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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历史没有被“告别”         
汪晖:历史没有被“告别”
[ 作者:汪晖    转贴自:乌有之乡    点击数:24503    更新时间:2015-3-17    文章录入:红山石
  一、怎么看待和界定二十世纪
 
  我理解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比较短的二十世纪。理解二十世纪,很难离开中国革命,因为可以说,二十世纪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
 
  既然如此,又既然“告别革命”是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一个学界定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将二十世纪终结 - 在1976年文革结束时,或者更早 - 从文革时期内部的自我否定开始。
 
  这个世纪是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的世纪。它的序幕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 或者更早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而其尾声则是1976年前后到1989前后。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段持续革命的历史。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尾声再向后推一点。毕竟中国、苏联、东德的大乱局,是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正式谢幕的。英国一个史学家正是如此界定二十世纪的:上至1914年一战,下至1991年苏联垮台。按他的逻辑,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age of extremes。但可惜得很,他的概念里并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怎么能称其为二十世纪的真实历史呢?
 
  二、对于二十世纪的一个评价
 
  左右翼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评价都是相对负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推动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否定文革。换句话说,对待这段历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否定。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否定中国革命,没有否定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因为推进改革的历史前提,恰恰也是在二十世纪环境里萌发的。这就和苏东的变革不同。不论怎样,大致的语言、语境都是非常负面的:战争、屠杀、迫害,和建立在此之上的对这段历史的批判和否定。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纪。1957年到1976年间的历史,更像是十九世纪历史的延伸,它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伸开拳脚,而终于在这时展开了。这段历史复制了十九世纪的逻辑。
 
  如何评价六十年代呢?比如,如何评价六八年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呢?六八革命和六八学运、工运的共同起源,都是那个完完全全自我否定,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中国。别国是如何评价六八?中国呢?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官方什么东西也见不到,这里的一切静悄悄。但是,我就注意到了网络和民间讨论的变化,质的变化。
 
  这样的困局,其实是有其双重原因的。西方六十年代的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西方的环境是什么呢?自我批判。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社会运动、反战示威,其起因都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运动都是反体制的,反西方体制,反资本主义体制。而在中国,六十年代的含义完全不同。在世界范围内,从万隆会议开始,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都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高潮,而这个运动是中国极力鼓励、支持、推动和领导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环境是“破”,非西方的环境是“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政权 - 这是其所有成就及困局的根本。其困局最终导致了文革。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开始反思文革,之后更是彻底否定。
 
  我们今日对历史的一切模糊,不清晰的概念,都是由于这些条件造成的。对于六十年代世界历史的理解,去掉了对六十年代中国的理解,去掉了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世界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反帝反修对台湾民主化进程重大影响的理解,去掉了中国大陆对香港、对澳门、日本、欧洲、美国重大影响的理解,我们对二十世纪的理解怎么能够不模糊呢?
 
  三、二十世纪的终结
 
  国外 - 柏林墙的倒塌,中国 - 1989-1991年大论战的终结,也就是二十世纪的终结 - 也可能是两极化权力构造的终结?什么叫两极化权力构造?中国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那时开始,一直就在探寻第三条道路。不然,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是为了什么?要记住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姿态:反帝反修。这正是打破两级构造的开端- 中国。
 
  没有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产生对二十世纪的根本了解。而中国六十年代的最特殊问题,是文革无疑。不论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吧,我们在这里都不可能完全展开对它的讨论。但是可以说,文革就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形成时期。意大利社会学家Russell评论说,文革的终结在其开始不久后就形成了。这就是说,在文革早期“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底层无政府运动全面转化为派系斗争后,文革就已经终结了- 派系斗争自然成为了国家机器重新介入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国家重新介入的过程,正是一个从内部展开重新巩固党国体制的过程。
 
  整个六十年代,西方眼中的“党国体制”出现了很大的危机。这种党国体制,其实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无非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政党体制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模型。二十世纪初期,各国基本形成了现代政党的形式。到六十年代,这种体制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六十年代各国运动的对象,都是不同的党国体制。
 
