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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4)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4)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3945    更新时间:2014-7-7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我们先后上报并接受“甄别审查”的诉求人共八十四名,最后得到认定、拿到“生活费”的五十九名,占上报总人数的70.2%。
不按中央9号文件安排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生活出路的不仅仅是湖北一地。俞正声批示给我们按月发放“生活费”,在全国开先河,消息不胫而走。2007年到2008年,先后有江西的袁正平、汪清泉、孙国林,湖南的李加平、唐建安,四川的杨道祥,河南的葛利英、杜进堂,云南的包亚芳等与我取得联系,我向他们网传了中央9号文件、湖北省委政法委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以及我们2003年11月10日面呈省劳动社保厅周祖荣副厅长的报告。经他们的不懈努力,都拿到了程度不同的“生活费”。他们也深深感谢俞正声。
第130节 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
2006年1月至9月的“生活费”仍按2004年596元/月的标准(长江委是596元/月,其他单位是555元/月)发给,这是违反省政法委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为此我于2006年10月10日要求长江委人劳局补发,毕局长要杨处长先请示一下省政法委。是年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人劳局,毕局长转告: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20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不能变。
12月19日,我和刘永熹上访省信访接待室,该室王广学处长与魏处长通话后,魏派了一位袁同志转达她自己的话:“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
25日,就魏处长的答复,我们向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发出挂号信(0244),从六个方面说明魏处长的说法违背了“纪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成立。原信抄录如下。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你好。我们是中央(1982)9号文件所指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两案’中受审查处理的人员”,也是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所说的“文革‘两案’人员”。
最近,省政法委魏处长对上调2006年“生活费”问题发出了指示,我们对此不赞成。今特致信,向你诉说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2006年9月22日,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向魏处长发呈挂号信(附件1),根据省劳动社保厅公布的2005年“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的数据,请示如何具体落实问题。9月26日,顾建棠又与魏处长通话请示如何落实,魏说:“我们省政法委只负责制定政策,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
于是,10月10日,我们(刘永熹、顾建棠)向单位提出按规定上调“生活费”的要求。长江委领导说:“应该上调,但要请示一下省政法委再定。”
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领导同志告知: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领导同志又说:尽管我们认为应该上调,但魏处长这么一说,就不好办了。
12月19日,我们前去面访您张副书记,因书记身体不适,未能如愿。但又听到了传达的魏处长指示:“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我们不得不向您先行书面反映(以后还想面访张副书记)。我们认为,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错误的。
第一、“纪要”之所以规定“生活费”的标准“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无缘由。1.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是活的,随着经济态势而浮动。2.领“生活费”的人员还要活下去,不是同日生,也不可能同日死,其延续时间要有二三十年。3.“生活费”必须按年度延续发放,不可能一次性了断。因此,“生活费”的标准只能随着“当地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下而上下,不能也无法“定死”,更不能“永远不变”。
第二、“纪要”说的“上年”应即去年(《现代汉语词典》第1108页),且年年有上年。据此,2005年的生活费应以2004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2006年应以2005年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其后以此类推,这是个十分明确的常识问题,是一件只要不是弱智都能领悟的事情。
第三、当时参加“纪要”讨论的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在2005年1月14日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附件2)
2006年11月中旬,市政法委领导说:“生活费”应该按2005年的平均数调整,但这应由劳动局来办。12月15日上午又答复我们说:我们政法委只负责“两案”人员的审查认定问题。关于生活费的标准问题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决定的,你们的555元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劳动社保部门定的。关于生活费是否应上调的问题,我们认为原则上应该上调,还应该有个今后上调的办法。
第四、如果把“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读为“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请问“纪要”上何须写“上年”?为何不写“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同时,物价不断在上涨,1980年以来大米涨了40倍至100倍,小白菜涨90倍至120倍。04年的555元,到今天已贬值20%,再过5年,这555元可能只买得到一碗面条,而那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可能已达月均10万元,领“生活费”的那些人岂不都要饿死街头了吗?怎么办?请问省政法委的魏处长有何妙招?
第五、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不符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当前生活必需品都在上涨,低保在加钱,劳保在加钱,城市低收入者也在加钱。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要确保低收入群众的生活不下降。连长江委领导12月11日也说:拿“生活费”的也都是人呀,从人性来讲也应上调。既然叫“生活费”,现在物价都在涨,全国都在加钱,你们的“生活费”也应该涨。
第六、魏处长的作为是错误的。
1.“纪要”最后写道:“相关协调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生活费”标准问题纯属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工作。魏处长的“指示”有违“纪要”的规定。
2.自食其言。2005年8月15日魏处长在答复刘永熹关于生活费标准问题时说: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完成,而且话也说得很明白。你回去跟你们所有的人讲,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应该找你们本单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有些问题可以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
9月26日,魏处长回答顾建棠“如何落实生活费上调”时说:我们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的,这个工作早已做完,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魏处长的“指示”岂不是自食其言?
我们真是磨难多多。想当年,一颗红心向着党和毛主席,满腔激情响应号召投入“文革”,到头来莫名其妙成了阶下囚;刑释后又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知真、韩宁夫同志不执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叫我们在一无收入的苦海深渊中挣扎了二十二年;经过五年的上访,在张副书记等省委、省府领导的体恤关怀下,好不容易给了生活费;而今正逢解决生活费应上调而未得上调问题的当口上,又被人为打扰,前景坎坷。
我们请求张副书记:
1.指示魏处长同志今后按照她自己定下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的规定办。
2.请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谢谢。


刘祖平、余明生、黄友堂、刘永熹、陈大华、胡国基、顾建棠
                2006年12月25日
12月30日,魏小玲打电话给刘祖平,说奉命转告省政法委副书记张自强对我们12月25日信的回话。张自强侧面否定了魏小玲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刘祖平对通话作了详细记录。
电话记录
时间:2006年12月30日上午11点20分
来话人: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电话号87232450)
受话人:刘祖平
魏:你是刘祖平吗?
