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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寻乌调查         
毛泽东;寻乌调查
[ 作者:毛泽东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8640    更新时间:2015-10-12    文章录入:夙愿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著。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即耙头),耘田耙,耙 (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水、石□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 )。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著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著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著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   ,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筌”〔21〕之筌,别处曰□)、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 (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 (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24〕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5〕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  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  民 一,六二○ 六○

手工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  民   二七○ 一○

娼  妓   一六二   六

商  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   四

地  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  计 二,六八四 一○○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著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祺,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著,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 章 目 录

(一)农村人口成分

(二)旧有田地分配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B.神道地主

  C.政治地主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B.中地主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小地主

(五)富农

(六)贫农

(七)山林制度

(八)剥削状况

  A.地租剥削

  1.见面分割制

  2.量租制

  3.禾头根下毛饭吃

  4.批田

  5.批头、田信、田东饭

  6.谷纳、钱纳

  7.铁租、非铁租

  8.“要衫裤著去捞”

  9.劳役

  10.土地买卖

  B.高利剥削

  1.钱利

  2.谷利

  3.油利

  4.卖奶子

  5.打会

  C.税捐剥削

  1.钱粮

  2.烟酒印花税

  3.屠宰税

  4.护商捐

  5.牛捐

  6.赌博捐

  7.财政局总收入

  8.派款借款

(九)寻乌的文化

(一)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二)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三)公共地主

  A.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著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著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著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著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 “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 “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8211;、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 □#8211;、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把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个 人 地 主

  A.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27〕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8〕,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29〕。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30〕。王佛盛(水源ˆ□□,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著,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

  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当乌”(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乌”)。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坜),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翱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任省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ˆw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现亦在炮楼中。刘元瑛(ˆw坊),二百多石,在炮楼中。刘作瑞(ˆw坊),四百石,三二十个人的大家庭,参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刘俊福争田买,又为了一个奸情案起衅,三二五暴动他家有人参加,失败,刘俊福诬告他,并勾结叶子□土匪把他家烧掉了。现在他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刘日升做乡苏维埃委员,他自己在家不问事。他是梅县第五中学毕业生,老实得很,二十三四岁,比他侄子还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亲即他的哥子主持著打的。刘宝华 (石贝),三百石,儿子在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刘开香(石贝),二百石,高小毕业,不反动。汤思贤(下□),三百石,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十分反动。汤立贤(下□),二百石,黄埔生,做过靖卫队长,新寻派。汤佛淑(下□),二百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曾超群(上□),百多石〔31〕,梅县中学毕业,不反动。曾锡麟(芳田),三百石,读老书的,放高利贷放得很厉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华 (小学毕业)反动到十二分,均在ˆw坊炮楼里被农民围困著。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是个共产党员,房子被叶子□土匪烧掉了。曾海澜(伯公ˆ□,过去是万户,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参加三二五暴动,被曾锡麟告状用去千余元,叶匪又罚他,老弟被叶匪捉去罚款六百多元。现不反动。易颂周 (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何子文(丹溪),过去是万户,分开了,现在二百多石,反动不厉害。钟寡妇(丹溪),二百多石,反动派,跑了。赖荣俊(岑峰),二百多石,过去是小劣绅,现不反动。梅仁华(岑峰),二百石,不反动。梅调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动派,逃走。赖文莲(大同),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著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邝春龙(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贷起家,没收了,现不反动。邝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县师范毕业,国民党员,死反动。邝应绍(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邝兰春(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陈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妇管事,赌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ˆw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 (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 (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著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8211;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著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粗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32〕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著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 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著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著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8211;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 “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著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 “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富  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著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著“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贫  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第二个是佃农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著。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七)山林制度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因为先到的占领,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没有山。田与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转移很快,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用典当的方法一年转移两次的都有,一年转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卖绝,也是常有的。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   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 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 “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都与家族“共产”的山林一样。禁长三个起码,多的到十多个,依村落大小山林广狭而定,以五六个为最普通。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爷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树子,偷□ ,均要罚的。”南八区龙图乡有个禁长,捉到了一个偷树子的女子,那个女子对他说:“我倒条子树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罚我,我同你龙图人都是亲亲戚戚,为什么你就这样没有情呢?”那个禁长回答她道:“不要说你这个卖板子(米果)的昭凤妈,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罚,要晓得我刘世烈狂是铁面无私的。”若是禁长不能维持,大家又乱砍乱伐不顾公益的时候,就要“暖禁”(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来的。禁山会临时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下,山ˆ□希□裁吹胤蕉加兴□的香纸。以上两种这是说的“共产主义”的公山。还有“资本主义”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出息较大的。这些山原来也都是公山,渐次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因为开这种山不是有资本的不能开,特别是开香菇山、茶叶山,要大地主,其余则多是资本主义化的小地主及富农。寻乌的山地约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乡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离人家远开发不到任其荒废的所谓荒山,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成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著它,有些则是姓界限制,虽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绝,只好让其荒废。这种被姓界限制欲开发而无从的情形,到处都有。土地革命之后,这种姓界便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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