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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6)         
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堂著(16)
[ 作者:顾建堂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8013    更新时间:2014-7-10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作者简介:顾建棠,1931年出生,江苏省海门市人。1945年小学毕业,同年11月到衣庄当学徒。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先后在海门县税务局、工商科、劳动科工作,1954年调到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1954年10月调南京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1955年5月调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处劳工科,1956年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肃反审干办公室,1958年春调共青团长办团委。1959年毕业于共青团中央团校第十期,随即回长办团委工作至文化革命开始。
1966年6、7、8月,为长办“保林(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派”领头人。1966年10月上旬组建长办第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硬骨头战斗队”, 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12月任长办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1月至1978年1月7日,经湖北省委决定被隔离审查。1978年1月8日被捕入狱,1983年1月被判七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附录十四
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1969年10月17日)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并认真学习,落实行动。
中央“九·二七”指示是刺向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的匕首,是砸开湖北、武汉阶级斗争盖子的精神原子弹,是推动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强大的武器,大长了我们湖北三千二百万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曾、刘首长的讲话,给了我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识别敌我的能力,看透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和狼子野心。
我坚决拥护曾、刘首长的讲话,拥护我们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于“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几天来,首长的报告讲话、同志们的发言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特别是在七·二○以后,我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就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经有两次反复,第一次就是去年的抢枪、派性斗争、“揪武老扬”,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我也参加了。还有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我也参加了,这两次都给我们全省人民、给武汉市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这次学习,深深感到主要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在这方面受了“决派”、《扬子江评论》反动思潮的影响,致使自己一次又一次走上了犯错误的道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犯下了罪过。我今天主要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
“决派”、《扬评》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管耍什么花招,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紧紧围绕着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后,社会上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也反映了这场斗争。现将我回忆到的揭发、批判以下几点:
一、“决派”、《扬评》对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是刻骨仇恨的,它们在我们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就讲“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产物”,要“摧毁”我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在去年三月,中央两报一刊提出了“三反一粉碎”的问题,当时,应该是粉碎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粉碎当时在武汉存在的所谓“优抚”、“甄平”这一类反革命组织,可是,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有的人接过了这个口号,来实现《扬评》摧毁我们省革委会的目的,在省革委会内部大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内部的斗争。我记得在省革委会的多次常委会上,任爱生这个副主任,竟然不止一次地这样讲:“我们的干部、军队首长要对造反派有感情,屁股要转过来。要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老保有刻骨的仇恨。”又说:“我们革委会怕就怕两条,一条就是怕革委会内部右倾抬头,一条怕造反派和平演变。”这些话,在“三反一粉碎”时讲得最厉害。胡厚民从来是很少来参加会的,(曾司令员:“三反一粉碎”在我们省革委会是有斗争的,我们是批判的,可是省革委会批判以后,没有通过,也没有实现,也没执行。批判以后,在省革委会里面没搞,可是做小动作的人在下面搞了。这次会议我参加各个小组,普遍反映。我们省革委会没通过,我们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反对这种“三反一粉碎”,什么叫“三反一粉碎”呀!很明显,矛头就是指向三红嘛!批判这个思潮,结果,你上面不搞,他下面去搞,现在看起来在我们湖北省,造成了罪过。他们早就在下边搞小动作的,是普遍反映。你们回忆一下,罪过不小啊!张体学同志:那次常委扩大会,在武汉军区礼堂,曾司令员作总结的,一边总结,他们一边发牢骚,说曾司令讲话一点新内容没有的,只会骂人。这个决议我们是不同意的。一直传到下面去了。)在这时候,胡厚民是抱着他的小山头不放的,很少到革委会来开会的,他在下面,利用他原钢工总名义,发表了一个“三·二八”声明,在这个“三·二八”声明当中,他有这样一个意思:首先要在革委会内部搞“三反一粉碎”,首先要“粉碎”革命委员会。接着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当时,胡厚民、方保林对于曾司令员的讲话是极不满意的,他们想在革委会纪要中,把他那种“三一粉碎”的观点塞进省革委会纪要中去,但遭到了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的严厉抵制。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曾司令员、刘政委有事没有来,体学同志来了,在这个会议上,大轰了体学同志,他们对体学同志说:“老账未清,又欠新债,当心你垮台。”在这个时候,任爱生又在背后说“姜一结合是不应该的,他是王、陈的黑干将”等等。就在胡厚民、任爱生搞小动作的思想指导下,紧接着就出现了揪斗姜一的情况。(张体学同志:那时常委开准备会,曾司令员、刘政委让我征求常委的意见,看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一征求,就轰了四个小时,轰的目的是:你张体学就不敢造反。我说:对呀,王任重的反我没造,我错了。再造哪个你们讲,让我造曾、刘的反,我不干。我还准备第二次犯错误的,没造王任重的反,错了,大错特错。还让我造反,我说:我不上你这个当,你这个用意何其毒也!我是明白的。)在这时候,姜一同志被揪走了,在黄石、武汉游斗姜一同志,大街上“打倒姜一,揪出姜二”的口号出来了,“张体学是湖北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大标语出来了。胡厚民曾经在背后讲,他说:“曾、刘是听张体学的”。其意思就是从姜一同志身上开刀,粉碎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接下去,四月八号的武汉市火把游行出现了,他们当时是说“武汉市的天还是黑的”。所以要打着火把游行。这时从理论上,从组织上,他们自上而下搞了许多所谓“三反一粉碎”的指挥部,搞了“三反一粉碎”的联络站。在宜昌就出现了刘德光揪斗军分区司令员,在武汉全市把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大批地进行游斗等一系列现象。结果,“三反一粉碎”他们根本没有粉碎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更没有对那些黑手黑脚动一根毫毛,而是完全“粉碎”在省、地、县各级革委会的身上,把许多革委会搞成了瘫痪状态,实际上是借“三反一粉碎”的名义,实行《扬评》要摧毁革命委员会的目的。
二、“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鼓吹要“打破行业界限”,鼓吹“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
在武汉地区,根据中央首长周总理的指示,在曾、刘首长的领导下,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反复学习、斗争,成立了三代会,以工代会的形式实现大联合,把“决派”所鼓吹的那套东西粉碎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一直没有散,而且他们的阴魂在某些人的身上,带进了革委会内部。在省革委会内部胡厚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鼓吹,说“要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他说:“上海毕竟是上海,上海有一个好干部张春桥,上海有一张好报刊《文汇报》,上海有一个好组织工总司。”言下之意说,我们湖北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湖北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对于胡厚民他们那一些执行“决派”、《扬评》的意图,想粉碎革命委员会,代之以“决派”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发展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没有得逞,抵制了他,斗争了他的错误思想,他不满,所以他极力鼓吹。在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极力鼓吹在省、市各战线要搞系统的夺权,要从下面上来夺权。这个夺权,遭到了曾、刘首长多次的严厉批评,而且明确指示,不允许下面到上面来夺权。可是胡厚民根本不听,他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搞,但他又变了一个手法,即搞自下而上地成立系统工代会,搞变相的夺权。我记得在四月上旬,钢工总总部来了一个人,有我,还有杨玉珍、王舜同志在,带着工人总部的介绍信,上面有工人总部的章子,上面讲请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湖北省工代会。这个东西,我们交到办事组了。这种情况本来是极端错误的,可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力支持。他说:“下面到上面来夺权是可以的。”当时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湖北省邮电系统的,他们要自下而上地夺权,省革委会已明确表示不允许。可是任爱生在他们群众组织头头来时,他表示:“是可以的,到省邮电局来夺权是可以的。”于是在省邮电系统形成武斗,一直搞不下地。再一件是黄冈地区,任爱生当着黄冈地区一部分要搞自下而上的夺权的群众组织头头的面,支持黄冈地区搞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黄冈有个部长叫王振武。是坚持省革委会的指示,反对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谢华之同志在那里,这样搞得王部长下不了台。黄冈地区革委会、黄冈军分区是反对这个自下而上夺权的,而任爱生是支持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这里有胡厚民的一段话,完全看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讲:“我们把各条战线牢牢控制好了,实权在我们手里,曾思玉再有本事,也得找我。”这一语道破了他们完全实行了“决派”、《扬评》的意旨,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罪恶目的。
三、“决派”狂叫说:“不难设想,一旦这威力不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革命委员会便将失去生命力,而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这段话是“决派’在革委会成立的前夕发表的。
我记得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两个半月的时候,即四月中旬,我们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根据当时情况,要讨论发布一个维护社会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令,就是“四·一六”十条通令。这个通令在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是适时的,是必要的,这个通令的矛头确实是指向阶级敌人的,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映了全省革命人民的革命愿望的。在讨论过程中,当时胡厚民这样讲过,朱鸿霞也这样讲过,意思是这样:“收缴武器(因为十条中有一条收缴武器问题)的期限不要七天,只要三天就行,不缴者以反革命论处,解放军可以采取强硬的武装措施。”另一方面又讲:“光这个通令不行,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否则就不要发,发下去也不行。”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全省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是坚决拥护的,认为这是省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令,应该维护省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可是,不到两天功夫,也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同志和常委胡厚民,利用当时钢工总的名义,发了一个五条,与省革委会“四·一六”十条通令分庭抗礼;不久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同志和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同志也用工造的名义发了一个七条,这样一个五条、一个七条,完全破坏了省革委会的十条,这在实际上就实行了“决派”、《扬评》所说的“使革委会的威力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保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逍遥法外、为非作歹,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破坏了省革委会的革命权威,是当时武汉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五·三事件”,就是攻打新中原的大型武斗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钢工总五条规定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我钢工总战士,不管是任何人,要抽查,没有得到他钢工总的允许,要按照他的法律制裁。这就致使新中原事件发生。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还有朱鸿霞同志的爱人朱爱华和肉联的陈明,也参加了指挥,胡厚民也是指挥了的。(曾思玉同志:有三个女将在指挥。)在这里,我要讲一下新派中的情况。在“五·三”那天,新派的头头有四十多人,在长办工程大学开黑会,这个会是由我、张立国、潘洪斌等背着省革委会,背着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召集的所谓分析形势的黑会。在下午两点样子,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同志来告诉我说:“钢工总攻打我们了,机枪都架好了。”当时我们要陈茂祥打电话告诉警司。在下午五点多钟样子,在已经攻打之后,我、张立国、潘洪斌三个人用电话向武汉警备司令部和军区三办施加压力,同时,我们又商量认为,动武,我们打不过,我们搞文的。这样就由严常起草,写了一个有十一个组织联名的所谓严正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就公开提出了“武老杨”、“变色龙”挑动武斗,支钢压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极为反动的论调。到晚饭前,新中原的陈茂祥同志通过长办的郑兆鳌拿了三台报话机放在长办电话室,偷听解放军的指挥联系,并同他们在中原厂内的人经常联系。以后,新中原又在长办整理印发了新中原事件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我知道,也支持,张立国、吴焱金等也支持。随后,在五月五日,在新华工又开了一次黑会,成立了“卫三红”核心组,由张立国、龙铭鑫、潘洪斌、吴焱金、高玉泽,傅廉和顾建棠等组成,并出刊一张“卫三红”报纸。因此,作为当时的新派来讲,特别是我们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在“武汉问题在于警司支钢压新”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以在“五·三事件”发生以后,没有和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正确处理这个事件,而是对警司产生了怀疑,对军区施加压力,就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把事态扩大了。这同样起到了分裂革委会的作用,也起到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负极大的责任。这个事件发生后,在新派中已有的“揪武老杨”的反动思潮更加抬头了,此后就发展到怀疑刘丰同志就是“武老杨”的恶劣地步了。回想到这里,我们是很痛心的,破坏了革委会的革命权威,分裂了革委会,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四、“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极力鼓吹抢枪运动。所谓“抢枪运动开始了”,记得是五月下旬,曾司令员从北京打了个电话找武汉的所有的重要头头,工总是胡厚民接的,华工是郭保安接的,明确指示,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严肃指出,抢枪是错误的,是犯法行为。可是胡厚民等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抢枪活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到下午,在8199师部楼上,当时有军区首长张玉华同志和体学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贯彻曾司令员指示,如何制止抢枪问题。就在这时,公安厅的仓库的枪被抢了。这时,赵师长亲自组织解放军去劝阻,可是不行。赵师长说:枪是工总和二司搞的,不少战士被砖瓦块打得头破血流,我心中很难过。赵师长当时希望胡厚民出来做工作,可是胡厚民当时把背包在桌子上一拍,说:“你知道吗,我钢工总战士被打,难道我不难过吗?就是要抢。”任爱生在边上加了一句:“不要抢枪,干脆发枪。”在这样情况下,公安厅的枪不到几小时就被抢劫一空。当时体学同志、张玉华副政委还希望把胡厚民还有姜诗存留下来,还要做工作,制止抢枪,可是他们根本不理睬,就下楼了。
