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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杜润生和他的农村政策研究室         
老田:杜润生和他的农村政策研究室
[ 作者:老田    转贴自:红歌会网    点击数:2747    更新时间:2015-10-13    文章录入:红山石
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这对可能导致对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的评估,远远低于实际。
  杜润生去了,活过了期颐之年,在民间的草根看来,这是很大的福气,按照老田的乡下人传统,这样的老寿星去世是一件真正的“白喜事”。这一条体现自然规律的人生之路,没有人能够例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杜润生在共产党高层六十年的为官经历及其起伏,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进行解剖的“麻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历史和政治现象,应该作为教科书的经典案例来加以剖析。
  一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升官发财也是很大的福气,杜润生本身的经历就是观察官场的很好历史标本。应该说,杜润生在毛时代也当了很大的官,但并不太顺畅,甚至还有点郁闷。十年前我访问杜老先生的同事,他提到杜老先生对工作是怎样的兢兢业业,据说,当时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高官的杜老先生,口袋里长期要预备两份报告,遇到要推进农业合作化事业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杜老先生必有一份合作化有理的报告送上,遇到刘少奇邓子恢等怀疑或者否定合作化的领导人,杜老先生也有一份合作化有害的报告帮助支持他们的观点。
  虽然杜润生老先生在毛时代无比努力地做官做人,但是官运不算上佳。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官场中间开始了一场“清理中层”的内部肃反和清查历史的运动,许多高官解放前的表现都被清理,杜老先生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过,在那一代官场人士看来,这是很大的污点。当时杜润生的老上级李雪峰劝他自己向党坦白以争取主动,但杜老先生持有侥幸心理,最后,相关肃反部门派人与杜老先生当面对材料,在铁证面前杜老先生只好认账了。这件事对杜老先生造成的损害是双重的:首先历史污点原本就存在,结果又加上了向组织隐瞒的不好表现,最后杜老先生被撵出中央农村工作部,去科学院任职。这在官场中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意味着从权力中枢出局,掉到了疏远的业务部门。到了文革期间,工宣队和军宣队掌握清查历史的权力,这些从基层上来的群众化干部,对于干部历史污点的宽容程度更低,至少要比官场的容忍度低得多,结果,同样一件事在五十年代杜先生还只是异地为官,但在中央五七干校的时候竟然被内定要“划成叛徒”,如果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杜老先生注定要与后半生的官运亨通错过了。从杜老先生这个个案可以看出,在毛时代做官哪怕做到高官厚禄,也不是很惬意的。
  据马宾老同志回忆,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一个时期中间,在官场里要是没有当过右派或者被查出自首变节历史,好像就矮了一截子,有点灰溜溜的感觉了。有了马宾老同志的亲身感受做铺垫,我们就能够较好地把握杜老先生为什么后来官运亨通了。不管怎么说,凡属在毛时代受到了批评和整肃的,在邓时代就受到信任和优先提拔,这就像是土改前后的老贫农一样,解放前是穷困潦倒的代名词,现在变成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杜老先生无疑得益于1970年代末期那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子:从前妨碍他高升的历史问题,现在变成了一种最好兑现的政治资产,这昭示着官场人事政策或者选拔标准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这个共同的变革带来的好处之外,杜老先生在1950年代的勤奋为官,让新时代的高级领导人看到了杜老先生的个人潜力:能够让人放心地去为任何政策方向服务,杜老先生心里面想的只有上级,完全没有他自己。
  二
   万里在接受访问回顾分田过程时就说过:因为农口很多官员从水利和机械化需要出发,担心解散集体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而万里很庆幸地说:我就抓一个杜润生在那里起草文件,一个又一个发下去,同时杜润生还请人写了“很多好文章”,万里建议农口的官员好好去读一读。
  老田曾经访问过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老同志,他谈到分田前后的一些事情。据他说:当时农业部有个调查数据,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是很好的,中间百分之四十也还可以,大约有四分之一生产队生产搞得不好,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主张保留三分之一的好生产队。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之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
  从常识出发,我们都知道分田到户肯定是瓦解集体经济的,但是,万里支持吴象把话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官方宣传口径说是要搞“联产计酬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至今学界还有人这么跟着说,但是,农民不吃这一套,始终认为就是“分田到户”。回顾1950年代的合作化过程,我老家的农民也不承认所谓的合作化或者人民公社化,回顾历史的时候直说1956年“转社”、1958年“吃食堂”。主流经济学宣传说,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但下去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些群体往往强调良种、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化肥对于增产的作用。官方口径和亲历者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也深刻地渗透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间去了,一位工学博士钟庆在读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写过《刷盘子还是读书》这本书来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经验),有一个精辟的发现:这些人假装没有见过新中国的统计数字。确实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抛开宏观数据,自己费很大心血和精力去计算与经验很遥远的数字,据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林毅夫常常就抛开单产和总产量数字,自己去计算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支持自己的结论,而且得出来的结论往往与经验数字相反,有时候也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反。
