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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4)         
岁月留痕  张建成著(14)
[ 作者:张建成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6332    更新时间:2014-7-9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张建成,上海市人,生于1935年。1956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力学校锅炉装置专业。1956年8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电力学校、北京电力学院任教师、动力系党支部书记、电厂化学系党支部书记。1965年1月水电部系统学校院系调整,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作,1987年7月退休。文革前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文革中,于1966年12月上旬率院团委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后任院人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副书记,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10月到1978年4月,五次被关进各类“五不准”学习班,在学习班总时间为23个月。1984年9月26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

游 泳 篇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潮流,在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幹部、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紛紛走向社會,或自己創業,或到經濟發達地區工作。與本單位的關係,大多不脫離,有的辦“留職停薪”;有的辦理借用手續,由借用單位支付一定費用給本單位,本單位則照常給被借用人員發工資,福利待遇也不變,借用期滿回到原單位;也有一些人乾脆辭職。這股潮流,當時叫“下海”。既然“下海”,就得學會游泳,否則會被淹死。學會了游泳的,是成功人士。失敗的,有的上岸,回原單位;有的則被淹得奄奄一息,元氣大傷,一輩子翻不了身;也有少數被淹死的,再也見不到他的蹤影。“下海”是十分形象的比喻。
我從一九八五年起也從學校走向社會,下海了!
我在大海中游了二十年,游得頭髮花白,游得筋疲力盡,有成功有失敗,學到了很多知識,結交了“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閱歷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精神上非常充實,物質上仍然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段經歷同樣值得回憶與珍惜。
一、受聘武漢市青菱鄉工業公司
一九八四年七月,對我的處理下達,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水電部及華北電力學院領導的預料,原先的計劃及努力化為泡影,我本來抱有調回華北電力學院的希望,此時也徹底破滅了。
在經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後,我終于清醒過來,要面對現實。俗話說,過去再好,走不回去;前途再難,也要面對。我清醒地認識到,過去的路已到盡頭,一切從頭開始。天生我材必有用,此地不留人,總有留人處。我决定走自己的路,來證明自己對人民、對革命還是有用的,這樣又鼓起了繼續前進的勇氣。
但究竟下一步該如何走?我心中無數,因為我是一個從未出過學校門的幹部,對社會上的情况瞭解不多。到哪里去,該幹些什麼,如何干等問題,都沒有答案。
離開學校是肯定的,如何離開?是辭職,還是停薪留職?
正當我猶豫不定的時候,武漢市洪山區青菱鄉經委主任趙愛國找到我,動員我到青菱鄉工作,具體單位是青菱鄉工業公司,職務是顧問。辦法是借調,青菱鄉工業公司與學校簽合同,借調兩年,由公司每年付給學校一筆錢,我在學校的待遇不變,另外,青菱鄉工業公司每月給我補貼80元。我的任務是協助青菱鄉工業公司引進、篩選、確定建設項目。
這項工作,對我來講再合適不過了,而且不用辭職又可得雙份工資。我考慮後,第三天就答應了。
青菱鄉的領導怎麼知道我的,還瞭解我當時的處境,我就不得而知了。趙愛國主任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幹部,工作積極、認真,很好相處,後提升為副鄉長、洪山區信用社主任。我離開青菱後一直與他有聯繫,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
一九八五年的農村,對搞鄉鎮企業熱情很高,政治運動已結束,各級領導把精力放到了發展經濟上。各鄉都成立了工業公司,發展工業生產,增強集體經濟。為此,廣攬人才,引進項目,是各鄉領導的重要任務之一。我到青菱去的背景就是這樣。
到青菱後,按照我工作的老習慣,先作一番調查研究,瞭解青菱鄉的地域、環境、經濟、人文等情况,以便確定引進哪些項目比較合適。同時,我還給我在上海的朋友寫信,瞭解上海鄉鎮企業的發展情况及發展趨勢。我有同學在上海郊區擔任鄉黨委書記,他對情况很熟悉,對我進入角色很有幫助。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與同事對我很關心,也很尊重。他們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從不向我提起我過去的工作及文革方面的問題,給我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工作環境,我也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一)引進活動房營造項目
一九八五年春,我到上海進行項目考察。
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民經濟發展迅速,到處需要增加住房、倉庫,各工地需要臨時辦公用房,這樣,活動房建設需要量比較大。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人民公社的活動房營造公司發展很快,經濟效益也好,成立兩年後即在深圳開了分公司,業務量很大,而且成為寶山區在深圳的窗口,對寶山區、對羅南鎮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羅南鎮黨委書記常佩榮(後任寶山區工業局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我中學同學。在我考察中,他介紹情况、提供資料等,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經過調研,我覺得此項目比較適合青菱的情况,可以引進。因為此項目投資不大,技術難度不高,產品是混凝土預製件,到現場組裝,關鍵是根據場地情况進行房屋的結構設計。
回來後,我向青菱鄉的有關領導彙報了考察情况,建議引進活動房項目,并得到領導們的首肯。
第一個引進項目就此確定下來。接下來就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備工作。
為了節省引進成本,保證產品質量,我們從上海請了兩位工程師來武漢指導生產與負責活動房的設計工作。他們是上海航天局下屬一個單位的科技人員,一位叫王國元,是我的親戚,也是中學同學;另一位叫王順興。依照我到青菱的辦法,青菱與該單位簽了合同,借調1年,青菱付借調費,同時給兩位工程師發補貼。
活動房項目于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承接業務,當年底產值就達100多萬元(當時普通人的月工資僅幾十元)。出乎人們的預料,領導對這一成績十分滿意。
第一個項目引進成功,青菱人對我更是刮目相看,待為上賓。星期天會安排我到養殖場釣魚或打甲魚,工業公司派人陪同,有車接送,中午魚場還要負責招待,弄得我不好意思。
因為工作有成效,受到領導和所有人的稱贊與尊重,對我鼓舞很大,增加了我下海學游泳的信心與决心。
在評估這個項目時,到會領導一致看好,所以該項目由工業公司直接承辦,定性為鄉辦企業。
這一定性的有利方面是,領導重視,資金充足,管理幹部相對村辦企業的幹部能力要強一些,這些有利因素促使項目上得快,見效快。
但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因為幹部的任免由鄉黨委領導說了算,所以往往變動大,考慮人際關係多,特別是對某些發展勢頭好、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更是如此。
村辦企業的幹部頭腦中考慮的是把企業搞好,為村裏人辦點實事,同時對自己的經濟利益也有好處。而鄉辦企業的領導則不同,除經濟利益考慮外,還有個人仕途問題。村辦企業的幹部一旦到了鄉辦企業,就有可能到工業公司,進而到鄉里工作,到了鄉里就是吃“皇糧”了,成為公務員,可以旱澇保收。
我在青菱,接觸到一些鄉鎮幹部、企業領導人,這種意識非常強烈,不僅為自己考慮,還要為自己的親戚朋友考慮。農村幹部的吃喝風如此厲害,幹部競爭如此激烈,均與此有關。
青菱活動房屋營造公司開業半年,營業額就有100多萬元,在當時的確是少有的。突出的經濟效益,導致很多人想鑽進這個企業,爭當這個企業的領導。有些領導人也在考慮,怎麼把自己需要照顧的人安排進去。因而在企業負責人的任用上,德、才方面考慮少了,在利益方面考慮多了。
一九八六年春節過後,就宣布領導班子調整,原廠長調離,安排了一個當地人都知道有後臺的人當了廠長。我知道後,問工業公司甘開華經理,為什麼要這麼安排?他說是上面安排的,他也沒有辦法。
新任廠長上任後,工作沒有怎麼抓,而人事調動頻繁。會計換了,原來制定的財務制度不管用了,吃吃喝喝多了,不相干的人廠裏“招待”得多了。可想而知,前任廠長帶領大家創業的精神、幹勁沒有了,工作上懶散了,業務量也少了,流動資金逐漸被用掉了。
兩位工程師找我(因有其他項目上馬,我很少去),說這樣非垮不可。他們給廠長提意見,廠長不高興,估計會辭退他們。到一九八六年六月,這個廠長提出,上海的工程師可以不要了,廠裏自己就可以把工作挑起來,可以節省費用。就這樣,他把兩位工程師辭了。
接着就是產品質量出了問題,企業的信譽度下降了,更影響了業務的發展。到一九八七年底,這個企業便壽終正寢了。
此時,我已離開青菱快一年了,聽到此消息不感意外,衹覺得惋惜。
(二)引進電鍍加工項目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在活動房項目投產以後,我又從上海引進了一個電鍍廠的項目。
青菱鄉工業公司將該項目安排到紅霞村,該村在青菱鄉的最南端,當時屬武漢市的遠郊區。
電鍍項目屬于有污染的項目,上海正逐步將此項目向郊區轉移,業務情况較好。據此,我認為武漢市也必將會將電鍍項目向郊區轉移,我們可以先走一步。
工業公司領導認同這一分析,讓我們到上海找合作單位。我到上海考察了幾個電鍍廠,其規模情况都差不多,都願意到武漢合作開工廠,上海方出技術,武漢方出資金,利潤分成。
有一個電鍍廠的技術副廠長找到我,希望我同意他到武漢市幫助開工廠,全部技術他都能拿下來,從建設到投產三個月時間。其條件是,他的愛人(電鍍廠工人)一同去,同時不滿3歲的孩子也帶去,武漢方面安排適當的住宿條件,給一筆安家費,在漢工作期間每月發工資(工資比廠裏稍高一些)。我答應向領導彙報。
我當時認為,這有利于紅霞村獨資建廠,利潤全部歸村,技術人員的工資總是要付的,與電鍍廠合作,還要付管理人員的工資,所以我的意見是同意請這位技術副廠長到武漢幫助建廠并作技術指導,滿足他提出的條件。領導上同意了我的意見。
紅霞村電鍍廠經過3個月的廠房改造、生產綫建設,于一九八五年底正式投產。一九八六年不僅收回成本,且有盈餘,在當時的鄉鎮企業中是一個成功的項目。
一九八七年的收益更好,村裏有錢了,底氣也足了。在鄉里開會時,紅霞村的領導被高看一眼;在各村領導之間,他們也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高人一等,把電鍍廠的成功視為自己領導有方,功勞歸于自己。對建設、經營電鍍廠的上海來的技術人員,開始時還比較尊重、關心。
經過兩年的經營,紅霞村的領導覺得開工廠成功了,技術掌握了,對上海技術人員就不那麼關心、尊重了,甚至感到是包袱。這樣就引起了技術人員的不滿,一九八七年底,此人被另一家電鍍廠挖走。
紅霞廠的產品質量屢屢出現問題,業務量萎縮,經濟效益下降,最後也逃脫不了垮臺的命運。
青菱工業公司的領導曾經找過我,要我設法將技術人員請回來,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因為該技術人員傷透了心,是負氣而走的。他全力以赴,幫助紅霞村建立了這個電鍍廠,在經濟效益很好的情况下,不僅沒有感謝他,反而排斥他,他認為好心沒有得到好報。
按我的判斷,此人是請不回來的;即使願意回來,條件也會開得很高,村裏不會接受,所以我請他們另請高明。
(三)引進塑料製品項目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有人向我介紹有關塑料製品的項目。
負責該項目的是武漢新漢塑料廠的業務人員陳振武老先生,時年60多歲,他手下有一幫人,有搞機械及模具設計的,有搞工藝的,有搞原材料的,有搞設備及產品銷售業務的。
陳老向我介紹說,衹要有地方投資,從工廠設計、設備訂購、安裝調試、產品選擇、模具製作到生產原材料供應、生產管理、產品銷售,他們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
我當時認為這對鄉、村二級辦企業來講,確是個有利條件。他們還介紹了幾種產品,如革光器(擦皮革使之光亮的製品)、冰棒盒、龍鳳杯(塑料酒杯)、雲香爐(宮廷中點香的器具)、音樂酒壺等。
工業公司領導聽介紹後認為可行,安排到青菱鄉光霞村建廠,為村辦企業,由村裏出資,陳振武等人負責建廠。
他們從溫州購買了5台注塑機(從25克到200克不等),到貨後一看是舊的,引起光霞村領導的不滿。陳師傅強調舊注塑機便宜,說一樣可以用。接着模具設計、加工拖了很長時間,試車過程中,發現設備也有問題。把溫州人叫來修理,試生產過程中模具又不合適,要修改,總之從設備到試生產,每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進度大大落後于合同規定的時間。
村黨支部據此作出决定,停止開工廠,并要陳老先生按合同規定賠償損失。我和經委趙愛國主任從中調解,一方面要求陳老找出問題,儘快解决,另一方面做村領導工作,建議再給一次機會。但張海濤書記(村支書)堅决不同意,最後趙主任决定,塑料廠搬到老橋村辦(趙的老家),設備費由老橋村出,實際上,光霞村還是損失了不少。
塑料製品項目在光霞村的失敗,主要責任在陳老等人,他們話講得很滿,實際并非如此,使投資者失掉了信心。我也有責任,對陳老并不瞭解,盲目相信他們說的話。後來我瞭解到,搞模具設計的劉工,是武漢重型機床廠技工學校畢業的技術工人,時年40多歲,搞機械維修可以,搞模具設計缺乏理論基礎,稍複雜一些的模具設計有困難;搞工藝的熊工,是技術工人,曾在塑料廠工藝科工作過一段時間;陳振武老先生一直在塑料廠搞業務,所以各方面聯繫較廣,他下面的這幾個人購買設備和原材料、銷售產品都要得回扣。這樣一個班子,要把廠搞好,是有困難的。
我為自己不深入調查研究,輕信介紹,盲目上馬,給村裏造成了經濟損失而感到內疚。趙主任他們雖沒有直接批評我,但要我參加到小組中去,一定要把塑料廠搞好。我清楚,在老橋村再搞不好,不僅信譽盡失,而且會給趙主任帶來麻煩。
一九八六年,我們的工作重心放到了老橋村,塑料廠成了我甩不掉的包袱。
我全力以赴,協助小組工作,幫助解决困難,協調小組與村領導之間的關係,也要協調小組內部的工作,因為工作不順利,小組內部互相埋怨,扯皮的事經常發生。
我還要到處聯繫業務,打開產品的銷路,遠到廣州、北京,近去武漢各大商場。經過努力,革光器上市了,冰棒盒上市了,酒廠裝瓶輸送帶下邊的托條上市了。
後又增添了鍍膜機(當時是一種高新技術產品),可以用來鍍金、鍍銀。接着雲香爐做出來了,適應市場需求也做過塑料麻將牌,可以說產品不少,一時也很熱鬧。產品銷售雖沒有預期的那麼好,但定期有資金回籠。
各商場每個月結一次賬,所以每月都有資金回廠。廠裏有錢了,村裏開銷就方便了,當天回來的錢,第二天就劃走了,交電費、買肥料等,資金鏈經常斷裂。我又得為資金奔波,有時由陳老和我墊付,直到現在,我們兩人還有5700元的墊付款未收回(根本收不回來),那時的5700元相當于現在的十幾萬元。
到後來,我成了老橋塑料廠實際上的負責人,什麼事都找我,什麼困難都得由我來解决,我被搞得筋疲力盡。
在老橋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我深知依靠塑料廠讓老橋致富是不可能的。維持還可以,發財不可能,這是我的結論,但不能公開說。
為了給趙愛國主任掙面子,我想利用老橋村的自然資源使老橋富起來。老橋有一塊叫林場的地方,有果園、有魚池,山坡上修了一幢小樓,山坡前面是湖,小樓前開挖了一個池塘。這地方原先是為市領導建造的休息地,有些領導人夏天來此休息。
我認為這是一塊值得開發的寶地,可以建度假村,可以建旅游景點,也可以搞農、林、牧、副、漁全面開發。如果有資本投入,一定是可以獲利的,這對老橋村、青菱鄉都會有好處。
我經人介紹認識了“武漢特約書刊批發部”的姚經理,向他介紹了老橋村林場的情况及我的看法,他聽後極感興趣,表示願意考慮投資。
姚經理是武漢地區下海較早、經濟效益顯著的成功者。從編寫出版會計資料開始,到創辦“特約書刊批發部”,業務量很大,經濟效益很好,當時傳說他已是千萬富翁,所謂財大氣粗。
第二天去考察,他看後决定投資。是收購還是合資?是搞度假村,還是開發農、林、牧、副、漁?姚經理叫我提出意見,并作出相應的規劃,提出投資額度。
我向趙愛國主任作彙報後,又與他一起到老橋村,與支書、村長研究方案,最後提出了一個租賃的方案:由特約書刊批發部向老橋村租賃這塊地,每年向老橋村交租賃費及少量的利潤分成(當時提出10%—20%),老橋村可以旱澇保收,虧本時可以保租賃費,盈利時可以多得。
我感到在利益面前,鄉、村幹部的頭腦是清醒的,而且胃口不小。他們希望搞成一個集旅游,度假,農、林、牧、副、漁開發并舉的項目,以此來帶動老橋的經濟發展。老橋人可以到林場工作,旅游、度假人多了以後,可以帶動老橋的商業,讓農民富起來。
這些想法,我也同意。為此,我奔走于湖北省農業科學院、中科院武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各大賓館間,瞭解、請教有關養魚方面的知識、果園方面的知識、養什麼魚、栽什麼果樹,瞭解賓館設施,提出改造計劃及投資額度,最後寫出一個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交給姚總。他看後很滿意。
他要我起草合同,希望儘快簽約實施。為方便我的工作,也為表明他的誠意,他决定為老橋村買一輛小車。我看出他有誠意,而且急于實施,當時我并不知道他正被有關部門調查,急于要將資金轉移。等到合同條款雙方同意、準備簽約的時候,他的公司被查封,人也找不到了。後來聽說他被抓了,財產被沒收,以後不知去向,我再也沒有見過姚經理。
我感到遺憾,一則我與姚經理本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共同做些事情;二來老橋的項目如能實施,將給老橋人民帶來很大的好處,老橋將成為武漢旅游事業的一個亮點,我也有可能改變此後的人生軌迹。
老橋塑料廠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下經營着。到一九八六年底,我的租借合同期滿,趙主任希望我續約,我已疲憊不堪,决定回校。我一走,陳振武小組也全部撤離,塑料廠由村裏接管。
在青菱鄉服務了兩年,搞了3個項目,前兩個是成功的,因為我對項目的市場情况比較瞭解,對實施項目的人瞭解,他們確有這方面的才能。至于後來不景氣以致倒閉,那是地方上的事,與項目本身無關。
