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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征集意见稿)         
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征集意见稿)
[ 作者:“邵正茂”写作组成员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2599    更新时间:2015-7-25    文章录入:夙愿

                 

         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  (一)

                       (征集意见稿)

 

录入者的话:

今年因事两次回武汉,都和原来厂里的同事为一件我们关心的事情相聚。

什么事?就是想写出一段集体的文革回忆。

我们工作战斗过的这间厂,有着令我们自豪的历史: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需要药品时,战士急需的感冒药品——全国首创的柴胡注射液,就在这间厂的前身利华药厂诞生,1942——1944年,在太行山龙沟洞的龙王庙,在山西省黎城县和武安县交界处的黒龙洞和北委村的关帝庙,都有职工忙碌的身影,他们一边藏匿机器、物品,躲避日寇扫荡,一边抓紧生产支援抗战。由于工作出色,曾多次被卫生部表彰。后改为中南军区卫生材料厂的我们厂,还在河南宝丰县的任寨驻扎过,她经历了从大别山到中原一路转战的历程……

可她早已和很多国营大厂一样,已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卖给了某某集团。

 

我们想写的还不是这个厂覆灭的经过,我们只是想还原这个厂的一群小人物,在1966年开始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的末期,为挽救这场革命的成果,为实现它当初定下的真正目标进行过的努力。

大半生都在新社会生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六、七十年,或深或浅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最值得回忆、最不能忘却、最耿耿于怀的还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时至今日,谈得最多的还是后悔没有为当初的所作所为留下记录。留下它,至少可以给后世保留一点真实的资料,其中当然也有我们个人价值的体现,因为在那场革命中,我们个人的自觉活动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有着辩证的统一。

由于年深日久,好多事已经似是而非,有些保存了一些文字或者影像记录的人已经去世,有些东西或许已经随着他们的离去灰飞烟灭。但我们没有气馁,根据已经出版的一些文革回忆,根据自己头脑中残存的记忆,一点一点进行梳理。大致清楚了当年有些活动的来龙去脉。

今天,我将大家关于武汉文革中较有影响的“邵正茂“写作组回忆的两份资料公诸于众。由于回忆角度的影响,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其中有些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贴出来也是想征集广大知情者的意见。.

因为不是经大家讨论的结论性意见,登出时,我暂时隐去当事人的名字。

                                                        

               第一份材料

(由徐××以书信形式提供)

 

                                  其中重点部分和两份材料的分歧用红色标出

 

×

我还是用年轻时的称呼给你写信你不会介意吧?我们一起经历过,一起奋斗过,那些日子也属平凡,却不平庸,是此生难以忘却的。你所托之事,我找了丁××,××,梁××。丁单独写了一份材料,我看后感到与事实有些不符,也许年代久远,或回忆角度影响,反正原文寄来,供你参考。

我与朱××,梁××分别交谈,尽量追忆四十多年前“邵正茂”诞生的过程及其经过种种。629日,三人聚会一上午,根据这一段时间,各人回忆片段及丁的回忆,王光照、顾建棠所撰写回忆录及相关记载,把我能忆起的较准确的东西告诉你。

 

  一、“邵正茂”出现以前的回忆及其与“杜则进”的渊源

1974年,大约8月份,武汉街头出现了许多“反潮流”的大字报,带头杀向社会的是聂年生、谢妙福等一帮造反派头头,弄得武汉市七处冒火,八方冒烟。一时好像社会秩序大乱,人心不稳。接替已靠边的省、市领导人“两赵一王”顿时紧张起来。967日下令全市清除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98起连续三天撕水塔的大字报大标语,并洗刷清洗。过了几天,省委办了强制性的聂年生学习班。

作为对策,国庆节一过。省委在省二招办了武汉市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管吃管住,让这些头头在会上发泄对曾、刘的愤怒,揭批把武汉几十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北..扬“的种种恶行。丁是参会的四十多人之一,这个会一直开到742月中旬才结束。有人说是一场会议马拉松。丁在会议期间,大约11月左右的一天,到武汉胜利中学找我,跟我介绍当时形势,希望我回厂把运动搞起来。后来张××也去过胜利中学。

我从707月从北京学习班回厂,就一直在一车间劳动。71年底,厂里派我到驻胜利中学工宣队。子弟小学校长赵××为工宣队队长,我为指导员。但赵上班当天就因病请长假。不知何故,也没有另派队长,要我一人负责工宣队工作。

