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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至1961年新中国各方面的重要成就         
1958年至1961年新中国各方面的重要成就
[ 作者:寒星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26895    更新时间:2014-8-20    文章录入:寒星 ]

1958年至1961年新中国各方面的重大成就  

 

从古都说“创业难”。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新中国的创业年代。新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创业的,是在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战火硝烟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开始创业的,是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开始创业的。

上世纪的整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是新中国的创业初期,无数个新中国的“第一”是在这个年代产生,无数项中国经济、科研领域的空白是在这个年代得到填补。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有许多都是在这一年代从无到有开始起步,还有许多则是在这一年代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没有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创业,就没有七十年代以后门类齐全的中国工业体系和极大地改善了的农业基础,八十年代开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根本无从谈起。

在那个创业过程中,由于一穷二白基础差,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了近乎原始的土办法,这类土办法也许在今天某些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也许有些土办法,在今天掌握了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人们看来是违反科学的、愚蠢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中,甚至识字的人也只占了人口总数中的一个很小的比重,更没有办法的是,当时的经济基础极差,很多情况下压根儿用不起“洋办法”。如果今天的某些人认为可以一方面坐享当年创业者的成果,一方面肆意嘲笑当年的创业者,那就让他们去笑好了。

在那个创业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党确实也犯过错误,在某些时期,执政党的干部里也确实产生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不正之风,给经济建设造成过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些问题都很快地得到了纠正,这些问题在局部年份所造成的损失,也无法抵销整个创业年代的辉煌成就。

在那个创业的过程中,也确实曾遭遇过严重困难,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发生过全国性的粮荒,局部地区曾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决非象今天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饿死三千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执政者能够在饿死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得住政权不垮台,那就不是奇迹,而是神迹了。

事实的真相是: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在那个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忍饥挨饿的时期,仍然有着无数的中国人,从顶级的科学家、到一般知识分子,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的解放军士兵、普通的工人、农民,与执政的中共党同心同德,拼命奋斗。这三年,连同之前的1958年大跃进年代,仍然是我国创业时期的最关键的四年,我国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许多千秋大业,恰恰是在这四年中奠定的。

本文打算谈一谈从1958年至1961年(也就是如今被某些人在网上描绘得极其荒唐可笑而又极其悲惨恐怖的四年)中,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一、平息了西藏地区的叛乱,防止了第二个“外蒙独立事件”的发生,粉碎了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1959年3月10日,在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西藏地区发生了以达赖为首的武装叛乱。与此相呼应,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大肆鼓吹“西藏独立论”。当时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出报告,说“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并污蔑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该委员会还将其所谓报告提交联合国审议,同时,联合国在美国的操控下通过了3个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1959年10月21日,联合国通过了所谓1353号决议,该决议中,表示“根据各方报导包括达赖向联合国提供的正式声明,对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已被强行剥夺,甚感焦虑”,该决议案将达赖说成是“负责任的领袖人物”,将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说成是国际关系,将达赖等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说成是“积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及改造国际关系”。1961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问题的第1723号决议,该决议中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破坏《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之基本人权与自由,包括民族自决原则,且有增加国际紧张局面与加深民族仇恨之不良影响”,该决议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以一切适当之努力实现本决议案之目的”。

 

1959年3月20日,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奉国务院命令开始平叛,同时宣布废除原西藏地方政府,由以班禅额尔德尼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1959年11月,西藏叛乱集团的主要武装力量被歼灭,武装叛乱基本平息,随后解放军转入对流窜各地的小股叛乱武装进行搜剿。达赖率部分叛乱分子逃出国境,组建流亡政府。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废除了万恶的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使农奴们首次取得了基本的做人权利,从而使民主改革获得了西藏地区绝大多数人的拥护。1960年1月19日,第一届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民代表,不仅有西藏社会上层人士,也有大量翻身农奴的代表。拉萨市人民政府随后成立。

 

直至今日,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仍然没有放弃建立“大藏国”的幻想,他们幻想中的这个所谓“大藏国”,不仅包括了今西藏自治区全境,还包括今青海、四川等省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这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国人听来,简直是在痴人说梦。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当年进藏平叛的解放军战士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正是他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策动的“西藏独立”阴谋,维护了伟大祖国的统一。而作出这些流血牺牲的年代,正是被某些人如今描绘得非常恐怖的三年困难时期。

 

二、解放军全面进驻中印边境,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1959年以前,即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当时称为“嘎厦”政府)统治西藏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嘎厦”政府)在中印边境地区是从不设防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即不断派遣小股军队,越过中印分界的传统习惯线,大量侵占属于中国一方的领土,逐走当地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对该地区实行事实上的控制,例如,1951年,印度方面仅派出了一支人数为100余人的小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门隅的首府达旺,强迫在当地行使行政管辖权力的西藏地方官员撤离。

