樂。我感到了女兒的變化,心裏十分難過。
我女兒是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從小我十分鍾愛她。每天下班回家,她會跑過來要我抱,會雙手抱住我的脖子親我,我就抱她坐在身上,她就會又說又笑地告訴我一天的活動,聽到的話,所做的事,一邊說,一邊笑。此時此刻,她是幸福的,我更感幸福,所有煩惱都沒有了。看到她現在的樣子,心裏十分難過,也自責給女兒帶來如此災難,造成如此的不幸。我感到無顏與女兒交談,更無權對她進行教育幫助,採取了回避的態度。
以後我到農場監督勞動兩年,女兒在高中上學,我一直採取鴕鳥政策,沒有認真地與女兒談過心,沒有向女兒講清楚所發生的一切的前因後果,讓女兒瞭解真相,也讓她瞭解我、理解我、諒解我,以解開女兒心中的疙瘩,解除女兒心中的疑團與苦惱,讓她正視現實。
這樣也許對我、對家人、對女兒都有好處,可我沒有這樣做,同樣沉浸在委屈與怨恨的情緒之中,不講話,整天悶悶不樂,加重了家中原有的沉悶氣氛。後來我認識到,這是我又一次犯的嚴重錯誤。
女兒于一九八一年高中畢業,進入大學法律系學習。
一九八四年我的問題省委作出處理,并發文至縣、團級單位黨委,又一次給女兒造成傷害。在大學時,她有一位好朋友,父親是武漢海軍工程學院的領導幹部,看到省委文件後,阻止他的孩子與我女兒來往,給我女兒極大的打擊。對女兒的傷害還未終結,畢業分配時,由于我的問題,學校不准她到法院工作,也不讓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在沒有徵求本人意願的情况下,將檔案送到了武漢市民政學校——一個沒有自己的校舍、學生及專業都很少的學校。當某律師事務所去學校商談要我女兒到該所工作時,學校說已經分配到民政學校了,理由是要將優秀的畢業生送到學校以便更好地培養民政人才。
這兩件事對女兒的打擊是致命的。她想要得到的東西,都是因為我的原因而不能得到。她的內心是何等的痛苦!她更沉默少言了,她與學校的朋友逐一停止了交往,也更孤寂了。
女兒是孝順的,心中有苦不說,對我仍然尊重孝順。現在我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大多是女兒、女婿給買的,我們吃的東西很多是女兒、女婿寄來的。但我知道,女兒心中的苦還在,有些問題,今生今世無法解决。如工作問題,她希望做律師工作,不喜歡現在的教學工作,一旦工作中遇到問題,心中就會勾起不愉快。
她與我的關係,雖尊重、關心而不親切,中間似乎總有一層東西隔着。我深知我給她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不是我想要的,但災難確實降臨到了女兒的頭上,給她帶來了終身的苦惱。
我不甘心,但又無能為力,無可奈何。
女兒,父親衹有請求你的理解與寬恕。
兒子于一九七六年底參軍,在部隊領導的關懷培養下,入黨提幹,兩度進入軍校培養,成為連隊的領導,成長很快。他因遠離學校,所以一九七七年以後發生的事,對他的影響小一些。
然而一九八四年對我的處理結果出來後,同樣對兒子的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影響到了第三代——我的孫子。
事情是這樣的:兒子在部隊與一位女兵(醫院護士)相戀。女孩的父親是該部隊的領導,後轉業到武漢市,她隨父也轉業到武漢,在醫院工作。她與我兒子的關係發展很順利,對方父母對我兒子也十分滿意。她也經常來我家,我們也十分滿意。一九八四年關于我的處理文件出來後,在她父母的壓力下,她與我兒子的戀愛關係也終止了。這對兒子、對我們家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兒子經過部隊的鍛煉,顯得比較坦然。後來她感到這樣做對我兒子不公平,决定與我兒子恢復關係,遭我兒子拒絕。我兒子說,既然你們家認為我父親有問題,我們不能交往,我們即使走到一起也不會有幸福。這實際上對雙方都造成了傷害。
後來通過朋友介紹,我兒子在武漢找了一位女朋友,一年後匆匆結婚。由于缺乏相互瞭解,也因對方健康原因及性格不合而離異。孫子由我們帶着長大,在成長過程中,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與關愛,致使我孫子的性格內向,不善社交,對他的發展肯定會有所影響。
用現在的語言講,我兒子是個帥哥,素質很好,思想、政策水準、工作能力都是不錯的,群衆關係也好,工作積極負責。在部隊帶領連隊立過集體三等功,個人幾次立功受獎,部隊希望他留下,但他想調到武漢,以便照顧家庭。
兒子轉業後,安排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研究生部工作。由于工作成績突出,研究生部黨政領導建議提拔他,但黨委領導不同意,理由是我兒子不是研究生畢業。這刺激了我兒子,他發憤攻讀在職研究生,取得了碩士學位,然而還是沒有被提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謂“研究生”的條件,是荒謬的藉口!當時研究生部的領導中也有不是研究生畢業的,而在此時被提拔的處級幹部中還有工人,院領導幹部中還有小學學歷的,這作何解釋呢?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張建成的兒子。
在我的子女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父母關愛的時候,我正處于逆境,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的愛護與關懷,反而給他們帶來了不該有的傷痛,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打上了傷痛的烙印。在他們就業的時候,我不僅不能給他們以父親應給予的幫助,反而成了他們就業與升遷的障礙。
這一切不是我製造出來的,那些製造這一切不幸的人應該受到譴責與詛咒。但這一切不幸畢竟因我而起,我愧對我的妻子,愧對我的孩子們。
再次向他們說一聲:對不起,請原諒我。
3. 永遠的傷痛