胡厚民和任爱生的言论和行动和《扬评》所鼓吹的“人民武装的英勇尝试开始了,抢枪运动开始了”,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决派”“抢枪运动开始了”和胡厚民“就是要抢”的思想指导下,武汉抢了,湖北全省抢了,还派人到四川去搞枪。这都是执行了“决派”和《扬评》的意旨。
五、曾、刘首长多次在省革委会上指出:“王仁舟是个反革命坏头头,在巴河一司搞的是反革命武装割据,是法西斯斯统治。”是明确地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了。可是胡厚民在会上不表态,在会下却经常散布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如何如何好。我记得就是在处理“反复旧”的过程中,胡厚民还和我们吹:“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就是好啊!房子整齐,田里长的稻子、麦苗好,武汉下去的学生就爱上了新农村”等。你胡厚民这样吹是什么意图,为什么要这样吹?(张体学同志:巴河一司王仁舟,在逮捕王仁舟时开大会,曾司令虽讲了话,我们革委会有人在台上大闹了一通。)胡厚民这个话就是“决派”宣言中来的。“决派”讲巴河一司“住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麦苗长得好好的”。你这样讲的目的不仅同省革委会唱对台戏,而且是明目张胆为王仁舟这个反革命小丑涂脂抹粉,为“决派”所鼓吹的听谓“革委会好,公社更好”的反革命舆论张目,为其要重建“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反革命样板叫好,
六、去年六月十七号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以后,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中央精神,也就是那次点出黑手黑脚:王盛荣、刘真、张华、李迎希、卜盛光、李守宪这些人。六月十八日还没向各级革委会和全体群众传达,可钢工总得到消息了,六月十八日零点在武汉全城、在湖北全省都广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胡厚民出的点子,叫朱鸿霞带着两个记录员,混进汉高(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作者注),然后朱鸿霞出来,这两个记录员就在后面听着,记录下来以后,回去工总就开了会议,然后在全省大规模地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和进一步挑起派性斗争,说什么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都是新派的黑手……等等,想进一步挑起钢、新两派的斗争,诱使当时新派中“揪武老扬”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想把矛头再一次指向解放军,这个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他的根据的,这点胡厚民自己也讲过,说林杰给他有这么几句话: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
曾、刘首长回来以后,点了武汉的黑手黑脚就是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卜盛光等等这一伙,点了以后,希望组织批判斗争。我记得有一次省革委会常委会开会前,胡厚民讲“这是死老虎”,方保林说“为什么不批判王任重呢?”“对这个问题还有保留”。(张体学同志:什么死老虎哇!前不久还向中央写报告,为刘真翻案。)任爱生副主任至今还没有表态的。
七、在六八年反革命小丑鲁礼安被捕了,曾、刘首长在捕他前后,在省革委会经常向我们打招呼,有明确指示的,“鲁礼安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的罪状也讲了。可是在这时,胡厚民怎么说呢?他散布说:“曾、刘首长把鲁礼安打成反革命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够反革命条件的。”任爱生也是不表态的。
有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行动,就在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轰动武汉全市的一百多辆卡车的大规模的营救鲁礼安的示威游行。到六八年七月又策划把郭保安抓去,说要用郭保安替换鲁礼安。这些活动,都是在胡厚民一手策划下进行的。
八、所谓“反复旧”问题。“决派”、《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是得到一部分人的共鸣的,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这次“反复旧”为什么钢新两派都搞了呢?通过学习,我认识到,钢新两派都搞“反复旧”,实际上是以“私”字和派性为基础的,结成了—个所谓“反复旧”的暂时的统一战线,是统一在“私”字和派性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这是一个暂时假相。
第二,在“反复旧”过程中,在我们省委革委会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我自己是在四月中旬以后参加的,当时朱、李、吴的大字报已经上街,他们的街头讲演已经搞开,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情,但不同意他们这种作法和这个口号。但由于我自己“私”字当头,在听了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的反复旧宣传后,加上自己在前一段被群众贴了不少大字报,认为工宣队把我当走资派、坏蛋来整,长办的大小头头也个个被轰,又听到其他一些单位的情况,也同我们长办类似,所以《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作用,迷失了斗争的大方向,于是就到本单位收集“造反派受压”的材料,在省革委会内部大肆散布。在长办内部不但支持以工代会名义搞“反复旧”,而且自己亲自跳出来动员群众起来反复旧。在四月下旬的一次常委会上,梁副主任主持的会议,希望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学习九大公报精神,不要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当时朱鸿霞同志这样讲:“反复旧不是我们要反,而是你们搞复旧。去年的省党代会是搞复旧的信号弹。”又说:“曾思玉要把胡厚民打成反革命,就是因为胡厚民说了一句‘曾老头’。”还说:“整胡厚民不是整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张立国等同志不同意朱鸿霞这个说法,抵制了这个说法,领导干部和部队同志支持了张立国同志的意见,反对了他的意见,朱鸿霞当时说:“现在有人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当心。”又说:“搞小动作,其实他们搞小动作,比我们还搞得凶。”朱鸿霞说:“不要上当了,几个老头子老是哄我们,把我们当小孩,他们拼命在后面搞鬼。根子在上面,你们不要在下面反,不怪工宣队、军宣队,主要在上面”,“现在清楚了是曾刘挑起了钢、新两派斗争。”随后又开了一次常委会:朱鸿霞同志讲了武重的复旧情况和整祝孝先的例子,我也举了长办大小头头被整的情况,杨道远同志说,他的大标语比王任重的还要大。我说搞我的大标语从四楼挂下来,力图证明造反派受压。会后梁副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我没有听进去。后来省革委会组织了调查组,其中有朱鸿霞同志参加,他那天来了,他说:“我支持这个调查组,但是我不参加。”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军队也不来个副主任,为什么我这个副主任要跟你们到各厂去跑?”当时这个组的干部有陈扶生同志,军队代表有黄怀运同志。可是这个调查组,由于我们的思想是“反复旧”的,所以到国棉一厂专找所谓复旧的例子,没有起到调查情况、分析问题、得出正确结论的作用。昨天听谢华之同志讲,是他亲眼看到的,朱鸿霞那张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他们写好后,交田国汉改过,据说这个标题就是田国汉加上的。在“反复旧”当中,“五·七”冲击省市革委会,什么“五·一一”决议,组织什么“工代会”、“工调团”,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有计划进行的,都是按胡厚民原来的布置进行的。再讲处理“反复旧”问题回来以后,批《扬评》为什么批不起来的问题。总理讲了,《扬评》是反革命刊物,要批判。朱鸿霞同志讲:“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搞的”,“他们在武重那里还要和我们辩论”,说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不同意小题大做。我看在反复旧中,朱鸿霞同志的许多话,是出自朱鸿霞之口,来自胡厚民之手。在“反复旧”和处理“反复旧”过程中,任爱生的表现是比较精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复旧”高潮时,就是工代会的所谓工宣队 围省革委会、冲市革委会那个时候,五月八日省革委会开常委会,对这个问题要表示态度。大家在会上表示反对,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任爱生一直是不表态的,闷着抽烟,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表态呀,你要讲一讲呀!”他说:“唉!我……还考虑不成熟。”又说:“我没有态度,你们要强迫我吗?”第二个事,就是在工代会“五·一一”决议出来前后,确实是有丁家显、雷志茂、王光照到任爱生家里去的,这是赖不了的,为什么呢?这个汽车是武锅驻长办的工宣队员在我们长办要的,开车的同志是我们的司机叫梁华,我们有个常委郑成炎同志也去了,开始也不知道到那里去,随着去了,到那里后,他们进去了,其他的人不让进,问丁家显这是什么地方,丁说这是任爱生的家。在“反复旧”问题处理回来以后,任爱生还说“造反派受压”,像《扬评》说的一样,“全国至上而下复旧了”,他说:“怎么不受压?我就受压。”这一次常委会上,他对黄陂斗批改指挥部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批判他错误的东西,不但不作丝毫检讨,而且采取恶劣的态度,猖狂反扑。(体学:机关对他有意见,我们给他做工作,叫他去接受群众批判。机关有个干部,去我们礼堂写了两张标语,我一发现,把任爱生批评了一通。到了黄陂,指挥部给他搞了一间房子,吃饭、洗脸都安排很好的。他是有抵触的,口里唱歌子:“两个苍蝇嗡嗡叫”。)七月十三号,省革委会开党员干部会,这时候,以武汉市工代会的名义向省革委会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补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就有这个反革命分子田国汉。还有工造的彭祖农,他们要参加会议。工代会写出这个东西来,不是偶然的,要分析,他们就是一方面以此来证明“反复旧”胜利了,就是胡厚民说的:“我们输了一顶帽子,你们输了一套衣服”。就是说,要把这一帮子人塞进来,继续欺骗愚弄群众;第二个是把田国汉这个反革命分子塞进来,在省革委会内部,再搞复辟活动。这个问题要靠工代会主任、副主任揭发。这是有材料的,我看到了的。
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出现了两次大的反复,一次是去年的“三反一粉碎”、抢枪乱军,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为什么每次都是在省革委会内部首先得到呼应呢?为什么总是把矛头对向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为什么总是使省革委会处于内外夹攻呢?根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革委会内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就是有“决派”、《扬子江评论》的代理人,否则怎么解释社会上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时,在省革委会内有人配合得这样紧密呢?为什么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干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对抗、干扰、阻挠破坏?可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反革命毒液又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散播、响应、执行呢?要批判“决派”、《扬评》时,又为什么有人为它辩护?这就不难看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就是有“决派”、《扬评》的代理人。第二个就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中了“决派”和《扬评》反动思潮的毒素,在省革委会内部起了分裂革委会、破坏革委会的作用,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帮了阶级敌人的忙,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感到我们省革委会内绝大多数的群众代表犯错误是“私”字当头,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发作,但是同“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犯错误,我们坚决改正,尽管错误大,我们愿意接受批判,丢掉错误,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革委会的代理人不是那样,他们是有野心的,就是要摧毁新生红色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坚决粉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誓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最后,我说一点,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有很大提高,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在这两次较大的反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心情是沉痛的,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人民解放军,对不起革命领导干部。光这样说不行,还要看行动。我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粉碎“决派”和《扬评》那“三个反对”、“三个重建”,彻底肃清其流毒,彻底挖掉头脑中的“私”字,接受群众批判,接受群众帮助,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永远紧跟毛主席,当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我还揭发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组会上,关于请王力来当主任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当时胡厚民也在场,不吭气。怎么回事呢?就是“七·二〇”之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在六七年八月底,我从北京才回来,我们长办联司办公室的一个同志告诉我,他说:“今天下午,在小东门政协那个房子里面,召集武汉各派的一号头头去开会,讨论重要事情。”我问什么事,他说不晓得。当时同我一道去的有三人。一到那里,看到会场有四五十个人,主持会场的是湖北大学的梅子惠,他说:“今天开个会。王力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我们对他是有深厚感情的,我们请他来当任。我们给毛主席发一个邀请电。”这个东西印好了,发给了大家。我问:“今天到底开什么会?为什么没看到华工、湖大、华农的同志来,为什么工造也设来,为什么他们都不来?”梅子惠讲:“我们请三新已经请了三次了,他们不来算了,湖大我代表。”我不同意,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湖北有了曾、刘,何必要请王力呢?第二,既然是各派组织的,为什么华工、湖大、华农都不来?第三,你这稿子没有经过大家讨论,我们不签字。在小组会上我揭了这个问题,郑军同志也提了。梅子惠主持这个会,到底是谁搞的呢?我不晓得。(曾司令:第一是要王力来,第二要刘建勋来,第三要袁振来)。上午那个同志揭发以后,才知道是胡厚民叫刘兴隆搞的,胡厚民就是不老实,在小组会上不老实。你还说什么要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胡厚民在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滔天罪行,在六八年四月六日曾、刘首长布置你们工总、新华工、三司革联、二司抓黑手,为什么恰恰跑掉王盛荣这老反革命,你也不交代,现在还不老实,你胡厚民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必须交代你全部的活动。我说你实际上就是“决派”、《扬评》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代理人,你就是他们派进来的,就是在我们内部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里兴妖作怪,就是搞实现“决派”、《扬评》彻底摧毁我们革命委员会的罪恶目的。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五
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
(关于刘继炎专案问题的批复)

长办临时党委: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关于刘继炎案件的报告收阅,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对发生死人事件,对有关人员进行专案审查是必要的。
二、我们认为。该案还有些问题要继续查清,可建立专门调查小组继续进行调查,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
三、对现被监护的人,请解除监护。
四、要做好干部、群众、家属的工作,做到有利于继续把问题查清楚,有利于人民内部团结。
                       中共湖北省委
                      1974年元月10日

附录十六
蔡发奋致顾建棠信
(2003年11月15日)

老顾:您好。
我的事情就这样摆出。刘贺春和我都是受害者,今天有谁能说出公道话?时间的坐标似乎还未转到那个点上,硬去拼,当心过激。
我行年已届七十,再没有当年血气反抗学习班那样高压精力,来日无多,这个破帽,那个破帽,都一样戴。
如果法院不能收回这个判决,而是改判,那又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也没有能力请律师,请好律师。请求法律援助,未必有条件,且谁又愿惹这臭烂东西。
当年(80还是81?)刑法公布时,叶剑英当人大委员长,报上说过去的事,按过去文件审理,今后才按这个。但判我时则按这个量刑,我问律师,他说用这个。现在再去翻这帐,法院又要用哪一个?又要用什么追诉法,我是一个技术干部,政治斗争、法律条款一窍不通。
一翻旧事,我的心脏十分难受,这是一边看旧记录,一边抖着手写的,请妥为收管,不用这材料时,烧掉算了。
专此顺祝
健康
法院不公道,并非调查不周,而是为达预先判刑罪名,故意移动情节,剪裁节,在学习班,我为他们搞逼供信苦斗过,怎么会想到法院比他们更是大胆妄为,走得更远,法院凭什么敢这样做!