塑料廠是個失敗的項目,原因很多,有資金問題,但主要是實施項目的人對項目本身并不十分精通,特別是小型塑料製品門類很多,產品選對了,就能把工廠盤活,產品選不對,則勞民傷財,工廠不能發展。我們一直沒有選對產品,雖然做了很多產品,但銷售量不大,成本都無法收回,更談不上盈利,害人害己,這是我下海後的一大教訓。
在青菱服務的兩年裏,我整天在農村與鄉村幹部、農民打交道,讓我看到了在學校看不到的東西,理解了、看懂了一些問題,學到了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對社會有了初步的瞭解。
例如農村幹部(指村支部書記以上的公務員或准公務員),他們既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做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工作,同時又是老百姓的太上皇,他們有“權”也有“威”,他們的話就是“聖旨”,他們的下屬與老百姓都得照辦,否則就會影響到幹部的升遷、老百姓的生活。
幹部們把工作與升遷聯繫在一起,因此把上級奉若神明,努力搞好與擺平各級關係,儘量掩飾本單位存在的問題,最腦火的是下屬或群衆越級上告(給領導上造成不好的印象,影響自己的升遷)。請客送禮(那時衹送煙酒、雞鴨魚肉之類的東西)、吃吃喝喝的風氣在農村中非常盛行,我也經常被叫去陪吃(我不喝酒,所以不陪喝)。
鄉村幹部工作辛苦,要管一個村、一個鄉的所有工作,所謂上邊千條綫,底下一根針。上面有這麼多部門,他們的工作都要落實到鄉、村一級。有黨務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系統、公安治保系統、環境衛生系統、財政金融系統、教育系統、計生系統、民兵兵役系統等等。一個鄉就是一個社會,百姓的吃喝拉撒都要安排。
我當時想,一個稱職的大學校長未必能當好一個稱職的鄉黨委書記。這使我懂得了為什麼毛主席、黨中央一直教育幹部到基層去鍛煉,并從基層幹部中選拔幹部的道理。
又如農民問題。農民是勤勞的、現實的。我本人來自農村,在農村生活18年,以為對農民是瞭解的,其實不然。我衹看到了為生存而奔波的農民(如我們村上的鄉親及我的父母),看到了組織起來的農民為農業集體化、為建設新農村努力奮鬥的一面,對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的含義領會不深,也沒有體驗。
我在青菱鄉的兩年工作實踐中,正好是開始土地承包的年代。青菱鄉是城鄉結合部,老年人種地養家,青年人游蕩、玩耍的多,村裏處處麻將聲。他們沒有錢花了,就騎自行車到漁場買魚,然後到城裏市場上出售,一次可以賺20元至30元,夠花一個星期,下周再去。如此來維持生計,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當然他們是通過自身的勞動賺錢,無可非議,但明顯表現出了缺乏生活目標,因而不去努力奮鬥,隨波遂流。
有一個人申請“萬元戶”稱號,當時當個“萬元戶”是很光榮的。村裏向鄉政府反映此人好逸惡勞、不務正業,後來一查,他的錢是打麻將得來的,結果不僅沒有批准他為“萬元戶”,還沒收了他的錢,因為這些錢是賭資,賭博是禁止的。
青菱鄉藕塘很多,但冬天挖藕的人都不是青菱人,而是比青菱人富裕的江浙人。我問當地人,為什麼不自己挖藕而要讓江浙人賺這筆錢?回答是:挖一斤藕有幾個錢?這麼冷的天誰幹?我問挖藕的人為什麼跑這麼遠來幹這種苦差事,他們說:冬天農閑,閑也是閑着,出來總可以掙點錢。
我們塑料廠的工人,經常為了走親戚不來上班,也不請假。你問他到那兒去了,他們說吃喜酒去了,有的說吃滿月酒去了,等等,反正這些都比工作重要。
凡此種種,反映了個體農民需要加強教育的一面。要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加強教育,指明前進的方向,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奔向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如果一盤散沙,我行我素,所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衹是一句空話。
在青菱工作期間,再一個感受是市場經濟中(即使當時還是初步的市場經濟),經濟利益驅動的力量巨大,“有錢能使鬼推磨”。回扣、送禮在業務工作中是不可少的,否則就辦不成事。在談項目、銷售產品時,事情還沒有辦成,先問清有什麼好處。我也感受到企業是社會生存、發展的造血細胞,然而又是受盤剝最嚴重的地方,因而生存和發展也是最艱難的。
解放前我就聽說搞工業不如搞商業,搞商業不如搞金融。革命勝利後的毛澤東時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也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而今市場經濟、私營經濟又回來了,這個問題也就又出現了。
(四)辦書刊門市部
我在青菱工作期間,與郵局的一位朋友一起辦了個書刊門市部,但搞書刊發行時間不長。我們負責發行了武俠小說《碧血劍》,以後又發行了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惹了麻煩。因為這本書衹准新華書店賣,不准我們賣。我想不通,既然你可以賣,為什麼我們不能賣?我們為此與武昌區文化局杠上了,一氣之下就關門不幹了。
後來想想何必呢?在那個年代,你有什麼道理可講?道理在權力方,他們說行就行,他們說不行就不行。這說明我的思想不適應時代的潮流,即使自己不退出這個舞臺,也會被趕出來的。
二、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一)提前退休
結束在青菱的工作,下一步怎麼走又成了問題,回學校已沒有什麼意義。與其混到退休年齡,不如提前離開工作崗位,如能提前退休,既可獲得自由,又可以有老年的生活保障。
一九八七年我的工齡已超過30年,但年齡衹有52歲,還不到退休年齡。我寫了報告申請病退,時任人事處長的吳宏家找我談話,希望我不要這麼早就退休,說病退是有條件的,不是想退就可以退的。再說你的情况比較特殊,我作不了主,要請示領導。我說有心臟病、高血壓(當時還沒有檢查出糖尿病),工作有困難。吳處長說,你的情况我們瞭解,你在青菱幹得不錯(意思是身體狀况還可工作)。聽得出來,吳處長勸我不要那麼早退,是關心我。
後來我瞭解到時任黨委委員、行政副院長的李喜爾是我辦理病退手續的最大障礙,他希望我繼續工作。1987年春節期間,我到李喜爾副院長家拜訪他,向他彙報了兩年來在青菱鄉的工作情况,說現在合同期滿,節後回學校,申請病退,希望他支持。
我對他直說,對我作這麼不公正的處理,已經使我無處可去,而學校已經沒有了我的立錐之地,所以我衹有離開,對大家都好。
李喜爾副院長勸我不要退休,說現在的後勤部門都是一些新幹部,希望我留下來幫他帶一帶,對我個人來講,以後提工資、參加工資改革都不會有問題了,現在退休,工資太低了。他說我還是有前途的,對我的人品、工作能力、群衆關係大家都是肯定的,建議我重新申請入黨,他會幫助我。
聽起來他是真誠地挽留我,而且要讓我“起死回生”,但我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去意已决。
我對李喜爾副院長說:“這個黨决定開除我的時候,已經拋棄了我,我不會再申請加入這個黨了。在我心中,我仍然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我仍然會一如既往,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
我想李喜爾是聽得明白我的意思的。我把現在的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區別開來,你們開除了我的黨籍,但我仍然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我繼續對李喜爾副院長說:“你要我帶一帶新幹部,我以什麼身份去帶他們?搞好了,是領導的功勞,搞不好我負責,說我堅持錯誤立場,搞破壞,我纔不幹呢。”
他看我情緒激動,態度堅决,似乎已沒有再談的餘地了,最後要我再考慮考慮他的建議。
此後,人事處通知我,到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現改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保健科檢查身體,檢查結果,保健科蓋上了“高、管、心”的大印,經院衛生科驗證簽字,完成了病退的準備工作。
經領導批准,人事處吳宏家處長正式通知我“同意病退”,從1987年7月1日起正式退休,此前可以不再上班。我的退休工資為82元8角8分,寫在發給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上。
(二)組建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在青菱工作期間,思想上逐漸形成了“農村需要科學技術”的認識。我覺得農村要富起來,農業要發展,鄉鎮企業要建立與發展,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科技人員下鄉大有可為。
因此,我想在服務期滿後建立一個民辦科研機構,以此為平臺,為農村提供科技服務,發展農村的工業、農業經濟,為科技人員提供服務,讓科技人員到廣闊天地中去施展才能,讓科技項目在農村轉化為生產力。
這些想法,和一些朋友談過,大家都贊同,并力促我主辦這樣一個民辦的科研機構。
1. 研究所為什麼落戶黃岡
兩個原因,一是環境因素,二是人員因素。
黃岡是革命老區,大革命時期的黃麻起義,就發生在黃岡地區的紅安縣和麻城縣。我們到麻城拉練時,得知該縣一個乘馬區,現役將軍就有一百多人。李先念主席的老家就在紅安,中央和湖北省的不少領導人都是黃岡地區的人,在大別山地區從事過革命工作的領導人更多。張體學就是在黃岡領導打游擊的,他逝世後,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黃岡烈士陵園中。
既然要科技扶貧,就應該到老區去,那裏的人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中作出了重大的犧牲,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一直非常崇敬老區人民,也願意為他們做點事情。同時,黃岡也是歷史名城,蘇東坡曾在此為官,寫下《赤壁賦》,故黃州赤壁有“文赤壁”之稱。
我把研究所的位址選在黃岡地區機關所在地——黃岡縣的黃州。
第二,是因為黃州有我所需要的人,便于我們開展工作。在青菱辦塑料廠時,熊工介紹了他的表妹夫方國璋到廠工作,他是搞機械維修的,小伙子工作很細心、賣力,技術也還可以,也能動腦子。廠裏機械、電器的運轉、修理都靠他一個人。
塑料廠搬到老橋後,方國璋的愛人、熊工的表妹陳琳也跟着到了老橋。我第一次是在陳老家見到她的,她與老橋村段書記一起來談塑料廠的事,我還以為她是老橋的婦聯主任,之所以有此誤判,是因為她落落大方,談吐自如,不像是外來人員。陳琳年輕時就來了武漢,他父親在青山從事理髮工作,她跟着別人學做衣服。她從小就在社會上闖,見識的人和事較多,所以比同齡人顯得成熟,比農村姑娘顯得大方。
方國璋原籍在黃岡市團風縣,在黃岡水利局工作,婚後夫妻分居兩地,此次藉着熊工的關係,把方弄到武漢工作,夫妻就團聚了,半年前生了個兒子,這樣一家三口都到了老橋。
老橋塑料廠剛起步,要不了多少人,于是我把陳琳安排到書刊門市部當出納,門市部關門後她又回到老橋,直到我離開青菱,他們也返回黃州去了。
有了這層關係,他們也希望我把研究所放到黃州去,他們在那裏有親戚朋友,辦事方便些,同時他們也可以到研究所工作,解决吃飯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武漢的人是不可能長期住在黃州的,我也是兩頭跑,大部分時間會在武漢。他們是黃岡人,可以照看所裏的工作。這也是我决定將研究所定址在黃州的重要原因。
2. 組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是由我發起、共5個人組成的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立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初次的注冊資金為1萬元人民幣,主要經營方式是科技服務。經營範圍是:科技開發,技術承包、轉讓、培訓、諮詢、中介服務。主管單位是黃岡縣科委,辦公地點在黃州賈家街。
研究所組成人員除我(法定代表人)外,都是學校的教授、副教授。有電廠化學學科的王杏卿教授,是我在北京電力學院工作時的搭檔,她是系主任,我是書記,院系調整時一同來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有陳汝慶教授,他是搞熱能動力專業的,原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老師,是由西安交通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電力學院的,當時我任動力系的書記,所以我們是很熟悉的老同事;第三位是水利系的胡震宇副教授,當時已調葛洲壩水電工程學院任教,他在文革中參加“革幹聯”;第四位是尤書萍副教授,很能幹。
我請這些老師加盟黃岡所,是因為他們在其專業領域都有廣泛的聯繫,有的是該專業的創立者、權威人士,如王杏卿教授是電廠化學專業的奠基人、權威人士;陳汝慶老師在火電廠有廣泛的聯繫,他的學生在電力局、火電廠擔任領導和負責技術工作的很多;胡震宇和尤書萍都是水院有影響的人物,他們各方面交往都很廣,用現在的語言講,就是人脉關係廣泛,資源豐富。
我希望以此來開展研究所的業務,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這些老師對我也抱有希望,認為我能力強,辦法多,一定會把研究所搞得興旺發達,大家也可以從中得益。
結果雙方都大失所望,我希望的老師介紹項目到研究所來沒有實現,大家希望的研究所辦起來在經濟上有所收益也未能實現。
為了把研究所辦成一個真正能為黃岡地區人民服務的科學技術平臺,光靠我們幾個人是辦不了的,科學技術涉及方方面面。故在研究所成立之前,我已經和有關單位或有關人員聯繫,他們將成為湖北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聯繫單位,成為研究所的兼職成員。有相關的項目請他們出面調查,拿方案,洽談,接下來後由他們負責技術服務或項目實施,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分成,大家都很願意。
根據農村工農業發展的特點,我走訪了武漢紡織研究所、華農食品科學系、湖北工學院發酵工藝及釀酒專業的老師、農科院及華農果樹栽培及主要農作物種植方面的專家。這些單位或個人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中旬都到黃州參加了研究所的成立大會,他們都熱情支持。
黃岡縣科委對研究所的成立是熱情支持的,在以後的工作中給了我們很多支持與幫助,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環境,特別是科委包主任、張科長更是如此,我至今仍很懷念他們。他們經常主動與我們通消息,有時甚至親自到武漢來給我通消息、送文件,這種工作精神、作風值得我永遠學習。
3. 成立水處理服務站及友聯加工廠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前,估計到研究所成立後,不可能立即有業務可做,為了能維持研究所的正常運轉,如辦公室租金、人來人往的招待費用、差旅費、開展業務的費用、工作人員的工資等,一年至少要1~2萬元,必須有一個項目能夠正常盈利,支持這些必不可少的開支,纔能支撑研究所這塊牌子。
為此,在研究所掛牌前,我成立了一個“黃岡水處理服務站”,服務的內容是為工業鍋爐清洗水垢。很多企業都有0.5噸/時~2噸/時的小型工業鍋爐,用了一段時間後,水管壁上結了一層水垢,會影響傳熱效果,生產同樣的蒸汽量就會多損耗煤。水垢也會越結越厚,管壁因得不到水的冷却,會因過熱造成爆裂(即爆管),會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發電廠必須定期清洗鍋爐,但農村小型工業鍋爐由于氣壓不是很高,煤耗也不大,所以經濟損失從不算賬,一般重視不夠。等到水垢結厚了,發生了事故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水處理服務站的任務就是對此進行宣傳,引起人們的重視,進而幫助洗爐,清除水垢,提高效率,確保安全。
我們作了調查,黃岡縣有工業小鍋爐50多台,羅田縣有40多台,浠水縣有50台左右,英山、紅安少一點,各30多台,團風縣也有50多台,蘄春縣、黃梅縣、麻城縣各有40多台。
水處理服務站成立後,聘請水院的李老師、彭老師當顧問,由他們幫助培訓,現場指導。工作人員是方國璋、陳琳以及陳琳的兩個妹妹,方任站長。他們既好學,工作也努力,到各縣調查,去有關廠家作宣傳,與各縣的勞動局聯繫、溝通,都是他們做的。他們在技術上進步也很快,經過培訓、實踐一個多月,就掌握了操作工藝,一般情况下已可獨立操作。
到一九八七年底,洗爐三十多台,盈利一萬多元。
一九八七年七月,又成立黃岡“友聯加工廠”。雖然叫廠,實際上是衹有3個人的小作坊。用剪鈑廠的邊料壓制成直徑為六毫米、八毫米的鋼筋,用于農村建房。這個廠由陳琳當廠長,與水處理服務站統一安排勞力,水處理服務站要洗爐都去參加洗爐,沒有洗爐任務就到友聯廠參加軋鋼筋。
我沒有想着從這兩個項目賺大錢,衹求能維持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開支。由于友聯廠的投資較大,是靠借錢辦起來的,加之這類生產單位多,購買原材料困難,原料不斷漲價,故未盈利。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經費與工作極端困難的情况下,方國璋、陳琳夫婦給予了極大的幫助。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他們相繼離開黃岡所,方國璋被黃岡縣勞動局收編,把水處理項目帶過去了,他成為勞動局正式工作人員,繼續從事水處理服務站的工作。
陳琳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女性,她有志向,有韌性,不怕苦,不怕累,總想做一番事業,并把事業做成功,不達目的不甘休。離開黃岡所後,她從事服裝生產與經營,到過俄羅斯,也到過東歐做服裝出口生意,并取得了成功,在武漢買了房,買了車,現在正籌劃做更大的生意。我祝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4. 科技扶貧
到黃岡去為老區人民做點事,進行科技扶貧是我的心願,將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作為平臺,讓各行業的科技人員為老區人民進行技術服務。
為此,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在武漢,我們聯繫了各方面的科技人員,動員他們在必要時到黃岡去進行科技扶貧工作。我們與黃岡地區科委、黃岡縣科委聯繫,瞭解他們對科技扶貧的要求。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跑遍了黃岡地區各縣、市,對各地的特色項目進行考察。如團風縣回龍鎮的紡織業,羅田縣的板栗儲存與加工,浠水縣的粉絲加工,黃州的蘿蔔種植以及山區的開發等。
每到一地,政府官員都熱情接待,表示支持與感謝。但與政府官員或業主說到技術升級需要投資時,他們都會告訴你,現在我們的產品很好賣,還沒有到急需改變的時候。這實際上是謝絕技術改造。
團風縣的回龍鎮,是林彪的家鄉,那裏的紡織業很發達,但很原始,很多家庭織布機都是原始的人工織布機,他們主要生產一些當抹布用的粗稀布。
我請武漢紡織研究所的3位工程師一起去考察,這3位工程師看後,提出稍加改造可以使產品升級1到2個檔次,經濟效益可大幅提升。
在與鎮政府官員座談時,提出技術改造方案,使產品升級,提高經濟效益時,官員的回答使我們目瞪口呆。他說,謝謝你們送寶上門,技改方案很好,支持你們的技改方案。你們先搞一部分試試看,確有成效了,老百姓都會要求改的,你們墊的錢我們也會一分不少地付給你們。意思是說,既然你們提出為老區人民做好事,那就先拿出錢來做,有成效,錢付給你;我們不滿意,那對不起,錢不付了。
我們到浠水縣去考查粉絲加工時,本想解决苕粉的脫色問題,當地也要我們墊錢先做,有效果付錢,沒有效果,對不起!