一個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青年共產黨人,在他的事業如旭日東昇的時候,響應領袖的號召,按照黨中央的决定,投身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他和革命小將一起,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進行了殊死的鬥爭。
由于年輕,沒有經歷過如此複雜的鬥爭,不夠成熟,在鬥爭過程中,也犯有一些錯誤。但他决沒有害過人、犯過罪。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他體驗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殘酷性,他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提高,懂得了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主要危險來自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繼續革命。
這正是毛主席所期望的,通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讓青年人受到這方面的教育。至于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對今後的革命鬥爭會有好處。所以毛主席諄諄教導老同志:“不要看不起兒童團,我們年輕時也犯過錯,有錯改了就好了。”毛主席是從培養青年的角度看待青年人所犯的錯誤,總是循循善誘,以教育為主。毛主席對老同志犯錯誤的態度也是這樣,即使犯了走資派錯誤,讓群衆冲一下,認識了,改正了,就可以了。
文革中,毛主席沒有處理過一個犯走資派錯誤的老幹部,即使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面人物鄧小平,不是也讓他復出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了嗎?但他要翻文革的案,搞復辟,毛主席纔忍痛撤了他的職,但仍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劉少奇,毛主席說過,不僅仍留在黨內,還要進中央委員會。後來專案組查出他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內奸”、“工賊”,所以纔决定開除出党(劉的歷史問題,後來又說是有意陷害,平反了)。毛主席的胸懷,毛主席的政策,是真正無產階級的、共產黨的胸懷與政策。
文化大革命失敗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上臺,背叛毛澤東思想,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清算與鎮壓。一部分人被判刑、監禁,一部分同志被開除了黨籍,開除了公職,很多共產黨人受到党的紀律處分。在文革期間工作的、提拔的所有幹部,從中央到地方,幾乎一律罷官。與我在同一個省委文件中被任命的省衛生廳副廳長覃祥官,他沒有參加過造反,他是“赤脚醫生之父”,在第三世界的醫務界影響很大,在聯合國召開的第三世界醫學大會上作過報告,這樣的幹部,在文革後也被罷了官,送回長陽山區。抓“四人幫”的功臣、被捧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及他的得力助手汪東興等人,在被利用完了後,也被趕下了台。這絕非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的胸懷!更為悲哀的是,在清算了文革後(文革的目的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更加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公然背叛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恢復私有制,造就新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違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使毛主席及革命先輩們為之奮鬥終生、多少革命志士為之獻身的偉大事業毀于一旦。
令人心痛,心寒,是我永遠的傷痛。但我也看到,我及我家人的傷痛,比起那些被判刑、被開除公職,甚至被整死的人及他們的親屬來,他們更悲慘,他們的傷痛比我更甚。
在此,我要講一個既淒慘又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裏,我的一位學生楊苑玲來到我家,向我哭訴了她一直想做而沒有完成的夙願。因為我是她的老師,把她從北京帶到武漢,相互間熟悉,畢業後她在江蘇蘇州一所中專教書。
這件事糾結了她二十多年,她有時為此睡不好覺,吃不下飯。她愛人發現她有心事,要她講出來,大家一起面對。開始她不敢講,怕傷害她丈夫及孩子,後來終于向丈夫、孩子講出了她的心事,她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同情她,支持她,要她勇敢地去做她想做的事,即使達不到預期目的,衹要做了,盡心了,心就安了。
于是她來到武漢,請求我的幫助。她的心事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與武漢大學“三濤”(武大學生林濤、張濤、余松濤,均為二司政參部情報組成員)之一的林濤相識,進而相愛,愛得很深。抓“五一六”時,林濤被打成“五一六”的骨幹,送往湖北沙洋農場關押,要他交待“五一六”的材料及上下聯繫人員的名單。不久,他死在沙洋農場,既沒有向其家屬交待是怎麼死的,也沒有讓其家屬見到屍體,就埋掉了,埋在哪里也不告訴家屬。作為林濤的戀人,楊苑玲得到林的死訊後,悲痛欲絕,當即與林濤家屬聯繫,想瞭解林是怎麼死的,葬在何處,得到的回答是一無所知。