                     蔡发奋 2003.11.15
一、刘贺春死于那个他不该死的年代,那个混乱、失掉理智(性)的年代,刘贺春是无辜的,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长办钢工总的幕后策划者,即使有,今天看去,也是小事一桩。
二、不信刘贺春的自白,不信他没参加长办钢工总的幕后活动,无中要逼出有来,这是我的大错,纵容打人逼供,是我的错。
三、加给刘贺春的反党—自杀,都是错的,而刘则是以死来表白自己的无辜。
蔡发奋在这事件中既毁去青春,也毁去人生,余下一个躯壳,病老何所依。事件还连累到我的家小,我向谁呼号!
刘之冤死,刘之家属、长办怎能不为刘报复呢!
四、办我五不准学习班之前,刘案已有结论——王前义说。74年3月我从宜昌返汉后,王前义对我说了。这之前,王远忠曾于70年春和王前义以及后来在学习班中的韩世浩、张明、鲁先元、张启舟、张远曙、赖永发等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各方调查,并作了若干个假定,进行了若干个试验,最后由王远忠执笔写出结论,向麦汝祥指挥长报告了刘贺春系自杀的结论,麦汝祥同意这个结论,并向公检法上报,送去材料,听说后来退回,大概检察院没有接受对我的起诉吧。于是长办自己整起我来,田焕彬(田野——岩基室头头,也是学习班人物)对我说:“我们秘密组织这个学习班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却在没阳光地方大搞刑讯逼供,这不是报复又是什么?
五、长办自1970年6月15日—1974年3月10日以办学习班为名,将我监禁、关闭,刑讯逼供共1076天(换三个地方,70.6.15起关在长江工大大楼三楼临院子天井这边一个房子,70.7.21关在长办疗养院36号房,刑讯于院内地下室,71.2.6关在长办青年大楼一层146房,72.12.27转至117房),又监督劳动了289天(73.5.25—74.3.10),劳动地点为宜昌西坝长办物探队内劳动,长办派水文处的陶锷、科学院的柳英宝前去监督我。
在那1076天中对我审讯近400次(余下记录是393次,一些记录被抄去),我被毒打31次。
在学习班也是进行一场无中逼出有来,他们拟定一个刘为他杀,先将刘打伤,再丢下楼,许书俊出主意不留活口,于是再打死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界定许书俊为主谋,蔡发奋为主犯,屠、秦为二个凶手。因此我一进学习班,便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另讲一套,于是他们诱、逼、套,不给休息,连续审讯,帮你改口供,给你提示,给你指示,你不讲,或讲得不一致,就打,唐作礼甚至拿起椅子夯我的头,我一闪左肩中了。如此天下奇事,可以在一个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空中楼阁中造出有人物的活动来。我对专案组的王仁良抗议说,你们大搞逼、供、信。他坦然说,我们是搞逼供,但不信。打,实际要打,两下便把你打在地上。啊!不信,却要逼供,不打,怎么供出来!
学习班的打手有岩基室的张启舟,物探队的唐作礼,勘探十一队的谢松儒、王寿成,水文处的赵东来。到物探队劳动,73年8月27日还被孙经荣打了一次。王远忠说:“你不说实话,打杀人犯,有什么了不起。”经常多次打我是张和唐两个。
1076天之后赖永发仍说刘贺春他杀不成立,自杀理由不足。
74年李萍向员臣汇报了他杀缺乏材料,自杀又没有理由,员臣向林一山汇报,林一山说:“什么材料不材料,看你刀子往哪里捅下去。”
六、74年,长办大院刷出大标语,要求放我,逼于无奈,长办临时党委以第11号决议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回长办原单位,科学院政治处副主任贾国华、刘案专案组王仁良到宜昌物探队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贾谈到决议中要求我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提到做好双方家属、干部、群众的工作,做好有利于内部团结的工作。
我回到岩基室,室请示院后对我宣布给予同群众一样的政治待遇,然而此后多年,我有时和群众一样,有时又不一样。韩兴录代表科学院多次在大会上,当众说文化大革命中诸问题已经查清,但我多次要求给予结论,却不予理会。我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工作上不能得到信任与支持,待遇上,只要“刘贺春问题未结论”一句话,便被克扣。78年我所在小组评为院先进,78年年终奖被扣了,79年也被扣了。78年工资调动,我可参加评比,但不能调。80年又调工资,我属可调二级的人,公布可评名单中有我,80年5月8日院分党委副书记张质彬口头通知我不能参加评比,于是我多方申诉,10月14日终于参加个人考评,后来给予升一级工资即60.5元,第二级不给了,我又多方反映、申诉,没有效果。81年我找张质彬要求对我作出审查结论,张说已有初步结论,只是没有最后结论。81年春长办授予我工程师职称,82年3月授予水工建筑工程师证,这时对我仍不给结论。81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盐源县梁龙塘水电站坝基有二个龙眼,盐源水电局委托科学院给他们设计、施工,将龙眼堵死,接受任务后,我和林纬平(岩基室主任)、李良安(地质人员)一同到盐源查勘。回院后,由我设计灌浆方案,出图,编写施工说明及现场灌浆施工、浆材设计等,得到委托方认可,科学院得到一笔委托试验费,我被评为81年委托试验积极分子,一张奖状盖有科学院的印章,称我为“蔡发奋同志”。
83年12月26日我突然被捕,试验正在进行,人在实验室叫到办公室扣走了。
捕前我担负一个科研项目“三峡基岩细裂隙采用细水泥浆材灌浆的研究”,这是岩基室列为83年度计划,安排给我的。另外还有两个生产任务,其一“选择合适的水泥浆材作帷幕灌浆材料以抗万安水电站地下水的重碳酸侵蚀”,当时我已写了两个阶段的研究试验报告,缴上去了,杨绩昭忙着审查、校对。另一个是“陆水二号副坝泄洪闸基础风化层灌浆水泥浆中掺膨润土提高可灌性的试验”,各项实验已开始。这两个任务都是长办下达的任务书,我身边还带有从陆水技校毕业来的中技生陈芙蓉(岩基室指给我的)。
七、在给刘贺春结案时,又制造另一个假案。
1.给我的刑事判决书上说“蔡发奋又朝躺在地上的刘贺春猛踢”,怎么个猛法?踢中何处?踢几下?刘被踢得怎么个反应?法庭既不问,也不对证,就写下去。写得和起诉书不一样(起诉书说:“被告蔡发奋照刘贺春的腿部狠踢一脚”。),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意思?让看的人自己去想。为什么将踢的地点从3024移至3020房间,时间由跳楼后移至跳前审讯时。
2.刘跳楼一节省去,不读,也不写。接着便是“次日凌晨……已经死亡”。那么刘贺春是打死、踢死的了,错了。
3.“本庭确认……对刘的人身迫害、毒打,造成刘贺春的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伤害罪。”不能这样结论。
问:1.今天现代办案中,应根据全过程的各个事实、环节,将存在于时间、空间的事物、活动联系来判定。不能根据某种需要,将案情的全过程进行剪裁,选择那些对某一方有利的情节来拼凑全案情,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这里结论:刘贺春的死亡是由迫害、毒打造成的。这是由法院对全案情过程进行剪裁再拼凑的结论,法院不公,大胆妄为,视法律为儿戏。因为法院既没有提到跳楼的案情,也没有驳倒这一节的存在而不采纳,所以由迫害毒打而死亡这个结论是不符事实。
2.我这里打人是犯罪应追究,那么在学习班那黑暗的日子里,刑讯逼供和打人的打,怎么不追究?
实际:定为伤害直接致死这罪名是错的。应是致刘直接死亡的唯一致命打击是他跳楼。
跳楼前打了他是事实,打后他能行走,自己可以去小便,并没有躺在地上。
跳楼后,请了医生看他,医生没有提出住院,我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没有组织送到医院,也没有派人守护,致使死亡。
因此刑讯逼供,造成跳楼重伤,失救死亡才是符合事实。
当晚:1.向我说刘要小便的是许书俊,远处院办公室门口对着楼梯还有王克家、何忠武、何兴翔,他们也知道、听到。
2.刘入厕所,皮道华已在小便池上小便,皮看刘入厕。
3.听到刘坠落声音,看到坠落的影子,并叫喊跳楼的有陈彦生。
4.看到刘躺在地坪花丛里的有毛兴安、曹鹏举。
5.抬出花丛的有我、屠和民,抬上楼的有我、屠和民和曹鹏举。
6.发现花丛有鞋印,并用木箱盖住的是岩基室邓维白。
7.抬上三楼办公室,路上碰到不少人,有汪华亮、有陈彦生(陈还帮抬刘腰)、邓维白及当晚值班下班的人。
8.刘躺在三楼办公室302房4的地上,被仪器室的莆世刚踢了一脚,我骂他跳楼找死也气愤地踢他一脚,踢在左大腿上。
9.在三楼发现刘的右脚踝子骨下,肿出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紫色肿块,和当时在花丛中捡来的他的右边解放鞋的后缝线裂开是因扭伤、扭裂一说。
10.当晚有长江医院院长刘秀君医生来看他。
11.抬下楼到七号房的有杨金山、余文畴、我和屠和民。
12.第二天早上发现死亡,后来检查他,有林学文(长江医院外科医生)和刘秀君。
13.第二天有法医及刑事检查人员到现场,检查了尸首及现场,丈量了鞋印后跟深达4.9公分,全过程拍照由土二室的徐隆庆。
14.以上各节在判决书中,一概不提。
八、如果确有文件,能够认定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像我这样的人因错而铸成大错,而并非故意弄死人,能予以谅解而不用受刑事处分的话,对我的错误部分,我始终承认,接受处罚。
如果仅仅因将判决书中的伤害罪,改为刑讯逼供、致使跳楼死亡,仍然应受刑事处分、服刑(并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改换头上的破帽就不必了。
长办会坐视我摘帽吗?我没帽了,长办舒坦吗?他们不会阻拦吗?我从74—83年前后写信几十封,到处呼号:给我结论,我认错,愿意改错,结果换来一纸追命,我的心全破碎了,想想当年我苦读干什么。我听什么话呀!
今天:林黛玉喊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我喊什么?天尽头,何处能评曲直。
过去我嘲笑学习班要搞成他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今天我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
老顾,我的事儿就这样吧。
                      蔡发奋 2003.11.15

附录十七
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
“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忠实信徒,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克己复礼”是他万事中的大事。林彪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的极右路线。
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早就上了贼船,他们伙同在一起,在湖北极力推行林彪“克已复礼”的极右路线。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背叛九大路线,极力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残酷迫害、摧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效忠林贼,不批林、不批陈、捂盖子、整群众、整干部、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湖北正在深入批林批孔,联系湖北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批刘揭曾。但由于曾思玉、刘丰长期捂盖子,一些关键知情人还没有站出来揭发,因此,许多重要内幕还未揭开。我们在编写这份材料时,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加以整理,仅供大家参考,有不妥或不完善的地方,请同志们进行指正补充。
这份材料侧重于路线方面的问题。有关刘丰全面的罪行材料和曾思玉同志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材料,有待于今后再行整理。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卖力推行林彪极右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的。
曾思玉原是林彪的老部下,他明明什么学问也没有,却写了一篇回忆录,吹捧林贼,以表他早就投靠林贼的心意。在九大期间,中央根本没有分配叶群、吴法宪到湖北代表组来,而曾思玉、刘丰特地请了叶群、吴法宪。叶群进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把曾思玉从沈阳嫁到你们武汉的。”而吴法宪喊的第一句口号就是“以林×××为光辉榜样”,叶群、吴法宪、曾思玉、刘丰他们勾结在一起就是这样紧密。
曾思玉被林彪“嫁到武汉”之后,林彪就接见曾思玉、刘丰,作了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而曾、刘把这个讲话作为政治资本,逢会必讲,奉为上方宝剑,到处挥舞。
林彪为了进一步拉拢曾思玉,对他关怀备至。一九六九年春,曾思玉病了,叶群打来电话说:“听说曾思玉同志病了,林×××非常关心。”并亲自调上海的高级医生来给曾思玉诊断治病。为此,曾思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九六九年秋天,连林彪身上增加“八斤肉”,叶群也挂长途电话告诉他。曾思玉当时正在主持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他放下会议,接完长途电话之后,以“特大喜讯”向与会者传达,他感动得一边用手绢揩泪水,一边喊“健康,健康!”