羅田縣產板栗,而板栗的儲存在當時是個難題,一般新鮮板栗衹能存放十天左右,涉及到深加工的問題。這是地區科委給我們的課題,希望我們研究解决。我請農學院食品加工系的幾位老師去考查,提出了一些儲存及深加工的方案,得到的回答同樣希望我們幫助解决資金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好像是統一布置似的,其實這是黃岡老區普遍存在的問題。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老區人民特別關心,每年要給相當數量的扶貧款及補貼。所以一說到扶貧就是給當地送錢,他們拿到扶貧款後并沒有辦什麼事業,而是用于生活補貼了。
所以儘管政府每年撥款,老區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多大改善,反而養成了一有困難就想着向政府要錢的習慣。
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黃岡地區一些村鎮一個特有的現象,不少村雖然經濟不發達,農民生活比較貧困,但村裏有小吉普車。陪同人員介紹,這是用來跑武漢甚至跑北京用的。主要是逢年過節帶些家鄉的土特產到武漢、北京看望本地出去的領導,實際上是去要點項目,要點錢,大多是水利、綠化、修路的項目。這樣,全村人一年的吃飯問題就解决了。
在黃岡,有一個故事家喻戶曉,講的是解放初期,李先念調北京任財政部長,撥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給紅安縣,意在對家鄉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給一點報答,支持老區人民發展經濟,改善生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的紅安縣委書記却說,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需要很多錢,我們紅安人民也都有一個腦袋一雙手,可以自力更生建設家鄉。他把這筆救助款退了回去。央行收到一筆退款,不知原委,報告了周總理,總理一查,知道是李先念所為,沒有聲張,衹給李打了個招呼。李先念的好心沒有得到好報,對此十分惱火,以後有人向他提到為家鄉建設出點力的問題時,他說,你去找×××(即那位紅安縣委書記),他有辦法。李先念解放後過家門而不入,始終未回過紅安,那主張自力更生的書記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升遷。
這也說明從上到下,都認為政府給老區人民援助是應該的、天經地義的。
我也認為是應該的,但如何援助,是有講究的。援助的目的,是發展老區的經濟,幫助老區人民加快工農業建設,改善生活,而不是每年以各種名目給點錢,使人們養成有困難伸手要錢、等待救濟的習慣。
我給地、縣兩級科委提出建議,給老區的扶貧款及政府其他撥款,要以建設項目下撥,嚴格控制經費使用,要專款專用。不能僅給老區人民送魚,而更應該送魚竿,讓他們學會釣魚,這樣纔能常年有魚吃。政府每年給的錢不少,沒有用到正道上。科委的領導同志說,我們也想這樣做,但扶貧款由扶貧辦管,下面到省裏、中央要錢,縣、地區領導根本不知道,他們都是通天的。
我想,一些領導同志,因對家鄉人民、對家鄉的眷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家鄉人民是情有可原的。他們認為這是對家鄉父老、對老區的回報,但結果却使人們產生了依賴思想,不思進取,其結果與願望適得其反。當然,我這裏講的僅是一孔之見,并沒有貶低老區幹部、人民的意思。
科技扶貧的願望是好的,但僅是主觀願望而已。
一年的努力沒有成效,證明這種做法不合時宜,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耗費了精力和錢財,也拖累了不少武漢的科技工作者,真的給我打了一悶棍。
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向何處去,我下一步該幹什麼呢?
三、研究生物有機肥料
(一)走自己的路
一九八八年的上半年,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走在十字路口,科技扶貧之路走不通,經濟上入不敷出。我們在考慮研究所向何處去,是關門還是轉向,轉向又搞什麼呢?
我的性格是從不向困難屈服,所以關門的方案是不被採納的。
在此期間,我的一些朋友、同學、學生建議我走別的路,既輕鬆又有發展前景。
如一九八六年我到廣州去,我的好朋友、文革中的戰友、學生李德俊,他建議我留在廣州發展。他聯繫了一個單位——珠海第一建築公司,總經理請我吃飯,希望我留在廣州。我的任務是參加國內外項目的談判,住在廣州,月薪500元(一九八八年的500元相當于現在的多少?)。我婉拒了。如果當時留在廣州,現在是什麼情况很難預料了。李德俊後來搞房地產,3萬元起家,早已成為億萬富豪了。
我有一位老同學是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元老,時任辦公室主任,他建議我搞點鋼材生意,積累點開發資金。他說,寶鋼有鋼錠,武鋼有型材,他與武鋼老總關係不錯,搞點指標不成問題。當時實行價格雙軌制,一噸鋼材指標能賺200元至300元。我也拒絕了。
有學生來看我,看我那麼辛苦,一無所獲,建議我到各電力局、電廠走一走,很多電力局的領導、電廠的廠長是我的學生,搞點項目,多給點錢,很快就可以搞起來了。我也拒絕這樣做。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在某機場當經營處長,他聽說我搞肥料,對我說,幹嘛搞這種東西,我機場又不用肥料,想幫也幫不了你。你到海邊去養蝦,我給你100萬元,你每年給機場送3噸蝦,我既幫了你,又給機場謀福利,兩全其美。我也婉拒了。
我為什麼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甘願走一條艱苦而前途未卜的道路——最後證明是一條沒有成功的道路?瞭解內情的朋友說我太固執,放着陽關道不走,非要走獨木橋不可。我也經常問自己,到底為什麼?
回答是,我想證明自己是否有能力做成一些事,所以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也就是說走自己的路。
說實話,當時對錢的問題沒有想太多,根本沒有考慮所謂發財的問題。如果當時想到下海發財,肯定會接受朋友們的建議。
後來,當我認識到當今社會資本的功效與力量,沒有錢什麼事也辦不成的時候,已經沒有條件去弄錢了。因為我的同學、朋友都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退休的退休、離世的離世了。而廣州的那位朋友,我上世紀為辦公司向他借過錢,至今仍未歸還,所以不好意思再開口借錢了。
在我考慮下一步如何走時,想到應該去了解農村目前最需要解决什麼問題。在調查中,我發現農業生產中的一個重大問題:農民大量施用化肥,產量是提高了,但作物的品質下降了,土壤板結,地力下降,長此下去,農業生產面臨嚴重的問題。我希望能找到一種解决辦法。
想起了在回龍鎮考察紡織項目時,武漢市紡織研究所的安志遠工程師曾向我說起,他的伯父曾談起臺灣有一種肥料,效果很好,帶回來不少照片和一袋樣品,問我有沒有興趣研究一下。
此時產生了要研究這種肥料的念頭,我找到了安工,他給了我樣品及照片。回來仔細研究一下,覺得這種肥料既可增產,又可改良土壤,可以借鑒。
與研究所的朋友商量,他們表示支持。于是我决定研究一種集生物肥料、化學肥料、有機肥料于一體的生物有機複合肥,後來農民稱它為“三合一”肥料。
從一九八八年七月開始踏上了一條漫長的研究之路,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通過省科委的鑒定,歷時三年多。這個項目讓我和農業、農村、農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從農村出來,轉了一個圈,又回到農村,真是有說不出的痛快,雖苦猶甜。當你忘却一切,全身心投入到一個事業中去的時候,感到了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價值。特別是當科研工作一個接一個取得階段性成果時,我體驗到了“天生我材必有用”這至理名言的含義。它鼓勵我去克服一切困難繼續向前,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二)漫長而艱苦的研究之路
研究“三合一”肥料,涉及很多學科,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無前例可依,我手上衹有幾張肥效照片和一小包生物有機肥。
肥料對我來說是門外漢,要組織這樣一個多學科的科研項目,的確是困難重重。沒有經濟來源,幾次差點停擺。靠着團隊的團結一致,攻堅克難,在關鍵的時候又得到了湖北省科委及洪山電工研究所的支持,經過三年半的研究工作,終于取得成功。
當時世界上有3種肥料,即有機肥、化肥及生物肥料(菌肥),各有千秋。有機肥最好,但由于有效氮、磷、鉀含量低,所以使用量大,施肥所用勞力也多;化肥肥效高,但使作物品質降低,土壤板結,透氣性不好,地力下降,長期大量使用,對土壤及環境的破壞極大;生物肥即菌肥,本身不是肥料,但通過有益微生物的生命活動,可以促進土壤養分轉化,提高土壤養分有效性,增加土壤肥力,但微生物在土壤中的繁殖成長環境難以控制,菌肥的功效與菌落數量有關,所以生物肥料效果不穩定,因此單一使用生物肥料很難保證作物的穩產、高產。
讓三種肥料結合在一起,發揮它們的長處,克服它們的缺點,使三合一的新肥料能夠達到有利于農作物的增產、有利于作物品質的提高、有利于土壤肥力的平衡與增加、有利于保護土壤環境等諸多效果,解决目前單一使用三種肥料所帶來的問題,這是我們這一科研項目所要達到的目標。
為此就涉及到各種學科,如肥料學,土化學,微生物學及微生物的篩選、測試、培育、應用;也涉及到有機肥的種類和特性、發酵工藝;要為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生存繁殖創造最佳條件,就要確定其濕度、溫度、死亡溫度等一系列參數;還涉及土肥學及肥效試驗的方方面面;最後還要涉及到機械學科,因為工廠化生產必然涉及到機械結構、設計、製造等問題;試驗肥效時又會涉及到果樹、蔬菜、大田作物、經濟作物的不同特性等等。
本課題涉及科學門類之多,涉及人員之廣,一般課題是無法比擬的。我除了對機械略知一二外,對其他學科一無所知。當設計了本課題要實現的目標、研究路綫圖以後,我自己也被嚇住了,到哪里去找這麼多科技人員?哪里來這麼多錢解决研究經費?但我决心已下,衹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為了把握科研過程的全局,我向書本學習,登門向專家求教,可以說是廢寢忘食,學到了有關學科的一些皮毛。
從研究內容說,先從微生物開始,然後研究發酵(有機物),再進行三類肥料的混合造粒,進一步進行肥效試驗,最後進行工業化生產的研究。從方法上講,實驗室→小試→中試→肥效試驗→工業化生產。不解决第一步决不走第二步,一步一個脚印,不走回頭路(力求不反復)。每個階段吸收有志從事該項目研究的科研人員參加,既保證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又可以節省經費。
1. 功能微生物的篩選、鑒定
所謂功能微生物,即是對我們所研究的新肥料有用的微生物——固氮菌、解磷菌、解鉀菌,還有幫助有機物發酵及除臭方面的微生物。
微生物無處不在,種類繁多,從中篩選出對我們課題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工程非常大。我到湖北工學院微生物教研室請求支持,請他們幫助解决菌種的篩選問題,訂立合同,要求三個月內完成篩選工作。
教研室胡征老師負責此項工作,胡老師從武大生物系畢業,業務能力很強,整個暑假都在實驗室工作。他首先將臺灣肥料中的微生物分離并篩選,選擇活性強、數量大的菌株。研究所也採集了一些樣品供分離與篩選。菌株的篩選可以說是海底撈針,實驗室擺滿了培養皿,有好幾百個。從一九八八年的七月初到十月份,共篩選出數量大、活性強的菌種三十多個,臺灣肥料樣品中有十來個。經交談,胡老師很願意參加課題的工作,成為課題組的第三位成員。除我外還有陳汝慶教授,他是黃岡所的副所長。
從篩選出的三十多株菌種中選擇有用的功能微生物,就要對每株菌種進行功能鑒定,確定它的屬性和功能。這個工作湖北工學院做不了,主要是沒有有關設備儀器。據胡老師說,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可以做。
我到該所找生物固氮研究室的主任王子芳教授,王教授聽我介紹了項目情况後,熱情地表示支持我們,同意做菌株功能鑒定。出乎我的意料,王教授不僅答應做鑒定,還表示願派他的助理研究員、碩士畢業生魏輝直接參加課題組的研究,同時表示,如有需要,她研究室中有關固氮菌種可無償提供給我們。
王主任不僅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支持,而且使生物固氮研究室成為我們在菌種研究方面的後盾,更重要的是,她對我們精神上的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去攻克一個個難關,拓寬了我們的視野與聯繫範圍。
王主任的愛人李阜棣教授是華中農業大學微生物教研室的學科帶頭人。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有機會得到李教授的指導,以後我們的菌種在華中農大長期保存。也因王主任的關係,我們肥料的肥效試驗進入國家“863”項目。
一九九○年春節前,菌種鑒定結束,共篩選出8株功能微生物:兩株固氮菌、兩株解磷菌、兩株解鉀菌、兩株除臭菌。8株功能微生物的培養基也相應確定,它們的屬性、形態都有結論。這個工作的功臣當然是魏輝,他在王主任指導下,默默工作了三個多月。
魏輝不僅業務好,工作認真努力,而且為人謙和低調,在以後的幾年共事中,大家都很喜歡他。後來他到國外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在國外工作。
接下來的工作是做功能微生物的效果試驗,目的是弄清楚我們選擇的功能微生物有沒有效果,衹有證明有效果,纔能走一下步。
這個工作,我們是請湖北農業科學院的沈中泉、郭雲桃兩位副研究員做的。他們是盆栽試驗的專家,為此試驗設計了許多對照,我們不僅要弄清楚菌的功效,也要弄清楚菌肥功效發揮最好時的條件。
試驗結果,兩個結論:一是有效,二是菌肥和有機物共用時效果更好。這一結論,不僅證明了我們篩選的功能微生物是成功的,而且證明了菌肥與有機肥複合使用肥效更好。這一結論,為我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2. 申報立項
在功能微生物確定并肥效試驗成功後,我對該項目的成功已抱有極大的信心。此時,我們申請湖北省科委將這個課題列入正式的科技項目,一方面可以解决點經費,同時列入政府正式的科技項目,更顯正規化,說話底氣就足一點。
我先向黃岡縣科委提出,科委同志讓我直接向省科委申報,需要他們做的,他們一定支持。原因是每年省科委撥給縣科委的科研經費很少,縣裏的項目大的給萬把塊錢,少的給幾千塊,我們的項目起碼要2萬元,縣裏肯定沒有錢,如到省裏申請,會戴帽下達,不占縣裏的經費指標。
我到湖北省科委找主管處長,他正在看材料,聽我彙報了有關項目的情况。我請教他如何申請立項,處長說立項要有條件,你的項目有一定的難度,你先寫個報告來我們研究一下再說。他對我說話時自始至終沒有抬頭看過我。
三天后,我去送材料,他還是在看材料,他讓我把材料放在桌子上,說研究後再說,仍然沒有抬頭看我。
我第三次去省科委,是向處長打聽,我們的項目研究結果如何?處長說還沒有研究,我說,這麼長時間了(兩周了)還未研究?他說要找專家們研究,他們這個有時間,那個沒有時間,要協調。叫我等專家們研究了再說。這次還是沒有抬頭看我,我也沒有看清他的相貌。
雖然我們說過三次話,如果對面碰到仍然互不相識,因為沒有照過面。我哀嘆求人之難。
我的一位學生在省科委任副主任,我不想麻煩他,三次碰壁後,我衹好去求他了。
第四次到省科委先找到這位副主任,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他畢業後我們是第一次相見,互相談了些別後情况。他問我有沒有什麼事要他辦的,我就把生物有機肥項目向他作了彙報,也講了三次來科委申報立項的經過,請他幫助催一下,快點研究。他聽後明白了我的意思,要我等一下,并立即打電話請該處長到他辦公室來一下。處長來後,他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師,他有一個項目,我聽了覺得還可以。你們研究一下,是否可以立項,將結果告訴我。”我聽後,認為副主任的話講得相當有水準,他這樣一講,你不立項也不行了。臨走時,處長對我說,你過兩天來科委。我知道有門了。
兩天后去省科委,此次情况就不同了,說了些家常及項目進展情况,并談到課題組成員。最後他說研究了一下,將你的課題列入湖北省重點科學技術項目計劃,資金2萬5千元,不用還的,能搞成最好,搞不成,你年齡大了也不要為難。
事情雖然辦成了,但給我的感覺不是滋味,好像立項撥款是人際關係的原因,而不是課題本身的品質。但也因此激勵我一定要搞成功,不能給我當副主任的學生臉上抹黑。
第一年款項2萬5千元于一九九○年四月下達到黃岡縣科委,一九九一年又下撥2萬元作為肥效試驗的經費。
我對縣、地、省三級科委很尊重,項目進展情况與階段性彙報書面材料同時送給三級科委,讓他們瞭解我們的工作與進度,以得到他們的監督與支持。
我與省科委的主管處長從此相處很好,他也很關心支持我們的工作,組織鑒定會都是處長親自抓的。
為了解决經費問題,我也曾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委、中國農業科學院、化工部科技司去談過。
通過黃岡科委給國家計委的一位領導同志(黃岡籍)寫了一封信,我拿着這封信到國家計委找他。計委辦公室的同志拿着信去找這位負責同志,他沒有見我,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去找國家科委的一位負責人。
我到國家科委去,科委辦公室的同志接了計委負責人的條子,回來告訴我到計劃司去談,他們已有電話通知計劃司了。
因為有這層關係,計劃司的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給我倒水還讓我坐下談。我向接待我的同志(處長)談了項目情况,說現在碰到了經費問題,科研工作無法繼續下去。他聽後說,你的項目是個好項目,按目前的規定看,解决經費問題有難度,因為你的“三合一”肥料沒有“籠子”,目前衹有化肥和生物肥二個“籠子”,所以不好立項,也就無法撥款。他想了一下又說,你到化工部科技司去談談,看他們能否幫助你解决,也可以到中科院計劃司去談一下,前者是管化肥的,後者是管生物肥料開發的。由他們幫我聯繫,要我第二天一定去。
我按要求第二天先到化工部科技司,他們認為這不歸他們管,他們衹管化工系統的科技項目,地方上的項目由科委管。到中科院計劃司同樣碰壁,又轉回到國家科委,那位處長建議回湖北省科委解决。他告訴我,國家科委每年給湖北科技經費幾千萬,你們這個項目應該沒有問題啊,叫他們擠出個十幾萬也就解决了。我一聽,這是在推磨,中央幾個政府部門都跑了,一無所獲。
由于有計委負責人的條子,接待我還算客氣。我看到一位滿頭白髮的科技工作者,從貴州趕到北京,也是談項目問題的。大概沒有什麼背景,輪到他時,不要說沒有水喝,也沒有讓他坐,站着談的。他說完,接待人員說,你這個項目根本不可能,回去吧,有問題找省裏談。他急得直想哭,可沒有辦法,衹好含淚而去,邊走邊說:我從貴州3天趕到北京,等了兩天,談了不到10分鐘,就一句話,回去吧!
哪能這樣辦事?北京之行,讓我領略到了什麼叫衙門作風,什麼叫官場!