刘:是的。
魏:我是省政法委的,我姓魏。
刘:啊,你是魏处长。
魏:你们写给张书记的信、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张书记把我找去,叫我向你们转达: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不是我们政法委的事情,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你们想一想,劳动保障方面的事情,我们政法委怎么管?你们拿得再多,我们政法委也不管。
刘:我们找了劳动保障厅,他们说你们的事情是政法委管的,应该去找政法委。
魏:劳动保障厅谁说的?
刘:是信访办一位姓胡的处长说的,要我们找政法委。
魏:你们怎么听他们的呢?怎么不听我们的呢?他们叫你们去找我们,你们就找我们?我们文件制订了,我们政法委怎么管这个事呢?我告诉你,你可以做记录,这是张书记的意见,他叫我向你们转达的。
刘:上次我们上访时,你让你们政法委的一位姓袁的向我们转达你的意见说:你们要进社保就要把你们先拿的钱交出来……
(没等刘说完,魏抢先说)
魏:你们要进社保,要将你们已拿的钱拿出来交你们的原单位,由你们单位去办社保。(刘想再问,魏挂断了电话)
              记录整理人:刘祖平
           2006年12月30日11点45分
张自强的话没有正面否定魏小玲违反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错误,我们一致要求张自强副书记明确表态,于是由我起草了致张自强的第二封信。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您好,首先感谢张副书记指派魏处长在2006年12月30日上午向刘祖平转达了您的指示。(电话记录附上。)
这个指示是在您接阅余明生、胡国基、刘永熹、陈大华、黄友堂、刘祖平、顾建棠等2006年12月25日发呈的挂号信(0244)之后发出的。
我们在这封信中诉说的核心内容是:对魏处长的“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的说法,从六个方面阐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根据“纪要”规定,“生活费”应随着退休人员养老金一样上调,即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发给,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给,以下顺年类推。同时,又请求省政法委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
魏处长转达您的指示:“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这表明张副书记认同了我们2006年12月25日信中的主张和请求。2007年1月4日我们上访了省劳动厅,他们认真看了魏处长打电话给刘祖平的“电话记录”,又听了我们的陈述,许处长说:第一,我们没有得到省政法委关于你们生活费上调问题的通知。第二,“纪要”是政法委发的,“纪要”上写的“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解释权在政法委,只要政法委通知我们,说你们的生活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给,05年拿04年的“平均水平”标准,06年拿05年的“平均水平”标准,以后顺年类推,我们就去协调办理。
张副书记:听说您是一位非常正直、很有原则和维护公正的高层政法干部,又是您在2004年底受俞正声书记等领导的委托,负责召集相关部门专题研讨并制定了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我们这批多年生活无着的所谓“两案”人员才领到了“生活费”,对此再表感谢。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纪要”规定,我们的“生活费”该不该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
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政策不仅是我们诉求的根据,也是“纪要”的源头和基础。“纪要”上说:“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对文革‘两案’人员处理的基本政策是由原单位安排其生活出路。……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
由此可见,“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体现了俞正声书记等主要省委领导的意见和指示,不是某一、两个政法委干部的意见,因此绝不能任凭哪一个政法委处长随便自行作出解释的。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充分说明,所谓的“生活费”决不是一般所指的“救济金”,而是当今省委对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采取的一种变通的补救措施。因而,这个“生活费”也必然是类似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然的话,何以要“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作为“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呢?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还说明,无论从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还是从“纪要”中文字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结构来看,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都只能理解为“生活费”必定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养老金平均水平”与“生活费”之间,犹如枝繁必叶茂、水涨必船高的关系。而且,早在2005年1月14日,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
您是“纪要”制定的负责人又是省政法委领导人,对“纪要”的解释不仅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且还有解决我们“生活费”上调的现实可证性。现在我们万分诚恳请求您:
第一、“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作何解释?是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放,以下顺年类推?还是魏处长说的“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
第二、请把这个“解释”通知省劳动厅,并请他们协调落实。
张副书记呀,现在落实一件事情有几难唷,我们的诉求,热望得到您的支持,使我们这些苦命人有可能分享一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温暖。我们将万分感激,不忘党的恩德。切盼您亲自给我们复示。
谢谢。


           武汉汽配厂:陈大华
           武汉铁路局:刘祖平
           华中航运中心:余明生
           武汉工艺品厂:胡国基
           武汉国棉三厂:黄友堂
           长江委: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
                       2007年1月9日
         联系人:长江委顾建棠(电话号码略)
2007年1月24日,我们再次面访省信访处王广学处长,王处长诚告:你们要求生活费上调问题好解决,你们先去找劳动厅,如果劳动厅有不同意见,请他们打电话给政法委魏小玲处长。如果劳动厅不打,你们回来找我,我请魏处长来信访处,当面向你们讲清楚,再去找劳动厅。
于是,当即到劳动和社保厅请示董长麒主任,董明确表态:“生活费”是以“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标准,而“养老金平均水平”是动态的,即上下浮动的。对此我于1月29日发挂号信(0764)给董长麒主任,阐述了我对他关于“生活费”上调意见的理解:
对“生活费”上调一事,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认定:
A.“生活费”上调问题由省劳动厅协调落实,不要再找省 政法委了。
B.从2006年以后,“生活费”年年顺年“按照当地退休人 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上下浮动。
C.2006年“生活费”调整应按照2006年9月21日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我省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以及2006年10月23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规定:“从去年7月算起,每人每月增加45元,从今年7月起,每人每月增加80元。上调的养老金将分别从2005年7月、2006年7月补起。”
D.经费仍由原单位负责,
E.省劳动厅将有个协调落实的举措。
上述理解当否,在可能条件下给予示复。