  三
   在杜润生第二次被重用之前,是王任重、张平化、张秀山等人领导的国家农委负责农业方面的政策指导工作,杜润生只是一个副主任,他个人再听领导的话,其意见在农委也起不到主导作用。原本邓小平挑选国家农委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是文革期间被罢过官、挨过批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些庸人想象力中间这些人从与毛泽东的个人恩怨出发,应该会无条件支持“具体否定”毛泽东——首先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绝大多数有过被罢官经历的省委书记中间,反对分田到户的是绝大多数,而支持分田到户的只有三个贵州的池必卿、内蒙的周惠和辽宁的任仲夷,这在省委书记中间是一小撮,而王任重、张平化等人也与大多数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站在一起。结果,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不得不撤销国家农委,重新组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杜润生、吴象等人总揽其事。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人事政策:不换思想就换人。直接换人可能带来颜面上的不好看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那么就新建一个机构把原先的机构丢一边去。后来朱镕基组建国家经贸委同时边缘化国家计委,也是同一个政治智慧的活学活用。
  因为在党内高层,赞成分田的“分田帮”是少数,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不能够说服多数人始终是一块心病。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湖南数个省委的负责人。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原书记调离。(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2009年年初老田去饶阳五公村调查,得知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河北省长张曙光数次亲赴五公村蹲点,要求必须分地。网络兴起之后,才了解到,河北一些著名劳模如吕玉兰、叶颖芬都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帮派体系关押审查多年,目的都是为了落实分地政策。最为突出是辽宁省,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是最热心响应上级号召分地的人,因为担心基层干部反对,所以,索性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边缘化,2011年老田在大连郊区金州访问原先的公社干部侯书记,他谈到胡耀邦、任仲夷这些人很高明,最会整人,侯书记说:这伙人连公社里头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这个级别的小干部都不放过,统统弄去农场,然后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分地,结果很多郊区一分地就出现非常严重的阶级分化,有的家庭分到很多菜园地,有的劳动力不足的家庭连一点点种粮食的地都没有。侯书记感慨地说,这些人真正是整人高手,他们没有给你定什么帮派体系的案子,让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
  2008年在山西张庄遇到王金红,他提到张庄原本集体经济很壮大,农业也已经实现了很高程度的机械化,社员都不愿意分地,但是顶不住来自杜润生的直接压力,最后只好分了。据王金红介绍,当时杜润生派了自己的伍秘书,亲自率领由中央、山西省外加地、县、公社干部组成的五级工作组,进驻张庄,勒令张庄必须分地。王金红还说,他后来从公社拿到了这个五级工作组的处分报告,其中得出三条结论说:张庄的机械化不行,理由是自己发明的玉米烘干机烘干的玉米不好吃,所以机械化是失败的;第二个结论是张庄的干部有好几起为自己亲戚朋友谋私利的事实,所以,干部队伍也是完全不行的;第三个结论是说张庄统计粮食产量没有百分之百扣除玉米中间所有的水分含量,因此平均产量也没达到亩产1000斤那么高,因此,高产典型也是假的;为此,必须彻底分地不容许保留集体。
  换一批听话的人当大官,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这不算很大的创新。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内部有两批人,一批是被官场边缘化的高官例如纪登奎等,这些人因为政治上的波折,现在变得空前愿意听话了。河南农学院的大学生范念民,在文革后被判十多年有期徒刑,出狱之后特意去北京看望曾经视为前辈老师和引路人的纪登奎,谈话期间,纪登奎眉飞色舞地介绍他怎么样参加起草分田的文件,范出门之后长叹一声:学生还没有变,老师已经变了。
  据王金红介绍,后来韩丁到了中国,看到张庄分地之后土地就像面条一样一条一条的,机械化完全排不上用场,感到十分痛心,到北京见到杜润生之后拍桌子争论,杜润生最后说:你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最后,杜先生还是给了这位美国友人一点点面子,开了个后门让张庄保留了700亩集体耕作的土地,其余的准许一起下种子但不许一起收割,必须各家归各家收割。杜润生老先生曾经多次标榜说:自己当权的时候是很民主的,能够容许农村中间保留下来几个集体经济村庄,看来在他自己亲自介入处理的张庄,这个民主没有完全兑现。
  杜润生的说法,非常深刻地教育了韩丁,原本韩丁还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也相信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知道是不是杜润生的坦诚,让韩丁很快就认识到:一些人往往从细节入手攻击旧体制,说一座房子有这个那个问题,也说找出问题是要修房子,结果韩丁发现这些人说问题不是为了修房子而是要整个地拆毁大厦;因此,改革并不是象口头上说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革或者完善制度,而是为了整个地废除这个制度。这其实不是改革,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杜润生说韩丁“在美国不也是分田到户吗”,这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证实,从1990年代开始杜润生老先生更是公开地宣传要搞农地私有化。