至于刘丰是如何上贼船的,在中央解决武汉“反复旧”的问题时,叶群早有交待:在720前夕,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说:“武汉形势要变,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于是刘丰摇身一变,连升三级,从此,削尖脑袋往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钻。林彪一伙对他也极力拉拢。一九六七年,有一次中央接见时,叶群问:“武空副司令刘丰来了没有?”刘丰说来了,叶群鼓掌欢迎。一九六八年,吴法宪专门接见他,并同他一起到林贼家中作客;为了加强联系,吴还给刘丰在北京住地安了保密电话。一九七○年,刘丰在京住院,黄永胜给医院下令:在不开刀的前提下,要保证把刘丰的病治好。对此,刘丰感激涕零。每次到北京,总要想方设法看望林、叶二贼,林、叶为了拉拢刘丰,向他赠送照片,刘丰奉若神灵。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他对一位干部说:“把林、叶照片放在玻璃板底下,我心里好不安呀!”他们的臭味就是这样相投。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九大”的“团结、胜利”的路线,是九大以后,检验一个地区、或一个人犯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唯一标准。是坚决执行还是背叛破坏“团结、胜利”的路线,是巩固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质上也就是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问题。
曾思玉、刘丰在湖北背叛“九大”路线,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疯狂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效忠林贼,“克己复礼”,对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在“政治上搞臭”,“在思想上搞乱”,“在组织上搞垮”。这是他们行动上的纲领。
推翻“五·二七’指示
(1)中央在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指示:“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的运动……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周总理在修改“五·二七”指示中还特意加上了:“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五·二七”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生力量的爱护和关怀,曾思玉、刘丰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耍两面派手法,当着中央首长的面,表示要正确对待,决不压,要关心、爱护他们。可是回汉后就大打出手,把参加“反复旧”的头头统统当成敌我问题处理。
(2)刘丰在六九年十月省扩大会上列举“北、决、扬”的十大罪行时,有意在第八、九、十条中把“反复旧”说成是“北、决、扬”策划搞起来的,说什么“他们上台,就是牛鬼蛇神上台,反革命复辟”。曾思玉、刘丰别有用心地把凡是参加“反复旧”的人都当成“北、决、扬”分子。
(3)曾思玉在七〇年三月十二日省首届积代会上又说:“他们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王任重的死党和王、关、戚,吴传启、宋洛的意旨,网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美帝、苏修派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了一支帝、修、反的别动队,大搞所谓‘反复旧’运动”。这样,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叫做帝修反的别动队,当成“5·l6”分子、反革命分子。
(4)曾思玉在七一年省党代会上又再提高调子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复旧’运动。”曾思玉、刘丰心怀鬼胎地再一次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当作“北、决、扬”、“5·16”、“阶级敌人”来打击。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5)一九六九年十月曾思玉、刘丰主持召开了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这是经过他们周密策划,选中时机,选中突破口,把革命群众打成“北、决、扬”的动员大会。中央在“九·二七”指示文件中指出“对北斗星学会、决派之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必须查封”。可是曾思玉、刘丰借机别有用心地把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与“北、决、扬”地下反革命组织等同起来,达到他们镇压群众的目的。
(6)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例如华工附中校长周岳森同志,明明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却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并冠以“北、决、扬”后台的罪名。再如田国汉同志,明明和《扬评》的反动文章无关,却为了通过田国汉把“北决扬”和工代会、胡厚民挂上钩,就硬说他是“北决扬”。
(7)曾思玉在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十分露骨地说:“你们那个工代会已经成了《扬评》防空洞”。七○年三月十二日在省积代会上更是恶毒地说:“工代会和‘北决扬’在一起吃饭、拉屎、睡觉,吃人民的饭,干反革命的事”。工代会是六八年元月十七日经国务院、中央文革正式确认的新生事物,曾思玉、刘丰却把工代会与“北决扬”等同起来,“北决扬”成了工代会的代名词。
(8)方铭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拿着“九·二七”指示,指着第一条“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对张维荣同志说:“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合适的”。并威逼张维荣同志第一个上台发言定调子:胡厚民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这次会上,刘丰还点了吴炎金同志的名,曾思玉说,“想躲风,想混关,这一次是混不了的,躲不过的,过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总有一天把你看穿的”。就这样,在革命群众组织和新生力量中大抓“北决扬”的活动开始了。
(9)“九·二七”指示中指出,取缔的是“反革命地下组织”,曾思王、刘丰却要在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中深挖。刘丰在六九年十月三日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而且这只是一部分,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在总结大会上,他又一次强调“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马上配合,立即插话说:“可以肯定说有一窝子”。曾思玉、刘丰还在这次会上气势汹汹,破口大骂。刘丰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是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时候了……”。曾思玉喊道:“这些家伙真是混帐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10)从组织上搞垮。一九六九年六月陈伯达说:“善始者未必善终,善做者未必善成,群众代表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林彪说:“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就是政治”。曾思玉,刘丰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连忙召开省、市革委会常委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亲自出马传达,立即宣布撒消常委值班制和办公会议,一脚把群众代表踢出了革委会。当时朱鸿霞、张立国同志想过问一下工办、农办的工作,马上被刘丰大骂为“野心不小”。
(11)“九·二七”大会后,立即办各级群众组织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参加中央学习班的有一千六百七十五人,参加省学习班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市的有一千三百余人,各县、区、公社,系统、厂层层都办,参加人数达到空前规模,按照曾思玉、刘丰要抓“一窝子”的黑指示,把全省的造反派头头都当作“北决扬”来搞!
(12)乘各级群众组织头头被关在“五不准”学习班之机,曾思玉、刘丰他们一方面散布舆论说:“到北京的大头头被押送到兰考劳改”,“有的已经送到北京卫戍区法办”。另一方面,以更新革委会为名,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把造反派全部赶出了革委会;又以精简机构为名,砍掉省市各局革委会,连工作人员也踢出门外,实现了曾思玉、刘丰“踢摊子,换班子”的目的。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3)于1970年元月和3月,分别召开了省市首届积代会,这是从政治上搞臭新生力量的一个步骤。曾思玉70年3月12日在省积代会上说得很露骨,他说:“这一次大会是忆苦思甜,从权字着眼,挖苦根找甜源的大会,是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新胜利的大会”。这是控诉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大会。在这个会上骂的是造反派,念的是权字经。
(14)在曾思玉、刘丰精心策划下,武汉市积代会有29人发言,其中有19人的发言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省积代会发言有14人,其中有9人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把文化大革命说得漆黑一团,凄凄惨惨。为了调动所谓“诉苦”的苦情,开会之前,还专门派人辅导,用了一周时间进行预演。谁假话说得多,谁骂得凶,谁就受到赞赏;金××把革命派比成土匪、国民党、刽子手、流氓,捏造了所谓“坐黑牢、假枪毙、点火烧”等等40多种法西斯刑罚进行报复。由于她控诉文化大革命有“功”,被树为全省第一名活学活用的标兵,被纳新、提了干,现身兼九职。刘丰在70年3月14日省积代会上吹捧金×ד心红志坚,临死不惧,挺身而出,生命垂危,浑身是胆,机智勇敢,充分表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的材料发至全省,她的录音到处放。由于她捏造假情节,在天门县抓了很多人,有的被判刑十五年……。
(15)当时武重的代表在会上把武重文化大革命总结成:“死人腿、金刚钻,沙湖事件、‘六一三’,杀人、放火又强奸,反动标语小集团,叛徒、特务加汉奸,投机倒把黑工厂,贪污、盗窃明着干”。曾思玉把革委会说成是“打倒了老爷,来了少爷,少爷比老爷还坏”。
(16)曾思玉,刘丰在积代会大谈“权”字经,曾思玉说,“有权笑颜开,无权苦头来,保权如保命,丧权掉脑袋。”说什么:“更加懂得了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夺权的艰难,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曾思玉还说“头可断,血可流,权不能丢”。刘丰也紧密配合说“宁愿筋骨碎,决不把权交”。             以清查“5·16”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7)清查“5·16”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老反革命分子陈伯达这个“5.16”的黑后台,破坏清查“5·16”的斗争,故意转移斗争的方向,于70年元月17日在中央办的湖北班说:“武汉第一位的问题是清查‘5·16’。”接着别有用心地说:“武汉是‘5·16’的仓库、保险柜、根据地、据点、大后方”。又十分险恶地说:“保险柜的钥匙在你们手里,武汉的‘北、决、扬’是‘5·16’变种。”对于陈伯达这些黑指示,曾思玉、刘丰如获至宝,不仅跟着陈伯达的调子干,而且有所发展。曾思玉在省积代会上向全省发出了大抓“5·16”的动员令,他说:“武汉、黄石成了‘5.16’的保险柜、根据、据点、仓库。武汉看北京,地区看武汉,各县看地区,有一条反革命的联络黑线”。陈伯达说"5·16”在武汉,而曾思玉却说武汉有,黄石有,各专区有,各县都有,要大挖特挖。在陈伯达、曾思玉、刘丰的黑指示下,在“五不准”学习班里,革命群众又再次被打成“5.16”分子。
(18)中央(70)20号文件是纠正扩大化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有些单位已经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委、各革委会、各军管会代表、各军宣队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曾思玉、刘丰出于其政治的需要,公开地封锁、抵制中央20号文件,4月1日刘丰下达黑指示:“湖北地区不是扩大化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主要是抓得不够,这就是说,不是防左,而是防右”。他大骂正确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的同志是“打了败仗、害怕敌人的人”。他要军区三办向各级领导通知,不准传达20号文件。过了两天,马兆昆在省委一号楼向省革委会常委传达刘丰黑指示说:“湖北不存在扩大化问题,不要传达20号文件”。
(19)曾思玉说:“什么‘5·16’!凡是够罪行的,都是‘5·16’。”长办军代表传达上级指示:“凡是符合刘政委说的10条罪行的,就是‘5·16’。”曾思玉、刘丰通过他手下的人公然威胁说:“军、工宣队不抓‘5·16’就是失职,就是犯罪,特别是在头头身上下功夫。”曾思玉说:“头头的问题,非要拿下来不可。不拿下来,就助长了敌人的威风”。
(20)在中央(70)20号文件后,曾思玉、刘丰又搞全省范围内的以“两清”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是党中央的号令,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十分明确地指出是清六大问题、十种人,并没有说重点是清查“5·16”、“北决扬”,更不是要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中去清查。曾思玉手下的人,根据曾思玉的指示,七一年对工宣队讲:先定成“5·16”,然后再查罪证。曾思玉在党代会上说:“态度要坚决,决心要大”。饶兴礼同志揭发说:挖“5·16”指示布置到农村时,正值农村搞规划,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5·16”。他(指刘丰)却放着规划不抓,硬要农村天天挖“5·16”,那里挖得出来呢?结果开了很多冤枉会。
(21)湖北清查“5·16”、“北、决、扬”是曾思玉、刘丰他们策划指挥的,不准其他常委过问,连张体学同志他们都不准看“两清”的简报。赵修书记在七二年元月份:“每次讲话,写报告,都写上‘一打三反’,只知道这个名词,省委常委没有很好听过汇报,也没有很好研究过。到底怎么‘—打三反’呀,确实不明白,是跟着空喊口号。这样的‘一打三反’运动,你就不可能抓好”。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5·16”骨干、
坏头头批斗
(22)70年5月27日陈伯达在北京学习班说:“可以对胡厚民进行批判”。接着别有用心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批斗、批判是一回事嘛”。对于陈伯达的部署,曾思玉、刘丰欣喜若狂。6月份立即召开全省扩大会,广播遍及生产队,他们叫发言人捏造情节,假借名义,把陈伯达的批示说成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给胡厚民冠上了“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总头目、黑后台、现行反革命(今年3月省委宣布以上罪名根本不存在)的帽子。名义上是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实际上是疯狂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会的发言全部把革命造反派骂成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法西斯狗强盗,杀人的刽子手,吃光分光砍光的三光队,要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不解恨”。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头断血流”。丁××在会上说:“对他们就是要压,压得对,压得好,我们不压他们,他们要压我们,我们要压到底,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马××在会上说:“这一伙坏蛋,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假革命,真反革命,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曾思玉在总结中还捏造个假统计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使用惨无人道的毒刑有7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死打伤的群众达十八万四千人”。这是地地道道的捏造。74年2月17日信俊杰司令员在省座谈会上说:“连个零头都没有”。
(23)在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后,全省又一次办起了五不准学习班,再次把群众组织头头关进去,大搞逼、供、信。他们公然对抗谢富治副总理和纪登奎同志在70年3月16日,通过中央办的湖北班领导人给曾思玉、刘丰指示:“‘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接着70年4月6日纪登奎同志又一次对他们指出:“700多人的一个工厂,155个决派,像这样的材料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你们把这个叫做原始罪证吗?!搞上400—500,自己骑上老虎,要自己下来。……不能一搞几百,这是不行的。”在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被打成“5·16”、“北、决、扬”总头目,“重要骨干”,“黑手”,“幕后操纵者”就占常委总数的62%,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同志被逼疯,全省几乎把所有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搞掉,革委会只剩下一块名存实亡的牌子。原省直机关有群众组织头头十个,全部被打成“5·16”、“北决扬”头目进行批斗,省直二级单位的320名头头都被批斗。中南汽车制造厂20名群众组织头头被定为骨干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第三制药厂70%的群众被打成“北、决、扬”分子。长航在“两清”五不准学习班中被逼死68人。长办当敌我矛盾立案的就有251人,350多名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当作“5·16”、“北、决、扬”的“总代表”、“总后台”、“重要骨干”、“知情者”、“线上人”、“幕后策划者”来搞,还有两个所谓学习班,搞了四年之久,使用各种刑罚,逼死二人逼疯三人。黄冈地区长期办五不准学习班,长达3年之久,参加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有6521人,由于“四个不急于”,长期挂起来的有15114人,挂一个人牵连一大串。据武汉市“清办”统计,立案41104人。在武钢厂矿一级立案有二千八百多人,其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技术人员近三百人。原处级干部一百六十七人,有五十三人被立案。工人被立案一千九百多人,其中老工人有一千六百多人。“两清”中,大搞逼、供、信,逼死五十八人。曾思玉、刘丰还嫌少了,在总结报告中还说:“只是吹了一阵风,有的下了一点雨,有的点了一把火,做了夹生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还要深挖细找”。可是负责清查的人说“骨干搞瘦了,对象搞烦了,群众搞厌了,领导搞错了”。值得提出的是,六七年曾参加赴阿尔巴尼亚中国妇女代表团团员,武汉电信局女工汤玉莲同志,由于敢于反潮流,惨遭关押、毒打,活活被迫害而死。据武汉不完全统计,被逼死的达四百余名。据马兆昆在省政工会议上讲,全省被打成“北、决、扬”分子的有×十万。与此同时,全省从上到下抄家、抓人成风,白色恐怖遍及全省。
(24)明明“5·16”、“北、决、扬”是地下反革命组织,只有一小撮,为什么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特抓?他们是故意把水搞浑,把原来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当作“北、决、扬”的“黑窝子”、“大本营”、“仓库”、“据点”。明明各级革委会是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他们就是故意制造借口,诬蔑是“决派委员会”、“5·16的司令部”。明明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不是“北、决、扬”的总头目,不是“5·16”联络站站长、“地下工厂的黑老板”,而故意把他们装上囚车在全省游斗,长期关押。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疯狂镇压群众运动,扼杀新生事物、新生力量,旨在掀起对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25)在“九大”期间,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有来?”曾思玉答:“他不是党员。”毛主席说:“不是党员,可以照顾一下嘛!”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曾思玉、刘丰不仅不执行,反而在“九大”后不久,借农村政工会议,破口大骂;“朱鸿霞是大坏蛋”。直到70年8月中央指示,要朱鸿霞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时,曾思玉还说:“他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马兆昆还在会上介绍说:“我们作了调查,所有到会的人都不同意朱鸿霞,只有一个人同意他,这人是个地主分子”。刘丰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保了你,毛主席还是要听群众的”。
(26)1969年4月在协商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张春桥同志对湖北在选女党员代表时,压制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说:“要我看应该要王屏来”。曾思玉、刘丰大为不满,在“两清”中,故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王屏同志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向张春桥同志示威。