2007年5月17日,湖北省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明确规定: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这份文件我没有见到原文,是从长江委、武汉市委政法委、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文件中得知的。现将这三家单位为执行鄂政法办(2007)35号文件所发布的文件,按时间顺序抄录如下。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关于对文革“两案”
        人员发放生活费的通知(人劳函〔2007〕002号)
长江科学院:
        经审查,根据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          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精神,经研          究,同意将原长办科学院职工、现系“文革两案”人员蔡发奋、           刘永熹的生活费,从原来596元/月,调整为755元/月。调整           时间 从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起执行。不涉及医疗费及其他待         遇。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会议纪要
9月5日上午,市委政法委孙原璃副书记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市落实“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有关问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巡视员钟东升,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研究了我市的贯彻意见。
会议决定,我市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意见如下:
一、严格按照省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处理意见,对按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2005]001号)和市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我市文革“两案”人员上访问题的工作意见》([2005]40号)解决生活费的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
二、每年三月份,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市委政法委书面提供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
三、由原单位或主管部门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通知有关单位、部门参照执行;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低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的,按本单位平均水平发放。
由辖区政府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转区民政局比照落实。
参加人:孙原璃 谢家斌 钟东升 蔡宏琪 马黎西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
                       2007年9月6日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市委政法委:
你委《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收悉,现就有关问题函告如下:
根据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2006年度全省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755元。
2005年度我市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605元。
特此函告。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七年九月七日
魏小玲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被彻底否定,由她挑起的这场风波从此平息,我们五十多人的“生活费”都得到了调整。尽管魏小玲对我们如此刁难,当得知她突发脑溢血住院时,我和彭德华、胡国基专程前往同济医院送花看望,祝她早日康复。
第131节 “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
彭德华最先发现“生活费”被克扣的问题。为了摸清情况,讨回公道,从2009年10月23日到12月7日,我们十七次、九十一人次群访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和省、市政法委,终于弄明了“生活费”被克扣的隐情:有关单位不按省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指出的属地管理原则和“生活费”应“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的规定办理,却把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规定的按中心城区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数额改为全市平均数或全省平均数,我们的生活费就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被克扣了的,五年中每人被克扣4776元。
多次多处上访,以事说理,省劳动和社保厅与市劳动和社保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我们的诉求。2009年12月7日上午九点,顾建棠、彭德华面访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陈很爽快地说:省、市厅局已沟通,有三条:第一,由市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第二,报告中说明每月965元和每月1040元的情况,倾向1040元;第三,明年全由市局来办。
12月13日下午,顾建棠、余明生到市劳动和社保局,养老处的吴副处长接访。他说:12月7日,省人劳厅和市人劳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你们的诉求,并决定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说明2008年武汉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是已发的每月965元,应是每月1040元,应予纠正。2010年起,“生活费”标准全由市人劳局严格按照省委政法委(2005)1号纪要的规定,负责发布。这个报告,12月10日由我亲自送交市政法委谢家斌处长。谢处长表示要向省政法委汇报再定夺。
12月19日,顾建棠、刘永嘉面访市人劳局吴处长,吴说:上周四把市人劳局的报告面送市政法委,谢处长口头答复:要向省政法委送报告,由省里认可。你们就等候听信。
22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顾、刘、余、黄、陈、陈)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姚与综合处夏处长通话后说:市政法委谢家斌没来汇报,你们直接到市政法委听信。下午与市政法委谢家斌通话,谢说:我在外面,已交王涛。
25日上午,顾建棠、黄友堂、余明生、刘永熹、陈汉寿、陈大华、周云飞等十人前往市政法委找王涛,王在电话中答话说:你们去找市人劳局。
28日上午,彭德华、刘永熹、黄友堂、顾建棠、周广才、陈大华、张复生、胡秀娟、陈汉寿、付正武等28人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答复:市政法委谢家斌未来汇报,因王龙出差北京,大约半月才回,待节后再说。
31日,我与省政法委综合处王龙通话:我们生活费被违规少发一事,市政法委有一个书面报告,谢家斌是否送给你了?王说:谢还没来汇报。
2010年1月5日,我又与王龙通话问:市里谢家斌是否已来汇报?王龙说:谢还没来汇报,我又出差了。
1月5日,胡国基与谢家斌通话问:您向省政法委汇报没有?谢说:还没有向省汇报。你们的事现在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
11日与市政法委王涛通话,接话人不是王涛,他说王涛不在,外出了。
从2009年12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我们走访了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蔡处长、吴处长,湖北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省信访中心308接待室姚同志,省政法委王龙,武汉市政法委谢家斌、王涛等人二十次。市劳动和社保局说这个报告是由市政法委谢家斌递送省政法委王龙,而王龙多次说谢家斌没有来汇报;问询谢家斌,谢说已交王涛了,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王涛要我们找市劳动和社保局,后来市政法委说王外出了,最后连联系人都难找到。这份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出的书面报告,是省、市两级劳动和社保部门领导对纠正克扣“生活费”问题取得共识的结果。无论是省政法委的王龙,还是市政法委的谢家斌、王涛,如果没有相关领导或明或暗地示意,他们怎敢如此拖延推诿?