  四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里头,除了边缘化的高官之外,还有另外一批人是后来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有好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光闪闪的名字,诸如林毅夫、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张晓山等,都出自这个官学机构。
  正是在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官学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间,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省部级或者厅局级学官或者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按照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影响力和时间先后,1979年有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1985年周其仁的《家庭经营的再发现》,1990年林毅夫用英语发表的《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其中王小强的文章写成时间在成立农村政策研究室之前,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这个过程中间,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在学界中间抬高了一部分的话语权,同时压低甚至是终结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舆论转换,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就在学术界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一统天下。
  据老田访问南开大学刘晓铎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间一提出,很多学界的聪明人就开始站队了,社科院农经所的主任就说要写一本书,论证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话是不能随便说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我们一起去苏南调查社队企业的社科院同学,后来还真是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苏南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这位同学的观点。有一次刘教授到北京开会,会上公开批判北师大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写了篇文章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宣传集体农业的优越性,反对全面推广“包产到户”。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许公开讨论这个话题了。刘教授说,我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相关研究都是由正部级的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他们一帮子人在那里垄断。包产到户是中国私有化的起点,今天回头看看就更清楚了。“包产到户”既不是总结先进经验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学结合垄断舆论鼓吹出来的,跟实事求是、跟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杜老先生如何在自己的卵翼之下,一手孵化出主流经济学的精彩过程,值得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单独讨论。不过主流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我们是清楚的:共产党政权对历史推进有无正面贡献,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了。
  在老田看来,共产党政权能够打破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事业,主要是得益于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共产党政权能够更高效地动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形成投资,二是共产党政权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充分地动员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农业建设之中,也就是说,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在于:比起旧统治阶级地主富农资本家群体来说,能够更为有效地盘活社会中间蕴含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经过杜润生主导下的话语权份额再分配,及其卵翼之下的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的引领性研究成果:共产党政权的两大历史性贡献,是否存在都很可疑了。
  杜老先生的官场起伏过程本身就是很精彩的人生,他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官学机构对中国转型论证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杜老先生一手孵化的主流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自我成长过程,及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笼罩性意义,还没有看到人进行过认真的剖析,这对可能导致对杜老先生对社会转型贡献的评估,远远低于实际。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 上一篇文章: 韩丁:简论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私有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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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红山石于2015-10-14 8:12:29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历史大舞台上的各色人等,有的人搭桥修路,让国人不断前行;有的人则在要走的路上挖坑,让你们掉到坑里去,于是他们成了人上人。他们虽得意于一时,但历史是会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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