3. 建立中間試驗工廠
功能微生物確定以後,我們在實驗室進行了有機物的發酵試驗,解决了有機物發酵的腐熟時間與功能微生物的關係,有機物中放入功能微生物不僅發酵快,而且除臭,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也快,這些情况都是我們所希望的。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中間試驗廠,從菌種繁殖到有機物料的發酵、粉碎,複混造粒成為產品,也就是要小規模的生產,從中取得有效的資料與發現問題,產品可以進行農田肥效試驗,所以中試廠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很多科研項目,往往從實驗室直接走向實用,沒有經過中間試驗,到用的時候纔發現問題,也因此而中斷研究。所以,我堅持要建立中試廠,進行中間試驗。衹有在中試、肥效試驗成功的基礎上再進行工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研究,循序漸進比較可靠。
至此,研究工作已進行了一年半,費用六萬多元,用于發工資、支付委托協作單位試驗的費用、差旅費等。這些錢都是向我的家人及朋友借的,可以說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申請科委立項已同意,但不知何時可以撥款,撥多少也不知道。建立中試廠刻不容緩,費用估算一下要6萬多元。如果中試成功,還要3萬元~4萬元的肥效試驗經費、科學鑒定等費用,估計到項目完成還需15萬元左右。
不敢想像,對我來講如此巨額的費用從哪里來?衹求把中試廠建起來再說。我找到老同事章賢(電力系教師),他辦的“洪山電工研究所”業務不錯,盈利頗豐。老着臉皮向他開口借六萬元,他聽我介紹後,提出不用借,他參與投資,以後項目所需資金由他來解决,并派他的妻弟丁健夫與我一起工作,所需資金由他到電工所領取。
我簡直不敢相信,對我來講日夜操心而無法解决的經費問題,就這樣三言兩語解决了。
我十分感激章賢,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慷慨地伸出了救援之手,項目的研究成功,章賢是功不可沒的。
有錢後,我們很快把中試廠建起來了,其中有整套的微生物生產設備和檢測儀器,有粉碎及造粒設備。在武昌南湖離省農科院、省土肥站不遠的地方租賃了廠房和有機物料發酵場地,有了自己的地盤和工作地點,我們團結一致,滿懷信心地繼續往前走。
中試廠的工作,是要規模化地生產功能微生物菌種,規模化地進行有機物的發酵試驗。
在試驗中要解决如下幾個問題:確定有機物料的種類,特別是哪些有機物料適合功能微生物的生長;確定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的溫度變化,特別是最高溫度,研究如何保證功能微生物的存活;測試發酵後功能微生物在有機肥中的數量,這十分重要,因為要使菌肥發揮功效,數量是一個重要條件;要搞清楚有機物發酵的腐熟過程和必要條件,如水分要求、菌種放置的要求、有機物料堆放的要求、有機物料攪拌的時間要求等等;要解决有機肥乾燥、粉碎,三種肥料複混比例,肥料造粒成型對設備的要求和對水分的要求,對有機肥細度的要求,哪種造粒機合適,肥料顆粒的大小、長短、強度;還有肥料無機氮、磷、鉀的配比等。所有這些試驗,在中試廠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特別令我們驚喜的是,在有機物料發酵過程中,糞便中的蛆、棉籽殼中的土蠶都會爬出來死在堆料邊,蒼蠅也會遠離有機發酵料,經過發酵後的有機肥鬆軟無臭,有一股清香的味道,這一結果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中試成功後,就走向項目研究的最後一步——肥效試驗。
為此,中試廠在附近找菜農免費試驗。有些菜農不敢用,說試驗中菜死了怎麼辦?為了讓菜農試用,我們承諾,如出現作物減產或死亡,損失由我們承擔。試用結果,菜農驚喜,我們更具體地看到了成果,試用的蘿蔔、白菜個頭大,外表光鮮好看。有一個菜農對我說:“你的肥料好是好,就是偷蘿蔔的多了,而且都是偷我的。”因為他用我們的肥料種的蘿蔔特別粗大,半截露在外面,所以有人路過就拔一個,故有此說。增產的情况在菜農中傳開了,有人到中試廠要求買肥料,甚至要求高價購買。因為我們要準備在全省範圍內大面積田間試驗,所以肥料沒有賣的,讓他們失望了。
4. 田間肥效試驗
“三合一”生物有機肥經過正規的盆栽試驗及某些蔬菜的田間試驗,證明確有效果後,决定于一九九一年進行大範圍的田間肥效試驗。
試驗工作由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簡稱土肥站)負責組織,按正規試驗進行。負責人為吳祖咏科長,他對這個項目極為支持,非常熱心,我們合作得很好,後來成為很好的朋友,至今仍有來往。
吳科長是學農業的,實踐經驗豐富,對業務非常熟悉。經過研究,省土肥站徐站長同意組織在六地市十五縣市四十五個點進行試驗。除此以外,我們請華中農大柑桔教研室在柑桔上進行肥效試驗,請農科院在其農場進行西瓜肥效試驗,請武漢市洪山區良種一場在花椰菜上進行肥效試驗,總計將近50個試驗點。每個點由我們提供肥料,另補貼500元經費。
各縣市土肥站負責試驗的同志到武漢開了兩次會,一次是布置試驗工作,一次是試驗結束後的總結。試驗方案由省土肥站制定,每個點上進行三方面內容的試驗,一是等養分試驗,二是等價試驗,三是“三合一”肥料的用量試驗。各試驗點規定了被試作物的內容,要求在試驗過程中仔細觀察并作詳細的記錄,收穫後不僅要測產量,也要測質量,每個試驗點要寫試驗報告。
我和吳科長在試驗過程中到各試驗點看過三次,各點都很認真,記錄很詳細。給我的感覺,農業戰綫上的科技人員比其他戰綫的科技人員辛苦、實在,不管颳風下雨、嚴寒酷暑,衹要工作需要,他們總在田頭。
我們下去時有兩次天氣晴朗,烈日當空,試驗人員在試驗田觀察,數長了幾片葉子,量尺寸。有一次下大雨,大雨一停,他們就下地看試驗田的作物是否受害了,能否補救,令我感動。
土肥站的上下關係都很好,縣站與縣站之間又如兄弟,我感到土肥站有如一個家,上面一布置,下面就照辦,下面有事,上面幫助。我幾次下去,都是一站接一站的通知安排,不讓你為吃、住、行操心。
我原以為,每個試驗點補貼500元已經不少,事實上各土肥站是在貼錢為我們做試驗。他們兩次到武漢的交通費、住宿費、差旅費,我們三次到試驗點時的招待費,對作物產量及質量的測試費,對農民土地的補貼費,加起來大大超出500元。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各試驗點的工作基本結束,各地的報告也已陸續送到省土肥站。十一月底召開試驗總結會,到會同志都興高采烈,因為從各地的試驗情况看,各種作物產量都提高了,與等養分、等投入比較,“三合一”肥料的增產幅度都在10%以上,證明生物有機複合肥有增產效果。從品質測定看,作物品質均有所提高,西瓜的糖分增加一個百分點以上,甜酸比增加,所以就好吃;蔬菜的維生素、蛋白質含量有提高,幹物質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有所增加,完全達到和超過了我們的設計目標。
至此,可以肯定,項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功。
這裏講一個故事。1994年,沙市王橋建了生物有機肥廠,市長去檢查工作,吃了使用生物有機肥的西瓜,不僅甜,而且味正,就說“吃西瓜到王橋”,後來這句話被不少報刊引用。
我們給三級科委寫了情况報告和申請組織鑒定的報告。
5. 湖北省科委組織鑒定會
湖北省科委將鑒定會定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進行。課題組所有成員都投入了準備鑒定資料的工作中。
為做好項目鑒定的準備工作,我還完成了兩個重要任務。一是請湖北省衛生防疫站做肥料的毒理試驗,二是請湖北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查新檢索。這兩項工作分別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和十二月二日結束。毒理試驗結論是:“生物有機肥無急性毒作用,無致病作用,無染色體誘變作用。”即無毒無害。查新檢索的結論是:“檢索國內近十年來的資料,未見有如本課題研製的集無機肥、有機肥、微生物肥于一體的粒狀有機複合肥的文獻報導……研製生產集三種肥料于一體的複合肥,對于改善土壤肥力、保持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這兩項工作的完成與結論,讓我徹底地放心了,幾年的辛苦終于有了結果。
資料的整理工作于十二月上旬完成,付印裝冊、幻燈片製作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完成。課題組確定了在鑒定會上的報告人和回答與會者問題的人選。决定課題組5個人都上場,分別就有關專題作報告。答辯時,涉及的內容由相關報告人作答,其他人不插話,以免出現不必要的差錯。
報告內容與報告人如下:
“粒狀有機肥的研製與效果試驗”研究工作總結,報告人張建成。
微生物的選育及功能測定,報告人胡征。
粒狀有機肥生產用菌株的鑒定、功能和生長特性,報告人魏輝。
有機物料發酵工藝的研究,報告人張建成。
粒狀有機肥複混與造粒工藝的研究,報告人陳汝慶。
粒狀有機肥田間試驗,報告人吳祖咏。
由于有了充分的準備,鑒定會開得有條不紊。
對于鑒定委員的人選,省科委要求高水準的專家,經與各方協商後,决定聘請湖北省一流的農業專家、微生物專家、發酵工程專家參加。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鑒定評審專家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王運華,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土化專家,教授。
副主任委員:朱萃法,湖北省農牧業廳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喻永熹,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研究員。
委員:章文才,華中農業大學,著名柑桔專家,教授。
          李阜棣,華中農業大學農業微生物學教授。
          陳漱溳,武漢大學微生物學教授。
          李祥瑞,湖北省農牧業廳果樹專家,教授級高級農藝師。
          沈中泉,湖北省農業科學院土肥專家,副研究員。
          李德齡,湖北工學院發酵工程專家,副教授。
章文才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柑桔專家,本來想請他任主任委員,但他說年事已高(90歲),還是讓王校長擔任為好。我到他家去過兩次,老專家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很認真地看了我們送的材料,也到農大柑桔園大棚中察看了施用生物有機肥的效果,十分滿意。在鑒定會後,他拉着我的手說:你們為農業發展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要謝謝你們。
這一切,猶如昨日的事,印象十分深刻。可章教授早已離我們而去,雖是自然規律,但仍令我痛惜。
參加鑒定會的人很多,除了與研究工作有關的單位派人參加外,關心此課題進展的有關單位也派人參加,如武漢市蔡甸區農機局、湖北省沙市王橋農場、湖北省孝感土肥站,河南省鄧州市副市長及市經委主任肖勁蒼,也專程前來參加會。
鑒定會由湖北省科委二處張處長主持,省科委副主任李連和參會。在我們報告後,委員們提出問題,我們一一作答。有的問題比較專業、特殊,如武大的陳教授、農大的李教授提出有關微生物方面的問題,當時連魏輝和胡征都講不清楚,就由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病毒所生物固氮研究室主任王子芳教授作答,因為該室是本課題研究的協作單位,所以她有權利和義務作答。
到後來,鑒定會成了研討會,專家們對本課題如何轉化為生產力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
鑒定會對本課題的鑒定意見如下:
本項目研究選題正確,設計新穎,具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特點,豐富了多元複合肥生產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粒狀有機肥的研製及肥效試驗成功,為充分開發有效利用各種有機肥資源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展示有機肥料生產工廠化、專業化、商品化的發展前景。鑒定委員一致認為,本項目研究已圓滿完成湖北省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預定目標,在國內同類研究中處于先進水準,建議作為科技成果上報。
應該說這一評價是不低的。最後省科委李副主任講話,對我們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要我們繼續努力,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鑒定會的當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我激動、喜悅、沉思、回憶。這一路走來的艱辛衹有我自己知道。這幾年頭髮都白了,這一切都是為了信念:為人民做點事,要證明我能為人民做點事。今天證明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證明了我可以為我的信仰繼續奮鬥。
這是我第一次主持一項科研工作。我把一無所有的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承擔的涉及如此衆多學科的研究任務完成了,充分發揮了我的組織才能,把這麼多不相干的單位、這麼多不相識的人員組織起來,向着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而且走向了勝利。
我感到自豪,對我的不公平處理算得了什麼?開除我黨籍又算得了什麼?重要的是我不能因此倒下,不能因此喪失信仰、喪失信心。我證明了自己向張茀承表明的態度:革命是自願的,不是你們讓我革命我就革命,不讓我革命我就不革命了。我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要自覺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就要脚踏實地地做力所能及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盡我的責任,盡我的力量,這就夠了,其他都不重要。
我們的團隊,來自不同單位、不同專業,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各自努力完成自己擔負的任務,有困難自己設法解决,從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不以工作時間計算,而是以按要求完成任務為目標,完不成就加班,從不計較得失。
我們沒有什麼固定的報酬,衹有少許補貼,有時還得欠着,從未有人因為待遇低而鬧情緒。許清波和許春生是新洲來的兩個年輕人,他們是來打工掙錢的,但他們也從未為待遇、為勞動時間提過任何要求,他們吃住在中試廠,沒有文化娛樂活動,不管白天黑夜,衹要工作需要,即使後半夜,也要起來測溫度、作記錄,從沒有怨言。
當時社會上已經鼓噪着利益至上、發財致富、給多少錢幹多少事的聲音,我們的團隊不為所動,仍然按照毛澤東時代的要求,工作第一,無私奉獻。
就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團隊,經過艱苦的努力,完成了被認為無法完成的目標。這是什麼力量?這是團隊集體的力量,這是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協作的凱歌,也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凱歌!
我回憶着一步步走過的歷程,科技人員的言談舉止歷歷在目。為什麼不管認識不認識,衹要去談一談,就會被吸引住,就會主動表示願意與我一起去奮鬥?為什麼?這不是我個人的什麼魅力,而是項目的內容吸引了他們,是為農業、為農民、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的思想鼓舞了他們。
無論我到哪里,一介紹項目就會引起聽者的共鳴與支持。科學院病毒所的王子芳教授是這樣,農科院沈中泉研究員也是這樣,華中農大的好幾位教授,省土肥站的徐站長、吳祖咏等等都是這樣。
有這樣一件事,讓我難忘。一九九一年的春天,我到華中農業大學找土肥專家李教授。他很忙,承擔着國家及聯合國的多個研究課題。第一次沒有見到他,第二次他不在教研室,他的同事說在學校,我就在門外等。不久他從外面回來,我作了自我介紹,想請教他一些問題。他看我年紀較大、頭髮白了,就同意談一下。在樓外的草坪上坐下,給我20分鐘時間。我向他介紹了我們研究的課題,目前進入田間肥效試驗階段。我的主要問題是,請教他在田間試驗時應該注意什麼問題,試驗方案如何設計為好。他越聽越感興趣,等我講完,他說,張老師,我們進屋談。于是我們進屋。他給我泡了茶,我們談了整整一下午,他給了有關試驗方面的資料,并囑咐我以後有事就找他,并給了我聯繫電話號碼。
這充分說明了老科學家的事業心與責任心,本來衹同意談20分鐘的李教授,却談了一下午,因為他看到一種新肥料將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對土地的影響。他是土肥專家,當然會感興趣,而且會無條件地支持。第一次見面他就將有關試驗材料送給我,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專家的心,一顆為事業、為人民的心!