原以为这件事全因湖北当权者工作失误造成,由原承办部门着手纠正,实属好事,企盼这份报告早日批准。我们被折腾三十天后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至今毫无结果。
第132节 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
1982年2月3日下发的中央9号文件规定:“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都在这个时段先后刑满释放,而省委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把我们抛向社会,沦为无单位、无组织、无工作、无收入的贫民。1990年3月,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经省委批示,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厅在他们释放前,就下达了安排他们回原单位的“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而我们与朱、夏、张同属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且比他们刑期短、释放早,可省委就是不安排我们回原单位。
2002年7月,我拿着中央9号文件和省劳动厅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请求长江水利委员会人劳局也像安排夏邦银那样安排我的生活出路。人劳局于2002年10月向省政法委书面请示,2003年1月27日综合处魏小玲处长口头拒绝。2003年3月我开始向省委、省府、省人大等不断诉求,但毫无进展,十分心烦。有一天我翻阅中央9号文件和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时,无意中发现省委这个文件中,对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这条政策只字不提,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其中必有隐情。
为了弄明究竟,我以“刑事申诉”为名,与湖北省天职律师事务所于2003年10月14日签署了鄂天职(2003)1014号委托代理合同,我当即付代理费六千元(诉讼未成要回三千)。天职所律师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到湖北省档案馆查阅了文革“两案”审理档案,发现:经省委同意判刑、上报中央审理的人数,第一次上报的是二百六十八名(于1979年9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之前上报),中央给打回来了,因为拟判刑的太多;第二次上报将第一次上报人数打了10%的折扣,又被中央打回;第三次上报七十四名,经中央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谢杰民“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这就是说,当时的党中央认定湖北要判刑的只有四人,如超过就违背了“两案”审理的方针政策。
湖北省判了多少呢?在1982年3月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黄知真书记讲话(即鄂发[1982]26号文件)说:“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实际不止此数)是中央认定湖北判刑人数的48倍,显然大大违反了中央“两案”定性处理政策,其中奥秘就在“属于打砸抢性质”七个字上面。
在清查运动中,省委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干将、追随者、“三种人”,并把数以百计的造反派定罪判刑,但又把明明是以“四人帮追随者”罪名被判刑的人员(就是9号文件所说“政治斗争”参与者),异化为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当时的湖北省委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一、可摆脱违背中央9号文件明示的“两案”审理方针政策、继续搞扩大化的责任;二、可对上应付,万一中央问起,就以不属文革“两案”人员来搪塞应对;三、既将被判刑人员作为“两案”人员判了,又可无视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生活出路”,因为你“属于打砸抢性质”,置你于死地,你却无话可说。
中央9号文件发出八年后,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时,省委指示回原单位安置,而我们至今仍不得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省委明目张胆地在同属文革“两案”人员、应落实同一政策上搞两重标准,根子就在这里。2003年11月10日省劳动厅周祖荣副厅长受理我们诉求,到2004年12月省委俞正声书记批示给我们发放“生活费”,前前后后,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根子也在这里。胡新时副厅长反复讲:“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这话的根子还是在这里。
当时的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人精心策划的偷梁换柱之作,恰恰暴露了他们违反中央9号文件的险恶之心。9号文件通篇没有说文革期间的“打砸抢”不属“两案”审理范围,相反文件中说:“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其中“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这一条,就涵盖了“打砸抢”内容。还有,在十一条具体政策中,也没有一条说文革中的“打砸抢”不属于文革“两案”审理范围,而属于刑事犯罪性质。省委主要决策人不惜违背中央9号文件,蓄意把文革期间的“打砸抢”定为刑事性质,以取代属于“两案”审理范围的“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肆意扩大打击面,以遂其强烈的报复心愿,足见其用心良苦。
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在“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定性处理中出现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理偏重了一点”的背景下出台的,旨在纠正和防止继续扩大化,核心要点是维护、巩固当时党中央的统治权力。有人点睛:这个文件对被清查和处罚的人来说,好比打断了你的大腿,又送你一根拐棍。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省委已经贯彻执行了的像夏邦银那样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就是给你送了“拐棍”。这样的“拐棍”他们也只送给在中央挂了号的几个人。
当时的省委领导人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打断我们大腿时,大打特打,人数超过中央审理认定判刑人数(4人)的47倍;在送“拐棍”时,却连这样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的“拐棍”都舍不得送,百般阻挠,叫你两头落空。诚然,送“拐棍”中人性未泯的好干部好领导大大的有,省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的李湘泉、高处长、董长麒、副厅长周祖荣,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的蔡处长和吴副处长,副省长蒋大国,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都真心实意给我们送“拐棍”。尽管我们没有拿到像样的“拐棍”,全因陈丕显领导下的湖北省委的过错,致使我们未能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给我们发放既不属于退休工资又不属于社保养老金的“生活费”,这不是我们的诉求初衷,发放“生活费”是一种权宜性的补救措施,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生无医保死无丧葬费),没有法定的财会项目,是不稳定的,不安全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送“拐棍”。但它的确缓解了我们的生存压力,长期倒悬得到缓解。文革“两案”人员在刑释二十五年后才拿到“生活费”,是湖北省首开先河。这个信息不胫而走,后来江西、湖南、河南等地的文革“两案”刑释人员闻讯前来向我们咨询,我向他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地方的省委参照湖北省委的办法,先后向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也发放了“生活费”,他们也很感激。在此我代表拿到“生活费”的同志,向俞正声为首的省、市有关领导,鞠躬敬礼,再致谢意。


思考与浅识
我辈亲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耳闻目睹了违纪叛党、违宪窃国的政变和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这一切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毛主席以超人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探索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广大人民不吃二遍苦、不遭二茬罪,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他顶住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黄河咆哮,长江奔腾,波澜壮阔,席卷全国,势不可挡,殊惊世界。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宗旨在于净化人们的灵魂,特别要解决党内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革中反复较量、殊死搏斗的焦点是在“吏治”问题上,是用“公”字还是用“私”字来教育、管理党内当权派,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公”与封资修的“私”之间的斗争,“公”是百善之首,“私”是万恶之源。
毛主席从“爱吏”、“保吏”出发,以群众揭批为手段,以“斗私批修”为动力,从严“治吏”,希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成为自觉与私字决裂,公字当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抵制和揭露修正主义,献身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这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爱吏”。刘邓资反路线意在“诱吏”、“害吏”,以私字为核心、利字为半径,以投你所好为框子、为他所用为目的,使你自觉不自觉成为叛党、违宪、祸国、殃民、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和马前卒,身败名裂,遗臭人间。
文革运动,我们的父辈、祖上都没有经历,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中外的帝王和资产阶级的开国首领,有哪一位敢于发动群众揭露自己统领下的吏治的黑暗面?!二十世纪共产党已夺取政权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有谁敢于发动亿万群众,在自己缔造的政治肌体上清除“癌变”?!没有,没有。唯我五千年巍巍大中华的巍巍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骄傲,是我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我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个里程碑,因为它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具有永存的原则:
巴黎公社的永存原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十月革命的永存原则:由无产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永存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