(27)1969年5月1日张春桥同志说:“武汉反复旧不对,搞复旧也不对嘛”。曾思玉、刘丰极为恼火,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上,曾思玉大骂:“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汉来了,我要斩断他的黑手”。70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血防会议时,张春桥同志又重申了这句话,曾思玉、刘丰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联名向中央写信控告,并扬言要斩断黑手。
(28)一九七○年元月,张昭剑根据陈伯达的黑指示,在北京学习班,召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追查“反复旧”的所谓后台。张昭剑阴险地说:“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此人在中央,比曾、刘大,你们联系反复旧来讲嘛!不是王效禹”。张昭剑接着公开点名说“联系上海嘛”,“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是不是看这个人没有倒,你不敢讲,不要怕,我们也有后台嘛!曾、刘也有后台嘛,你们要跟曾、刘”。这一番话,点出了曾思玉、刘丰底到是那个司令部的人,他们的后台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联系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曾思玉、刘丰积极参与林贼一起陷害攻击张春桥同志,的确令人深思。
(29)一九七○年三月,在北京学习班,张昭剑捏造了胡厚民私设电台的问题,指派四连指导员朱江、连长赵文林对电信局刘闯进行威逼,要他交待“私设电台的后台”,说“北京有个大人物,支持你们,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是一个现在还有权的人,而且此人在‘九大’时坐在主席团的右边”。刘闯回答说“我搞不清楚”,他们就拿出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个的数,当指到叶剑英同志名字时,他们说:“你想一想,是不是他!是他吧!”刘闯说:“我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女儿、女婿是冲派的头头!”
(30)“九大”时,刘丰污蔑纪登奎同志在“九大”的发言是极“左”思潮。
(31)曾思玉、刘丰一起攻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带出一批革命干部的纪登奎、刘建勋同志,恶毒攻击河南是一派夺权,是害了慢性病,总有一天要爆发;攻击河南参加“九大”的代表都是“二七”公社观点的,不符合中央精神,并勾结王新两次整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5·16”黑材料,并由刘丰通过黄永胜转交了林贼。
(32)曾思玉、刘丰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新生力量要爱护、帮助的路线公然对抗,把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干部打成“反复旧”的后台,“5·16”、极“左”思潮,这充分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复辟、倒退的林彪极右路线。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
座谈会阶段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毛主席路线和林彪路线的斗争已经十分明朗,批陈整风已成为头等大事,曾思玉、刘丰是十分清楚的。但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33)中央(72)14号文件批转的四川省委负责人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批二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刘在干什么?
(34)一九七○年八月廿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八月廿四日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煽风点火,曾思玉、刘丰立即响应。他们又是递条子,又是抢麦克风,带头起哄,放黑炮。争先恐后地表现对黑主子的忠诚说:“完全拥护林×××的讲话。李××、叶×的讲话,加深了对林×××讲话的理解”。“有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想刮这股妖风”。他们狂叫要把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身为中南组会议召集人的曾思玉伙同刘丰充当急先锋,坚持林贼“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公开反对毛主席多次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他们的丑恶表演博得了林贼死党叶群的赞赏。叶群对奴才的拼命卖力,给予精神鼓励,端杯茶递给刘丰说:“不要激动”,“你喝点水慢慢地说下去”。会后刘丰受宠若惊地说:“我的心情半天平静不下来,叶主任对我多关心啊!”同时,他为了争功表功,还攻击其他同志发言的调子低了。
当天上午,刘丰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有的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对解放军没有感情,他懂得个屁。”曾思玉为了表示自己是深知其意的,立即用钢笔在手心上写了“上海”两字,伸给叶群看,进行讨好,叶群点点头会心地一笑,林贼死党、活党配合得是多么紧密。
晚上,当王新发言讲到有人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林×××直接指挥,是不符合历史的”,刘丰又抢着插话说:“他是什么解放军,他懂得什么历史?”他们就是一唱一和,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林贼猖狂向党进攻。
(35)1971年3月刘丰还坚持反党立场说:“在庐山犯的错误我至今不悔,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他揪出来的。”
(36)当毛主席洞察一切,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体学同志提出,要曾思玉把中南组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同志。可是曾思玉不仅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反而把中南组的简报交给林贼的两个死党叶群、李作鹏把关,让叶群从她的秘书曾江的记录本上私自收回她在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掩护林贼一伙由进攻转入退却,为其死党叶群销毁罪证。
(37)关于庐山的斗争,林彪一伙要捂盖子,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曾思玉、刘丰就是这样干的。1970年8月25日,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各大组12个召集人都参加了),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严肃批判了“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并且揭露了陈伯达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还点出了李雪峰的问题。可是曾思玉回中南组不向到会的同志传达,对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封锁,极力捂住林彪、陈伯达问题的盖子。
(38)1971年3月,曾思玉、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和省军区常委会上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由于曾思玉捂盖子,再加上他的江西话听不清楚,大家要求体学同志再给大家讲一讲。张体学同志讲了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可是曾思玉、刘丰竟敢追查“体学同志讲的是什么”。
(39)1970年9月,毛主席来武汉,对曾思玉、刘丰讲了“军队要谨慎”,“放下两个包袱”,“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重要指示,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曾思玉、刘丰连对省委书记都不作传达。刘丰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是他“自己想到的”,后来毛主席批示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刘丰才说主席最早是在武汉给他说的,他已经对大家讲了。实际上,当时他根本没有传达,连他分管的报社也没有打招呼,以至有的编辑见来稿中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一语,以没有见过这种提法给删掉了,造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40)1971年1月9日,毛主席指示召开军委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吹嘘自己,以此来对抗中央。对此毛主席批评说:“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会,根本不批陈”。刘丰在会上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却吹捧黄、吴、叶、李、邱几员大将“是发扬民主的好榜样”,“值得学习”等等。在71年3月死党刘丰在县团以上干部会上还说:“军委办事组就那么几个人……日日夜夜地工作,我们哪有什么意见”。还说:“对四员大将我们怎么批得起来呢?就像郭建光批沙奶奶一样。”公开对抗毛主席指示。他还露骨地袒护黄、吴、叶、李、邱,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别人犯错误,自己就想伸手”。
(41)毛主席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时指出,四个伟大“讨嫌”。而刘丰在省第三次党代会后坚持按照林贼一伙的口吻对干部说:“毛主席的谦虚,就谦虚在这个地方,这叫做伟大的谦虚”。
(42)1970年12月6日,毛主席在中联部的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可是刘丰在1971年3月1日从北京回汉,刚下飞机来不及休息,就一头栽到他亲自蹲点的武汉锅炉厂,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超级大国,中国、苏联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看三国,三国看中国”。
(43)1971年3月5日,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公然为林贼辩护,说什么林×××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不同,林×××的“天才观”是无产阶级的“天才观”,林×××讲的“天才”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陈伯达讲的“天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1971年3月23日,曾思玉、刘丰在第三次党代会洪山礼堂会场上的布置仍然使用有“四个伟大”、“三个副词”的大幅标语,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严肃指出后,才勉强解掉。刘丰在3月27日的发言中又引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继续鼓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
(44)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曾思玉、刘丰与王新互相鼓励,妄图为林贼一伙开脱罪责,他们说,“二中全会把叶群也陷进去了,弄得林×××也不好讲话。这次会议也不出来讲讲”。刘丰还为邱会作被批判鸣冤叫屈,说:“西北组太尖锐了”。他和邱会作关系好,他当中央委员是邱会作支持的。还说:“中南组最后开得好”,同情李作鹏、叶群的假检讨,暴露了他死保林彪一伙的真面目。
(45)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1971)47号文件下达后,刘丰胡说湖北有湖北的特殊情况,不传达,不贯彻执行。在建立各级党委时,刘丰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大讲“只能军干群,不能干群军,更不能群干军”,并造谣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欺骗群众,流毒很广。在刘丰的反动思想指导下,湖北县委书记中担任第一把手的地方干部,搞得只剩下三个人,并且准备再换掉一个。
(46)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外地途经武汉,作了关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并且指示要向下吹吹风。可是刘丰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继续捂盖子,只给曾思玉通气,而对体学同志却只讲了几句,并一再嘱咐“要保密,保密”。不仅对毛主席的整个谈话精神没有传达,就连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也都保密。由他分管的报纸都不给传达。湖北日报于九月十七日在兄弟省报纸上看到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去问刘丰,仍不告诉,却叫问《战斗报》。到23号刘丰见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了,怕露了马脚,才慌忙叫见报。登是登出来了,可是报社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从李夫全同志那里听到一点。湖南登报是九月七号,距主席巡视当地时间只有十多天,而湖北相距达二十六天!电台也不知道,没有宣传。特别严重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林贼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廿天以后,曾思玉、刘丰还以“保密”为借口不作传达,以至到十月三日,广播电台和省报还在宣扬林贼,继续放毒,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造成极坏影响。
(47)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汉访问,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接待,但曾思玉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决定要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就乘机向死党李作鹏告密,把毛主席来汉时对他讲的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通过李作鹏送给了林贼,成为林贼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帮凶。
(48)1971年9月13日晨,林贼叛党叛国的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给曾思玉、刘丰打了电话。曾、刘对黑主子的灭亡感到无限惋惜。刘丰凄惶地对曾思玉说:“不是吧,要是他,损失太大了”。此后刘丰心怀鬼胎,一反常态,重新穿上空军制服,于9月16日和18日,连续两次观看电影《野猪林》寄托哀思。
(49)在传达中发(71)57号文件时,在洪山礼堂四号会议室的召集人会议上,大家对林陈死党非常气愤,没有称黄、吴、叶、李、邱为同志,曾思玉、刘丰竟大发雷霆。
(50)中央57号文件明确指出: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参加当地省委常委一起听传达。但曾思玉、刘丰不给夏邦银、董明会、谢望春三个同志传达,直到七一年十月李先念副总理从广州来汉时,夏、董、谢三同志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没有听到传达的事实。后来李副总理批评曾思玉、刘丰时,曾、刘还说,“他们不保密”。李副总理严肃指出:“你们才是最大的泄密”。
(51)刘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编造政治谎言,欺骗群众,大讲自己保密保得好,说什么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唱《国际歌》,唱一句讲一句,以此标榜自己,掩盖他第一个向林贼告密的反革命罪行。曾思玉则为刘丰广为宣传散布:“湖北保密工作做得最好,没有走漏消息”,“我们不听北京的,也不听上海的,我们湖北只听湖北的”,“刘政委在北京开会,马上就要回来的,说刘政委犯了错误是‘5·16’、‘北、决、扬’一小撮阶级敌人造谣”。
(52)中央(71)57号、65号文件下达后,刘丰、曾思玉极力压制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他们公然叫嚷:“不能说林彪是一贯反毛主席”,“八·九讲话是正确的,不准批判”。并为已经机毁人亡的林贼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林彪检查了,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而会提高威信”。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召集人会上,曾思玉、刘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批判,并布置张昭剑发言,说什么“要相信曾、刘,十万个雷霆轰不倒,十二级台风刮不倒”,捂盖子。他们对各地揭发林贼及其死党罪行的材料,怕得要死,规定上送都要经他们审查,说什么“写得不正确的,我还是不给他送”,并利用职权扣压了一些重要的揭发材料。
(53)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曾、刘从北京打电话给张玉华,并由张玉华向全市传达说:刘政委马上就要回来,现在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序言部分。
(54)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刘丰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入座谈会上负隅顽抗,大耍流氓手段说:“枪毙了我,也就这么多”,他威胁中央,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服了大量安眠药,畏罪自杀(未遂)。
(55)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曾思玉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抗拒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伸着腿在床上躺了七天,说什么:“你们要检讨是你们的事,我是不检讨的,要讲我也要到政治局去讲”。态度十分顽固。
从以上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思玉、刘丰是根本不批陈,不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而是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上,死保林彪一伙,死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56)中共中央—九七二年4号文件指出:“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出笼以后,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借用力量”曾、刘积极参与。他们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他们进行反革命串联,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他们进行特务情报活动,向林贼密送情报。
(57)一九七○年以来,曾思玉、刘丰热衷于建设林贼家乡——林家大湾,妄图把林贼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他们专门去林家大湾“参观”、“留念”,并一再逼下面“要敏感,这是方向问题,态度问题”。又是盖工厂、设商店、修公路、建铁路专用线,还人为地树“典型”,立“标兵”。在选择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指示“第一要姓林的,第二要林家大湾的,第三最好是林彪同房的”,仅为修复林贼“旧居”、“旧址”,就耗费国家财产三十九万余元。在所谓“旧居简介”中,极力为林贼涂脂抹粉,把林贼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说成是劳动人民家庭,为林贼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58)曾思玉、刘丰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还在武汉为其修建“行宫”别墅、观鱼池、晒龟台等等。这些都是曾思玉、刘丰亲自指示市建工局×××搞的,浪费国家资金达三百二十余万元。
(59)为了吹捧林贼,曾思玉、刘丰利用职权,印刷所谓《英明的副统帅》的小册子三万五千多册流毒全国,指使湖北印刷厂偷偷摸摸赶印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那本黑书,吹捧林贼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直到“9·13”事件,林贼粉身碎骨以后,还在新华书店出售。
(60)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替林贼歌功颂德,曾思玉、刘丰在审查林贼死党关光烈精心炮制的所谓某连连队史时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林×××指示”,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林×××是这个连的第一任连长,这是我们的光荣”。一九七一年二月刘丰连文艺会演的机会也不放过,把林贼为某连题词的手书也借机搬上舞台,就是这一点,评为所谓优秀的传统节目。
(61)为了标榜林贼、“大树特树”林贼的“绝对权威”,不惜劳民伤财地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要在武汉铁路局办公大楼顶上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并限令“十·一”竣工,同时还准备花八十万元,在长江大桥上也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
(62)九月初,召开人民防空会议时,不以传达周总理讲话为主,而是吹嘘林贼在东北的所谓“战略战术”,吹捧林贼“把部队带活了”,为林贼大唱赞歌。