全国解放后,根据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解放军进驻西藏,但实际掌握西藏行政权力的“嘎厦”政府十分不甘心,他们的企图是一心想要把入藏的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重新挤回汉人地区,他们甚至禁止藏民将东西(包括基本食物)卖给解放军部队。进藏部队所需物资都要从数千里以外的成都、兰州地区运来,成本和损耗大得惊人。由于后勤的压力,所以当时实际进藏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萨与内地进藏道路沿线。加上“四水六岗卫教军”等旧藏地方势力不断给驻藏解放军部队造成损失和麻烦,解放军基本上无力进驻中印边境地区。

1959年,趁着西藏叛乱和中国国内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印度政府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侵占中国边境领土高潮。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印度,还要求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方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随后,印度军队即大规模地向“麦线”以北推进,在我国境内建立众多据点,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制造流血事件。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回击。

1959年9月11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立埸、态度和方针。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谴责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

1959年11月,在歼灭达赖叛乱集团主要力量后,人民解放军全面进驻中印边境地区,有效地遏制了印度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并在经过了两年多的中印两军对恃、角逐以后,于1962年发起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给入侵印军以沉重打击,有效地稳定了中印边界的现状,维护了此后数十年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宁。

网上有人抨击当时的解放军没有趁中印战争大胜之机与印度全面开战,以夺回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以此指责毛泽东“卖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进驻中印边境的解放军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供应困难。在长期农奴制压榨下的西藏地瘠民贫,又刚经过平叛战争,根本无力供应边境部队粮食。中印边境的解放军部队的所有给养和军需物资都要从内地运来。五十年代初,内地通往西藏腹地的公路未建成以前,后勤运输主要靠畜力,在短短的几年内,为了保证进藏部队的给养需要,当时全国的骆驼就几乎死了近一半。入藏公路建成以后,后勤运输主要靠汽车,但由于公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许多路段所经地区终年积雪,驾车行驶十分艰险,车祸频烦,几年下来,先后有1000多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运输途中。更需要指出的是,在1959年至1963年这几年里,中国正经受着严重的“油荒”,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从1959年起,苏联就急剧减少对中国出口石油的数量;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基本停止,使当时的中国陷入严重缺油状况,全国70%以上的汽车都趴了窝,一旦与印度全面开战,如何向前线军队运送物资?至于当时从拉萨通往中印边境地区,不要说没有公路,很多地方连稍微象样点的官道都没有,不少地区山路崎岖,连牲畜都过不去,解放军所用的炮弹,都是靠雇了藏族同胞用人力一发一发地背过去的。这样的条件下,能与当时得到美、苏两大国背后撑腰的印度全面开战吗?

有些人,一方面拼命夸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所遭遇的困难,说是饿死了多少多少人;另一方面却又指责当时的毛泽东为什么不与印度全面开战,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需要指出的是,1959年入藏平叛和其后进驻中印边境地区并参加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战士,多数是四川籍、陕西籍、甘肃籍的,而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甘肃等省是遭受粮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些战士,在家乡遭到严重粮荒的情况下,仍能怀着对国家的无限忠忱之心,在青藏高原上与叛匪、印军浴血战斗,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捍卫了祖国的领土。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佩。

 

三、1958年至1961年,是我国国防高科技事业起步的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区区5000英国远征军,仗着船坚炮利,打败了当时拥有500万军队的大清帝国,逼迫清政府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手持先进武器的外国军队接踵而来,一次次的战败屈辱求和,一次次的割地赔款,北京城沦陷、圆明园被焚,连中国东边的岛国日本,也曾仗着其较强的军事实力,侵占过大半个中国,屠杀过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

一百多年来,无数爱国的中国人都做着一个“强国梦”: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强大起来,不再遭受外来强权者的欺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不会造飞机,不会造坦克,不会造军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何以自立?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竟然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其后,更有了自己研制的人造卫星,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海内外爱国的中国人哪一个不感到扬眉吐气?哪一个不从心底里意识到,中国人任人宰割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国防高科技事业,虽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和准备了,但真正起步,却恰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其中包括了目前某些人拼命丑化和诅咒的1958年至1961年这段时期。

 

中国的原子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是1958年;中国的核潜艇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是1958年;中国自己的海军长波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是1959年9月;中国的导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也是在1959年。

1958年6月13日,中国第一座核反应堆投入临界运行;

1958年7月,核潜艇研制单位成立;

1958年9月27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生产;

1958年12月28日,新疆罗布泊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这里成为以后的原子弹空爆试验基地;