要是不坚持“斗私批修”,今天的革命造反派,就会变为明天的走资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取代灵魂的革命。特色改开以来,成千上万的在特色体制内位高权重的“精英”们,在铜臭面前成批倒下。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私字经济,就是坑蒙拐骗经济,就是假冒伪劣经济,就是权钱交易经济,是一切腐败的天然温床。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团,秘密抓捕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一起叛党、违宪、窃国大案,为天下人所不齿。连文革反对派、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也说:党的历史上没有过,下不为例。一个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伙同两个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汪东兴),三个人用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突然抓捕一个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这是滔天大罪呀,有哪一条党纪和国法允许如此胡作非为?华国锋得手后,首先诬蔑所谓“四人帮”是“阴谋家”、“野心家”,(后来华国锋自己承认:他们搞阴谋的话,我们抓不到他们。)又把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伪造为指定接班人的指示,就这样,华国锋阴谋集团堂而皇之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召开所谓“十一大”,并自封为党的主席,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英明领袖”。亿万群众早就认定:华国锋的“十一大”是叛党、违纪的产物,是华、叶、汪的杂交怪胎,是货真价实的假共、伪共。
华国锋权令智昏,连自己和王、张、江、姚一样,都是文革派也忘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你这个身居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就是打倒文革;打倒了文革,就为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就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华国锋在“华氏叛党集团”与“邓氏修正主义集团”争权混战中被打倒,到头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政治僵尸。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华国锋的右派政变后,“揭批查”的“五不准”学习班遍及全国,人妖混淆,乾坤颠倒,文革被践踏,叛党罪魁成了英明领袖。但是这个窃国祸首焉知党内资产阶级首领邓小平正在步其后尘,不久就被赶下了台,邓小平把他定为“三种人”(1982年9月在列车上与来访的金日成这样谈华国锋),落了个可耻下场。邓小平摆平华国锋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深重灾难”、“浩劫”,在全国展开“两案”审理,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和各级干部被隔离受审,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被文革打垮了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复活了,文革中批判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卷土重来了,各级革命委会被摧毁了,党的十大产生的党中央被搞垮了,确定了的政治、组织路线被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四届全国人大选出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全被改组了……邓小平把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写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句话,有形的文革成果,全被摧毁,无一幸存。这就是文革的失败方面。
文革在无形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建树则巍然屹立。文革运动是宣传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文革运动是播种机,防修反复辟的种子播遍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和各级干部毛主席的书不离手,字字句句记心头。当时习以为常,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斗争的关键时刻,显现其无比威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与阴谋家、野心家和死不悔改走资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是群众手里的照妖镜、显微镜和望远镜,又是捍卫文革原则的万里长城,在修正主义统治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中发挥着精神原子弹的作用。
华国锋发动的右派政变刚一登场,造反派和工农兵群众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右派政变”,“这是违纪违法的反革命宫廷政变”,“华国锋是背叛毛主席的叛徒”。华国锋抛出“你办事,我放心”,把它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时,众多群众就生疑:“‘你办事,我放心’,不等于‘你接班,我放心’。”“这样的顶天大事,怎么没有毛主席签名?”数年之后,真相大白,是华国锋伪造的。
当邓小平宣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观察一段时间后,就撕其面纱点其要害:邓小平的改,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他的革,是要革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命;他的开,就是打开国门把“帝修反”请进来;他的放,就是把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在随后三十多年的全面“改革开放”中,尽管“邓三科”及为之鼓吹的精英们,时而抛出谬论邪说,时而用隐晦语言,时而以中性词句,时而写阐释文章,时而打左灯走右路,时而明目张胆歪曲篡改马列毛经典论述和立论原则,时而明火执仗反毛非毛,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欺蒙民众,但都被亿万群众和新老干部一一识破,严肃抵制。
文革中戴过高帽、挨过批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畏高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被邓小平斥为“凡是派”。
中共元老、文革受过冲击的前河北省长李尔重(已故),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邓三科”,晚年多次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唱反调。广大群众和干部赞誉他是中国“左派旗手”,将他与另外两位中共元老马宾、魏巍(已故)合称为“反修三剑客”。
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组织实施者、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常务主编邓力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无数不良的现象,认为邓小平路线发展下去,国家和人民将很危险,所以四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声称自己梦到了中国可怕将来。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等等。邓小平对此公开批驳邓力群托梦,称其胡说八道,并说:如果邓力群的梦境成真,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中国的改革就真的出了问题,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网文《邓力群的梦》)
“1986年9月18日,小平找邓力群谈话后与王震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国家)往“左”的方面拉。1992年邓小平把邓力群定为“左”王,把邓力群踢进了中顾委,把《红旗》杂志改成了《求是》杂志。”(黄黄《邓力群与邓小平1986年的谈话》)
我们再来听听后生们怎么看待“邓三科”的改革开放的。九十代出生、在邓小平理论“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人,却纷纷呼唤毛泽东。最近有一位学子在题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演讲中告诉世人: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出生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1968年”已悄悄隐没在历史的背后,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四处反攻,收复失地,一路报捷,势不可挡:铁幕不堪一击,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知识精英们欢呼雀跃,他们诅咒着黑暗的过去,赞美着光明的现在,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们为我们这一代人许诺了一个开放、自由、丰裕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将见证现代化的实现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同步欣赏美国大片,羡慕我们能够享用麦当劳快餐,羡慕我们能够使用互联网,羡慕我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进入大学,羡慕我们能留在城市当白领而不用到偏僻的乡村和贫穷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害怕我们太幸福了以至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苦难,于是在我们耳边千百次地重复他们的诅咒,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血泪史,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可惜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不是白痴,我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当我们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幸福的时代中竟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谬和痛苦。
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
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丰裕的社会。但在商品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广告统治中,人被简约成了一个消费者,我们人生的价值似乎仅仅存在于不断的消费中,存在于商品的品牌中。
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似乎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踏上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在市场中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当我们的售价上扬时,我们欢天喜地;当我们的售价下跌时,我们如丧考妣。
我们发现在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似乎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官僚的或资本的机器中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了饭碗,为了升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我们发现在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在越来越频繁的裁员、减薪中,在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房价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我们发现美丽的爱情只存在于日剧之中。当男女之间只存在着势利与肉欲的时候,当美女和帅哥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情,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我们发现现代化还仅仅存在于漂亮的大厦广场上,存在于美丽的口号中,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差距仍旧到处惊心动魄地存在着。
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帝国侵略和屠杀的借口,而整个世界只能在一旁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平、平等的高调虽然唱得很响,但却没人能够将它实现。在这个时代,强权即是公理。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美好的时代。