  从那时起到现在,政党角色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党、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重要变化- 二者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了。不要讲中国的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吧,在西方,政党也越来越变成国家政治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党的角色和价值都转变了:在今日“现代化”的框架下,党价值体系的趋同化触目惊心。这种趋势,从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建设时就开始了。问题是:党代表谁?西方国家体制内的两党也越来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造成了西方制度的危机。党代表谁?回答不了。那么,为什么争呢?那就为权力而争呗。这样,代议制民主本身,能不出现危机吗?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民意在重大问题上的无用性,在这里暴露无遗。反战民众那么多,为什么它们的行为毫无效果?这就说明了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参与性差,已经沦为了权力的游戏。一边是政治冷漠,一边是动员机器。什么动员机器?战争的动员机器。什么是战争的动员机器?议会、国会。
 
  而在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的趋势。本来,新中国有着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清晰的价值观。现在呢?对比五十年代与今日的中国,看看党、国关系的调整,看看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到……,今天的政党,已经成为了一种中性的,普遍的政党。本来,按Max Weber的理论,所有建立政权的革命党必须也会如此,从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国家体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可是,怎么解决官僚化国家的问题呢?文革的方法是自我冲击;实行工厂、学校自治;大量吸收工农兵成为两会代表,进入中央政权。而现在呢?用一位自豪的两会代表的话来讲,从“代表工农”到“工农代表”了。
 
  处在危机中的民主模式的自然运用,只能是去政治化政治的延伸。
 
  四、政党壮大与其路线斗争的内在关系
 
  民主不是能“自我纠错”吗?政党也能。这就是路线斗争的作用。没有内部的不同路线,没有肃反、盲动,妥协就会占上风。当然,共产党解决好通过而非确实斗争来处理路线问题,但别的方式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理论斗争是政党壮大的最有力的成分。国民党最强大的1930年左右,就爆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而理论斗争的结束,则基本宣告了国民党政治生命的结束。
 
  今天物权法和“原罪”引发的辩论,正是路线斗争的一种延续。所谓一种延续,是因为最后的理论斗争已经在七十年代末势微,而于八十年代终止了。为什么呢?“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 - 于是,没有理论问题,只有实践问题了。可是实际上,这两条语录本身的反理论特性,就是理论性的。
 
  1974-1975年左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背景,张春桥、姚文元和邓小平分别利用两报一刊和政研室班子展开空前激烈的理论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1975年,为了配合辩论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翻译了不少苏东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我查到的就有一本叫《摘译》的,它第五期上登的文章就很苏联:《商品货币关系与苏联的宗教》。这样引入的文章和论述很多,都是合法化商品生产的基调。让我们看看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的那些观点:批评无政府主义、三要三不要、回到一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可是几年后,到1979-1980年的时候呢?就完全相反了。更不用提之后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
 
  1979-1980年。就是这个时期,朱光潜提出了一个观点,说没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资产阶级权力”。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化了。而所有这些合法化商品经济的论调,都是对七十年代中期那场理论辩论的回应。今天的物权法、商品经济、先富论,等等等等,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是一样的导向,一样的关注。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的这一整套理论脉络,都随着“不争论”而被抹杀掉了。“实践”变成了所谓纯粹的“非理论”。
 
  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脉络,要比“运动”本身早得多。人们往往忘记了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在理论上的延续性。比如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周扬做了一份由王若水写的报告,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而社会主义下的异化,是周扬在1964年就已经向毛泽东上报过了的观点。结果二十年后,邓小平评论周扬说:我看毛主席是吃了他的亏。如果这样讲下去的话,就是文革。你看,这正是在否定文革上的不同立场。两者在政治上对立,却在理论上关联。邓小平是提不得,绝对不允许;周扬是要回到文革的理论出发点。
 
  这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困境其实仍旧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我们今天也一样。
 
  五、阶级问题
 
  《读书》杂志前几年刊登过关于高默波《高家村》的讨论,结果被《南方都市报》通篇大骂,被学者和政府一起联合绞杀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理解阶级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更早些时候,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阶级分析出一套很明确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52章里讲阶级,可他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借英国的例子做了一些说明。他在这里分析说,在结构上对立的三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的阶级及其成员都是由于生产结合起来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革命时期农民的阶级归属却有前后不一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也认为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认为法国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是自在的。同时,他又认为法国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不是自觉的。
 