1959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及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成立;

1960年初,二机部组建反应堆研究室,开始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1960年11月,铀矿冶研究所用全民办铀矿时土法生产的重铀酸铵做原料,完成了两吨二氧化铀的生产任务;4号厂用2号厂生产的二氧化铀做原料,生产出了80公斤四氟化铀;这之后,六氟化铀也投入生产,解决了原子弹所用原料的要求。

1960年11月5日,中国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等等。

 

三年困难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忍饥挨饿,那些为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顶级科学家和广大科研人员,以及国防科研基地里的解放军官兵们也都在忍饥挨饿,但就是在这被如今某些人形容得非常恐怖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国防科研基地上的研究工作也从未中断,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和解放军官兵们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的钱学森,以及为中国地质石油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李四光等一批当时中国的顶级科学家,正是在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如今的某些人在不断地向年青一代灌输说:大跃进年代的中国人是如何如何愚蠢可笑,三年大饥荒又是饿死了多少多少人,但是,他们能不能说一说,正是在那个年代,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有一批爱国的中国人在坚定不移地、脚踏实地的实现着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所做的“强国梦”?

 

四、1958年至1961年,突破了当时卡住我国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钢铁产量瓶颈

 

1958年时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急于要把我国的钢铁产量搞上去?原因就在于,当他们雄心勃勃地想要放手进行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大规模建设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钢铁,什么也干不成。例如,建立新中国强大的国防力量,要造枪、造炮、造坦克、造军舰,没有钢铁行吗?要走工业化道路,要盖工厂、造机器、造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没有钢铁行吗?要搞农业机械化,用拖拉机种地、要造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没有钢铁行吗?要发展交通事业,修铁路、建桥梁、造汽车、造轮船,没有钢铁行吗?要发展科教文卫事业,要进行城市建设,建医院、建大学、建图书馆、建电影院,搞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没有钢铁行吗?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钢铁产量严重不足成了卡住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瓶颈”。

那末,旧中国留下来的钢铁工业基础又是如何呢?1949年时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据有关资料,旧中国钢铁生产的最高年产量不超过90万吨。而就是这一点钢铁工业的底子,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也被破坏殆净,解放初期全国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 座高炉、12座平炉、22 座小电炉。

建国后的第8年,即1957年,我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了535万吨,成绩不小,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增长了好几倍,但是,这点钢铁,相比于当时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要在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这个决议自然是错的。一是错在急于求成,指标订得太高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错在为了完成这个高指标,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土洋结合”。以至于在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出现了很多违背科学、荒唐可笑的做法,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至该年年底,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的指标,但炼出来的钢铁中却有20%因为含杂质过多,根本不能用。

如今某些人拼命地嘲笑、丑化大跃进年代,就是抓住了当时的人们所犯的这一错误不放。

但是,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

1.当时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只持续了4个月左右,即从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9月份起至年底。进入1959年以后,各地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事实上已经陆续停了下来。如今我们找不到任何1959年以后群众还在大炼钢铁的证据。

2.1958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与后来的三年全国性大饥荒关联度不大。1958年秋,由于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抽调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力(实际上,兴修水利所抽调的劳力要远多于大炼钢铁),许多农村地区在秋收时劳力严重不足(当时主要是用镰刀手工收割),以致一部分收割不及的粮食在雨季到来后烂在地里,给当年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扣除上述原因造成的粮食损失以后,实际的收获量仍大于1957年。大炼钢铁的影响至多及于某些局部地区的1959年的“春荒”。

3.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运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把提升我国钢铁生产能力的重点放在群众性大炼钢铁上。

 

其实,早在1956年和1957年,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筹备和部署钢铁工业的一系列重大基础性建设。1958年大跃进以后,大大加快了这些基础性建设的步伐,其中,包括对鞍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重庆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一批老的钢铁企业大规模改扩建,极大地提升这些老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新建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此外,全国各地还新建了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这就使得1958年和1959年成为我国历史上钢铁生产能力增长最快的年份。

1958年5月18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正式开工扩建;

1958年7月15日,武汉炼钢厂开工兴建;

1958年7月16日,重庆钢铁公司举行扩建工程开工典礼;

195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1号高炉开始出铁,日产铁2000吨以上;

1958年11月19日,鞍钢10号高炉开始出铁,日产铁2700吨;

1959年6月7日,石景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三号高炉、三号焦炉、和烧结厂胜利竣工;

1959年7月14日,武汉钢铁公司二号高炉开始出铁;

1959年9月26日,包头钢铁公司一号自动化高炉开始出铁,炉容1500立方米,设计年产90万吨;

1959年9月30日,武汉钢铁公司炼钢厂一号平炉开始出钢;