6. 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課題組的同志們都為科研成果通過鑒定而高興,但他們沒有忘記任務還沒有完成,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是最後一道難關,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們按照省科委李主任的要求,馬上投入到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研究中去。
經過反復討論,認為要轉化為規模化、工廠化、商品化的生產,關鍵要解决有機物料發酵的工廠化、肥料造粒設備的選型及改造、有機肥發酵料的乾燥三大問題。
有機料的發酵過程是有機料的腐熟過程,也是功能微生物大量繁殖的過程,涉及溫度、濕度、通氣翻拌等一系列問題。中試時用堆置的辦法、人工翻拌的辦法,少量是可以的,但規模生產中有機料發酵量大,占地面積大,人工用得多,而且勞動強度大,發酵初期階段有濃烈的臭味。這些情况使大規模生產成本太高,工人勞動條件太差,特別是無法解决下雨時大面積遮蓋的問題,所以必須使用機械化、工廠化生產。
我們的方案是設立若干個發酵槽,將有機物料堆置于槽內,投入生產用菌種,發酵過程有專用的翻拌機(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按需要進行翻拌。發酵車間除投料、出料需要人力外,平時衹用一個人管理,他的任務是定時測溫度(微生物存活有溫度限制)和濕度,按規定指標開動翻拌機,這就大大地節省了工廠用地、用工,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肥料造粒是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必需,而粉狀生物有機肥的包裝、運輸、施肥都會增加很大困難。更重要的是生物有機肥要施在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中,纔能充分發揮其肥效,粒狀肥很容易實現這一點。
“三合一”的生物有機肥對造粒的要求是既要達到一定的強度,又不能使溫度超過限值,而這是一對矛盾。為解决這一矛盾,我們做了很多次試驗。
市場上沒有專用的有機肥造粒機,衹有化肥造粒和飼料造粒的設備。經過多種造粒機的試驗,肥粒強度不夠,都達不到要求,原因是有機物料和化肥、飼料的性能不一樣,纖維多、粗糙,所以肥粒壓不實,容易破碎。
經反復研究試驗,我們採用加厚模板、加大模孔錐度的辦法,這兩項措施提高了肥粒的強度,同時摸索出有機料最佳造粒濕度的指標(即含水量),選定了定點廠生產有機肥造粒機。
有機物料發酵後,含水分較大,不適合粉碎與造粒的要求,所以要將發酵料乾燥,最便宜的辦法是曬乾。這種辦法用工多,但可節省能源消耗,最大的問題是靠天吃飯,連續陰雨就要停產,夏天遇到陣雨就要搶收,冬天不易曬乾,影響生產。因此要實現工廠化生產,必須解决乾燥設備問題。
本來乾燥設備是常規產品,問題是為確保功能微生物在有機料中存活,必須實行低溫乾燥,這樣就給乾燥系統的設計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陳汝慶教授下了很大的功夫,終于在一九九二年下半年解决了這一難題。至此生物有機肥的工廠化生產的設備與工藝已基本解决。
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在漢南鄧家口開始建設第一座年產5000噸生物有機複合肥料的工廠(武漢萬全肥業公司),一九九三年春節前建成投產,各項設備運行正常,驗證了我們的設計思想是正確的。接着在孝感、沙市王橋農場相繼建立年產5000噸的肥料廠,實現了科研成果的轉化。
在這裏我要再次提到章賢同志。在項目鑒定會後不久,丁健夫通知我,洪山電工研究所决定退出該項目。我提出目前無力償還電工所的投入,他說:章賢講了,我們是投資,不是借款,我們是自己退出的,所以不存在償還的問題。
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是去找他借錢的,他說投資,前後投入10多萬元,項目通過鑒定,成功了,他說退出,也不用還錢。
我衹能作兩種猜測,一是他有意支持我,又顧及我的面子,用這種辦法送我走出困境;二是他認為農業項目開發時間長,效益不如工業項目,所以他不想繼續投資。我想也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是什麼原因,我都是要真誠地感謝他。因為他在我最困難、最需要財力支持的時候,伸出了友誼之手,投入資金派人協助,送我走出困境,到達成功的彼岸。這種友情、恩德我是不會忘懷的。
為了完善生物有機肥的商品化生產,我們繼續做了如下工作:
制定了企業標準,經黃州市標準計量局批准,我們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生物有機複合肥料企業標準。
于一九九二年八月申請發明專利,并被受理。
一九九三年在國家工商局注冊了“合力”牌商標,這是生物有機複合肥的專用商標。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頒發肥料新產品登記證,正式批准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生產上市。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湖北省農牧業廳發布公告,宣布:合力牌生物有機複合肥產品自登記之日起,可以進入農業推廣領域。
至此,生物有機肥的生產、產品銷售、質量標準、商標、專利等均辦理了法律手續。
7. 各方反應
項目鑒定後,《湖北日報》予以報導,并對項目作了介紹;漢南、孝感、沙市、河南鄧州、浙江平湖、四川南充等地建廠後,各地方報紙均作了報導。
《光明日報》從項目鑒定到建廠、產品應用情况三次予以報導。
一九九四年九月,由湖北省專利局推薦參加在青島召開的“第八届全國發明展覽會”,本項目榮獲金獎。時任全國發明家協會主席的武衡同志贊揚項目取得的成果,接見了我,并合影留念。
一九九四年九月項目獲獎後曾兩次被推薦出國展覽,一次是法國波爾多國際展覽會,另一次是印度一個農業展覽會。
《中國技術市場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表專題文章《掀起中國肥料工業的第三次浪潮》,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製過程。
《發明與革新》雜志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第五期,總第107期)發表了長篇報導《為了土地的奉獻》,雜志封面刊登了張建成在第八届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的照片,文章詳細講述了項目的研發過程及肥料的特點。
一九九五年五月,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中國國家分部發明創新之星評選委員會”頒發的“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
一九九五年夏天,應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邀請參加“希望之旅”發明創造夏令營,製作“希望之旅”節目。我有幸在節目中向全國觀衆介紹生物有機複合肥,在央視二頻道、四頻道、七頻道多次播放。夏令營期間,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聶力同志(聶榮臻元帥之女)曾去看望營員,并與我交談,她說在青島見過我,也知道我的項目。她還與我合影留念。
四、成立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
生物有機複合肥的研究課題,最早的資訊來源于臺胞安繼炎先生。他對這一項目的進展情况非常關注,每年回武漢探親,總要與我見面,詢問進展情况。一九九二年底,他知道該項目不僅通過了湖北省科委主持的鑒定,完成了工廠化、商品化生產的轉化工作,而且在漢南建廠,他提出合資辦公司的想法。
經過幾次協商,他投資10萬美元,占股比例為30%。有關生物有機肥料項目在建或將建廠的收入、知識產權歸合資公司所有,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中試廠歸合資公司所有,另出資20萬元人民幣現金。
合資公司名稱為“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注冊于武漢市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享受中外合資企業待遇。
(一)公司的三大項目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司成立時的慶祝酒會,也是安先生的生日宴會。
公司主要負責人是:董事長張建成,副董事長安繼炎,總經理張建成(兼),副總經理安繼惠(安繼炎的胞弟)。安子順(安先生的大侄子)為董事、總經理助理,陳汝慶為董事、公司總工程師,魏輝為董事、總經理助理,胡征為董事、司職工程部。公司董事會由7名成員組成,台方3人,我方4人,會計由台方安排,出納由中方安排。以上是公司的人事情况。
公司下設工程部:負責生物有機肥項目的建設與經營,經理黃傑(湖北工學院老師);開發部:負責新項目的開發,經理傅厚瑜(湖北氣象局工程師);貿易部:負責商貿工作,經理王真榮(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教師);辦公室:主任葉其瑤(黃岡汽車站駐武漢負責人、退休幹部),副主任王進(湖北省勞改局幹部)。
在第一次董事會上,除通過上述人事安排外,着重討論了公司的任務,確定了公司今後經營的三個項目。這是我事先準備并提出的,董事會一致同意通過。這三個項目就是:生物有機複合肥,乾式變壓器,雙效農星液(農藥)。
1. 生物有機複合肥料
該項目是建立公司的基礎項目,自然是公司要重點抓的項目。我們是這樣考慮的:該項目每建一個廠,包括設計,指導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直到生產出合格產品,服務費收入為8到10萬元人民幣。此外,技術使用費可以一次性買斷(30萬人民幣),或利潤分成(10年),比例為20%至25%。建廠收入用于支持公司的日常開支,技術分成為純利收入。
當時漢南鄧家口的萬全肥業公司已基本完成建廠,孝感土肥站的康源廠剛開建,沙市王橋的津泰廠正在談,尚有河南鄧州市、福建、浙江、四川等地均已有建廠意向,形勢非常樂觀。完成這樣的安排是符合實際的,這一項目的實施即可確保公司能夠盈利。董事會决定安先生投資的10萬美元用于新項目的開發。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該項目是當時的新興產業,全國衹有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在生產,產品供不應求,認為是高新技術產品。
這個項目是由武漢變壓器廠的胡宗工程師介紹的,他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回到武變從事變壓器的工藝及產品設計工作,申請了一個乾式變壓器綫圈製作的實用新型專利。他向我介紹了環氧澆注乾式變壓器的發展歷史與基本特點、今後的發展趨勢。他說,由于乾式變壓器能夠防水、防火、防塵,安全可靠,今後將普及城鄉,銷量很大,前景極好(現在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由于進口設備價格昂貴(當時一套澆注設備要1千多萬元人民幣),澆注原料也控制在外國人手裏,所以成本比較高。如果我們自己設計製造澆注設備,解决環氧澆注料的配方,會給國家節省大量的外匯,變壓器的生產成本也可以大幅度下降。
我為他的熱情打動,特別是對研發國產的澆注設備及環氧澆注料,甩掉洋拐棍,我特別感興趣。我不信人家有的我們就搞不出來!我問他有沒有把握,他說有。問他要投入多少錢,他說40萬元至50萬元人民幣。我想這點資金還可以解决,于是向董事會提出了開發乾式變壓器的項目。董事們聽我介紹後,均認為這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好項目,同意列為公司開發項目。
3. 雙效農星液
這個項目是江西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先生介紹的。余先生的女兒在我校上學,托我照顧,所以我們來往較多。他聽說我要辦公司,在找合適的項目,就介紹了他縣裏的一位科技愛好者吳貴華八年來研發的一種具有增產、殺蟲兩種功能的農藥,施用效果很好。因缺乏資金,一直是小敲小打,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做大。
我到江西去見了吳貴華,到了他的生產基地,訪問了一些農民,反映還好。我想我們搞了肥料項目,如果再搞個有效的農藥項目,那麼對農業的貢獻就更大了。既然吳貴華搞的農藥有既能殺蟲(主要是棉鈴蟲與紅鈴蟲)又能增產的雙重效果,所以我就給它起名為“雙效農星液”。這個項目同樣獲得了董事會的認可。
公司三個項目,兩個是農業,一個是工業,都是實用的有前瞻性的項目,符合高科技企業的要求。
三個項目中,一個有自主知識產權,兩個是引進的。當時我認為應該從社會上引進有前途的、比較成熟的項目,我們公司應該成為這種項目的助推器,注入部分資金,項目即能投入生產,產生效益,這叫“借雞下蛋”。設想得挺好,實施就不那麼容易了。
(二)實施情况
1. 生物有機複合肥
此項目建廠第一個是漢南鄧家口萬全肥業公司,于一九九三年春節前試生產成功,春節後正式生產,從此生物有機複合肥料項目有了實體,有了樣板。想建廠的單位和個人都會先到漢南廠去考察,眼見為實,我們在向客戶介紹項目時也有了底氣:不信,你去看!
孝感市土肥站早在肥效試驗時,就承擔了試驗任務,他們對肥料的效果確信不疑。萬全廠成功後,他們就籌建康源肥料公司,地點在武漢市與孝感市的交界處,即府河孝感側河堤邊,遠離兩邊城區。他們對土建要求較高,占地近10畝,建築物除了廠房、實驗室、辦公室外,還建了一幢樓房,用于職工住宿(遠離城區,工人需要住在廠內)和領導們的休閑娛樂,有較好的室內設施,還有麻將室和檯球室,廠區有圍牆,因此建設費用比較大。肥料廠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建成,開業典禮盛大隆重,農業部有關部門、湖北省農牧廳有關領導都參加了。
接着沙市王橋農場建廠。此廠是農場下設的企業,建廠前農場就做了充分的調查研究。先是肥效試驗,然後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五日召開項目論證會,我親自到場作介紹。通過論證,經市里有關部門批准立項,籌措資金,最後决定于一九九三年底開建,一九九四年投產。
一九九四年又建了黃州台鎂肥料廠,是由安繼炎先生和黃州市糧食加工廠合資興建的。在建設過程中,由于糧食加工廠資金不到位,又把安先生的投資挪作它用,建廠又沒有計劃,引起安先生的不滿。安先生上告到黃州市政府,由政府協調該廠,到一九九五年上半年纔建成投產。由于黃州方領導沒有認真抓,致使該廠始終沒有形成生產能力。
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六年,先後在河南鄧州市、浙江平湖市、寧夏銀川市、四川南充市、福建等地建廠。這些廠規模大小不等,都是私營企業。其中河南鄧州市豐奇集團所建廠規模最大,經營較好,初建年產5000噸肥料,兩年中擴展到年產1萬多噸。銀川的董廠長經營有方,開始年產1000噸,穩扎穩打,逐步擴大,至今仍在生產,效益不錯。
在這期間來公司考察的,打電話聯繫要求寄資料、寄肥料的很多,我的很多時間都用于接待、介紹項目、陪同考察。來考察的人多數是縣裏負責經濟工作、農業工作的領導和農場的領導。上海市派出了一個以陸處長為首的代表團來公司考察。臺灣有三撥人員來漢考察,擬在大陸投資開工廠,臺胞朱禹先生已决定在上海開工廠,後來條件未談妥告吹。日本有一家有機肥菌肥公司聞訊派三人代表團來公司考察座談,我們希望他們來投資,而他們提出合作推出他們的產品,同時希望我們提供菌種樣品給他們,我們當然沒有答應。
總之,這幾年中,生物有機肥項目在全國傳開了,轟轟烈烈地熱鬧了一陣,接待了很多人,寄過很多資料。多數人是真心想搞這個項目的,迫于資金解决不了,沒有成;有些人是以此名義來武漢公費旅游的;還有一些人則是科技販子,希望成為地區的代理,我在青島參加全國第八届發明展覽會時簽了8份代理合同,除山東外還有東北、河北、深圳、廣西、安徽的。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七日,由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主持,召開了一個“農業高科技項目座談會”,邀請了省、地、縣三級科委的領導同志參加,參加座談會的還有江西、河北、河南等省市的有關單位領導。我們以此機會宣傳生物有機肥項目,擴大影響。項目在全國發明展覽會上獲得金獎,還獲聯合國技術資訊促進系統“發明創新科技之星”獎,中央電視臺的宣傳及有關報刊的報導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實施建廠後,我們感到該項目的推廣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順暢,存在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三個問題:一是投資過大,一個完全新建的廠(指從徵用土地到電源增容)投資在500萬元人民幣左右,這樣規模的投資,個體農民是無法解决的,而此時人民公社已解體,集體經濟開始改制,所以推廣就有困難了。二是生產設備存在不足,我們沒有有機肥生產的專用設備可選擇,都是借用其他行業的設備。有機肥生產的工况與這些設備原設計的工况不同,所以使用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主要在粉碎造粒系統和乾燥系統。在粉碎造粒系統中出現了堵和卡現象,嚴重時燒壞電動機;還有灰塵太大,我們設計的布袋除塵器不能滿足除塵的要求,給工人造成很惡劣的勞動環境。三是乾燥系統的問題,低溫乾燥造成能源消耗大和產量低。這些因素直接造成產量上不去及生產成本加大。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項目的推廣速度。
2.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開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等國,七十年代上海變壓器廠開始研製,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也沒有推廣應用。九十年代初,廣東順德特種變壓器廠引進了一套澆注設備,生產乾式變壓器,產品銷售很好,供不應求。那時訂貨先付款,半年後交貨,這樣引起了變壓器行業的關注。有些廠家也開始引進外國設備,使用外國的原料,產品價格很昂貴,環氧澆注變壓器的價格在當時是油浸式變壓器價格的一倍以上。
胡宗工程師的設想是用國產設備、國產原材料生產乾式變壓器。這是對的,但我們一無所知,完全依靠胡宗來實施這個項目,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胡宗手裏。胡宗說技術上完全有把握,從實施的過程看,他當時并沒有掌握這些技術,衹能說瞭解一些情况,等于是我們出錢,用我們提供的平臺讓他來進行各種試驗研究,取得資料後成為他的技術。最後雖然做出了一台樣機,但却不合格。這也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公司决定開發乾式變壓器項目,希望胡宗能全身心地投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先將他夫婦二人從武漢變壓器廠借調到科泰公司,然後調到政府機構或事業單位工作;買一套住房;存3萬元保證金;技術入股,股份占30%。我們研究後,基本上滿足了胡宗的要求,衹是占股比例由30%改為20%。在漢口復興村社區給他買了一套二室一廳的商品房,并與湖北省農牧業廳聯繫,以後將他調往有關單位。
我們花這麼大的力氣辦這件事,是因為看好乾式變壓器這個項目,希望胡宗夫婦能全力以赴地將此項目儘快實施并轉化成生產力。我們把這個項目的成敗看成是公司成敗的大事。
按照常規,實施項目的第一步要建廠,我們要求胡宗提出設備清單和建廠要求,以及產品設計圖。胡宗提出,變壓器生產與一般產品不同,先要生產樣機,通過鑒定。而要鑒定一個產品,必須對產品進行各種試驗,因此首先要做樣機,待產品通過鑒定後再考慮建廠。他建議在建廠之前先租賃設備,“借雞下蛋”,事半功倍。
我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以為是為公司着想。他介紹說,武漢變壓器廠原廠長周仁生(音)在漢口有一個生產乾式變壓器的車間,設備基本上有,可以與他商量借過來用,先做樣機,這樣可以減少投入,縮短時間。我們約定了看廠房設備的時間,與周廠長談租賃方面的問題。
周廠長熱情大方,并表示一旦試製成功,他願意合作建廠,共同開發。談定租金一年4萬元人民幣,他們10個工人轉過來(其中2人自行離開,實際衹有8個人)。後來我們瞭解到,那位周廠長因經濟問題判過刑,出來後胡宗建議他搞乾變,搞了這套設備,招了這麼些人,但因缺乏經費搞不下去了。于是胡宗介紹把這些東西租給我們,以減輕周廠長的壓力。
從一九九三月三月下旬開始,胡宗進入做樣機的階段,確定的容量為160千伏安,電壓等級為1萬伏。從設計到做出樣機用了半年時間,到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正式出樣機。