(63)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来汉,曾思玉、刘丰把他安排到武钢和宜昌到处“讲用”,事后并把“讲用报告”印发八十万份,散发全省,拜倒在“林家王朝”、“皇太子”的脚下,追随林贼一伙大吹大擂,为建立“林家王朝”大造舆论。林立果、周赤萍到武钢,由武汉军区要人和康星火陪同,先后到四号高炉。有人还准备给林立果在炼铁厂选两个“妃子”。
(64)湖北是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的老巢,他们对湖北是苦心经营的,武汉是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支重要借用力量。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四出活动,曾思玉、刘丰也紧密配合。一九七一年五月,刘丰先与林彪死党王洪智密谋,事后窜到恩施地区,十来天的时间跑了六个县,走到那里都要看地图,把公路、河流、山头海拔高度、工厂、矿山标在地图上,并别有用心地说“恩施是湖北的大后方,是战略要地”。从恩施到来凤,他不坐汽车,要乘飞机,还特地从王洪智那里调来一架飞机领航,直飞来凤。刘丰看了来凤机场地形,测算了跑道长度说:“这个机场很好,是个疏散机场”。联系到《571工程纪要》出笼的时间背景和他们的言行,他坐飞机到来凤,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65)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王维国来武汉,进行反革命串联,刘丰批准他住在市革委会高级招待所,还从北京打来电话,要王维国“少往外跑,注意影响”,“不要急着走,等我回来”。刘返回后,请客送礼,与王密谈。王维国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在庐山的问题,已向春桥、洪文说了,别人说错了话,就没有问题”。刘丰对此深表同情。当王维国说到“我们上海的王洪文厉害,不好对付”,刘丰及其同伙方铭却洋洋得意地向王维国传授反革命经验说:“你们连个小小的王洪文都对付不了?!谁叫你们把他捧得那么高的,是自讨苦吃,我们武汉就是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他们批的批、斗的斗,看他们老实不老实”。刘丰还要王维国从上海为武汉东湖招待处选十名“女服务员”。
(66)反革命武装政变《571工程纪要》中提出要“掌握空降、空运”。方铭是我军某空降部队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王维国于四月二十—七日来汉,不久,方铭又到上海,其中进行了什么阴谋活动,很值得深思。
(67)一九七○年四月,于新野、何汝珍来汉选“妃子”招“驸马”,进行阴谋活动,刘丰也是大力支持,紧密配合,当时在黄石就挑选了刘××为候补“妃子’。
(68)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反革命分子林立衡,在1969年到郑州、武汉大肆散布这一黑纲领。她在武汉工程兵司令部举行了座谈会,林立衡宣传说:程世清能干,有创造性,江西工作很活跃,有生气,处理万里浪的问题,处理得好。当时,江西日报发了几篇“文化大革命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的社论。林贼一伙号召向江西学习就是兜售林贼极右路线。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忠实地推行了这一路线。
(69)陈励耘也从杭州专门派医生由一名保卫干事陪同来武汉给刘丰“看病”,还带有陈的亲笔信。刘锦平来汉时也托人向刘丰问好。一九七一年夏季,周赤萍来武汉,曾到刘丰家,刘丰夫妇也到招待所回拜周亦萍。看!这段时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秘密串联是何等频繁,其罪恶活动必须彻底交待!
(70)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使用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71)一九六九年六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武汉,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曾思玉、刘丰故意不执行,更为恶毒的是,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密写,交给黄永胜的老婆向林贼司令部送情报。
(72)刘丰竟胆敢布置招待处的服务员记载毛主席的谈话和活动情况,向他汇报。当陪同毛主席来的张耀祠同志发觉并坚决制止后,他仍坚持这样干。他还通过王新收集毛主席去河南的活动情况。
(73)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来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庐山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九月五日,林贼死党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武汉,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参加接待,曾思玉却特意安排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在接待之机向李作鹏密送情报,联想主席在座谈会上对曾思玉说“我到你那里去时,你不在,要是你在也许好些,也许更坏些”,岂不发人深思吗?!
整干部、整群众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批陈整风是头等大事,可是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整干部、整群众。
(74)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七日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发言共20页,却有一半的内容是讲清查“5·16”、“北、决、扬”。一九七一年二月九日湖北简讯第二期全部内容是曾思玉关于“一打三反”的发言节录和有关理论,以及报道他们蹲点的“六厂一校”即武锅、武重、武船、武钢“一打三反”的所谓典型经验。
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讲话,首先就说:“大会批斗了‘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任爱生,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这次大会突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出了阶级斗争”。真是胡说八道。他在总结发言谈第—个问题就是要抓紧革命大批判,继续深入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把斗、批、改搞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毛主席指出的“重点在批陈”,而是重点在批胡。他说:“要把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对这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及其反革命喉舌《扬子江评论》要系统地批、深入地批,彻底肃清它的余毒。”而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不仅不批,相反还极力鼓吹。
他还说:“这次大会不但揭露批判了胡厚民、任爱生三个反对、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而且还揭露了他们使用帝、修、反别动队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冒充解放军搞军队的情报等罪行”。诬蔑“胡厚民窃听由武汉到北京的电话,搞军事情报等等。这就是特务活动,他起到帝、修、反起不到的作用。”他号召:“希望同志们回去继续批判这些人的罪行,揭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极力把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往批杨(道远)、批胡这方面引,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全省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无法统计”。他还批评说:“现在有的地方对一打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抓得时紧时松,有的同志对一打三反运动甚至还有思想顾虑,顾虑什么啊?”他学林贼的口吻说:“我们湖北的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复杂、尖锐,特别是武汉市经常刮妖风,说什么办过学习班了,参加‘5·16’、‘北、决、扬’不装档案,不戴帽子,不作处理,想‘一风吹’,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要有案可查”。他操着陈伯达“湖北是‘5·16’大后方、据点、仓库、保险柜”的腔调说:“‘5·16’在全国搞了许多严重的政治案件”,“黄石有没有‘5·16’?我看不保险”,“胡厚民就是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有的‘5·16’分子跑到武汉来想躲风,你躲得了?你跑到什么地方也要把你抓回来”,“胡厚民与‘5·16’合伙。”“究竟有多少‘5·16’、‘北、决、扬’,重罪恶事实。”报告中,他号召“要加强党的领导,领导亲自动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打一场围歼帝、修、反别动队的人民战争”。于是,在全省、全市掀起了深挖“5·16”,“北、决、扬”的高潮,例如:武锅就搞李洪荣等同志,武重就搞李向阳同志等。
(75)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央发了13号文件,文件指出清查“5·16”要防止扩大化,也不能一风吹,清查“5·16”的重点在北京。中央规定此文件发至地、师级,可是曾思玉、刘丰却将文件扣压,不传达。相反的,却层层加码,到处查大事件,自立所谓“5·16”的重大案件,例如:武船有二十八大事件,武锅有十大事件,长办有十六大事件,国棉一厂有六大事件等等。有的甚至在车间也列什么“大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76)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洪山大礼堂召开全省批斗杨道远同志的大会,会后,把杨道远同志送到全省游斗。与此同时,批准方斌、秦况等七人在全市游斗。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妄图用批杨来继续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更不能容忍的是精心安排黄冈地区所谓代表黄××发言,公然为林贼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林贼狗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叛徒林庆佛翻案,把这个老反革命说成是“老革命”。大会统一布置呼喊“誓死保卫林×××”的口号。在会上,把造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的革命派,污蔑为反革命派。对于知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曾思玉、刘丰说来,其反革命用意,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
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在北京座谈会上,揪出了死党刘丰,对活党曾思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希望曾思玉能真正转变立场,痛改前非,带头批林揭刘,以实际行动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可是曾思玉从座谈会后,在湖北继续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不批林,不揭刘,继续整群众,压干部,捂盖子,保自己,甚至还公然为自己翻案。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77)七一年十一月廿日,北京座谈会结束,当时毛主席指示:“回去无非北京那一套。”可是曾思玉回汉后,不同意省市革委会结合的群众代表参加省委扩大会,不同意向群众代表传达北京座谈会精神,说什么:“群众一听就要崩了。”张体学同志坚持说:“毛主席叫传达,就传达;毛主席叫传达到什么范围,就传达到什么范围。”在张体学同志的坚决斗争下,才不得不召集了五十八名群众代表在滨江饭店办学习班,传达了座谈会精神。
(78)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日,毛主席亲自指示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曾思玉回汉后,首先向省委书记作了歪曲地传达:“你那里有北、决、扬,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抽掉了“要注意政策”这—句,掩盖他多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曾思玉从北京座谈会回到武汉后,就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79)1972年3月22日上午八点,在武汉市公安学校会议室,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组长冯行慎、群工组组长刘华阶、预审组组长舒福元等人,接见了原“百力雄师”头头和原“公检法”头头,说什么:“毛主席指示,7·20是王力他们搞的。江青同志说,当时他们想一箭双雕,我们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
(80)一九七二年三月廿六日,原曾、刘直接控制的“军区三办”主任刘志,在红旗饭店向省办的骨干学习班的总结大会上说:“湖北是林陈反党集团,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苦心经营,下了本钱的借用力量,组织‘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要清算,他们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七年七月,他们搞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主席,一箭双雕。”
(81)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在首义路省二招礼堂召开的省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省学习班负责人、省“清办”主任刘志说:“对七·二〇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林彪死党三次阴谋谋害毛主席,第一次就在武汉哪,就是七·二○,他们想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打倒陈再道。”
(82)1972年11月2日,韩宁夫书记、曹正科副主任、刘安信副主任、冯行慎组长等省、市领导人,又把原“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的头头,召到汉口六合路市委招待所开会。韩宁夫说:“毛主席说了,七·二○是王力他们搞的。”曹正科插话说:“王力是前台,根子是林彪,他们想在武汉搞一箭双雕,他们想在武汉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说是你们搞的,你们现在想起来不怕吗?”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83)1972年5月,曾思玉亲自主持召开了省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大讲正确,大摆成绩,大谈深挖“5·16”、“北、决、扬”,根本就不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在这个会议所发的七个文件中,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刘丰。
(84)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他说:“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以后,林彪、陈伯达一伙又从极‘左’、形‘左’实右方面,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85)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全省政工会上,不讲在清查“5·16”、“北决扬”中“又搞过了一点”的错误,反而提出:“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借此继续镇压革命群众。
1972年5月的全省政工会上,马兆昆在讲到当前主要任务时说:“有组织、有步骤地继续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他们有意转移批林整风这个大方向。
(86)秉承省政工会议精神,1972年6月中旬,武汉市召开了政工会议,会议文件《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意见》中指出,“清查‘5·16’、‘北决扬’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揭发批判了‘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查清了一些重大案件(指重大事件),挖出了坏人,掌握了一些重大问题的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查清‘5·16’、‘北决扬’组织,深挖其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的单位对清查‘5·16’、‘北决扬’的工作抓得不够很紧,决心不是很大,也有‘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经常分析和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上挂下联,……狠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狠批‘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思潮,狠批边反边犯的行为”,“对已经批准的批斗对象,要充分准备,组织好批斗,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对阶级敌人的监督、改造和管制,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破坏和捣乱。对那些企图公开闹事的,各单位要发动群众,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但不要用大字报的形式,他要搞也不让他搞。对企图在街上公开贴大字报、演讲的可由群众扭送处理”。“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2)35号文件,继续重点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凡属‘5·16’、‘北决扬’的重大事件,都定为重大案件,报上级批准。”
(87)座谈会以后,曾思玉不是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认真改正错误,而是怀恨在心。在1972年5月省政工会议上马兆昆在开幕时说:“九大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也是正确的。有人反对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对此,责任不在第一把手,也不在第二把手,也不怪下面的干部,但是,是我们省的主要负责人”。开幕式以后,在东湖召开了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因为张体学同志在座谈会以后带头批判过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的“军党军国论”,就把张体学同志打成了湖北省的反党乱军分子,并责备张体学同志不该把座谈会精神在滨江饭店向五十八名群众代表传达。会上,把张体学同志整哭了。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
“5·16”和“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88)曾思玉为了继续捂盖子,保自己,极力扭转批林整风大方向,从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七三年一月底,举办一个由省“清办”和省公安局直接控制的学习班,时间长达九个多月。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杨道远、胡厚民、邓金福、钟锡钢、张维荣等,全是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每个同志都要带上2~8个不等的专案人员跟着。连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也不例外。在学习班里还有带枪的解放军“保护”着,甚至来学习班放电影的也是公安人员。在七二年八月份,由于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感到这个学习班不对头,想冲破曾思玉的控制,上访中央,事情被刘志发觉后,在八月六日晚上,出动了很多武装的解放军,岗哨密布,如临大敌,马兆昆和刘志亲自出马,搜腰包,缴本子,一片白色恐怖。
(89)刘志在三月二十六日,在汉口红旗饭店骨干学习班上说:“这次省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林、陈死党和‘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算‘5·16’、‘北、决、扬’的罪行”。“‘5·16’、‘北、决、扬’在湖北作怪,要把骨干和幕后都揪出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点名气,有的结合以后,、成了不大不小的头头,还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是一般干部,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动过,有的未动过,有单干的,有互助组,有合作社。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有反革命经验,破坏我们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攻他们呢?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把胜利拿到手,你们要完成这一任务。你们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几年来保卫了毛主席。”“在学习班里,我们和他们是一对矛盾,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起主导作用,要站在斗争第一线。”“这次学习班对象的政治性很强,他们是林、陈死党,‘5·16’、‘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这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他们的欺骗性很大,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号极‘左’,老造反,香花派,最革命。”“这些人见过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中央的、地方的学习班,有很多反革命经验来对付我们,不能拿过去那种不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要研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要各个击破,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回学习班,关于组织问题不能讲,也不点他们,叫他们自己讲,到时候再点,要注意方法、策略,目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要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要警惕他们,注意他们的行动。”