等等。

 

很多曾经参加过大跃进年代钢铁工业建设大会战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争抢着加班加点,生病发烧不下火线等。就凭着这一股劲,硬是把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了上去。

 

1958年我国生产了1070万吨钢,靠的是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但1959年,我国没有搞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却实实在在地生产了1387万吨钢,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在这一年内有了飞速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生产钢1667万吨,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共生产钢5590万吨,增长235.33%。这种奇迹般的增长速度,就发生在如今被某些人横加指责的大跃进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

 

五、三年困难时期,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

 

石油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

 

1949年我国的石油产量只有大约12万吨左右,而旧中国的石油最高年产量是30多万吨。当时的中国只有甘肃玉门油矿等几个小油矿。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当时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发了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至1957年,我国的原油产量为146万吨。但这一点石油,对当时我国正在大规模展开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所需的石油制品大部分靠苏联供应。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从苏联进口的石油制品,尤其是军用油品,数量锐减,引发了全国性的“油荒”。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苏联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基本停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当时全国约有70%的汽车因为缺油而无法启动。各个城市的公交汽车上都顶着一个大沼气包,靠沼气来开汽车。油料的缺乏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1960年8月16日聂荣臻副总理写给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信中说:“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赖进口,煤油的技术问题还未解决,汽油只能生产部分型号,润滑油也有不少问题。这些情况使人担心,一旦进口中断,飞机就可能被迫停飞,某些战斗车辆就可能被迫停驶……”。而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平叛战争尚未结束,中印边境上的中印两军正在对峙,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攻大陆”计划。

1959年9月底,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在我国黑龙江省的大庆地区发现了大油田,中央政府立即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石油战线的精兵强将,于1960年3月开始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

大庆油田的发现,首先应归功于我国杰出地质学家李四光。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的地质人员在中国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失败之余,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这一论点也得到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地质学家的附和。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大陆报效祖国的李四光,根据他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推翻了“中国贫油论”,在他担任石油部长期间,通过与其他地质学家不断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肯定了在中国东部特别是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终于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大庆油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迅速建成投产,则要归功于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1960年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阶段,在大庆地区参加石油大会战的石油工人与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粮食严重短缺和各种基本生产条件严重不足的困难,而他们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以王进喜为首的1205钻井队,在钻井运到火车站却没有吊车卸货和没有运输车辆的情况下,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把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运到井场,又花了三天三夜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矗立在大荒原上;在输水管线未安装好的情况下,他们同井场附近的农民一起,靠盆端桶提从数里外的地方端来几十吨水,提前开了钻;当发生井喷而现埸缺乏泥浆搅拌机时,已因公受到严重腿伤的王进喜,甩掉双拐,奋身跳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同队工人纷纷随之跳下,终于制住了井喷。经过艰苦奋战,王进喜带领的钻井队仅用5天零4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当年的参加石油大会战的大庆工人发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而铁人王进喜因长期为石油事业操劳,积劳成疾,于1970年患胃癌病逝,死年仅47岁。

在共和国建设最困难的时候,大庆石油工人,以及全国各行各业的无数普通工人,都没有与执政党离心离德,而是咬紧牙关拼命奋斗,度过了这一困难时期。1964年,我国宣布实现石油自给,威胁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的“油荒”终于消除了。

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在内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

 

六、“二五”期间,我国在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性建设方面仍取得了重大进展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至1957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8%,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达到如此奇迹般的增长速度,首要原因是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当然,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总产值原有的基数很低;二是当时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至1961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骤降到了3.8%。增长速度骤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个时期农业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拖了工业的后腿;二是中苏关系公开破裂。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撕毁343个与中国的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停止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停止供应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包括停止供应对中国工业建设和民生至关重要的石油。在苏联政府的严令下,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援建项目或企业的全部技术资料和图纸、计划,致使250多个项目或企业的建设被迫陷于全面停顿状态。

如果说,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援的话,则从二五期间开始,中国硬是被逼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中国的经济遭遇到了真正的“硬着陆”。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上下齐心、拼命奋斗,克服了各种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度过了这三年时期,并且在“二五”以后的三年“调整时期(1963年至1965年),使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回复到年平均增长率17.9%的高速增长状态。

下面是一五期间和二五期间我国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对照表:

产品                           一五期间     二五期间      增长率

布(亿米)                     251          251.2         0.0008%

化学纤维(万吨)        0.02           3.8              1800%

呢绒(亿米)                   0.6           1.6              166.7%

机制纸和纸板(万吨)   317          694             118.9%

糖(万吨)                       372          317             -14.8%

电视机(万部)                 0            1.6

录音机(万部)                0.1           8.3              8200%

照相机(万架)               0.01          38.9          388900%

家用电冰箱(万台)         0.2           1.2               500%

原煤(亿吨)                    4.9           15.3             212.2%

原油(亿吨)                    0.05           0.2              300%

发电量(亿度)               684           2230             226%

钢(万吨)                     1667           5590            235.3%

钢材(万吨)                 1264           3667            190.1%

水泥(万吨)                 2623           4943              88.4%

硫酸(万吨)                 212.8           500.7           135%

纯碱(万吨)                   19.19           327.5         1604%

汽车(万辆)                   0.97            7.15             637.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1)布和糖,由于其主要原料来自农业,受农业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二五期间的布的产量与一五期间相比大致持平,糖的产量是下降的;

(2)化学纤维、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家用电冰箱、汽车等产品产量,二五期间与一五期间相比,增长率极高而产量的绝对数字很低,说明一五期间我国在这些生产领域尚处于空白或几乎空白,而二五期间则是我国填补这些生产领域空白的重要时期;

(3)原煤、原油、发电量、钢、钢材、水泥、硫酸、纯碱等产品,都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二五期间与一五期间相比,都有了成倍的增长,为国民经济在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二五期间原油的产量尚不是很高,因为大庆油田正在开发中。

 

我们再来看看二五期间与一五期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能源、交通基本建设主要成就对照表:

 

                                                       一五期间      二五期间

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个)          184            179

新增采煤能力(万吨)                    6376           14920

新增发电机组容量(万千瓦)         246.1           863.8

新增原油开采能力(万吨)             131.2           816.6

新增铁路通车里程(公里)             4861            4890

新增铁路复线里程(公里)               891            2816

新增铁路电气化里程(公里)               0              90

新增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万吨)835             1572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1)二五期间建成的能源交通大中型项目比一五期间少了5个,但如果算上因苏联撕毁合同、带走全部技术资料致使被迫停建的250多个项目,二五期间建成投产的项目个数能达到这个数量,其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2)在新增采煤能力、新增发电机组容量、新增原油开采能力、新增铁路复线里程、新增港口深水泊位吞吐能力等方面,二五期间大大地超过了一五期间,说明二五期间新建的能源、交通项目,比起一五期间的建设项目来,普遍规模大、新增生产能力大,为下一阶段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上说明,在1958年至1962年期间,虽然我国遭遇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严重困难,工业总产值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了,但是,在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性生产能力的建设方面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高速增长,更为我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走上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与在困难时期全国人民与执政党同心同德分不开的。

 

附:1958年至1961年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大事记(前面的贴子里已列入的不再重复列入):

 

1.工业:

 

1958年3月17日,我国第一套试制成功的电视发送设备在北京试播;

1958年3月28日,吉林热电厂第一期工程全部建成;

1958年7月1日,大冶铁矿正式投入生产;

1958年7月19日,我国第一座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正式投入生产;

1958年9月9日,我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在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试制成功;

1958年9月20日,双鸭山洗煤厂正式投入生产;

1958年9月26日,武汉重型机床厂正式投入生产;

1958年11月1日,洛阳矿山机器厂举行开工生产典礼;

1958年12月10日,哈尔滨汽轮机厂正式投入生产;

1959年3月16日,兰州化工厂投入生产;

1959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1959年11月1日,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

 

2.交通运输业

 

1958年1月1日,宝成铁路(宝鸡到成都,全长668.36公里)正式通车;

1958年2月1日,肖山、穿山镇铁路通车到宁波。我国历史上从未通车的沪杭甬铁路至此通车;

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包头至兰州)建成,全线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8月1日,湘黔铁路(湖南湘潭至贵州都均)正式动工兴建;

1958年10月1日,武汉铁路枢纽交付国家使用;

1958年11月26日,南福铁路(南平至福州)通车;

1958年11月27日,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1958年12月6日,北京到山西原平的京原铁路动工兴建;

1959年1月10日,我国第一条输油管线——新疆克拉玛依至独山子间的输油管线建成并开始输油,管线全长147公里;

1959年2月7日,黔桂铁路(贵阳至柳州)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5月29日,兰青铁路黄河大桥建成;

1959年6月16日,川黔铁路凉风垭隧道打通,全长4000多米;

1959年9月15日,我国至此最大的客运车站——北京车站举行落成典礼,正式交付使用;

1959年12月10日,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全长近三公里,是中国当时黄河上最大的一座铁路复线桥;

1960年4月23日,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上海下水;

 

7.1958年是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的起始年

 