她哭着對我說:“張老師,一對熱戀的情人,突然被拆散了,沒有告別,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了,我不知道他在何處,生不能見,死了去看看他也不行。林濤死不瞑目,我也不甘心。二十多年來,我日思夜想,總該為林濤做些什麼,想把他的屍骨找到,給他立個碑,逢年過節去看看他,這樣我纔能心安,讓林濤瞑目。這件事,我怎麼對我的丈夫講呢?簡直讓我要瘋了,年紀越大,這種感覺就越強烈,丈夫怕我得病,非要我講出心事不可,我實在受不了了,就把心事吐了出來。丈夫通情達理,認為我是有情有義的女人,支持我到湖北來完成心願,孩子也支持,所以我來了,請您幫助我。”
文革中,我知道楊苑玲與林濤相愛,我也知道林已被迫害致死。但楊的敍述,還是使我十分震撼。我感動了,答應幫忙。我找到我的一位朋友,他的戰友是省信訪辦的負責人,請這位信訪辦的負責人給沙洋農場領導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幫助楊苑玲尋找林濤的屍骨。
楊苑玲到沙洋農場後,得到了場領導的接待,安排了住宿,派專人、派車陪她調查。她在沙洋農場調查瞭解了一個星期,沒有任何結果。
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一是押送林濤去沙洋的不是沙洋農場的本地人,而是武漢去的部隊人員,當地人衹知道從武漢押了個重要犯人來,但不知道姓什麼叫什麼,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後來知道此人死了,由部隊的人埋的,也知道大概的位置,但不清楚確切的地方。武漢來的軍人是哪個部隊的,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二是這些年沙洋農場經過改造,平整土地,面貌已大為改觀,無法確定原來的位置,挖了幾個地方,一無所獲。
楊苑玲帶着失望的情緒回到我家,我勸慰她:“你盡心盡力了,林濤地下有知,有你這樣一位紅顏知己,應該滿足了,瞑目了。如果你定要為林濤立個碑,可以做個衣冠冢,這在我國歷史上是常有的事。”她說,也衹能這樣了。
林濤的受迫害之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後葬身何處誰也不知道,令揚苑玲及林濤的親友們痛徹心肺,成為永遠的傷痛。
在湖北,在全國,林濤們知有多少?給多少人、多少個家庭帶來了不可治愈的永遠的傷痛?這筆賬將永遠記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人的頭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創舉,它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實踐,它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聞風喪膽,它使億萬革命群衆受到了洗禮,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鍛煉,這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敗了,走資派對文革進行了清算,對革命群衆進行了清算與鎮壓,進而背叛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恢復了私有制,讓工人、農民重新回到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這更進一步教育了人民,使人民進一步認請了走資派的本質及他們的兇殘本相,也就進一步提高了人民群衆對文化大革命偉大歷史意義的認識,這同樣是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
“在這裏并非終結,而衹是獲得組織上的開端的革命,不會是一個短暫的革命。現在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帶領着通過沙漠的猶太人。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一個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臺,以便讓位給那些善于對付新世界的人們。”(《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468頁)馬克思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這一代人去深刻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深刻認識我們這一代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鬥爭中的歷史地位。
讓我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開卷語,來結束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回憶。
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難的日子。
這是才華橫溢的年代,也是愚昧無知的年代。
這是信仰堅定的時期,也是懷疑一切的時期。
這是燦爛輝煌的季節,也是暗淡無光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擁有選擇一切的機會,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我們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們正墜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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