(90)在省学习班上,不批林,更不批刘丰,而是借批极“左”,专批胡厚民和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等同志。学习班提出了所谓:“上联林彪、陈伯达,下联武汉地区历次反复,中间把自己摆进去”的口号。1972年6月7日,学习班负责人刘志在全体大会上说:“林、陈的幽灵在首义路上空盘旋。”刘志把学习班学员分为三类:一是联系自己联得好的,即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的;二是尚有些顾虑的;三是不与林贼挂在一起的,就是负隅顽抗的。
(91)省学习班后期,对绝大多数学员都做了所谓的“结论”,装入档案,具体分四种情况:
一是与核心有联系,犯有严重罪行的,定为反革命分子;
二是与黑线有联系,犯有一般罪行的,也定为反革命分子;
三是与黑线有联系,有严重错误的,定为严重政治错误;
四是有一般错误的,定为一般问题。
七二年底,曾思玉在学习班用欺骗的手段抓了四个所谓样板,其中一个工人,一个学生,一个干部,一个教师,把这四个同志都带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并推广全省,妄图把造反派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
(92)曾思玉没有也不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因此,他不愿意批林贼的极右,而偏偏要顽固地坚持批极“左”。直至1973年1月12日,曾思玉在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还说:“林彪一伙,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用极‘左’的手法,形‘左’而实右,是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极‘左’思潮,是应当批判的。”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93)1972年11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河南王新问题的42号文件。省委召开了贯彻42号文件的省委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对这次会议作了明确的指示,“要广借42号文件的东风,联系湖北的实际,解决好湖北的问题。”
由张体学同志签发了中共湖北省委(72)号文件(是12月18日发出的),这个文件引用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并且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要坚决执行。并把刘丰的罪状(十条)附后,交给广大群众揭发批判。这个文件下发不到几天,曾思玉从河南赶回汉口,借口此件未经他签发,就把这个文件统统收回,改发了一个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的“刘丰罪行材料(15条)”。
(94)七二年十一月在省委扩大会上,张体学同志点了方铭的名,要他“端正态度,交代问题,彻底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线”。但事隔不到半个月,曾思玉有意安排方铭在省五级干部会上,分别在七个分会场上公开亮相并给方铭以五个头衔。
(95)七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写信给河南唐岐山同志(中共中央委员),这封信被曾思玉非法查扣,并在三月份亲自追问夏邦银同志“写信给唐岐山干什么?”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96)武汉革命工代会,是武汉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曾思玉、刘丰早在六九年十月,就把武汉工代会污蔑为《扬评》的“防空洞”,以实现他们把武汉市革命工代会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的目的。
(97)七三年上半年,整建工会时,中央(73)17号文件的附件——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五○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开过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因此,这一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海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开了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会议,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这就为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曾思玉没有按照这些精神办事,在湖北整建工会工作中,却把“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一笔勾销。把在七三年五月和六月,先后召开的武汉市和湖北省工会代表大会,分别定名为“武汉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和“湖北省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五○年以来,省、市分别先后开过三次和四次工会代表大会)。这完全无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这个历史事实。
在组织上排斥了原“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绝大部分成员。原“武汉工代会”的常委进入新产生的省、市总工会常委的只占省、市总工会常委总数的17.4%,占原“武汉工代会”常委总数的18.6%。在各基层工会的整建中,除极少数单位有极少数的原基层“工代会”的成员进入工会领导班子外,其余全被排斥在外,有不少单位连当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8)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曾思玉、刘丰在九大以来推行林彪极右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行,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当曾思玉在整建工会又一次对抗中央精神时,就在四、五月间,开始运用“四大”武器进行战斗,曾思玉就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七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上旬,先后抓捕了詹士金和邓世普同志,接着又把长航的革命领导干部王文波同志夫妇二人,秘密搞到市外办五不准学习班。五月二十六日在东湖又抓捕了谢妙福同志。五月二十七日,从江汉路到六渡桥一带,密布数以千计的军警和便衣警察,伺机大肆抓捕。六月七日省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又把谢妙福、王光照、吴立春、刘玉泉、高远飞等六位同志抓到走马岭办所谓控制性学习班,直到省工会结束,才把这些同志放回来。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99)周总理和王洪文副主席在“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作法”。但曾思玉顽固对抗,对反潮流战士和革命干部采取了抓捕、镇压的手段。
七三年九月九日上午,曾思玉在省委扩大会上传达十大精神时说:“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原则是对的,但敌我矛盾不属这个范围……你要闹,我告诉你,翻不了天,我还没有抓呢”。
七三年九月三十日,抓了聂年生同志,把他押送到咸宁。
七三年初抓了王华珍、谢妙福等同志。接着又抓了吴方义、何天泽等同志。
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湖北化纤厂,又下令抓了河南纺建公司的两个革命领导干部。
曾思玉在湖北抓人,直到他调离的时候,还在抓。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顽固对抗“十大”精神。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100)一九七三年九月底,省委常委给曾思王同志做四届人大代表的鉴定时,马学礼同志说了一句:“曾思玉还有上了贼船的事呢……。”可是,没等说完,曾思玉就当场站了起来,暴跳如雷地说:“我什么时候上了贼船的?!”曾思玉竟敢公开翻毛主席、党中央在座谈会上对他的错误所定的案,足见其至今还顽固地站在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劭正茂整理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附录十八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
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76年11月9日)

一、省委决定办夏邦银、朱鸿霞、沈复礼三人学习班,要他们彻底交待揭发与“四人帮”插手湖北的阴谋活动。夏、朱曾多次到河南郑州找唐岐山,他们找唐岐山搞了些什么活动,是什么人指使唐岐山与他们联系的?他们曾在很多场合上讲要学河南,超过河南,到底要搞什么鬼,必须彻底交待。
《人民日报》在今年先后派二批记者来湖北共五人,先二人后三人,根据《人民日报》揭发,这些人是来搞情报的。谁与这些人来往密切?那些记者的住处门庭若市,到底搞了什么活动,送了些什么黑材料,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夏、朱在各场合说他们与上面有联系,有他们的一条线,上面支持他们,是什么线,必须交待清楚。
沈在今年四月间公开贴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那时候武汉这类大字报满天飞。南京贴了张春桥的大字报,马上制止。我们湖北点李先念的名,省委几次发报请示都没有着落。沈这样搞一定有来头,幕后指挥是谁要彻底交待。夏、朱等以中央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公开贴大字报发号召,在武胜路把五个书记也揪去了,搞无政府主义,还插手各地县各单位。他们有一条线自成体系,这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密切联系,必须彻底交待。
对夏、朱、沈等人与“四人帮”的联系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发,把广泛揭发与内查外调结合起来,这次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把湖北搞得不安宁的总根子挖出来,要相信群众的多数,掩盖是不行的。对夏、朱、沈等人,希望他们能按中央16号文件精神,尽快觉悟过来,交待问题,党的政策是明白的,交待清了,立场转变过来了,就好。如不能觉悟,坚持不改,责任在自己身上。
二、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热情支持群众揭发。“四人帮”手伸得很长,从湖北来讲,我们有亲身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无法实现。“四人帮”对下面点火放火,公开与中央指示对抗。中央不叫搞串联,打招呼会议(指批邓时)江青的讲话说不传达,我们还没有回来就传达下去了,点名放火,“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跟大家说,我们是“信文不信章”。他们派记者到处溜,从他们据点里、他们的根据地里抛材料,造谣言,上搞中央副总理,下搞省市负责人,从几个点指挥全国,闹得全国对毛主席指示没有办法贯彻执行。说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要把党委套住,既要你工作,又不让你工作,闹得你不好下台,最后把你整垮。在“四人帮”干扰下,我省革命、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四人帮”在湖北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凡与“四人帮”有牵连,送过材料、写过信的,都要交待。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中央16号文件,已经传达学习了,有问题现在不讲,是不好的,你不讲,群众要讲,迟讲不如早讲,稳不住,拖不过,首先要交待、讲清,交待清了,讲清了,我们会按中央文件政策办的。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一定按16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16号文件,一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要站在运动前列,与群众在一起,同时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有力措施,消除派性,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四、省委今年九月对省革委会部分常委作了安排决定,这个决定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现在宣布不算数。这方面的缺点、错误欢迎批评。
五、省里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批评。我在十月十四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批评,我表示欢迎并决心改进。
            (此记录稿当时下发省内各基层党组织)

 


附录十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
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现转发给你们,请同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传达,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文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直接、间接牵连的人很多,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央一贯强调,对“两案”审理工作,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严格执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更为完整的概括,是中央处理“两案”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地、师级。胡耀邦同志讲话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150期。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已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中全文传达。)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
会议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先后召开过四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反复研究了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处理百分之六十以上。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神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指出,这次清查运动,由于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对“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抓紧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妥善地解决好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运动善始善终。
(二)
会议认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讲从宽是有原则的,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是宽大无边,马虎了事,“一风吹”。对于确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要批评教育,如仍坚持不改的,则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对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应密切注意,切不可以失去警惕,要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三)
会议就执行“两案”定性处理政策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以下的解决意见:
1.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罪行的,是什么罪就写什么罪,除判刑的以外,不戴“分子”的帽子;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对于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教训,可不作结论。
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的问题查不到证据或证据不足的不写入结论;罪与错难以分清的就以错认定。认定问题要恰如其分,不要无限上纲。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
2.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以后,应根据其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进行适当安置。有的可以分配相应的工作,有的可以降级降职使用,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离休或退休处理。
3.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的和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都由原单位负责,或与有关部门商定,酌情安置。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退休处理。对免予起诉人员在未安排适当工作以前,根据本人具体情况,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五十元至二百元,但不能超过原工资。
4.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
5.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
6.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对已作过降级处分超过此限的,可按此规定改正。但原处理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7.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组织结论,写明主要问题和死亡情况。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
8.受审查人员,凡不作组织结论的,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由组织负责清理按有关规定处理;凡由组织作结论和给予处分的,其错误事实材料、证明材料、本人检查材料和对组织结论的意见,应归入本人档案。
9.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进行必要的复查(复议)时,主要是由领导上掌握,内部进行案卷审理(注意不要造成复查风),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错了的应予纠正,定性不当、处分过重的要降下来,判刑畸重的可在适当时机酌情改判,或在适当时机提前释放。
复查(复议)工作,由原结论处理的单位负责。对军队干部已作离队处理的,不再收回军队,由军队原结论处理单位与本人现所在地方的组织联系解决。
10.有的地区和部门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应该结合在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的工作中继续完成。“三种人”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都必须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对他们的处理,要根据事实,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根据本人的态度和现实表现,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的方法,由组织,人事、纪律检查部门按正常的干部管理权限,一个一个地解决。对其他犯有严重罪行或严重错误该清查而未清查的,也要按照正常的手续,由原单位负责查清处理。
11.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和只做结论不予处分的,报中央审批。
凡属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干部,给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认真、慎重地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
(四)
会议认为,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
