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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一生都在造特权的反         
毛泽东:一生都在造特权的反
[ 作者:张家康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5826    更新时间:2016-7-16    文章录入:红山石

【破土编者按】中国历史曾经写满了吃人。寻根究底,那个吃人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特权。千百年来,特权总是附着在封建官僚制上借尸还魂。甚至,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这个鬼魂都挥之不去,还换上新的面孔来作威作福。在本文作者看来,毛泽东正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和这种封建官僚制做斗争的反抗者,从橘子洲头进京赶考,从未停息。

 

 

  封建官僚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它滞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迨至近代,从孙中山到陈独秀等虽前赴后继对之进行批判和挑战,而真正用革命的暴力手段终结封建集权官僚制,并持续不断地对之进行批判的则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官僚主义对执政党的侵蚀,毛泽东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担心这种侵蚀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会亡党亡国。鉴于此,他采取了非法治的方法,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以为如此则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可以长治久安,可愿望与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恰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哀和不幸。

  建平民革命的大业

  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伫立“桔子洲头”,发出怅惘和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见危授命、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他几年前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体现了出来,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独当一面地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此时,毛泽东虽对集权官僚制深恶痛绝,但仍认为强权者也是人,不主张以强权推翻强权,只是主张向统治者要求生存、自由、平等的呼声革命,可就是这样温和的运动也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以过激主义的罪名,强令《湘江评论》停刊。

  这个张敬尧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1918年3月任湖南督军,以枪杆子主政湖南,横行霸道,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伪造选举,可谓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把个好端端的三湘大地弄的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为推动这一运动而活跃在教育界,他的名字也因之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的通电和新闻报道中,他的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毛泽东把“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就是新民学会和后来湖南中共组织的基本成员,他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由长沙赴北京。到北京后,他又组织平民通信社,每日负责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大报纸,传播张敬尧祸湘的罪行及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至1920年7月,毛泽东才回到长沙。这段时间,他一直忙于驱张运动,精力主要放在湖南的改造与自治。他作为湖南各界公民代表,与多人在《民国日报》发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公开指出:“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他担任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率请愿团向国务总理请愿。他还经李大钊、王光祈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张敬尧终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并没感到轻松,仍在思考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在上海《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进会宣言》,在《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等,他所思所想仍是湖南问题,认为废除督军才是“推倒武力”统治的根本办法,要以银行民办、教育独办、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他以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并以此实行,解决一省一省的问题,这样全国的问题才能得以总解决。

  他在北京期间除为湖南的事奔波外,余下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涉猎潮涌而来的各种主义,如他后来所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他的信仰尚在游移和选择之中。1920年3月14日,他给好友周世钊写了封长信,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吸)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回长沙后拟办自修大学,以在这所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个“明了的概念”,是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后才得出的。6月,毛泽东就湖南改造促进会的组织计划,专程去上海讨教已名声大噪的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谈毕,正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期间,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他的话说,“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是在北大当图书馆书记员时,他就十分崇敬陈独秀,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十分欣喜地向陈独秀谈了读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而陈独秀向他所谈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番话,对毛泽东的一生可谓受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接受陈独秀交予的使命,开始在湖南组建共产党。他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欢呼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建平民革命的大业”,“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去信说: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民学会,作者注)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至于怎样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朝着解放的路迅跑

  毛泽东在年少时就爱读《水浒》,那些啸聚梁山的造反人物,是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而对现实中受到迫害的造反英雄,他更多的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官府衙门开枪镇压,并将被打死的饥民的头挂在旗杆上示众。毛泽东很是气愤,公开说:“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同情弱者,支持反抗,是他这一时期的朴素的思想情感,而当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一情感便上升到理论的自觉。

  1939年12月,他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和造反是同义词,而革命毕竟是外来词,工农大众很难确切地知道其定义。毛泽东正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对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集权官僚制的旧制度,进行反抗和斗争,也就是造反,是合情合理的,是劳苦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惟一手段。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入选中央局,成为中共核心成员之一。次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可是,他不久就发现中国革命也即造反的基础力量,并不在城市而是农村,他只有在那里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1924年12月,毛泽东携夫人杨开慧回到家乡韶山休养,通过访贫问苦,他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他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夜校,发展韶山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并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农民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为土豪劣绅所恨,当地土豪成胥生密报湖南省长赵恒惕。8月28日,湘潭县团防局得到赵恒惕的电令,正急急奔向韶山逮捕毛泽东。幸亏县长办公室的一位开明人士的通风报信,毛泽东才躲过了一劫。

  他原本也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自以为是世界上干净的人,可在熟悉了农民,并与他们朝夕相处后,便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思想认识,觉得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推翻集权官僚制的革命才能成功。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插手,总书记陈独秀说话越来越不灵,日渐被边缘化,自觉的他于7月辞了职。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几位颇有影响的年青人,都可以成为总书记的候选者。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晚年完成的《怀旧集》中说:“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

  在中国革命完全以苏俄为楷模的那个年代,城市起义,城市暴动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口头禅,而农民往往被忽视,农民运动更是很少有人从事,毛泽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瞻远瞩,独领同时代革命者之先。对此,连他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他落寞潦倒中写就的《我的回忆》中也多少带着感叹的口气说:

  “他(毛泽东)向大会(中共三大,作者注)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毛泽东没有选择坐机关,而是去了湖南,用他的话说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走访湖南的很多乡村,会见许多农会干部,发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农民运动,领导他们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惟有毛泽东拍手称快好得很他因此不仅受到党内不少人的讥诮,也不为斯大林所赞同,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始终不满意毛泽东,就是因为“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阶级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

  在共产党已失去城市生存空间的恐怖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与国民党实行革命的武装割剧,所利用的正是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争夺地盘,无暇顾及共产党的空隙,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这种红色根据地已在湘、粤、赣、鄂的广大农村得到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有10万人,大小根据地已有10块。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会在20年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几百万军队,最终将国民党政权推翻。

  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可所举仍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而秋收起义则根据毛泽东的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制定了这样的纲领:“(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已是十分明确了,毛泽东就是要独立于国民党,并掌握枪杆子,组织自己的军队,组织工农兵政府,以与集权官僚制的国民党争夺天下。

  拿枪杆子并非毛泽东所愿意的,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一种选择。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拜访国民党大员陈立夫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十九年后,已经执掌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在回答外国朋友时,又旧话重提,重温弃文就武,投笔从戎的经历和缘由。他说: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在中国革命纷繁多变的形势面前,他不为假象所迷惑,运用斗争的武器,竭力保护党的最大利益。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改编红军时,亡共之心不死的蒋介石欲将改编变为收编,从根本上取消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毛泽东洞察到这一阴谋,指示在谈判中,要坚持“红军基本不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正是由于据理力争,加之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外力作用,红军顺利地改编为八路军,而中共对这支武装队伍的领导,非但丝毫没有削弱,反而由非法走向公开合法,并在抗日救亡中得以发展壮大。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反共高潮已至顶点时,毛泽东的态度却极为冷静,一面指示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撤退,以避不必要的正面冲突,一面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建制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人,坚持在大江南北抗战。

  同时,毛泽东提出皖南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这个十二条合情合理,得到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已被击退了。全党全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段极为紧张的时刻。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的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署的象征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枪声就骤然响起。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消灭共产党,可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压力,又不敢挑起全面内战,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顺应天意民心,坚持“和平、民主、统一”,并尽力将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拉到这条路上来。可是,从1945年8月中旬到10月下旬,蒋介石频频调集重兵,向平、津和东北推进,企图分割击破中共领导的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然后,逼迫中共在颓势下订立城下之盟。

  毛泽东对此制定了自卫战争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不要浪打,打则必胜”。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面对气势汹汹的蒋介石,毛泽东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具体斗争策略上,毛泽东又指示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到半年的时间,整个形势发生逆转,11月,毛泽东便首次以“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取代了“自卫战争”的概念,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现曙光。

  毛泽东十分清楚,与国民党斗争的优势在农村,暂时撤出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部分城市,可以农村为依托,同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劣势就会变为优势。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不到一年,国民党军队处处被动,而熟悉农村且与农民有鱼水之情的解放军却分外活跃,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中共这段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十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1944年4月,毛泽东指示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的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次年7月,黄炎培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延安访问,作为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不“出岔子”,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是毛泽东常常思考的问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的思维更臻成熟和合乎逻辑了。他在会上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种担心真的成为了事实,最典型的就是中共天津地委现任和前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严重贪污浪费的罪行,使全党感到触目惊心。由此开始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暴露出毛泽东的“除恶就是行善”、“矫枉必须过正”的急躁情绪,运动初造成一些错案冤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刚刚执政的党的受腐蚀,极为担忧,认为暴露出来的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这种忧患使毛泽东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以使党不会改变性质,新生的政权不致被颠覆。1956年造成了这样的时机,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中国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甚至还有农民要求退社。群众对政府不满的批评言论也多了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归结到一点是官僚主义的原因。他说: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也不要怕毒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会发展真理,发展艺术,使我们少犯错误。”会后,毛泽东用四天的时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考察,一路行走一路吹风。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放”而不是“收”。

  整风终没能进行下去,相反为反右所取代,并酿成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整风戛然而止,其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所说,党内同志“则有一点想‘收’”。著名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

  “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九个省的第一书记反对毛,……在这些省分中形成的反对派,业已成为毛在政治局里的反对者的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大学里的形势从5月末、6月初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难怪毛不得不放弃整风运动。”

  整风中止了,可整风时矛头所指“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们”,与九年后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有封建性的独立王国,不管它改换成怎么漂亮的名字,也没有用。怎么办?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他还说过这样愤激的话: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难怪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是那么的诧异,“乍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毛会鼓励青年人在一个共产党统治了十七年的国家造反,尤其是这种造反是针对‘党内当权派和走资派’的。”而毛泽东却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党内,他说: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的动机和用心是极其明白的,可正是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偏激的错误,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的不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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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红山石于2016-7-16 7:25:37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此文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还是不错的。但作者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文革到今天,难道实践不是千真万确地证明了“打倒走资派”这一文革理论吗?既然是革命,就不能完全局限于“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文革的“五十天”就证明了刘邓就是企图借口“秩序”扑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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