  自在和自觉,也就是说,主观状态和客观存在- 一个是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一个是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对中国经验影响最为深刻。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都不是工人出身;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也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这就是说,阶级代表性和阶级出身是不一致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观是从运动的角度出发的阶级观,而不是机械的,结构性的阶级观。在这里,主观构造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苏联,1905年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在中国,却是由农民完成了与其阶级属性完全不同的革命。《读书》里最近发表过张承志关于遇罗克的一篇文章。张承志在文章里说:中国革命恰恰是反对血统论的。哪怕在遇罗克死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政权也是反对血统论的。
 
  当然,中国革命还是体现了结构化矛盾的两个方面。拿土地革命来说,这两个方面就是土改和定性。土改时期的暴力,近年来学界已多有披露;但另一方面,其进步意义,也通过韩丁的《翻身》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纪实性作品客观地反映了出来。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经历了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到彻底否定阶级的过程。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左翼内部自己总结(而非用西方话语)的传统就终结了。这样,在二十世纪政治遗产出现新的分化后,我们就已经无法准确解释二十世纪了,因为正当化我们批判的历史基础没有了,自我创新的源泉也终止了。
 
  中国究竟要变成怎样一个社会?二十世纪是个活的遗产。没有二十世纪,就什么都不可能。我本人既悲观又乐观。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各阶层对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抵制很少,差不多是“彻底认了”。但中国就不一样,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反抗和抵制。为什么呢?一部物权法,就引发七年的大辩论,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相当多的遗产还有生命力。历史是活的历史,并没有真正被“告别”。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仍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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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yucc5072于2015-7-23 12:42:29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革命”没法被告别,恰恰是由那些害怕革命的剥削者

    和它们的附庸——鼓吹“告别革命”的所谓“学界”所

    造成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六十年代网友『春华于2015-3-18 20:05:49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本想把下面这篇高默波的《高家村》作为主帖发,后台老是提示应用程序QXW1152460183中的服务器错误,故将此序和汪晖的序作为跟帖发出。——春华    

        高默波:《高家村》中文版自序
    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2001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1966到1976这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附:汪晖序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十多年过后,有关《高家村》的那场风波只是与此后《读书》的遭遇一起偶尔被人提起,但读者们对于《高家村》的兴趣却没有像围绕它的风波那样黯然消失。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高家村》一书是一部独特的、对于历史叙述抱有高度自觉的著作,一部带有鲜明的论战性却以亲切的、直接的描写展开叙述的著作。默波选择了鄱阳湖畔的高家村作为历史描述的中心点,分两个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的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详细探讨当代中国的农村变迁。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的“深描”、历史叙述、个人故事和宏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乡,这为作者对这个村庄的奥秘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负笈海外,谙熟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各种主流叙述,他对这个村庄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没有采用抽象的理论讨论的方式,而是以对具体经验的“深描”呈现的。全书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结论之外,作者对高家村的历史背景、水土资源和农村政治、人口和政治、农村生活状况、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风俗等等给出了极为生动、具体、丰富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丰富具体的描述之上,作者从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动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诚实的、独辟蹊径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说,《高家村》对大跃进的描述澄清了许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说法;在为数众多但视角单一的“文革”著作中,这是一部立足于农民命运和农村经验的作品。作者珍视农民的经验、感觉和判断,但也并不缺乏宏观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他熟悉论辩对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针对他的批判者却缺乏理解他的讨论和视野的能力和愿望。从《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发表,有关中国乡村转变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这部著作对于当代中国乡村两个时期的变迁的描述、比较和判断,直接地回应了有关乡村改革的主导论述,至今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无论是读默波的书,还是听他谈话,那种对于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敏感,最让人印象深刻——默波无疑致力于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但也因此,他对于各种以客观性、反意识形态相标榜的叙事保持着难得的、始终一贯的警觉。
    总之,这是一部文字流畅、生动、亲切而不失学术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洞见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华大学10公寓
    (来源:《高家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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