如今有很多人只知道把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与“大炼钢铁”联系起来,其实,当时与“大炼钢铁”口号并驾齐驱的另一个口号是“大兴水利”。某些人之所以一谈起大跃进年代就只提“大炼钢铁”而不提“大兴水利”,是因为1958年的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的荒唐可笑的做法,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某些人抓住这些问题和缺点不放,就是为了竭力丑化大跃进运动,诋毁大跃进运动的倡导者;某些人之所以竭力回避谈1958年的“大兴水利”,就是因为水利事业是功在千秋的事业,而毛泽东时代在我国水利建设事业方面的成就是无论怎样也抹杀不了的,只好避而不谈为妙。

其实,即使在1958年,大兴水利所抽调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要远远多于大炼钢铁,即使当年因为抽调农村劳动力过多,导致局部地区在秋收时有部分庄稼未能及时收割,致使雨季来临后烂在地里,那末,造成此一不良后果的原因中,大兴水利也要排在大炼钢铁前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958年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只持续了4个多月,进入1959年以后,各地的群众性炼钢铁就都纷纷停了下来;而群众性大兴水利运动则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前后历时二十多年。1959年的大兴水利规模比1958年还要大。至1959年底,因发生全国性粮荒,各地的一般中小型水利工程纷纷暂停,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确保的一些重点工程仍然在坚持建设。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各地又纷纷开始掀起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

1958年和1959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兴水利问题上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所定计划指标过高。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 日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到:“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当时因大兴水利抽调农村劳动力过多,确实对该年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与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遇的三年全国性粮荒是有一定关系的。但究其错误的性质,主要是当时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过分急功近利。但兴建水利这件事情的本身是没有错的。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以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纠正了大跃进年代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不正之风,停办了农村的大食堂,落实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纠正了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中片面不切实际、追求高指标的指导思想,但对大跃进年代中正确的一面却毫不动摇,即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不动摇,坚持群众性的大兴水利运动不动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里,全国农民硬是靠着铁锨挖、镐头刨、肩膀扛、小车推、抡铁锤、打炮眼的原始方式,修建起了8万多个水库和相应的配套设施,修建起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等大型水利工程,更修建起了遍布全国农村的无数中小水利设施。

据《中国水利年年鉴》统计:至1990年,我国共有水库83387座,其中,库容量大于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366座,库容量1000万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2499座,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型水库80522座。这些水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大兴水利的二十多年里建成的。据相关资料,1980年我国全国小水电发电量达127.19亿度,占全国全部农用电量的39.62%。

大规模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58年之所以成为我国大兴水利的起始年,恰恰是因为在这一年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土地被重新划成小块分包到了各家各户,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就基本停止了。在集体化年代,如果某村要修建一条水渠,只要前一天晚上社员大会一致通过,第二天早上生产队长就可以带着男女社员开始动工了;如今呢,假如这条计划中的水渠要通过许多农户的承包田,就会惹起一连串解决难度很大的权益纠纷和经济利益补偿问题,这条水渠往往也就很难实际动工。所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水利工程几乎只限于由政府投资的大中型工程,而少有农民群众自发组织兴建的工程。

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还在普遍吃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建成的水利设施的老本;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承包后各家只顾各家,这些水利设施目前大多数无人维修、维护,很多已处于濒临塌毁状况。

 

1958年至1961年我国水利建设方面的大事记如下: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和全体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1958年6月15日、2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各部部长等领导干部540余人,分两批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一周义务劳动;

1858年7月1日,北京十三陵水库落成;

1958年7月20日,怀柔水库举行落成典礼;

1958年9月5日,辽宁大伙房水库举行竣工典礼;

1959年9月1日,密云水库胜利拦洪,水库可蓄水41亿立方米;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建成,形成一个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的水库,蓄水49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500多万亩;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成截流,它是一个发电、灌溉、调李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合龙后,可控制内蒙古、宁夏等地的黄河凌汛,并使宁夏地区形成面积为1000万亩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和山区扬水灌溉网。

1960年10月,北京海子水库建成。

 

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在建的和建成的无数较小的水利工程未列入以上大事记。

 

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海子水库,加上1954年建成的官厅水库,并称为北京五大水库,是如今北京居民饮用水、生活用水和民用工业用水的基本来源,并且长期发挥着防洪、灌溉、发电、养鱼、调节气候等综合效益,如今这些水库的库区又大多成为北京著名风景区,是北京居民假日休闲、渡假和夏日避暑的好去处。而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直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持续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老话说:“吃水不忘掘井人”。如今就是有这么些人,一边喝着前人掘出的井里的水,一边却在拼命地诅咒那个掘井的年代和那些掘井的人。

 

8.1958年至1961年,我国科、教、文、体各方面的成就

 

1.科学事业方面

1958年9月27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生产;