在此期間,下面的人反應很大,派去協助胡宗工作的尤書萍老師也給我反映,胡宗似乎心裏沒有底,老是變,對工人也沒有計劃安排,基本上是坐等(不知道要幹什麼)。我因不懂,不好表態,但一直關心着乾變廠的進展,從設計圖紙到繞綫圈到環氧澆注,我都是親臨現場,一待就是一整天。我要學習,我要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胡宗是搞變壓器出身的,他當然懂得變壓器行業的規矩,來不得半點虛假,所以在設計過程中反復計算,選用什麼樣的電磁密度,什麼樣的電流密度,什麼樣的鐵芯尺寸,電磁綫的綫規怎樣,都要仔細考慮。今天算好的,晚上考慮欠妥,第二天就要改變,又要經過若干天的計算。設計確定了,澆注料用什麼,配方如何確定,他要反復考慮,反復試驗。這一切衹有他一個人知道,一個人做,其他人插不上手。
他晚上考慮得很晚,第二天起不來,往往中午纔到廠。晚上安排加班,工人有意見,公司的人有意見。我看在眼裏,理解他的處境,却無力幫助,也不便公開批評。在我看來,他是在做這個項目的中間試驗,沒有成熟的技術,沒有可借鑒的資料,靠一知半解的資訊,然後自己摸索。
在做樣機過程中,我看清了他的所謂專利是沒有用的東西。按他的專利實施,是無法工業化生產的,產品也是不適用的。經過胡宗夫婦半年的努力,在大家懷疑的目光中和一片質疑聲中,樣機終于生產出來了。
下一步的工作是對樣機進行測試和技術鑒定。我們委托武漢高壓研究所進行測試,結果有一個指標不合格。按理是不能進行鑒定的。但我們實在不能等下去了,再新做一台樣機,又要幾個月,何時纔能進行設備設計和製造?與高壓所的老總和經手測試的工程師商量通融辦法,他們認為這個問題衹要注意一下就可以克服的,下次正式生產時注意就能解决,所以同意了我們的請求,算是合格產品,可以進行技術鑒定。
我們一方面讓胡宗負責整理鑒定資料,一方面由我聯繫主持鑒定的單位和商定鑒定委員的工作。我本意請省科委主持,但省科委提出既然是新產品,僅進行測試是不夠的,應該試用半年再鑒定,即不同意現在就鑒定。于是轉請武漢市科委主持鑒定,市科委同意,并共同商定鑒定委員人選後,發了正式的文件。
鑒定會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舉行,華中電業管理局科技處長李文章任主任,順利通過技術鑒定。然後在市科委辦理了“武漢市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登記”,并發了登記證。市科委和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研究决定,推薦該項目申報國家級火炬計劃。在申報項目的推薦材料中,將我們的項目列為第二,後來響遍全國的保健品項目“紅桃K”列為第四。
到北京後,我們沒有資金打點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而保健品“紅桃K”項目,據知情人透露,打點費用去10萬人民幣,這筆錢還是貸款來的。說實話,我那時還不懂得這一套路,根本沒有朝這方面想,認為憑項目本身及當地政府的推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天真的想法給了我們當頭一棒,結果我們沒有入圍,而保健品“紅桃K”項目却得了300萬元的火炬計劃投入,以後很快發展起來。
乾式變壓器通過鑒定後,我們兵分二路,一路由總工陳汝慶與胡宗負責,進行生產綫的設計和製造及變壓器產品的設計;另一路由我負責進行廠址的選擇和聯繫合作單位,解决後續資金的問題。
生產綫的設計按生產工藝需要,有的是購置現成的設備,如真空泵、油泵、水泵之類,有的要自己設計製造,如澆注設備、加熱爐、繞綫機等,到一九九四年四月大體就緒,六月開始租用鋼制家具六廠的廠房(武昌白沙洲陸家街),開始安裝設備,十月進行調試,一邊調試,一邊進行改進,一九九五年春節前認為可以用了。這時乾式變壓器項目已經投入資金近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資金已經枯竭。
希望聯合開工廠或投資的單位談過很多,皆因認為條件不合適而沒有談成。其中有兩家我認為應該合作的沒有談成,讓我感到可惜。仙桃市一家鄉鎮企業看好這個項目,很想把它做大,計劃投入3000萬元人民幣,在仙桃開工廠,把胡宗夫婦請過去,提供較好的條件。對科泰公司,希望一次性給于補償,付一筆款(比投入的多),廠辦起來後,仍然算合資公司,利潤分成為15%。我認為這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討論時,台方代表不同意,認為辛辛苦苦搞的項目,拱手送人,不能接受。他們要求對方在武漢開工廠,把錢打到武漢來,人家當然不幹。該企業的地方負責人鎮長、鎮黨委書記都到公司來談,談得很坦率、乾脆。我們不幹,他們也沒有辦法。
另一家是武漢變壓器廠,該廠廠長提出,他們負責技術,投入一部分設備,如繞綫機等,鐵芯由他們做,技術工人他們派,我們負責澆注設備的投入及流動資金,產品以他們的平臺來進行銷售。武漢變壓器廠是個老企業,有產品銷售管道,這樣乾式變壓器廠可以發展得比較快。然而在討論時,又一次遭到反對。反對者認為,既然武變不出錢,我們技術上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拿股份給別人?銷售問題事在人為,衹要產品好,總可以打開局面。結果也沒有談成。
關于經費問題,我清醒地看到,自有資金衹能支撑到乾變廠的設備投資,生產流動資金必須另外籌措。安先生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我們早就開始想辦法,我到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申請貸款150萬元,結果沒有排上隊。
開發區外經外事處對此很負責,也想幫助解决,與農行聯繫,帶我一起去談,我們把項目情况及申請貸款的報告都交給了行長。行長看後很爽快地答應說,衹要乾式變壓器具備了投產的條件,產品通過技術鑒定,生產綫建成,可以貸30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講好的事。到一九九五年春節我們已具備了生產條件,再去找行長時,說行長已經調走了,他們不知道此事。我說:現在再辦理行嗎?新行長說,現在不比從前,不再是領導說了就可以貸,現在要嚴格審查,還要財產擔保,你們有沒有固定資產?如果沒有,就不能貸款。本來以為已經聯繫好的事,就這樣隨着行長的調動而泡湯了。
中國的事就是這樣,很多事情都是因人而變、因人而辦的。
安先生在臺灣找了他的朋友朱禹先生到大陸來投資,他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九月、十一月三次到公司。前兩次來談投資辦肥料廠,到上海沒有談成。第三次到公司來談投資,資金額為20萬美元,他希望按原股值的1.2來折算股權,但安先生要按1.5來折算。朱先生覺得公司沒有辦多長時間,現在還在投入,產出不多,沒有盈利,這樣的折算比例不合理。雙方沒談攏,所以他决定不投資了。我們再一次失去了吸納資金、挽救項目的機會。
在資金不足的情况下,產品不能做,沒有產品也就沒有銷售。乾變廠設備在安裝調試後的一年中,衹做了三台小變壓器。
乾式變壓器環氧澆注料的國產化,我們也做了一些開創性的工作。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帶着胡宗及我院化學老師朱希珍等4人到湖南岳陽樹脂廠學習。該廠林工程師詳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如為什麼不用國產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國產澆注料的配方?能否給我們介紹環氧澆注料的配方原理、等等。林工說,日本159樹脂是專門用于規模性澆注的樹脂,電氣性能、粘結性能、穩定性都很好。我們引進了該樹脂的生產綫,我們叫CYD—128樹脂。過去中國生產的樹脂,穩定性不好,每批次都可能有變化,所以人們不敢用。現在生產的CYD—128樹脂穩定性好,可以用于環氧澆注料。林工接着對固化劑、增韌劑等型號、性能及生產廠家,使用時的大體比例都作了介紹。我們又請該廠的研究所為我們試驗出一個比較可行的配方。
回公司後,我們就用岳陽的原料與配方做試驗,經過小試,稍加改進,基本可用。
胡宗就用這個配方背着我們做成了環氧澆注料,分A、B二組,用時混合即可,價格比我們自己配的高出一倍還多。他介紹我們到一個地方去買,用來澆注綫圈,結果發現有的綫圈出現裂縫。我不知道是他搞的,以為是專業廠家搞出來的,認為是配方有問題。我與賣方交涉,他們說是胡工搞的,等他來了向他反映,要他解决。商家不知道我和胡工的關係,胡宗的小動作就這樣露了餡。
這個配方,後來我到上海開工廠時稍加改進,一直用到現在,已有不少廠在使用。
環氧樹脂澆注乾式變壓器是個好項目,前景也可以,我們投資搞成後,因沒有流動資金而沒有真正投產。但積累的技術與經驗教訓,以後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應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也是我以後闖上海的資本。
3. 雙效農星液
所謂“雙效”,是指既能殺滅害蟲又能使作物增產。為了弄清該項目的實際情况,我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到江西新建縣,直接與發明人吳貴華見面。給我的感覺,小伙子有點疲乏,幾年的奮鬥,欠了25萬元的債務。有一個簡易的生產綫,極希望有人投資,把項目搞上去。經瞭解,他搞的“雙效”,手續基本上沒有辦,沒有鑒定,沒有系統的正規的試驗報告,沒有生產許可證,沒有登記證。
我原以為是一個已經成熟的項目,衹要投入資金就可以生產、銷售。實際情况是處于中試階段,原則上還不能稱作一項技術。但我對此有興趣,想幫他一把,讓它成為真正的技術。據此,我們提出了合作意向:分兩步走,第一步是一九九三年,我們買一部分產品到湖北試用,同時也是做試驗,爭取在一九九四年通過鑒定,進而解决產品登記及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問題;第二步,正式合作建廠,把廠建在武漢,因為武漢的經濟比江西要發達些,一些問題容易解决。他也同意這個方案。
一九九三年我們購買了1萬5千瓶“雙效”,通過省土肥站、省植保站在很多縣市試用,在果樹、蔬菜、棉花、水稻等類作物上施用,結果反映不一,一致認為殺蟲有效果,增產有效果,但不能殺蟲卵。藥效利大于弊,特別是能很快殺滅棉花上的紅蜘蛛,但7天至10天后又長出來,主要是蟲卵未殺滅之故。第二是農藥的稀釋度沒有掌握好,有些作物如果樹,按說明書濃度太大,使用後果實外皮緊縮,裏面却還在長,造成開裂,使試驗區的臍橙損失4000多元。
我們弄清了基本狀態,心裏有了底。我請教了省植保站的專家,他們說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都好解决。吳貴華曾經給了我們一個配方,經檢測是假的。因此,他給我的印象是不真誠,你留一手可以,但不要弄假。有了結果,我們認為通過鑒定也不會有多大問題。
在與吳貴華談判合作時,他提出了很高的條件:解决五個人到武漢落戶的戶口與住房;解决他在江西的25萬元債務;吳貴華本人占股30%(技術投資);新建縣科協副主席余克鈞到武漢後由我們解决工作安排,另占10%的股份。這樣的條件,我們是無法接受的。說實在的,根據我們的試驗和對“雙效”成份的測試,實際是幾種化學農藥的複合,然後加入了適量的增產劑或增長素(激素)。這種東西我們也可以搞出來。我不想背個竊取技術的駡名,所以仍希望與他合作。
吳貴華為了抬高身價,說有幾個公司要與他合作,條件都很好。他提出在武漢辦分廠,總廠設在南昌,我聽後覺得這個人不老實。他不是在談合作,而是想通過合作撈一把。
我不喜歡與這樣的人合作,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撈去,所以最後决定等鑒定後拿了“兩證”再說。
以上就是三個項目的實施情况,後兩個項目由于是別人搞的,主動權在他人手中,我們被牽着鼻子跑,損失了資金,浪費了時間與精力。
(三)公司的落敗
武漢科泰新技術有限公司,經過近四年的拼搏,困難越來越大,主要是缺乏資金,沒有經濟效益。黃岡所內部、黃岡所與台商安家之間矛盾加劇。一九九六年安先生宣布退出乾變的開發,不同意借款(貸款),安家把公章及安先生的私章都控制了起來,一度使公司無法正常工作。我兩次以我個人名義,借款人民幣10萬元用來支付員工的工資及房租、水電費、電話費等,安先生還逼我歸還他借給公司的1萬美元,我處于四面楚歌之中。一氣之下,我决定離開科泰公司,并準備與安家打官司。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台方工作人員撤離,由陳汝慶教授維持,直到合作期滿結束。
回頭來看,科泰公司、黃岡應用技術研究所的結局,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要負主要的責任。
1. 歷史的錯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首先從農村開始,人民公社的解體,集體經濟開始瓦解,土地從集體耕種變為分田到戶。但是社會主義的一些制度習慣還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例如在農村,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農業生產資料先用後付款的習慣沒有改,化肥、種子、農藥、塑料薄膜等農用產品都由供銷社、土肥站發下來,等農作物收穫出賣後再付款。這種狀况給科泰公司和新建生物有機肥料廠的經營造成了無法解决的困難。
公司三大項目中,有兩個是農業項目:肥料與農藥。生物有機複合肥料在建廠初期,銷售勢頭很好,產品供不應求,越到後來越不行了,為什麼會這樣呢?農民按習慣先用後付款,企業承擔不了,流動資金鏈斷裂,各廠到後來已無法再生產。
這樣的項目,是一個有機農業的項目、環保的項目、使農牧業良性循環的項目,如果是集體經濟、人民公社時期,什麼問題都可以解决。公社有養豬場、養雞場,用豬糞、雞糞等作為有機原料,既解决了有機肥的肥源問題,又解决了環境污染的問題。生物有機肥的施用,既提高了土地肥力,又使作物增產,提高品質。肥料廠屬公社所有,資金由公社解决。各生產隊的用肥款,核算時劃賬。如果每個公社辦一個肥料廠,那全國該建多少廠啊!項目的生命力將長盛不衰。
歷史發展到現在,土地向少數人手裏集中,叫種植大戶也好,叫家庭農場也罷,抑或叫新型地主也行。市場經濟的建立,人們必須付款買貨,即使個體農民,也要用現金購買肥料與農藥,肥料廠的資金鏈不會斷裂。現在大農場主也有經濟力量建肥料廠,肥料項目的命運也不會如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樣糟糕。農藥項目也是如此。
我把這種歷史因素稱為錯位,即項目的需求與歷史的現實錯了位,早也行,晚也行,唯獨在那個時期就困難重重,這叫“生不逢時”。
有人說,肥料廠的生產設備沒有完全解决也影響到項目的推廣,我認為有一定影響,但不是主要的。存在的兩大問題,在孝感廠顯得很突出,在河南鄧州張豐奇(豐奇集團老闆)那裏、在銀川董廠長那裏就不是問題。我對此作了調查,孝感的問題主要是管理上的問題,燒電動機問題在孝感廠很嚴重,一年中燒15台電機,原因是堵了、卡了一定要清理乾淨再啟動,否則容易燒電機。再是每天工作結束,停機後要將粉碎機、造粒機的模孔清理乾淨,否則第二天上班開機也容易造成燒電機。鄧州廠對此都有明確規定,所以沒有造成燒電機的現象。第二個大問題是乾燥設備的乾燥量不足,影響產量。設計時明確,乾燥設備的產量是總產量的1/3,餘2/3是要靠太陽曬。利用天然能源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如果全部用乾燥設備解决,則每噸有機肥的生產成本中僅乾燥這一項就需138元/噸,肥料價格就會大幅度上漲。鄧州廠對這個問題解决得很好,他們廠的設計年產量為5000噸,第三年就生產了1萬多噸,工廠管理非常重要。孝感廠還有一個情况,每星期有關部門領導到廠裏吃、喝、玩,不僅花錢,而且也影響到廠領導的精力。他們星期天要陪吃、陪玩,星期一早上送走,已弄得筋疲力盡,等體力、工作恢復正常,又要考慮星期六晚上來些什麼人,如何招待,的確影響工作。
從各地建的十來個肥料廠看,三個是集體企業,隨着企業改制,逐步走向衰敗。個體企業主要是資金問題,自有資金不足,貸款有困難,逐步走向衰落。到目前為止,堅持下來而且有成效的還有三個地方的私營企業:鄧州、銀川、蘇州。
2. 資本的力量
我這裏講的資本是指錢。在我下海游泳過程中,深深地感到它的力量。在崇尚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至上的社會中,沒有錢寸步難行,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意思是有了錢,可以為所欲為,可以高人一等。沒有錢就人前矮三分,忍氣呑聲,甚至為了錢可以背叛朋友,背叛事業。這是我以前沒有碰到過也沒有想過的事。
我為了解决科泰公司的後續資金問題,花了極大的精力。找開發區領導,找銀行領導,找合作單位,找投資者,不管到哪里,都要請人吃飯,低三下四地請他們幫助、支持,結果一無所獲,事業也不能繼續下去。有些單位有錢,那就要按他提出的條件辦,否則不成。洪山鄉有錢,同意投資乾變項目,條件苛刻,不能滿足就拉倒,討論的餘地也沒有,完全是高人一等。仙桃有錢投入搞乾變廠,條件是到仙桃開工廠,給你一筆錢,你不能參與管理,否則,拉倒。火炬計劃,明明是我們的項目優于那個保健品項目,人家有10萬元公關經費,我們沒有錢就靠邊站,這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
安先生投資科泰公司10萬美元,安家人一再聲稱這是真金白銀,似乎黃岡所的投入不是錢。于是一發生矛盾,就說我投入的可是真金白銀,不是來做慈善事業的。他們可以隨意指責工作人員瞎花錢,指責招待客戶吃飯的發票多開錢,弄得誰也不敢招待客人,都必須由我出面招待。黃岡所的人多是科技人員,在為三大項目的實施拼搏,安家人管錢管賬,制約開支,到後來,發展到連公章都控制使用,甚至不讓用。安先生借給公司1萬美元,逼我還錢,我心臟病發作,臥床不起,安家二兄弟到床前逼我還錢,後來發展到破門而入,逼我還錢,搞得我家人提心吊膽。而我為了發員工工資,借了10萬元人民幣又向誰要錢呢?
因為錢,項目無法繼續下去,因為錢,造成我和安先生之間的矛盾與裂痕,最後不得不分手,弄得兩敗俱傷。
3. 利益的驅動
我這裏講的利益是指私利。社會主義講公字當頭,資本主義講私字當頭,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批判集體企業、國營企業吃“大鍋飯”,培養了“懶漢”,不講效益,不講個人利益,人們沒有了積極性。因而,提倡單位利益與個人利益掛鈎,提倡個人奮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
這些宣傳,對我們的隊伍產生了影響。黃岡所的同志,曾經為了一個共同目標不講條件,不講私利,艱苦奮鬥幾年,取得了項目的成功。這也是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的勝利。少數人在建立科泰公司時就產生了個人利益的訴求,反對建立公司,說辛苦幾年,現在要收穫了。黃岡所七八個人,一年建立二三個廠,大家分分就可以了,搞大了,人多了,錢用掉了,大家白搞了。
公司建立後,有的人提出股份要落實到人,要求分割。因為合資企業是台方安繼炎與中方黃岡所合資,因此股份暫時還不能分,我也考慮當時還沒有利可分,即使分了股份也沒有用,却容易讓人鑽空子。雖然給大家講了,但少數人還是不踏實,擔心將來被吃掉了。
以胡征為代表,他感到辛苦幾年,僅拿點工資划不來。一九九四年他拉着陳××,買了翻拌機的設計圖紙(翻拌機是公司出錢委托別人設計的,知識產權歸公司所有),為了私利,他們背叛了朋友,背叛了黃岡所和科泰公司,私自在外接業務建廠。我們發現後,將胡、陳等人逐出公司,撤銷了胡征在科泰公司的職務(包括董事),但却造成了黃岡所內部的混亂和科泰公司的工作困難。
有些人與我共事多年,我也一直很信任他們,但在離開公司前還不忘記撈一把。開發部經理傅厚瑜騙我說,到上海、江浙一帶去開展業務,聯繫建肥料廠,限期三個月,如三個月內一事無成,就自動辭職。他請求領三個月工資作活動經費,我同意了。一個多月後我出差路過南通去看他,纔發現原來他接了個土建工程,父子倆在當包工頭。
工程部的一位幹部在協作單位某機械廠借2000元,說我要他去借的,由我歸還。該廠在我公司結算時拿出借條要我還錢。
辦公室副主任王某,是我水院一位老同事的孩子,從小看他長大,是我同意把他從農場搞回來安排工作,以後批准他考大學。他從法學專業畢業,分配到湖北省勞改局工作。因我與安先生之間的矛盾,準備走司法程序來解决,他說他認識法官,可以幫忙,提出要活動經費,我從老同學處借2000美元交給他。第二天法官告訴我,這個案子官司不能打,因為雙方合資合同上規定發生糾紛先仲裁,仲裁不成再訴請法院處理。我讓王交回2000美元,他先說明天給,後說在做藥材生意,一周後還。一周後電話打不通了,人也不見了,到他宿舍找,與他同居的女人說,她也在找他,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問他的哥哥和他媽媽,都說不知道。其實,他們都知道,就是想吞掉這筆錢。人生百態,無奇不有,為了一點小利,如此喪失人格,值得嗎?
4. 自己的反省
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到一九九六年底整整10年時間,我沒有什麼休息時間,不停地工作着、奮鬥着。科技扶貧失敗了,搞項目研究開了花沒有結果,搞公司失敗了,結果背了60多萬元的債務。
到底是什麼原因?這些失敗該由誰負責?