当时,我就对丁说,我肯定回去搞,但现在不能甩手不干,到年底我任期两年就满了,我一定回厂。大概到12月份,厂里派组干科长袁××到胜利中学,说是组织上认为你两年来工宣队的事搞得不错,现在厂里抽不出人手,你是不是接着再搞一段时间?我心想是怕我回去了,就回答说,这个事我搞了两年也就够了,厂里能搞我这个事的人一抓一大把,我不能再干了。厂里看我态度坚决,不知过了几日,又派袁××来对我说,厂党委同意你回厂,经过研究,决定你回去负责一车间的生产,说完笑咪咪地瞄着我,我心想这是要把个主任我当了。糊里糊涂,账没清,理不直、气不顺,还有,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我当即告诉袁:我还是回车间劳动,袁听了不做声,起身就走了。招呼都没打一个。袁知道我的脾气,四清前我们都在厂政治处,她当组干科长,我是团委书记,她当时是侧目看我,握对她敬而远之。74年元旦一过,到车间报到后,就去了大礼堂化妆室(靠车间那间)。张××、朱.××、梁. ××等都在,过了会段××也来了。就是没看见丁××的人。

××回忆,74年元旦前,大约在73 10月还是11月左右,我们就开始在化妆室(录入者注:厂大礼堂舞台一侧)活动了,起初,在厂内写些大字报,揭批厂里两清一批,矛头直指军宣队。朱××的一篇杂文揭了军代表楚××的嘴脸。其间,丁××参加省委办的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他觉得有事就三不之回来一下。曾陆续拿回两篇署名“杜则进”的长篇大字报原稿,要我们帮忙,抄写完成后,他领人取大字报,后张贴在江汉路水塔墙上,这也是“杜则进”水塔版在江城最初露面的情况。这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致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张玉华的公开信”,一篇是龙梅生写的,题目内容都不记得了,这也就是别人说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了。

××说的这些,我记忆里毫无踪影,我想我当时肯定不在现场,是在我74年元旦回厂前发生的事。但我有印象,此前在水塔见过“杜则进”的专栏。

我们三人回忆“邵正茂”是怎么来的,“邵正茂”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时,朱回忆说:记得当时我和你把哪个报上登的孔孟语录翻成了白话文,搞好后有点不放心,就通过奚××(奚和我曾在一车间同过事,当时在市医药工业公司技术处)找到公司总工张×(老知识分子,也曾在武药工作过,古文底子深厚)帮忙校阅了一下。

××的回忆很真切,也点燃了我的记忆:我们当时确实搞了个孔孟语录今译。好像是看到报上登的批林批孔资料,我提出与朱××一人翻一半,地点就在大礼堂化妆室。张××、××都在场,段××应该也在。听了朱的回忆,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重新翻看顾建堂、王光照的回忆录,还查看了御用文人席宣、金春明写的文革简史,反复追忆,分析,根据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及复活的记忆片段,大致复原了我们一伙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投入批林批孔运动,策划成立“邵正茂”写作组的活动过程。

74118,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党。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也随文件发。七天以后(是大年初二),1974125上午,周恩来总理为首,江青、姚文元等召开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向全国实况广播。春节后上班就是二月初了,在大礼堂化妆室张××、朱××、梁××,段××、徐××等人自然热烈议论的是大年初二的动员大会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我提出把长江日报登出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的孔孟语录译成白话文,到水塔出一大版,肯定会受大多不懂文言文的群众欢迎,对于运动的发展有好处。大家都说好。不知是谁提出到水塔出专栏应起个名字,像“杜则进”那样。也许这是为“杜则进”缝过嫁衣裳所得到的启示。说起个名字大家都表示说好!不知何人,也许是我,还是朱、段、梁、张记不得了。反正有人提出就叫邵正茂(少正卯的谐音),因为少正卯是春秋时期有能力号召鼓动群众革命造反的法家代表人物,孔子上台当鲁国宰相七日,就杀了少正卯。我们这些造反派就是今天的少正卯,也面临反复被打击、伤害甚至被害死的命运。取名“邵正茂”除与“少正卯”谐音外,还寓意我们这些从1966年起,二十上下的热血青年到74年都已三十左右了,仍青春未老,虽历经磨难,忠于毛主席革命理想的青春之火仍在燃烧,风华正茂,故名“邵(美好之意)正茂”。

当时商议决定,我和朱××负责一周之内交出译文。说实在的,我学过古汉语,但因为四清运动冲击,常不能正常上课,我也没有下苦功,只能也是一知半解,因为需要,敢为不善为之事的勇气我还是有的。我边译边学。朱和我都如期完成任务,幸好找了个“老师”把关,才放下心来。接下来就是排版,抄写、画刊头,书写大小标题,出车到水塔张贴出刊。这是正式用“邵正茂”署名的水塔版第一期,大标题好像是“林彪与孔孟之道语录今译”。