我们烦透了20多年来精英们的说教,我们受够了神圣市场经济为我们安排好的人生。我们要求变革,我们渴望超越,我们呼唤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寻找着一条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纪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我们证明: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他是颠覆的象征,是造反者的先知,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为一切希望打破全球化资本主义矩阵(MATRIX)的人们提供了典范,作出了表率。(红旗网“参阅文章”第75期)
凡此桩桩件件,数不胜数,足于表明在文革中播下的防修反复辟种子的巨大威力,使得修正主义原形毕露,无处藏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铸就的精神原子弹,是文革的正能量、软实力。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在十年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屡遭打击镇压,都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出手保护了我们。
1966年6月至8月,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下,在群众中大抓“右派”、“三家村”、“反革命”,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毛主席对刘邓路线断然回击,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支持小将们的造反行动;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5日毛主席写了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8月到11月,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由此红卫兵运动全国掀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出牢笼得解放,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万炮齐轰刘邓司令部,刘邓路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67年1月,走资派消极怠工,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率先夺了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2月11日和16日,几位老帅在怀仁堂发难,反对文化大革命,各地相应出现支左部队抓捕造反派的镇反行动,“二月逆流”也横溢荆楚。武汉军区在陈再道指挥下,宣布武汉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数百人被捕,数以千计的群众造反组织被查封、被迫请罪。在此造反派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严厉批评并严肃警告: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造反派得以重整旗鼓,再战推行新的刘邓路线的走资派。
1967年6月,武汉军区陈再道操纵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抓烧杀,造反派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归,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造反派又面临灭顶之灾。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亲临武汉,明确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人员要释放。由于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屁股坐在刘邓路线一边,坐久了起不来,加上历史形成的与地方走资派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达到难以自控的疯狂顶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由于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平息,武汉造反派在濒临绝境时获得大解放、大翻身。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斗、批、改中,把革委会这个文革成果当作“马蜂窝”狠捅,把结合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定为“马蜂王”加以捕捉,大搞秋后算帐,各级革委会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名实俱亡,由此引发了1969年4月的“反复旧”。为解决“反复旧”问题,党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曾、刘处心积虑,利用指示中的“一凌驾”、“三指向”的批语,再掀恶浪,对造反派再加讨伐。但曾、刘有碍于“五二七”指示指出的“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句话,难置造反派于死地而暂缓其手。
1969年10月,曾、刘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揭批反革命组织北决扬为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打成北决扬的“防空洞”;1970年,又掀起了空前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保险柜”。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对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但曾思玉并没有收手,而且变本加厉。明明是他伙同陈伯达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五一六”,陈伯达垮台后他倒打一耙,说陈伯达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明明是他和刘丰上了林彪的贼船,却说林彪、刘丰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1972年,他把朱鸿霞、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任爱生、薛朴若、顾建棠、沈复礼等268名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关进武昌首义路“五不准”学习班,“深挖以林彪、刘丰为后台的五一六分子”。首义路学习班结束后,“深挖”还在继续。1973年7月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曾思玉把造反派与五一六划等号,又把陈伯达、林彪、刘丰定为武汉五一六的后台,要叫造反派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不能再指望军队领导人“宽大为怀”了,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兵归营、权归政,1973年12月下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再兼任地方领导职务,结束了军队介入地方的“三支两军”时期。此时,曾思玉才不得不承认: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张体学说抓了六十多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湖北造反派乘此东风,暂时摘掉被扣了多年的六十多万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讲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进行全面整顿,把结合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群众代表定为派性头头,不断调动,不发工资,开除,逮捕。在湖北把我们内定为“资产阶级派头头”、“不安定分子”,对外则称培养新干部,让我们“滚”到边远地区。邓小平后来得意地说:“一系列整顿措施非常见效,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邓小平的“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毛主席早有察觉,圈阅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5年23号文件,为批邓向全党高层打招呼;1976年3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发布了毛主席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对文化大革命,一反对,二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主席先后六次回击走资派对武汉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造反派无不刻骨铭心。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
多年来,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及其精英们翻来覆去地说,造反派在文革中对干部“打倒一大片”,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也跟着应声。为了说明真相,举例如下。
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是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任重、张体学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小三家村”、“反革命”,多人被捕,有的被枪决。1966年8月,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党中央发布《十六条》,对刘邓司令部及其资反路线进行反击,千万群众得解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群众面对现实,向直接打压迫害他们的党内当权派回击,自觉不自觉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党内大小当权派被批斗,有的被戴了高帽游了街。这好比两个人打架,你当权派出手在先,我造反派只是还手而已。
造反派要打倒的干部其实是打而不倒,1967年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和“六月横扫”一来,那些曾被造反派打倒的大小当权派在陈再道的保护、支持下,重上镇压造反派的战场,疯狂报复,支持和参与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抄、烧、杀,造反派被抓捕、打伤、打残、打死的人难以计算,直到挑起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
1967年8、9月间,全因党内走资派在“三月镇反”、“六月横扫”中血腥镇压造反派,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违背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报复少数参与镇压群众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成员,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即使在当时,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没有“打倒一大片”,不久就基本“解放”了。众所周知,在湖北反对文化大革命、参加镇压造反派各级领导干部一个都没有被打倒,而且不仅官复原位,有的还提升加级。邓小平多次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刘少奇要不是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毛主席肯定还会用他,完全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初衷。恰恰相反,在“清队”、“一打三反”、“两清”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六十多万湖北造反派被关押、坐牢、三开(开除党籍、团籍、公职)、劳动教养。被基本“解放”的是党内走资派和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各级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的恰恰是被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造反派。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我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体会第一件与第二件相比,第一件是“武化”革命,在这“武化”革命的对敌斗争中,红军对白军,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鬼子及伪军,敌我界线分明。但文化革命则不然,这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我们自身肌体内发现并切除癌变,这有多难啊!