1959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及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成立;

1959年3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和副研究员王幽兰等在蟾蜍科动物进行人工单性生殖法,生出世界上第一只“无父”母蟾蜍;

1959年9月14日,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1961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和副研究员王幽兰人工单性生殖出的世界上第一只“无父”母蟾蜍产卵,繁殖出800多只蝌蚪,并成长为小蟾蜍。

 

2.教育事业方面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成立;

1958年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附设在三十个垦殖埸的三十所分校开学,该校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着重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人才;

1959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规定》;

1959年9月5日,中国医科大学在北京开学,学制8年;

1960年3月8日,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开学;

1960年9月,华侨大学创办,廖承志任校长;

1960年10月7日,新疆第一所综合大学——新疆大学成立;

1960年12月1日,青海省第一座综合大学——青海大学成立;

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中,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等学校六十条》)。

 

3.文化事业方面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1958年3月17日,我国第一套试制成功的电视发送设备在北京试播;

1958年4月1日,我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在西安半坡村开放;

1958年4月16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在京召开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确定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原则,共有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傈僳、景颇、哈尼、拉祜、佧佤和傣族十二个少数民族在国家帮助下创立了或改进了文字。至此,连同通用汉字的回、满、畲三个民族在内,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已有24个有了文字;

1958年4月2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发出联合通知,推行第三批70个简化汉字;

1958年9月2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正式播放;

1959年3月12日,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在上海成立;

1959年6月2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自7月15日起推行第四批92个简化字,(1956年推行第一批简化字以来至此共推行517个简化字);

1959年9月19日,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开馆;

1959年9月28日,地质博物馆在北京开幕;

1959年10月12日,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一件中国猿人左右下颌体相联的成年下颌骨,这是从1929年以来第一次发现的比较完整的成年下颌骨;

1960年3月10日,在广东省韶关马坝市郊区狮子山石灰岩洞穴中,发掘出马坝人化石。马坝人是生活在距今一、二十万年以前的古人类;

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开馆;

1961年9月31日,山西芮城县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址,据研究,初步认为该文化遗址的时代比周口店中国猿人更早。

1961年,著名儿童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出版。

 

4.体育事业方面

1958年2月25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国家体委提出的《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三十条);

1958年4月7日,黄强辉在重庆以155公斤的成绩打破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

1958年7月20日,梁建勋以10.6秒的成绩打破解放前唯一尚未打破的男子百米全国纪录;

1958年11月20日,穆祥雄在北京以1分11秒4的成绩打破男子百米蛙泳世界纪录;

1959年4月,中国选手容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1959年世界男子单打冠军;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埸举行;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从北坡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1960年9月1日,莫国雄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中,以1分11秒的成绩打破男子一百米蛙泳的世界纪录;

1961年2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建成,能容纳观众15000人;

1961年4月4日至4月14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丘钟惠获女子单打冠军。

 

平心而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在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综合水平总体上并不是很高,但是,当时的政府和科教文体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都是属于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都是对提高中国国民素质有着长期深远意义的工作。那时候在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体育领域中辛勤劳动的工作者,很少是为个人名利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个人著书立说、当大师、炒作知名度之类,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发展中国的科教文体事业,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人民的综合素质。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科教文体工作者与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但是,他们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热情工作、毫不懈怠,为新中国的成长默默地付出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推广简化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普活动、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教育体制、实行义务制教育、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目标、大力建设各种教育和文化基础设施,等等,都是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

在旧中国,据当时一些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中国国民中有90%以上的人相信鬼神的存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的中国国民中有90%以上的人是不识字的文盲。而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时,中国国民中90%以上的人能读书看报,即使是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农民工,也绝大多数具有初中或小学的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呈现高速增长,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时代为其准备了大量具有一定素质的能够适应现代企业生产要求的劳动力。

 

 

9.三年困难时期,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势力反攻大陆的企图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势力撤退到台湾以后,无日不梦想伺机反攻大陆。1957年5月,台湾政府“国防部”成立“中兴计划室”,负责制订反攻大陆的详细计划及各项战备工作。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大陆遭了三年严重困难,发生了全国性的粮荒。在当时,香港、台湾的各种反共报刊,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各种反华媒体一片鼓噪,无一不是连篇累牍地宣传中国大陆饿死了多少多少万人,将大陆的现状描述得一片混乱、一片凄惨。在这些媒体的忽悠下,蒋介石等台湾政府首脑认为,反攻大陆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已经到来。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1961年4月1日,“国光作业室”在台秘密成立,负责制定和实施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该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与此同时,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