据梁××回忆,当时“邵正茂”出版一次,工作量相当大,不算刊头,标题用纸,光抄写大字报的文字就要用全开白报纸一百六十多张,贴大字报的淀粉浆糊要用几桶(七车间现打浆)。【录入者注:七车间为片剂车间,淀粉存量大】

第一期“邵正茂”水塔版在江城亮相后,立即在革命群众中引起轰动。“邵正茂”的大字报内容。紧紧扣住了当时批林批孔的拍子,搞的是孔孟语录今译,白话文译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符合各类关注批林批孔运动的普通干部群众的需要。大字报书写工整,版面排列清新悦目,邵正茂三个魏碑大字,雄浑奇峻,引人注目。

“邵正茂”第一期出版露面时间大约在二月中旬左右。

前些时,朱××和我,当着丁××的面谈及孔孟语录译成白话文,并由我公司张瑞帮忙校正的往事,他一脸木然,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梁.××、朱××共同回忆,邵正茂诞生和出第一期,他都不在厂里,所以对这些过程并不知道。

据王光照回忆录347页记载:“省委召开的武汉市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从去年十月中旬,到现在已是19742月中旬,马拉松式的座谈会快要结束了。”“……留下少数同志,将座谈会的情况,……整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材料报给省委”“夏帮银、朱鸿霞、张立国等人商量在留下了丁元芳和我(王光照)”。说明丁在2月中旬座谈会结束后未回厂,是留在省二招帮忙整材料。顾建棠回忆录“生逢其时”254255256页记载。19742月上旬,省委召集省革委常委中的群众代表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会期较短。座谈会后,按省委书记赵修意见,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李宝善等组成的批林批孔材料组。”材料组日夜加班,每天从7点到22点,有时到24点。3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邵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

顾、王二人的回忆录记录了丁742月中旬到315日之间的主要日程由于两个座谈会及会后进材料组工作,实在有些紧张。

丁回忆说是省委付秘书长李德裕对他说:“书记们的意见想要你们硚口古田把水塔这块舆论阵地占下来”,并向包括我在内的各厂造反派传达了。我对此毫无印象,若有此事,我肯定会马上向我的战友张××、朱××、梁××、段××说这个好消息。不知你现在记得有无此事?我问了梁、朱,他们均说不知此事。

“大家(各厂造反派头头)均表示赞成,并进行组织分工”,意思是搞个写作组,是奉省委书记之命,硚口古田各厂开了会的,会上不仅有明确分工,还由郭少华提出为写作组起名邵正茂”

丁所说的这几个厂的头头,我可以说一个也不认识,也可能某次跟某人见过面,也就是一面之交,是不算数的,丁提到的提议取名“邵正茂”的汽配厂郭少华,我想破脑壳也记不起,因为根本就没跟此人见过。我投身文化大革命时,深知其中凶险,记得大约是66年九、十月份,社会开始动荡,厂内的人也蠢蠢欲动,一车间老师傅××(外号陈克思)见我到了一车间,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听了我的想法,他对我说:你要记住反右运动的教训。当时我对他的忠告的反应是:就是那样的话,我也认了。有点为理想、为尽匹夫的责任,宁肯玉碎,不肯瓦全的意思。所以,参加运动没有什么大点的企图心,从不劝别人,鼓动别人。加入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军造反队伍,完全是愿者上钩。也不到厂内各单位、医疗系统各厂串联搞运动。介入社会基本上是被动式。这些方面我没有和朱××交流过,但行事方面他跟我是一致的。我说这些是说,我没有结识各路英雄好汉的主观意愿,没有客观条件推动,我不会认识这些头头。

××还回忆说,当时搞“邵正茂”,白报纸用量很大,光靠武药供纸,根本不够,张××也没办法,还是丁的关系,新华印刷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纸。梁××还说,丁××说武汉卷烟厂提供胶水贴大字报是不可能的。因为水塔贴大字报,是用扫帚,只能用淀粉浆糊,胶水粘性强,易干,粘在扫帚上,用一会就会粘在一起不能用了,所以根本没用过胶水,丁可能记错了。