可推托的理由很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如果成功了,就不會發生這一切,也就是說,所以發生這一切,是因為沒有成功的緣故。從辦黃岡所到辦公司,都是我發起和主持的,項目是我選定的,人員是我安排的,失敗的責任當然由我承擔。我反省多年,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思想落後于形勢,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變化。我長期在高校工作,接觸社會少,尤其是接觸經濟領域更少,學習和接觸到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公事公辦,提倡公而忘私、事業為重、大協作精神,走群衆路綫,發動群衆辦事等等。進入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從指導思想到經濟基礎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我是崇尚計劃經濟的,主張公而忘私的,以事業為重的,這種指導思想在一定時期還管用,如在肥料項目的研究過程中,但總的是不合時宜的,對內調動不了員工的積極性,對外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社會上奉行的是市場經濟、發家致富、個人利益的驅動,你還在提倡公而忘私、公事公辦,那怎麼能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呢?落伍了,又不想改變,衹有被淘汰,這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主觀主義害死人。事實證明,我當初對科技扶貧,科泰公司項目的選定,以及經營思想都是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不符合客觀實際,一定會失敗。
先說科技扶貧。當時老區人民要的是經濟上的立竿見影的支持,解决吃飯問題,政府也是這樣做的。而我提倡科技扶貧,給魚竿而不是給魚,不僅拿不到錢還要投入,這從當時實際情况看反差太大,人們當然接受不了。所以說有好的想法,不一定會產生好的結果,因為脫離實際,人們不歡迎。時至今日,再去搞科技扶貧,情况可能會改觀一些。
搞農業項目,為農業服務,方向沒有錯。但農業項目時間長,投入大,收益小。這在講效益、講個人利益的時代,自己又沒有資金,衹有傻瓜纔會這樣搞。在制定肥料實施計劃時,又主觀主義地規定技術投資利潤分成,這是從支持項目開發、有利于農民的角度出發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又是主觀主義的。因為不管是集體的,還是個體的,廠一旦建成,他已經掌握了技術,再也不會需要你,也决不會再給你錢,更不要說每年分紅了。我們為了杜絕這種情况發生,用控制功能微生物的辦法。實踐證明,這又是一種主觀主義的辦法。企業為減輕成本,他乾脆不用你的微生物。我們原想統一商標、統一標準、統一供應功能微生物,都實行不了,他們要搞自己的商標和品牌。他們有的根本不造粒,直接供應有機肥;有的不放微生物,肥效差,有異味,農民不想用,到後來,搞得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鄧州、銀川兩個廠一直存在至今,并有所發展,是因為他們後來在公司買了微生物菌種,自己復壯,自己生產。
事實證明,我原先的設想很多是脫離實際的。我總是要求大家與我一樣,要朝前看,眼光放遠一點,為了事業的成功,要艱苦奮鬥。這些說教在私利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大家跟着我幹,是希望能得到利益,多少年的苦幹,沒有實際利益,不反對纔怪。安先生來大陸投資,為的是獲利,投資而不能得利,而且看不到得利的一天,有意見,反對我的某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我的這些思想既不符合人們的要求,也不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
第三,固執己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最後碰得頭破血流。科泰公司的兩個後續項目,當我實際接觸以後,就認識到這是在做新的科研項目,想要獲得成功,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物力;我也清醒地認識到,公司自有資金能支撑到項目取得成功已經不錯,要真正建廠投產,還需一大筆資金。自己沒有錢,還要堅持幹,錢用完了,項目也就停頓了。
我總以肥料項目為例,鼓勵自己堅持下去,會取得勝利的。有人也向我提出過,要快刀斬亂麻,該上的上,該舍的就舍,不要什麼都想要,結果什麼都得不到。我就是捨不得放棄任何一個項目。
在自己無能力解决資金的條件下尋求合作單位,條件要放低些,我們一味不想放掉所謂的主動權,要人家拿錢來,致使多家談判都失敗,而最受影響的應該是我們,最大的失敗者也是我們。
在公司機構設置、人員聘用上都存在固執己見的問題,不聽別人勸告。公司一成立,設立了三部二室,中層幹部就十來個,當時工作還未展開,設了廟,就要進和尚,而不少和尚既不能化緣,也不能念經。黃岡所的老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安志順也多次提過這個問題,我都未接受,最後證明他們的意見是對的。
第四,不符合企業管理規律的工作作風。一個企業要有明確的規章制度,從總經理到員工都應嚴格遵守,形成一種風氣,像軍隊一樣,令行禁止。可我強調思想教育,有問題談一下算了,給面子。我還有一個毛病,耳朵根軟,好說話,容易輕信。所以員工有事願意找我,有時在安總那裏碰了壁,就來找我批條子,結果造成領導之間的矛盾。有些員工工作紀律鬆懈,布置的任務完不成,也不追究,經費承包不夠用了,我批准借給他們錢或追加經費,其實是有借無還。凡此種種,造成了員工不嚴格要求自己,任務完成不完成一個樣,經費承包不承包一個樣。後來我認識到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當先的社會中,思想工作、講大道理的確蒼白無力,很多情况下是解决不了問題的。
通過反省,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缺點,認識到我的觀念、我的主張是不符合以市場經濟、私有制為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要求的,也就不能從事企業管理的工作,更不能主持企業的工作,這就是我的結論。
五、闖下江
“江”指的是長江,“下江”是指長江下游,武漢人把上海、江浙一帶叫“下江”。
一九九七年春,我分文全無,背負着60多萬元的債務,帶着乾式變壓器項目,隻身闖下江。我到下江去的目的,是尋找機會,重新開始創業,力爭把債務還清。如不行,我就在下江打工,不管多少年,也要把欠的債務還掉。
我的債務有三部分。在黃岡所時,及後來研究肥料項目時,欠下了債務。在籌建科泰公司時籌得的入股款和借款以及4年的紅利分成(每年10%)由我承擔。我當時講過一句話:大家出資入股,組建公司,賺了錢,按股份紅,虧了本,我張建成承擔。因為有了這句話,本不應由我承擔的股本虧損,我要遵守承諾,由我來還。在科泰公司困難時由我出面向朋友借的12萬元,也由我償還。三部分合起來共有六十多萬元,當時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就是我為什麼决定捨棄無望的科泰公司,放棄我耗費心血搞成的生物有機肥料項目的原因。所以選擇到下江去,因為那裏的經濟比較發達,搞項目的資金較武漢好解决,還因為我是上海人,親戚、朋友、同學多,辦事方便些。
當我想到下江找合夥人建乾變廠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很快就有了回音。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找到了江蘇太倉市新湖鎮鋼窗廠廠長張丁元先生,他同意合作建廠,并很快來武漢見了面,談妥了條件。這是一九九七年初的事情。
(一)蘇州新科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新湖是太倉市西部的一個小鎮,鋼窗廠是村辦集體企業,張丁元任廠長。該廠曾經風光過,後來因開始廣泛應用塑鋼門窗,使鋼窗、鋼門業開始凋零。當時正處于鄉鎮企業改制階段,張廠長對鋼窗廠的前景不看好,建塑鋼生產綫投資太大,他想搞一個投資不太大、有發展前途的項目,故選擇了乾式變壓器。
在去新湖之前,我對該項目的生產綫作了研究,根據科泰公司設計的生產綫使用情况,作了比較大的改變,并組織人進行了重新設計。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帶了4位工程師到新湖建廠。四位工程師來自不同的單位,衹有武漢整流設備廠的高工魏天民接觸過變壓器,且都沒有接觸過環氧樹脂澆注變壓器,故從設計開始,我要向他們講解這種變壓器的特點、要求、用途,對每一件設備的作用、在系統中的位置、應該注意的問題等詳加介紹,雖然我一知半解,好多事情還搞不清楚,但也得趕鴨子上架。
從製造設備到安裝調試完成近5個月時間,一九九七年七月正式生產出樣機,并開始試生產,開啟了我後半生與乾式變壓器結緣的時代。
試生產證明,所設計的生產綫簡便實用,國產環氧澆注料便宜實用,這讓我放下了心中的石頭,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獨立辦乾變廠。
在合作合同中規定,我負責生產綫的設計、安裝、調試,生產出合格產品,負責產品銷售。如今一半任務已完成,我的工作重點將轉到產品銷售上去。
根據我們廠子小、設備簡單、資金不足、無法與大變壓器廠競爭的特點,我們確定了生產小型電力變壓器的方向,重點放在高壓開關櫃中的電源變壓器,容量在20千伏安到100千伏安之間,電壓在6千到1萬伏之間。這樣的變壓器,大廠不願做,一般的變壓器廠又做不出來(沒有環氧澆注生產綫)。確定了產品,銷售也就有了主攻方向。
我第一個找的是廈門ABB開關公司,這是一家跨國公司,圈內比較有名,如能打入則影響較大,其他開關公司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我想不打則已,一打就要打響。我所以首選ABB公司,是因為我的老同學朱學聖工程師在該公司任設計師,櫃用變壓器的選用權在設計師手裏,這是我們在畢業後30年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的。
我們的產品出來後,請他到新湖來,他認為外型還可以,質量一定要保證,衹要不出問題,選用是可以的;一出問題,不管什麼廠家,都得停用。他要我一定要保證質量和供貨時間,這樣我就有了第一個客戶。
第二個客戶,找武漢變壓器廠的戰福才廠長,請他幫忙,以武變名義搞櫃變業務,并把這部分業務交由我做。他同意了。
我又到上海變壓器廠,找周賢土廠長,他是北京電力學院畢業的,那時,我是北京電力學院動力系的書記,算有師生之誼。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答應支持,請主管生產的陳廠長與我見面,幫助我們做鐵芯。他還告訴我們上變生產乾式變壓器所用絕緣材料,環氧樹脂、固化劑、增韌劑的型號及生產廠家,可以說他毫無保留,足見對我的真誠,我很感動。以後我多次找過周廠長,他也兩次到我們廠指導。我本想將廠掛靠在上海變壓器廠,這樣可以不做產品的型式試驗,但終因廠子規模太小,設備比較簡單,沒有談成。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試生產期間,一度出現了產品質量問題。在做出廠試驗時高壓綫圈短路,而且連續出現,廢了近20個綫圈。經過對綫圈的解剖,證明都是匝間短路,這說明電磁綫的質量有問題。後來查明短路綫圈的電磁綫是從江陰一家電磁綫廠進的,該廠原來是做電動機電磁綫的,電動機的電壓一般是380伏,而我們做的變壓器一般電壓為1萬伏,試驗時達到2萬8千到3萬5千伏,所以造成短路。張廠長沒有經驗,我也未過問此事,故有此誤,損失不小。
新科變壓器公司在建設及試生產過程中碰到了很多問題,主要是資金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在與張廠長談判時,我提出投資不能少于50萬元人民幣,當時估算生產綫及測試設備30萬元、流動資金20萬元,也寫進了合同。張廠長口頭說沒有問題,但到建廠時,鋼窗廠已不景氣,原計劃沒有完成,收入不夠支出,更不要說拿錢支持乾變廠的建設。張廠長原來的計劃完不成,建設乾變廠的資金就沒有了來源,測試設備建設停止,產品拿到太倉變壓器廠(瀏河變壓器廠)去測試,既加大了支出,又不方便。因為資金短缺,不發工資,說產品出來後再發,造成了武漢到新湖工作的科技人員的不滿,情緒不高。
建廠進度因種種原因落後于計劃,又成為當地人議論的話題,造成武漢人員與當地人員之間的隔閡。
我就忙着兩邊做工作,幫助張廠長找合作單位,寫報告給太倉市科委,請求支持,通過關係找太倉市領導,請求他們幫助解决經費問題。本想到新湖後衹管業務工作,誰知又要操心資金問題和人際關係問題。但因此也獲得了張廠長的信任,他認為我是真心的,是以事業為重的人,不是騙子。我們之間成了好朋友,至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新科變壓器公司聘請胡宗為顧問,他的任務有三項,一是指導生產兩台樣機;二是在生產過程中培訓繞綫和澆注工人;三是產品設計。第一、第二個任務很快就完成了,但在如何完成第三個任務的問題上,我們產生了矛盾。我希望他將容量為20千伏安到100千伏安、電壓為6千到1萬伏的系列產品設計出來,以便我們接到訂單就可以生產;其他型號的產品,接到訂單後再設計。
我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很多單位,特別是ABB公司,訂單一到,限期交貨,時間一般在一個月之內,有的衹有半個月,故接訂單後再設計,時間上來不及。趕時間,設計、生產都會產生問題。胡宗以沒有時間、來得及之類的話推托,不想搞系列產品的設計圖。我估計他怕設計完成後就不請他了。
後來發生了我預料中的事,一個單位因我們來不及做而取消訂單。出現技術問題,請胡宗到太倉處理更困難,來去匆匆,有時來後還沒有解决問題,自己有事非走不可。
據此,我和張廠長决定在當地聘請設計人員,請到了原瀏河變壓器廠的技術副廠長顧培琪工程師。顧工中專畢業,從事變壓器設計、製造、試驗幾十年,退休後多家變壓器廠請他設計。他來我廠看後,很坦率地說,沒有搞過乾變設計,但可以試試,願意合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顧工是一位工作認真、業務能力強,精通各種變壓器、電抗器等電氣設備設計的科技人員。我有幸結識他,在他那裏學到了不少知識。他為新科及以後的金寶變壓器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僅在產品設計上,而且在試驗設備的建設上都做出了貢獻。他設計的產品沒有出現過問題,開發了30千伏安到80千伏安、3萬5千伏的櫃變,這是一般變壓器廠不敢做或不願做的產品。顧工的到來,讓我們在技術上有了真正的依靠力量。
新科變壓器公司從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有產品銷售,到一九九八年六月,總計銷售變壓器30多台,產值近90萬元,初始階段有這樣的業績應該是可以的。當時變壓器的售價較高,原材料價值較低,利潤也就高。我估計張廠長的投資已經回收了。
張廠長承包的鋼窗廠形勢不好,他與人合夥的稀土廠虧損,感到力不從心。我的那位親戚王國元聯繫到上海一家企業,願意投資50萬元人民幣,并提供廠房,希望我們搬過去合作開工廠。經過與張廠長商量,他也同意。幾經協商,算三方合作(上海一方、新湖一方、武漢一方),起名為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搬遷至上海。
(二)上海金寶變壓器有限責任公司
金寶公司地址在上海市寶山區羅南鎮(現已并入羅店鎮),離我老家很近。上海合作方是羅南活動房廠,曾經光輝過,現已改組,成為私企,老闆是該廠的五位原上、中層領導人。該企業實際上已經不再經營,有一片廠區,有不少建築,辦公樓、廠房等都有。老闆們不能坐吃山空,想找合適的項目搞活經濟。
王國元與他們素有往來,與他們聯繫,我們事先不知道,條件談得差不多了纔找我和張廠長談。張以為是我的意思,想把廠遷到上海去;我以為是張廠長想甩掉包袱叫人去聯繫的,我們為了“照顧對方的願望”,都表示同意。所以從一九九八年六月開始接觸,很快就談妥了,八月搬遷,十月開始在新址投產。
新廠建了測試變壓器性能的試驗台。控制室是用有機玻璃做成的房子,所有試驗集中控制,既漂亮又實用,給金寶廠增添了不少成色,來考察的人一看就覺得金寶條件不錯。
我當時真感謝王國元,他做了大好事。
金寶廠從建立到我離開始終處在一種莫名的人際糾紛之中。我在這種人際糾紛中游了最後一程,讓我糾結,讓我心痛,因為涉及的人都是我的至親骨肉。
金寶變壓器公司由上海方任董事長,新湖方張丁元任總經理,我任副董事長,負責技術保障和市場開拓。上海方投入37萬元,除建了試驗台外,增加了一些流動資金,漸漸有了起色。一九九九年產值120萬元,理應盈利,但結果仍然微虧。
王國元認為總經理貪污,進料拿回扣,做假賬等等,搞得關係比較緊張。他對董事長也有意見,說投了資不管事,投資怎麼收回?對我也有意見:為什麼不讓他出任總經理?
我們三方研究解決辦法,張丁元主張辭退王國元,說有王工在他不想搞了;我是王工介紹到上海的,不好說;董事長則認為項目是王工引進的,先不要辭退。這就在張丁元心中產生了怨氣和不滿情緒。張丁元下了離開金寶廠的决心,他提出退股申請,上海方感到不好處理,于是也提出轉讓股份的要求,實際上是退股。這是在二○○○年十一月份發生的事。
我對金寶廠的前途有信心,勸二位不要放棄,但張丁元决心已定,認為衹要不改變現狀,他就無法工作。我衹有動員我的三個外甥把金寶廠買下來。他們都在金寶廠工作,覺得金寶廠有前途,决定三姐弟聯手以70萬元的價格買下所有股權(我的技術股除外)。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三個外甥交付定金,并接手金寶公司,由二外甥任總經理,我協助他們工作。不到一個月,兄弟之間發生了矛盾,提出不買廠了。此時上海方、新湖方已退出,衹有我承擔下來。小外甥借給我20萬元用于支付第一筆股權轉讓費,我任命二外甥為副總經理,負責進料及業務工作。這樣的安排引起了小外甥夫婦的不滿,認為他應該當總經理,他的媳婦應該管財務。我問他,你的20萬元是入股還是借款?如是前者,我們另寫協定,根據投資比例確定股權,以後雙方按股權承擔公司的義務和享受應有的權利。作為我向你借錢,按現在寫的借條辦,利息、本金按規定時間還給你。我請他們夫婦想清楚了告訴我,對我來講,兩種辦法都行。第二天他們告訴我,還是按借錢辦法處理。我以為問題說清楚了,他們也選擇好了。
實際上,他們正在研究自己開工廠的問題。小外甥是負責環氧澆注的,那時業務多,幾乎每天都有變壓器出廠。小外甥一星期不上班,就影響到產品的交貨。我去他家,他躲避不見,接着他的好朋友、負責模具製作維修的工人也不上班了,搞技術保障工作的也不來了,王工也沒有來。他們正在商量着如何自己開工廠,把金寶的業務拉過來,金寶自然就會垮。
我採取了斷然措施:辭退了有關人員,并通報所有客戶,原業務員已與金寶無關,請他們不要再和他談金寶的業務問題;所有不來上班的人作自動離職處理;立即歸還20萬元借款的本利。我也乘機對金寶作了一次外科手術,把不安定因素清除掉,重新培養澆注人員,招聘有經驗的鉗工負責模具的製作及維修,日常技術保障由我自己做,如變壓器的出廠試驗都由我自己做,環氧澆注工的培訓工作由我自己擔任。這是被逼無奈,但也因此讓我深入到業務領域,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的小外甥他們在嘉定區辦了個乾變廠,從繞綫到模具製作、澆注等每一道工序的技術工人、技術保障設計人員都是從金寶挖走的。我則是一切從頭開始,困難有多大,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可想而知。不僅如此,他們還向各執法部門“舉報”金寶種種“違法”行為,如無證經營、偽劣產品、逃稅漏稅、外地人不登記等等。一時執法部門紛紛上門檢查,發現都是謊報,我們把實際情况如實告訴了他們。
不到三年時間,嘉定廠的領導之間因矛盾而分裂,廠子由我小外甥一人經營,王工又回金寶來上班。說實話,王工曾幫過我不少忙,還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沒有滿足他的願望,讓他一次次失望,纔產生怨恨,和我小外甥一起另立門戶。
金寶公司經過二○○一年的劫難,元氣大傷,但堅持了下來,與ABB公司一起開發了小容量高電壓的開關櫃變壓器,容量為30千伏安到80千伏安,電壓為3萬5千伏。這得益于顧培琪工程師的智慧,也由于工人們的努力,每次做出廠試驗的耐壓試驗時,我總是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要經受7萬伏至8萬伏的耐壓試驗,讓人提心吊膽。通過試驗以後,我則如釋重負。
金寶公司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四年,新的情况又產生了。任副總經理的二外甥消極怠工,上班玩撲克,不聯繫業務,不去收款,有時錢已到了却讓會計告訴我沒有到,我到處借錢應付日常開支。他這麼幹,是因為我剝奪了他購買原材料的“權利”。過去原材料是由他一手購置的,變壓器銷售也由他管。他每銷售一台變壓器總要報銷500元到1000元的業務費。對于這種產品銷售業務費,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人告訴我,他在購原材料時也吃回扣。當我掌握了他在進矽鋼片時讓對方多開發票款的證據後,我就不能容忍了,决定不再讓他購置原材料。因為這他就鬧情緒,我也懶得再去談這些事。我怎麼辦?處理他,姐姐面前如何交待?為了點錢,六親不認?不處理,公司怎麼管理?我想來想去,衹好收山不幹。
我算了一下應收應付款,還債的任務可以完成。本打算債務還清後,將金寶公司交給我的幾個外甥(加上妹妹的兒子共4個),讓我妹妹、姐姐的日子好過一點。但事與願違,他們中有些人迫不及待,有的公開分裂,有的暗中搗鬼,全然不顧我的苦衷和感受。我又不想發財,就此結束苦海游泳,回頭是岸,决定罷手。
二○○四年中,我以25萬元的低價將70萬元收購的金寶公司處理掉,轉讓給王國元和金寶廠業務員宗文其。
金寶至今還存在,由宗文其一人經營,還在掙扎着向前走,我每年回上海總要去看看。
在這裏,我付出了很多,學到了很多,也得到回報,讓我還掉了大部分債務。金寶公司的工人對我很好,我仍然經常回憶起與他們一起戰鬥的年月,懷念他們。我外甥女徐美琴、外甥婿張金興夫婦在金寶工作期間出了車禍,落下終身殘疾,令我心痛、內疚。
六、回歸
二○○四年六月,我結束在外漂泊的日子,也結束了那種在商海中周旋,有時還要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日子。我回歸到了武漢的家,又可以過溫馨的家庭生活,吃上熱氣騰騰的可口的飯菜,回歸到了我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個無產者,一個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
二○○四年下半年,我主要忙于處理債權債務,打了兩場官司,上海一場,武漢一場,都是因別人欠債不還,訴諸法律。兩場官司都勝了,法院判决限期歸還,但被告人不理會,還得去求人家。上海一家公司欠我13萬元的貨款,法院判如數限期歸還,他們說沒有錢,律師從中調解,還6萬元,我請了兩次客,送了2000元香煙錢,纔拿到。我一算,去掉律師費、上訴費、請客送禮費用,實際上衹拿到5萬元,不到40%。武漢一個客戶欠5萬多貨款,說有一台變壓器壞了,衹算4萬5千元,武昌區法院判决如數限期(一個月內)歸還,我跑了無數次找被告要錢,他不是躲着不見就是說沒有。一年後我申請強制執行,至今已經7年了(欠款至今已十二年),還沒有如數歸還。
法院衹管判,能不能執行,他們似乎無所謂。即使強制執行,也是有名無實的。我真不明白我們的法律怎麼了,法院的尊嚴、法律的尊嚴到哪兒去了?官方報告的,媒體報導的,和我們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不一樣。
二十年在苦海中沉浮,身體上積累了不少病,有的是新得的,有的是原有的,由于沒有時間治療而加重了。一旦負擔放掉,鬆懈了,病情就加重了。除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三種治不好的老毛病外,膽囊炎、前列腺增生、疝氣、白內障等病都突顯出來。從二○○五年到二○○七年三年中做了4次手術:切除了膽囊,同時切除了十二指腸和一半的胃;切掉了前列腺增生部分;進行疝氣修補;還有白內障手術。還了債,我心情好了許多,提高了一些生活質量,加上夫人為我精心調理,身體狀况明顯好于以前,熟人們一見,都說我比以前好了。
回歸後我注意學習,關心國家大事。我經常與一些朋友聊天,討論歷史,討論現狀,討論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如何看待改革開放。我也看正反兩方面的不同觀點的討論文章及網絡材料,提高自己的認識。心態平衡,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王凱歌是武漢科學電源設備有限公司的老闆,聽說我回武漢後,希望我幫他把乾變項目搞起來。他很有事業心,一個人艱苦創業奮鬥二十多年,小有成就。我幫他把乾變生產綫建起來後,主要是控制一下澆注綫圈的質量,一周去幾次,不澆注就不去。他很關照我,要我天太熱了不去,太冷了不去,颳風下雨下雪不去。每個月發給我工資,年終還有獎金,我很滿足。到我們這把年紀,如果健康狀况允許,最好找點事做,但不能太累。我的朋友照顧我就屬于這種情况。當然我的工作對他的企業發展、產品質量提高也是有幫助的,這是兩利的事。我們之間互相體諒,合作得很愉快。
回歸後的老年生活,除工作、學習外,有時與老同事玩玩,每年回上海老家住一個月,探親訪友,生活內容挺豐富,一天到晚總有事,日子過得很快。雖然經濟上不富裕,但還過得去,年近八旬,這樣也就可以了。
一個人的歷史是自己寫的,這句話我聽人說過很多次。特別在受審查期間,專案組的人、領導人找我談話時總愛講這句話。但我有時想,人的一生有許多機遇,也有很多無奈。一個人的歷史在他未走完前,有許多的可能,會走出多種的人生歷史。
就我來講,如果按照我自己想走的路,那麼我的人生歷史肯定不是現在這樣的。
我想:
如果我不到北京讀書,留在上海老家,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畢業後去工地、工廠,而不是留校工作,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做政工幹部,而是當教師,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我不調到電廠化學系工作,就不會到武漢,那我的歷史會怎樣?
