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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揭秘:毛泽东年谱记载使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真相大白(下)         
权威揭秘:毛泽东年谱记载使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真相大白(下)
[ 作者:战友微信号    转贴自:红歌会网    点击数:25986    更新时间:2015-7-22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并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他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我们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3月1日 上午八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信中说:“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一千人左右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作第三次讲话。毛泽东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3月2日 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指出:“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第五次讲话。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定稿,其中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信中说:“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3月17日 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信中说:会上“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3月20日 晚上,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同杨尚奎、邵式平、汪东兴和江西部分地委书记谈话。毛泽东说: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有些叫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名字安得不对。人家讲点老实话,讲点怪话,就叫人家是观潮派。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6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薄一波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你们不是说要抓得紧、抓得狠吗?你们就不狠。现在工业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结果是一事无成。搞那么多项目干什么?削他五百项,如果不够,再削,削六百项。明年索性少搞一点,聚积力量,以备后年翘起来。何必那么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项?搞得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

 

  3月29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

 

  3月30日 阅陶鲁笳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并写了一些批注。其中一条批注是:“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3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几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

 

  4月29日 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信中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根据毛泽东指示起草的《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采取集体养猪和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

 

  6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毛泽东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等研究后由廖鲁言、邓子恢起草的。指示“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最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

 

  6月20日 晚上,听取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共十八个问题。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十三、学会过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国际问题。(七月三日,毛泽东增加一个团结问题,共十九个问题——编者注)

 

  7月10日 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关于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7月16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 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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