实际上,在国光作业室成立的前后,即1960年和1961年,台湾方面已先后派遣了47批武装特工潜入大陆,充当反攻大陆的先遣军。这些特工都经过美国教官精心培训,除了一般特工科目以外,还重点进行宣传、组织、游击战等科目的培训。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时候的大陆已经是饿莩遍野,饥民如潮,民不聊生,、而中共大陆政权已经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只要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所以,这批特工的任务是,先深入到大陆民众中作宣传鼓动,利用饥荒年代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煸动民众起来反抗政府,然后是组织武装暴动,再然后就是上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照搬毛泽东们当年的那一套,最后就是里应外合迎接台湾国民党大军光复大陆。国光计划中的“应援抗暴”、“敌后特战”等正是此类内容。

但是,当这些特工或从海上或从空中进入大陆以后,才发现,实际情况与他们的长官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尽管大陆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但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奇高,别说是鼓动民众造反,只要稍稍暴露身份和踪迹,就会听到漫山遍野的“抓特务!”之声,无处躲,无处藏,一个个束手就擒,47批武装特工无一漏网。(这批人在大陆一直坐牢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大陆政府释放回台后,曾向台湾政府索要经济补偿,而台湾当局则拒绝给予补偿,很是在媒体上闹哄了一阵子)。

更令台湾方面没有想到的是,大陆方面的严重困难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度过去了,国光计划启动的1961年,大陆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好转,从1962年开始,大陆的工农业生产又重新恢复到高速增长的状态。接着就是大陆方面的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相继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加上1965年的八六海战和乌丘海战彻底粉碎了台湾方面对其海军优势的自信,国光计划最后无疾而终,只给历史留下了一片“残梦”。

 

10.如何科学地认识1958年至1961年这段历史?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确实遭受了重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

“一五”时期,即1953年至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4.5%,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8%;

“二五”时期,即1958年至196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0.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3%,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8%。

 

当时的中国大陆确实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全国性的粮荒,绝大多数国民都在忍饥挨饿;

全国性的石油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动不了窝了;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奉命撤走,临走时还卷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250多项正在建设中的大中型项目,一夜之间,被迫全部停工;

青藏高原上,达赖集团发动叛乱;

中印边境上,印度军队趁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

台湾的蒋介石势力蠢蠢欲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各敌对国家新一轮的反华大合唱……

内忧外患一齐来。

 

一个人摔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摔倒了以后从此爬不起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当时国内和国外有多少敌对势力断言新中国从此站不起来,有多少敌对势力希望新中国从此站不起来?但是,新中国迅速地重新站起来了,而且,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比以前更健康、更强大。

正是在这遭受严重困难的三年里,新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型,不再依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走了洋专家,照样搞建设;不匍匐在外国人面前,凭着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照样造“两弹一星”,照样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在三年困难时期,当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人保住了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建设的重点项目,保住了重新站起来的本钱。尤其是解决了钢铁和石油两大问题:“二五期间”的各项经济指标固然大大低于“一五期间”,但钢铁产量却比“一五”期间增长了235.33%;同时,开发了大庆油田,至1963年底实现了石油自给。在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如果不能实现钢铁和石油的自给,别说搞经济建设,就是国家安全也会成为大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原子弹、导弹、核潜艇、海军长波台等的研制工作都坚持下来了,这才有了数年以后国防实力的极大增强;在三年的极端困难时期,科教文体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没有陷于停顿,这才有了1963年至1965年各项事业的大发展。

 

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5.7%,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1%,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7.9%。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一五”时期。

 

在1958年至1960年时,中共党和国家和领导人确实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1959年至1961年时也确实发生了全国性的粮荒,让大多数老百姓都挨了饿,少数地区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但决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饿死三千万)。

但所犯的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

经济建设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落实了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基本制度;

解散了农村大食堂;

调整了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支农工业,等等。

1959年以前,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没有摆正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的关系,而在1961年以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强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1958年和1959年没有摆正着眼于农业长远利益的水利建设和当年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至大兴水利抽调了过多的农村劳动力,影响了当年的农业生产,1961年以后,则注意摆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导致1959年至1961年全国性粮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缺乏粮食储备,而在三年全国性粮荒过了之后的1964年,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各地大建战备粮库。

同时,坚持农业集体化道路不动摇,坚持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坚持农业机械化运动,坚持建立遍布全国的农业科研网建设等。使历史上从来饥荒不断的中国,从1962年起,再也没有出现过大饥荒。

 

新中国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困难以后,仍能迅速回到高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新中国的执政者与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当执政者把国家视为人民的国家时,人民也就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自己家里遭到了巨大的困难,不怨天,不尤人,唯有团结一心拼命奋斗、共渡难关,让自己的家重新好起来。这就是“得民心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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