第一难,就难在难以识别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表面上完全一样,都头戴红帽身穿红袍,只不过走社派是“红皮红心”,走资派是“红皮白心”,在茫茫的红色人物中找出“红皮白心”人,谈何容易,找错了就误伤了好人,这是其一。其二,走资派一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剥削有功”、“三自一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课论等等,无不在发展生产、富民强国的旗号下出台。又比如邓小平豢养的精英们如今解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说,就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这正是邓小平“绵里藏针”的高明之处。其三,走资派都是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身居中央要位,既有制定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决策权,又有对各级组织的指挥权,能够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走资派,其危害特别大,识别特别难,抵制、揭露更是难上难。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的艰难复杂性。正是这场错综复杂的文化革命,锤炼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再加上邓小平等的反面教育,亿万人民学到了识别走资派的本领,不管走资派发表何种花言巧语,无论走资派变换什么样的隐秘手法,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判断他的言行,就可一目了然:看他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坚持“斗私批修”;是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否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否坚持发展和壮大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否坚持不断降低人民群众医疗、住房、上学方面负担并提高其质量;是否坚持让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四大”武器,监督各级党内的当权派;是否坚持党组织的纯洁性,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清洗出党;是否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是否在对外方面,反对联强欺弱、联富欺贫,坚持联合贫穷弱小国家,维护其权益,争得公平,面对美帝入侵别国、蛮横干涉他国内政时,敢于旗帜鲜明地说公道话,不做无原则的“和事佬”,等等。这就好比让走资派在核磁共振下透视,其原形就暴露无遗。
第二难,在什么地方找走资派?文革之初,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3年12月毛主席问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就指明了称得上走资派的人在中央,在高头。我认为毛主席担心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高层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改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搞个独立王国什么的有可能,但没有能量改变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是刘邓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时,在文革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部级领导人基本是跟着走的执行人,或者叫做不自觉的“走资派”。但因造反派缺乏经验,往往把跟着走的执行人当作真正的走资派来打。文革中出现的遍地打走资派的原因,一是识别不准,二是把执行人当作决策人来打。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三难,走资派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讲,走资派的资本主义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不能调和的。但对个人来讲还是属于内部矛盾,只要他检讨改悔,仍可复出工作;如他复出后故态复萌,那就再次把他打倒。邓小平被打倒了又起来,他起来了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又一次把他打倒,但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这恰恰证明与走资派在思想领域里斗争的反复性和长期性,所以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
我说的“要有自知之明”,指的是正确对待犯有走资派错误和推行刘邓资反路线错误的老干部,正确对待受走资派欺蒙利用的群众,正确对待我们自己。
所谓“老干部”,既有长征两万五千里的,又有抗战“三八式”的,还有打老蒋的。他们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在文革中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或在文革中跟着刘邓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或站错了队,受到批斗,而我们造反派往往只看到他们是“民主革命派”、“做官当老爷”、“不想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而对他们在毛主席、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战斗精神和卓著功勋往往缺乏肯定。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哪来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们心中不服,“老子抗日打老蒋是要流血掉脑袋的!”“民主革命派是那么好当的?”“老子革命几十年,还抵不上你小子造反几十天。”有的虽然在当时的气氛下作了检讨认了错,但总耿耿于怀。我们必须牢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批判其错误不留情,对其历史功绩不否定,要以理服人,要叫人家心悦诚服,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目的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
受走资派欺蒙当了保守派,有的甚至参加了打砸抢,七二〇后造反派胜利,他们成了失败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正确对待他们。比如长办、省、市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提出应考虑保守派方面的代表结合的问题,站错队的领导干部可以结合,受站错队领导干部欺蒙跟着也站错了队的群众,为什么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结合?所以曾思玉、刘丰后来搞“秋后算帐”时,他们又一次被利用,接着在“揭批查”运动中再一次被利用。正如原百万雄师核心组成员汪士奇所说:“我们是‘皮影戏’,用完了就算了。”
造反派要正确对待我们自己,正视并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空前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求造反派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能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纵观文革全程,凡是造反派团结合作的时候,形势就发展;当造反派内发生争斗分裂的时刻,形势就逆转。1966年8月至1967年1月揭批刘邓资反路线,1967年5月至7月反抗暴力镇压,1969年4月反复旧,1974年1月至3月批林批孔批刘丰,1976年2月到9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在携手合作中奋进。
相反,1967年1月26日联合夺权纷争引发的“香花”“毒草”之争和随后的“钢”“新”之争,不仅严重影响形势的发展,而且授人以柄。虽然其间出现过破镜重圆的局面,但钢、新两大派的头面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认真分析打内战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此想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关于一·二六夺权。联合起来向省委夺权的大方向对头,但事前缺乏周密部署,出现纷争时又无补救措施。比如引发纷争的“湖北省夺权筹备委员会”常委名额分配方案,是由新湖大拟定并宣布的,事先知道的人恐怕很少,像二司的杨道远、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事先都不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忙忙召集几十个组织的代表来开会,当主持人一宣布这个方案,会场吵成一团,随即纷争出现,导致夭折。如果事前由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主要负责人协商取得一致,再召开大会,必然通过。因为这七大组织基本可以控制全局。此外这样事关全省的大动作,没有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失。
第二,关于二八声明。一·二六夺权时当二司代表周孔信退出会场后,如果作为会议召集和主持者的新湖大主动前往二司沟通(周孔信对名额分配不当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共商补救办法,也许不会出现二八声明,因为这个声明是夺权会议之后十三天才发表的。作为工总、二司来讲,完全可以在发表二八声明前与新湖大交换意见,提出批评,也许盛怒之下未能顾及,以致二八声明公开发表了,把兄弟组织放在敌对位置上,“三新”见到火冒三丈,把二八声明批成“大毒草”。由此“香花”、“毒草”两派大开战,一直打到双双挨整吃苦头,才惊醒,才罢手。
第三,关于七二〇后“钢化”与“反钢化”内斗。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来了一封信(简称中央七二七来信);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将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共识并形成“八八”纪要。当时武汉造反派无其他派别与之抗衡,而且得到全国的赞誉,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领导下的支左部队对我们大力支持,文革形势确实很好。在这大好形势下,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武汉造反派在全国风靡一时,受到高规格接待、超常规的称颂,无论到哪里,都是“向武汉造反派学习!”“向武汉造反派致敬!”我们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头脑膨胀了,骄气发作了,派性作祟了,视觉模糊了,一时间只想到自己的山头。因而在“八八”纪要出台后,不见传达学习的动作,在纪要上签字的七大组织的负责人中竟没有一个出来传达、宣传“八八”纪要的,像工造总司一号头头吴焱金、交通联司一号头头傅廉、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林子忠、省直红司一号头头郑军等都没有听到正式传达,相反出现的是钢、新两派之间的“钢化”与“反钢化”大内战。