关于“邵正茂”内部人员组成与分工问题,我回忆,哪些人参加和某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顺其自然形成的。因为文革到了批林批孔阶段,由于军内外走资派及其帮凶对造反派血腥报复、镇压,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小,公开出面对抗的都是各厂的精英、死硬分子,再也不讲什么钢、新,更不分彼此,武药也不例外,不怕死自愿出来搞的人不多,也不存在明显的谁领导谁,谁指令分工谁的问题。都是主动投入,按已所长发挥作用。“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情况我回忆是,丁元芳对“邵正茂”的内部事务,因为长期在外面,不可能介入很多,但他对武药“邵正茂”与外界的沟通,起来决定性的作用。对武药“邵正茂”变成武汉造反派的“邵正茂”有贡献。为了纠正王光照回忆录396页““邵正茂”写作小组钢派人员组成“的说法失真。我回忆了当时“邵正茂”运作时的实际情况及分工:张××(工造头头,负责内部事务、后勤工作),梁××(工造头头,参与排版、抄写),朱××(红卫军头头,参与撰稿、排版、抄写),徐××(红卫军头头,参与审稿、撰稿、排版),段××(造反派头面人物,参与撰稿、排版、抄写),彭××(钢工总车间头头,抄写,标题书法),刘××(逍遥派,刊头画作者)。其他人不少是不固定帮忙的造反派群众,多是到水塔帮贴大字报的,也有来帮抄过大字报的,如九车间老师傅刘××就把同车间的冯××带来抄过大字报。这些人在一起共赴患难,早已不记自己是×派。有意思的是,我们红卫军是二、八声明的签字单位之一,应属香花派与工总一条战线,但在1966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我厂钢工总何××却带队突袭我红卫军司令部,把我们一锅端了。他们那时视我们为新派或机派,据我们三人回忆,“邵正茂”写作组自742月中、下旬开始出刊,大约每周、至多半月就出刊一次,一直到745月下旬停刊。停刊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一个的问题,是因为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不可抗拒。那时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将令已出,令行禁止。

 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四期:“孔孟语录今译”;“曾、刘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长篇大字报“放心与满意”作者王光照;长篇大字报“爱人还是害人” 作者王光照。王光照的两篇都是丁拿来的,其他的记不得了。

批林批孔后,“邵正茂”也和造反派一样陷于表面的沉寂。7638日,武汉造反派的领袖人物聚会,明令要搞水塔版。“邵正茂”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喉舌,打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枪。(见顾建棠“生逢其时”284285页)

丁领命回厂,告诉我们“邵正茂”要尽快搞起来。“邵正茂”写作小组成员迅速集结,重振雄风,很快策划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专刊的内容。记忆深刻的是,头条一篇文章是“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作者段××。贴这篇文章时有个小插曲:小段一看署名不是邵正茂,而是青年女工段××,觉得未跟自己打招呼就搞出来,有点生气,爬上梯子伸手要撕掉,我知道丁元芳要这样搞,其中有内情,就忙伸手扯住小段,叫她算了,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段也就算了。记得与这篇“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并排挨着的是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均不记得了只记得开篇地一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会象武汉解放大道一样平直宽阔。回想是想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鼓气,可能也下意识地流露出对运动前途的隐忧吧。

徐、朱、梁三人共同回忆,76年“邵正茂”专栏第一期后,再出过没有,都无印象,最后的记忆是毛主席逝世与那场“政变“。

丁元芳曾告诉我,已内定段××到团省委补台,任付书记。

我庆幸小段补台一事没有成为事实,这样就少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因为其后对造反派头头的量刑是按当官“的大小来判的,你看,凡位列省革委、市革委常委以上的都坐了牢,从几年到十几、二十年。

在转弯子、补台阶段,厂党委书记张××把我叫到书记办公室,给一份文件我看,是厂党委给上级党委准备任命徐××为厂党委付书记的报告。我看了没做声,我当时没有高兴的感觉。事后我也没有对人说。幸好彭××这一帮人马上知道这事,就天天与张××缠斗,不准把报告递上去。幸好他们闹,要搞成了,我不坐牢也要开除党籍,开除厂籍,连饭也没得吃了。昔日“邵正茂”的核心成员,一位张××,一位彭××,都已于二00几年辞世,他们晚年景况都不好,贫病交加,郁郁而终,这都是社会造成的。他们都是有个性、敢于担当、有一定能力的人,只是不愿投当权者所好,为权贵者所不容,后奋起抗争。因大势所趋,有由于个人命运不济,终含恨而逝。想起他俩在厂里、在北京学习班与我共处的日子,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让人欷歔不已。

.回忆是件痛苦的事情。以上这些费了大力气收集到的片段,可能不能还原原貌,提供你这个也经历了“邵正茂”那些岁月的人参考。

本想抄一遍,再作些修改,无奈时间精力都不够。4日要上神农架,还有些准备要做。想你不会怪我草率吧。

     …..                                           

註:“杜则进”文章也是丁从座谈会拿回来让大家抄的。“杜则进”写作组是工造总司的人。

                            ××2015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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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夙愿于2015-8-1 18:45:27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有朋友来信指出:.“ 1974年,大约8月份,武汉街头出现了许多“反潮流”的大字报。”这一句时间有误,反潮流应为1973年。
       对照资料原稿,与提供者联系后,认为确实应该是1973年,我录入时未注意这一笔误,在此更正。并对提供新的资料和更正意见的朋友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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