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要加强领导,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充实加强工作班子,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要加深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的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统一政策思想。要做好办案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做好定性处理工作。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宣传“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要分析犯错误人员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教育他们正视错误,吸取教训。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和分析,凡是合理的、正确的要予以采纳和解决。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要保护参加“两案”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大局出发,向前看。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善始善终地做好这一工作,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二年二月三日发出)

附录二十
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地、市、县委,省军区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省委同意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审慎地处理受审人员的问题,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工作的任务。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

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同志们:
这次请大家来开会,是为了传达贯彻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发(1982)9号文件,讨论研究善始善终地作好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问题。
会议期间,大家认真学习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学习了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联系我省“两案”定性处理的实际,分析了情况,肯定了成绩,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开得是好的。现在我就会议讨论的情况,讲几个问题。
第一,讲一讲统一认识的问题。
陈云同志的批件、耀邦同志的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我们处理“两案”的思想认识要统一到这三个文件上来。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中央在处理“两案”问题上,始终考虑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犯错误和犯罪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陈云同志在批件中指出:从全局来说,“文化大革命”,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处理这场斗争,除了对于若干个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所谓用政治斗争的办法,就是重在教育,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总结经验,从而达到团结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也就是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持宽大方针。这是以我们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也是为了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正确认识,主要是忽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往往在局部问题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全局考虑的少;从现象上、思想感情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党的方针政策上考虑的少。因此,在谈到处理“两案”方针政策时,原则上表示拥护,一遇到处理具体的人和事时就想不通。我们不能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以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好“两案”问题。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
中央一贯强调,处理“两案”问题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从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胡耀邦、陈云以及黄克诚、王鹤寿等同志,都先后作过指示、对“两案”定性处理要“从宽从缓”,处理面宜窄不宜宽,处理人宜少不宜多,尽量缩小判刑和处分的范围。要“通盘考虑,全国平衡”。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材料要扎扎实实,处理要公平合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处理好“两案”问题。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判刑的面要严格控制,要缩小到最低限度。定敌我矛盾性质要判刑的只限于《纪要》中规定的四条。联系我省实际情况,要判刑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两条,即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一级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属于打砸抢性质的问题,仍按中发(1978)48号文件精神处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处理,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的人要少,处分要从宽。只要能够检查、认识、改正错误,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应从宽处理。要给处分的只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不好,品质很坏的人。开除党籍要慎重,要从严掌握,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当然,我们讲从宽处理并不是不讲原则,也不是宽大无边、“一风吹”。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对于那些确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要给予处分;对少数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经批评教育仍坚持不改的,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要密切注意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和捣乱。如果发现他们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各级领导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对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的估价问题,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纪要》还指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们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揭批查运动,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全省立案审查的近八千人,其中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隔离、离职、停职审查的近四百人,采取其他形式(如办学习班)审查的六千多人。一九七七年底以来,省委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先后发出通知,要各地停止办“五不准”学习班;对采取监护审查措施的,除个别人经省委批准继续实行监护审查外,其余一律解除监护。各地都执行了省委的通知,对四千多人作为说错话、办错事予以解脱。对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也及时地进行了清查审理,到一九八○年春,共释放了六百六十余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清查运动基本结束的基础上,转入了“两案”审理。全省需要审理的共有三千五百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论处理了一千九百多人,占需要审理的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五十多人,待结论处理的一千六百多人。
总的来看,我省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目前县以上的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里面还没有发现“三种人”。从执行政策看也是比较稳妥的,基本坚持了“从宽从缓”的方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都控制得比较严,不予判刑和不作结论处理的都及时予以解放和解脱,拟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大部分还没有结论处理,省管以上受审查的24名老干部,一个也没有处理。可以说,我省的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这对于稳定我省的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对部分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个别单位也有清查不彻底的。应当指出,由于清查中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只要我们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9号文件上来,在实际工作中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第二,讲一讲工作部署问题。
关于工作部署问题,总的讲,要按照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积极而又审慎地搞好“两案”定性处理,争取今年十月底以前基本上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着重讲两点:
一是对已作结论处理的案件,不论是判刑的或是作内部结论处理的,都要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复议。复议的重点是那些给予判刑、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职处分的和明显处理错了的案件。在复议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原定事实失实,或者混淆了两类矛盾性质,确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于定性不准,处分过重,应该减轻处分的,要降下来;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就不判,党籍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对于原结论中写上了“政治错误”、“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或用词不当的,要采取写实的办法,作必要的修改。凡经过复议,作了改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同本人见面。手续不完备的,要补办手续。
二是对未作结论处理的案件,要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抓紧办理。首先要核实材料,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审慎作出决定。对于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了教训,就不作结论,尽快予以解脱。
对于需要作结论处理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结论处理。审查结论要采取写实的办法,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错误事实要与证据材料相吻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处理恰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同本人见面,并由本人签署意见。属于省管干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求在六月底以前报省审批。
对于在押未决的案件,要抓紧审理。需要判刑的,要在五月底以前依法判决;不够判刑的,要做好工作,尽快予以释放,并由原单位负责,酌情予以安置。
第三,讲一讲有关执行政策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中央9号文件已有明确规定。总的讲,这些规定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应该坚决贯彻执行。过去,我们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也遇到和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对多数问题的处理是符合这个精神的,但对有的问题的处理并不完全符合中央的规定。凡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改过来。现在,我就大家提出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是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或给予处分以后的安置问题。对犯错误人员,思想教育要从严,组织处理要从宽、安排使用要慎重。要根据他们的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原主管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作适当安置。《纪要》中规定的“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是指“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或作干部使用的那部分人,原来是干部的,还是作干部对待。对那些说错话,办错事,不作结论处理,至今没有安排或安置的,应由原单位提出意见,报请主管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第二个是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免予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都由原单位负责安置。个别不宜回原单位的,亦由原单位商同有关部门酌情安置。
第三个是“两案”中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开除错了的人员工资补发问题。根据我省情况,可参照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局、人事局《关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补发工资的联合通知》和六月二十三日的《补充通知》办理。
第四个是对不作结论的受审查人员的材料处理问题。按《纪要》规定,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属于清查方面的,由组织上清理销毁;属于个人政治历史、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个是关于受审查人员结论处理的审批权限问题。中央纪委二办(1981)5号文件已作明确规定,我们要参照执行。属于省管干部,不论是给处分的,或只作结论不给处分的,都要报省审批。其中“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学生或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合为省管干部职务的,委托地、市、大型企事业、省直各战线审批,报省备案。结论处理工作的要求,按中纪委二办(1982)13号文件精神办理。
原经省平衡、批准判刑的,经复议需要进行改判或撤销原判的,由各地、市委决定,报省备案。
第四,讲一讲加强领导问题。
中央和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牵涉面广,情况又错综复杂。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并明确专人分管。“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具体抓好这项工作,负责到底。工作班子撤了的要恢复起来,力量不足的,要适当充实。“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工作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对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了解和掌握“两案”审理工作情况,分析研究有关问题;当好党委的参谋,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的工作任务。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应按照党纪、政纪和法律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分别由各职能部门办理。属于党员要作结论或给党纪处分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属于非党干部要作结论或者给予行政处分的(包括党员干部的行政处分)由人事部门受理;属于依法处理的(包括不予起诉、免予起诉和免予刑事处分)由公、检、法机关受理;属于工作安排、安置问题,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要做到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既互相配合,又互不代替。
各级党委必须明确,在“两案”审理工作中,要从始至终地宣传好党的政策,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的政策为他们所理解。要保护参加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肯定他们的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决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做好受审查人员的思想转化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认真分析,正确的就采纳,合理的就解决,错误的要说服教育,无理取闹的要批评,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同志们!“两案”审理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巩固和发展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审慎地做好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这项历史任务。

尾 声
尽人皆知,1976年10月发生了违纪违宪的篡党窃国政变。走资派及其精英们弹冠相庆,同时编造谎言,罗织罪名,给投身文革的革命造反派扣上无数顶经过妖魔化、小丑化的帽子,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污蔑,大搞非毛化、去毛化。武汉的一些文革造反派义愤填膺,2007年5月由曹承义、柳英发、彭勋和顾建棠等酝酿、发起,2007年10月8日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曹承义、柳英发、赵文成、余明生、刘传福、彭勋、林子忠、王光照、刘素珍、王小青和顾建棠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写一部武汉文革史为文革正名,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唱赞歌。大家推我做召集人,成立写作班子,定名为“1008”工程,曹承义、赵文成、王小青、彭勋等出资支助,彭勋写出“1008”工程的写作提纲,后因种种原因没搞成。但我们的决心没有动摇,当时柳英发与彭勋和我商量,先从个人写文革回忆录入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写武汉文革史。
我就此开始打腹稿,2009年10月动笔。起初书名叫“文化大革命实践篇”,但在撰稿中总感到这个书名不称心。当时感受到造反派内部有的同志因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遭受严重打击,大有悔不当初、“生不逢时”之感,这当然也可说是人之常情。我想,我要是当林一山的“保皇”派当到底,肯定不是现在衣食无着的下场。我该不该悔不当初、哀叹“生不逢时”?不,决不。所以我就把书名改为“生逢其时”,并向彭勋请教,彭勋建议就以“生逢其时”为此书冠名。
我之所以把章标题定为“九字双行”,缘于毛主席九月九日发动领导秋收起义,九月九日又是他老人家归天之日;节标题定为“十字单行”,缘于毛主席发动领导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九字双行”同“十字单行”相加是二十八字,以示毛主席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八年,建成了令美帝、苏修敬畏,深受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爱戴的东方大国。谨以此寄寓满怀崇敬。
                       作者
                   201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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