在这种状态下,曾思玉司令员没有像李德生司令员处理安徽问题那样,采取果断措施,把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关起门来认真学习中央七二七来信和“八八”纪要,让他们深刻领会“来信”和“纪要”明示的:“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毛主席、党中央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等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中作出榜样。”让他们真正明了“来信”和“纪要”核心要点是由乱转治。还应该让他们学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谆谆嘱咐:“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三钢、三新“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武汉文革在大好形势下失去了良机,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大联合的工代会、红代会和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整整推迟了五个月。党中央要求在1967年的7、8、9三个月内成立,结果到1968年2月才完成。我们武汉造反派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希望,特别是在“八八”纪要上签名的“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司令员和刘丰政委也应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沉痛的教训告诫我们,文革造反派在造走资派反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改造自己,要勇于向自己的错误言行造反。
第四,关于“反复旧”问题。1969年4、5月间造反派发动了“反复旧”,从当时发生的原因(曾、刘借清理阶级队伍搞秋后算帐)和存在的问题(经合法批准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当作“马蜂窝”纷纷捅垮)来看,提出“反复旧”并没有错,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捍卫文革成果。
我们的错误在于实施的时机不对,因为党的九大正在召开,中央发出要把九大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全国欢庆,世界注目,这个时候搞群众性的“反复旧”,显然与九大精神相悖。其次是不懂得也不会运用在体制内斗争的艺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这些原是体制外的群众组织领头人,已转变为政权体制内的成员了,在碰到有关重大问题必须斗争的时候,要学会在体制内进行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果当时把收集到的曾、刘借清队搞反攻倒算文革的事实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决不会犯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的“三指向”、“一凌驾”错误。
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参加解决“反复旧”问题回汉后对我说:周总理批评我们说,你们搞这么大的动作,也不事先给中央报告一下。1967年6月,长办准备动用民兵武器突围,他们事前向我报告,我要他们不能动。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是周总理又一次给我们打招呼。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接受而又必须接受的过渡性制度。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既可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台阶,也可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滑梯,因为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生,不可避免地带有与生俱来的旧社会的种种弊端,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因为所有制的改变而消失,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加上人们头脑里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的烙印,也依然存在,且一时还难以彻底改造,这些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条件,这个社会主义就天生隐含着姓“社”或姓“资”的两面性。这里的关键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是否掌握了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权。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实行一党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要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解决接班人、对权力监控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否永葆红色的三大难题。
接班人问题。苏联斯大林没有解决好,他在苏共第十九大选拔的马林可夫,被赫鲁晓夫推翻。社会主义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解决好,建国后选定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由分歧到对抗;六十年代选定林彪,又没有成功;党的十大上,意向选王洪文,只因其政治理论和运筹驾驭能力不足,加之资历不够,意向难成。最后挑了个表面老实、心术不正的阴险分子华国锋,文化大革命成果,连同整个社会主义中国都被他断送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为之震惊。朝鲜的金日成为了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得不把儿子定为接班人;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交接班程序,这是一种实出无奈的权宜之举。
对权力监控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内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但都规定必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它无权对同级党委书记实行监督,而手握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大权的恰恰是各级党委书记,中央纪委就无权对中央总书记、常委实行监督。这就实际上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监督真空。尽管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又实行计划经济,再加上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党内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搞贪污腐败不大容易。但身居高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就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开倒车,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纪委能监督吗?省、地、县和各单位的第一书记,利用手中权力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权钱交易、结党营私等,在他领导下的纪委能监督吗?
修正主义掌控了中央领导权怎么办?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不改变共产党称号、党旗和党徽,但发展资本家入党;二不改变国名、国旗和国徽,但大力推行私有化;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名称,但全力复辟资本主义;四不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甚至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只不过他们实际运用的是他们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的永存原则抽掉了。他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以全民社会取代阶级社会,以和谐之说取代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天天在搞阶级斗争),用金钱挂帅取代政治挂帅,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把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为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并大加改制和变卖,大力推行私有化等。在这种态势下,如何把中央领导权转变到无产阶级手里,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想搞都不能搞,曾答应毛主席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带兵北伐的许世友也无能为力。因为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叫“全党服从中央”,谁取得中央领导权,谁就可以利用这条纪律号令天下,谁要造反就是滔天大罪。恰恰是这条纪律,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的手脚捆住了。
上述三大难题,怎么办?谁能破解?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会在探索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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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漫谈于2014-7-7 14:19:44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耐心看了每一篇,还是林彪总结的简明,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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