如果文革中同意我調到華北電力學院,那我的歷史又會怎樣?
如果……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如果,但實際上沒有如果。
人生的歷史不完全是自己寫的,但主要又是自己寫的。
短暫的人生在歷史的長河中衹是一個瞬間,但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足迹。此中是是非非,任人評說,但願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初稿:二○一三年五月于武昌
                                   第一次修改:二○一三年八月于武昌
                                   第二次修改:二○一三年九月于武昌
                                   第三次修改:二〇一四年二月于武昌


近二十年以來,投身文化革命運動的學生、工人、軍人、幹部,已有不少人記錄這歷史事實的文字面世;作為文革最先發動和青年學生運動最先崛起的高校領域,可能是書寫回憶錄最多的地方,但高校當年的領導、幹部(含教師),寫出來且公開出版的并不多。我讀過的有清華大學當年主持校黨委工作的劉冰寫的《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有北京大學聶元梓寫的《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有內蒙古師範學院高樹華老師口述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這裏是剛讀到的,原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今并入武漢大學)當年主持團委工作的張建成老師撰寫的回憶錄。他一九六五年調水院做團委書記,恰好我就在該院讀書,讀到他的自述——特別是他個人經歷側映出的武漢水院文革歷史,自然有另一番感受。我畢業離開武漢以後,初識者知我曾在武漢水院上學,往往恍然大悟,要麼是:“啊,就是王力去講話的那個水院!”要麼是:“啊,你們學校有個張瑞謹(著名泥沙專家)嘛!”這個地球村很小很小,水院的歷史,水院裏個人的歷史,就這樣與國家的政治、文化緊密聯繫。
讀了張老師的回憶錄,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澤東在八届十一中全會上憤怒指出:“從這次鎮壓學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動看來,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我看該處理。”他質問:有人講團中央“三胡”糊裏糊塗,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有什麼糊裏糊塗?
按張建成老師回憶的史實,他所在的武漢水院團委,沒有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裏積極參與鎮壓學生,後來反而積極支持和參加了青年學生運動。我們知道,張老師在當時業已列入學院文革運動“五人領導小組”成員,按常例,他完全可能順勢執行、參與和積極投入湖北省委、水院黨委組織鎮壓學生的行動。共青團是党的助手,政治工具嘛,團的領導幹部理所當然是接班人培養對象,且不少高校團的幹部在文革初期皆如毛澤東批評的那樣——沒有支持學生運動。誠如毛澤東在書寫《炮打司令部》前抒發的那種義憤,團中央暫時被處理了,而全國對文化革命不理解而參與了“五十天”壓制群衆的各級幹部,無需人人過關、個個打倒。不過,在毛澤東去世以後,隨着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運動被徹底顛覆,這時“該處理”的不是參加鎮壓學生運動的人,却是諸如張建成老師這樣投身于革命群衆運動的團委幹部,如與武漢水院同為水電部下屬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團委領導幹部,都成為本單位的造反頭頭,結合進省革命委員會,文革以後皆被清查并入監多年。張老師是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唯一因參加文革運動被開除黨籍的幹部。這裏面有一些偶然因素,所以原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余英曾感嘆張建成老師“生不逢時”。但我讀了他的回憶錄,結合我對水院歷史的瞭解,我覺得文革十年,秋後算賬,最後輪到毛澤東曾經贊成的人和事被處理,確是必然。我想水院內外,只要不帶偏見的人,讀了這本個人回憶,都能得到這個印象。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等尚能挺身保護反蔣學潮裏的進步學生;六十年代,共產黨高校的領導和共青團幹部,居然不能挺身保護和支持擁毛學潮的造反學生,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社會,究竟是進步還是倒退了呢?
毛澤東認為共青團應該支持學生,那是因為共青團就是做青年工作的,團幹最接近、最理解青年學生。我在做教師時也常常傻想:為什麼當年學校做教育工作的領導和教師,竟不瞭解不理解自己的學生,忍能將純真向上、熱誠衝動的青年打成“反革命”呢?當然,這涉及如今政界、學界認識大相徑庭的關于“五十天”問題,我們還是回到張建成老師作為共青團的“異數”問題上來。他的回憶比較細膩地記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一月的心理衝突過程,懷疑、離開管理他制約他的單位某些党領導的過程,這是多數曾忠誠于當年“馴服工具”傳統政治的基層幹部真實而痛苦的過程。我觀察過一大批院校青年工作骨幹(包括團領導幹部、輔導員、教師、學生幹部、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們能夠響應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號召,逐漸真正投身于文革群衆運動,有一種很平凡的真情,即他們認可毛澤東的文革路綫,熟悉和理解青年思潮,他們不同意把文革運動變成又一次在青年學生中的反右運動,他們普遍有一種政治傾向,嚮往進步、正義,他們已不認為個別基層党領導就一定代表黨組織、代表党的正確路綫。他們理解一九六六年形勢怎樣也不同于一九五七年。大量個人文革回憶陳述了這一事實。
我覺得,在張建成老師文革前的生涯裏,潛伏着也綜合着他站到或游離于造反學生一邊的多種複雜因素,相信讀者均能從文中看出來。而水院團委集體造反,他們理解與同情造反學生,也非一日之功。張老師是一九六五年春隨北京電力學院電力系科成建制調到武漢的。此前,武漢水院的幾届學生業已經歷了中蘇論戰的學習、四清、教育革命多個政治活動,《國際歌》天天激蕩在校園,那是震撼學生心靈的幾年。同時,在院團委的直接組織推動下,國防軍體和革命文藝活動,非常活躍,特別是水院學生游泳渡江、文藝演出,聞名武漢三鎮。誠如張老師的回憶:毛澤東關于教育的春節講話傳達、毛澤東與王海容談話精神貫徹,是驅動張老師本人和師生奮起、解放思想的關鍵。實際上,到文革運動爆發前夕,學校的生活已經開始進入“頭脚倒立”的時代。我始終覺得,武漢水院之所以在文革時期在三鎮乃至全國有那樣的影響,不能忽視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業已積累、聚集的突出政治的能量和青春奮發的能量。水院團委集體造反,帶動一批政治輔導員造反,張建成老師成為水院造反派的一個頭頭,非他一人之力。當時團委副書記王紹良,從中央團校受訓回來,在我們年級繪聲繪色地客觀介紹了北京六、七、八月運動情况——他曾被那個“該處理”的團中央派去做北京某中學工作組組長。他的宣傳的直接結果,就是促成了一些同學立即去了北京,并參加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接見。
如今“211”了的武漢大學一片鶯歌燕舞,櫻花爛漫,產業化教育的銅臭和斯文掃地的超級腐敗浸淫着校園,文革過去了三十幾年,一切都沿着當年試圖改革的原路倒退回去,偏有一個水利電力大學的“活古董”在記憶文革、記載歷史。在這個曾經發生過學潮與“六一慘案”(一九四七年,武大學生參加中共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的地方,爆發過文革學生浪潮的地方,從學校當局到新編校史都在竭力要年青一代回避最不應該忘却的文化革命歷史,沉湎于洋文、網絡、卿卿我我,深陷于自我美好憧憬的新一代,幾乎不知道半個世紀前東湖邊究竟發生過什麼。老一輩的人,可能有平庸之徒正對張建成老師的回憶竊竊私議,罵這“文革餘孽”又鑽到文革舊事裏去。
我想起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改良主義》中也恰好講過:“又‘鑽到’革命那裏去,在已經改變了的環境中始終不倦地努力鼓吹革命,努力準備工人階級力量去實現革命,——這在改良主義者看來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主要罪惡,就是革命無產階級的過錯。不要‘鑽到已經被打敗過一次的那個地方去’,——這就是叛徒和一遇見失敗便灰心喪氣者的聰明想法。”列寧對政治庸人和機會主義者批判得多好!
列寧還說過:“他(馬克思)指出,德國反動派已經從人民的意識中完全抹去了1848年革命時期的回憶和傳統。這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它說明在對待一個國家的革命傳統的問題上反動派負的是什麼任務,無產階級政黨負的又是什麼任務。反動派的任務是消滅這些傳統,把革命說成是‘瘋狂的自發勢力’(這是……德國員警式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們,甚至說得更廣泛些,是德國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們,形容1848年的用語)。反動派的任務是迫使居民忘記革命時期所產生的豐富多彩的鬥爭方式、組織形式、思想和口號。愚蠢地贊美英國小市民的維伯之流力圖把憲章運動,把英國工人運動的革命時期說成是簡單的兒戲,是‘年輕時的過錯’,是不值得認真注意的幼稚行為,是偶然的反常偏向,而德國的資產階級及歷史學家也同樣藐視德國的1848年。反動派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這樣。這次革命直到現在還不斷激起狂暴的憎恨,這證明它直到現在對人類的影響還具有的生命力和力量。”(見《反對抵制》)馬克思和列寧這裏說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資產階級的學者(諸如馬克思研究的法國復辟王朝時期的史學家)不能正確認識他們本階級的革命歷史,我們頭頂“無產階級”冠冕的歷史學者不幸也淪為這樣的資產階級史學者,不能正確、科學地判識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也恰恰說明這場失敗了的革命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和深遠的生命力。
張建成老師的回憶,另一個重要啟示是文革運動凸顯的幹部問題。
好些文革的回憶著作,出自普通群衆之手,反映的主要是運動中的群衆。固然,群衆是文革運動裏最活躍的因素,群衆活動是最可深究的問題,但文革運動畢竟是一場全民性的黨政幹部整風,對幹部問題認識不足乃至缺失,是迄今文革研究的短板。我們當年學生群衆的眼界,可能更多地是對教育方法、階級路綫、機械呆板還是生動活潑教學、培養革命接班人還是所謂“紅色工程師”、教材優劣、師生關係、先進落後的人為分野等等問題的關注,開初多以為文革就是單純的教育革命,什麼党的幹部路綫或幹部人事關係,幾乎是學生難以捉摸和深入的問題。張老師的回憶,陳述了党的傳統教育培養教育他、黨組織重用他,文革運動後期上級黨組織試圖使用他的過程(湖北省委和水電部都試圖提拔、重用這位文革湧現出來的老團幹部,這是不能回避的事實);同時,回憶又以個人視角觀察,記錄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院、系一大批領導幹部在文革前、運動中、改革開放以來的衆生相,從一個文化單位角度,為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幹部人事與社會心態的素材。武漢水院在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調整中從武漢大學剝離出來,融匯了各學校和地方的幹部,是一所新型的重點工科院校,如要與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那種名牌老校做比較,會有很大的區別。不過,清華大學在五十、六十年代作為全國高校的楷模,清華治校的經驗——特別是清華培養、管理幹部的特色,無不經教育部、高教部、湖北省高教廳的條條指導,貫徹與普及到水院。事實上,文革之前,武漢水院也十分認真地貫徹過以清華蔣南翔為代表的“高教六十條”式的規範整頓。在上述學生群衆關注的學校問題背後(抽象到毛澤東說過的學校的問題是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不能不上升到用什麼樣的幹部,走怎樣的幹部路綫的高度上。文革以後,一些本校和外校的同齡人,多次嚴肅地談到自己學校的領導,究竟是不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的問題,我覺得,無論是清華大學的蔣南翔們,還是水院的院領導們,主觀願望都是在按當年黨中央的部署精神,按當時的教育制度和路綫,在努力做工作,對中央內部的思想、路綫分歧,多數不甚了了。文革運動裏學生群衆對學校原來教育制度的懷疑、批判,也來自于當時經黨委傳達、貫徹的上級正面精神和社會潮流的推動。儘管這些領導可能是不自覺或半自覺地貫徹執行,個別人心底有抵觸,口頭上不敢表露。文革激進學生群衆當年不滿意的狀態,與高校現狀基本還是兩回事,畢竟當年還是理想主義主導下的高校教育。儘管水院也如清華大學提倡的“做不漏氣的發動機”幹部路綫那樣,最終是走向個人集權管理、背離理想。
但是,張老師披露的學校幹部路綫、人事制度上的種種弊端,不能不是讀者可以深思的問題。在這樣的文化單位,開始出現立黨為私、任人唯親,張建成老師在文革的特殊條件下脫離了這種異化了的黨政體制,自然被體制邊緣化,從而外在地體會到水院幹部體制的某種荒謬。應該講,水院的問題,不一定在運動前就充分暴露,也不完全在運動初顯現,“五十天”中對群衆的鎮壓僅僅體現其部分問題。同時,原體制也曾拋棄、打擊部分領導幹部,來運作荒唐的“運動機器”,但原體制的領導個人,畢竟在疾風暴雨裏自身難保,失去文革運動的話語權,造反運動致使此機制一度失靈。但在運動後期,幹部逐漸解放出來;特別是文革運動遭受清算,教育秩序恢復,步入“改革開放”以後,體制性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來。八十年代以來,高校校園理想蕩然無存,犬儒化彌漫招搖,普遍步入庸人治校時期。平庸和實用主義充斥校園,幹部培養與晉升,成為商品交易,學術空前腐敗,有人假公濟私、名利雙收,有人周遊列國以圖文化“接軌”,有人藉購置、營建大發橫財,有人辦學受賄索賄、變賣文憑,有人為教不尊——聚衆賭博、權色(權錢)交易……這些“人”,决非一般下層幹部。
水院沿着舊有的“為私”幹部機制,逐代領導被推往前臺。
教育領域,真個是:金玉在外,敗絮其中。
就在高校領導層藉“改革開放”走向政治、文化、經濟全面腐敗的同時,提前退休的張建成老師隨著改革潮流,步入民間科技開發的行列,自我有所作為。有意思的是,同在武漢、與水院同屬水利系統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原團委副書記、長辦造反組織頭頭顧建棠,為了生存,也走向了體制外的科技發明、創業之路。
路遙知馬力,日久識人心。我們上學時耻笑過的“假左派”、“假馬列主義者”,他們一收當年打“右派”、“反革命”、“五一六”的兇惡形象,現出媚洋媚修的原形,成為學校裏實質最右的人。在所謂對組織忠誠上,有人常顯變色龍特性:既可忠實于某前領導個人,又可擇機拋棄。二三十年過去,黨已不黨。領導層如此,人心不再思教,難怪高校會“水博士”、“爛碩士”泛濫了!
武漢人嘲笑宏偉的“211”工程,嘲笑水院、武測、湖醫與武大合并說“武大——大了,武水——水了,武測——拆了,湖醫——糊了”。實際上,即使沒有風靡一時的合并到武大的“211”壯舉,在這種大環境和幹部路綫下,武漢水院也勢必“水”下去。
誠然,張建成老師的記憶和描述、判斷,出自他個人的視角和思考,水院主要領導群的個人是否確實如此,水院不同的人還會有各自不同的認識。但有一點令人確信:文革全過程的確是觸及了和袒露了水院每個人的精神,如今,顯然不是用“派”來審視一個人,而是用品質如何來看一個人,誰個優誰個劣,大多數水院的過來人,感覺基本上是一致的。
政治品質,自然是治黨治校、幹部路綫的一個關鍵。
這個回憶,涉及到一批高校的領導幹部,包括水利學院的老院長——他也亮相于群衆運動,支持自己的學生革命造反,被視為“五一六”的後台;同時,回憶也涉及到一些校外的省、部領導言行,涉及到一些參加支左的軍人幹部。這些人,都是文革歷史研究較為寶貴的對象。
在此將一些讀後感受記下,代為跋。

                       碧 峽
                     二〇一四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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