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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 | 反文革派是怎么搞文革的:中共七大代表柳运光访谈录         
老田 | 反文革派是怎么搞文革的:中共七大代表柳运光访谈录
[ 作者:老田    转贴自:乌有之乡    点击数:12423    更新时间:2016-7-31    文章录入:红山石

 访谈时间地点:200811月于大连市凤鸣街

  访谈整理:老田

  

 

  【柳运光简历1918年出生于烟台稷下县。1934年,16岁加入共青团,成为学生会的头,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参与领导了天福山起义19399月,被选为七大代表,1940年秋天我们到达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批评以教条主义为主的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目的是要为召开成功的七大作准备。七大会议一开完,我们就出发预备进入敌占区,走到山西榆次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815日本投降后首批抵达东北,4510月到沈阳的,先在东北局担任政治秘书,后转大连地方工作。文革前是东北工学院一把手,四清时期被辽宁省委黄火青、黄欧东等人选为批判的靶子,此后三次被开出党籍。】

  老田按2008年在大连柳老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间,柳老的亲身经历,能够说明党内政治生活异化的状况。原本,强调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中间前进,是中共的一大政治优势。但是,建国之后,这个思想斗争严重地异化了,促进和操持政治异化的两大代表性群体是:当权派中间的坏干部及其依靠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这两群人联手有多次表演,目的都是为了把高官眼里不喜欢的人,在思想批判运动中间清除出去,就这样,原本共产党内部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来解决问题并引导大家共同前进的政治优势,现在异化成了少数高官操纵各种马屁精的揭发批判,来实现清除异己的目标。这两个群体,老田称之为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他们在反右扩大化、四清运动以及文革初期,都有着充分的表现。柳老在四清和文革前后的遭遇,很鲜明地映照出这个机会主义同盟的存在及其活动模式。

  由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逐步壮大,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间占据了相当地位,这就催生一种新的政治机会主义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够与这个强大的异化同盟对着干。在柳老的冤案平反过程中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表现堪称典型,他为了避免得罪现实中间存在那一股庞大势力——黄火青、黄欧东以及环绕其周围的官员(给柳老扣上政治帽子,就是这两个人操纵下级马屁精式的官员合伙干的)的冲突,拒绝过问柳老的冤案,在柳老被中组部下令平反之后,还劝说柳老离开辽宁去外地,以维护他们可贵的团结。老田十分感概,在张志新案件被选为典型大肆宣传时,任仲夷也为自己顺便捞取了一个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开明形象,结果,真实的历史和政治要让人沮丧得多,就算是那些被宣传包装出高大上形象的好人,也如此脆弱和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这个反对文革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他们有能力把一切政治和思想运动,异化为服务于高官的个人小算盘目标。毛主席在台上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扣反毛的帽子去打击异己力量,按照柳老的说法,他自己不算反对领导的异己力量只是不积极地拍马屁而已,就这样,这些人都已经容不下他了;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否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捍卫文革功绩的卫道者;在文革被否定之后,这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又成了反文革的英雄,有些人还因此加官进爵甚至还参与执掌最高权柄去搞什么拨乱反正”——其实,在共产党高层,他们自己才是最大的不正。而柳老则与此相反,在那些人搞非毛化的时候,柳老捍卫毛主席的思想和历史地位;毛主席在台上的时候,柳老反对那些人脱离历史过度拔高和神秘化毛主席的思想,结果还被那些人扣上了反毛的帽子,甚至还三次开除党籍。

  最为可笑的是,至今柳老仍然有政治压力,还不能够完全公开地谈出自己的经历和看法。而那些机会主义同盟中人,却在那里无节制地装圣贤——其中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老田认真阅读了那个人的回忆录,此人对自己文革前后系列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罪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省。相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揽功诿过,想要无原则地拔高自己的欲望,简直到了没有止境的地步,这从回忆录命名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都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个标题曾经红遍了全球——因为,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记录毛泽东早期革命历史所用的小标题。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文革前成为挨整对象

  1960年之后,政治气氛逐步浓厚起来,开始学毛选、语录,学解放军,学校设立政治部。有一次,东北局召集各个大学校长学习,由东北局的宣传部长主持学习班,讨论问题,要求大家畅所欲言,讲述自己的意见,声明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也不作记录。那时正是庐山会议之后,他们把东北局与中央的往来电报都摆出来,让大家看了之后发表看法,我也信以为真,在评论彭德怀的一封信时,我就说,三面红旗在下面的执行中间确实出了很多问题,彭德怀的这个意见并没有错,他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确实应该反左。这个话说了之后,两年多也没有人说我对还是不对,后来才知道有人是做了记录的,当时我不知道。

  因为在学校里面做政治工作,要经常回答学生的疑问,在学毛选期间,就有研究生提出来世界上有没有不可以进行分析的事物,也没有不可以进行分析的人,毛主席可不可以分析?有的系总支书记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大吃一惊,就反应到我这里来,要是给一个简单回答,研究生能服吗?总支书记自己也要听新东西,我就回答说,学毛著不分析是不行的,毛主席也可以分析,读马列的书都有一个领会过程,杜勒斯不也在研究毛泽东的书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教研室的会,一个老师说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学马列主义的结晶,可以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们那么讲表明他们确实在学,这么讲也是很尊重你这个书记的意思。我就回答说,就我的体会来说,学习是要联系问题和实际来学,还需要自己思索和捉摸,恐怕不存在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慢慢领会和掌握,水到渠成和瓜熟蒂落,立竿见影一学就会,恐怕不容易。有的老师就记录到本子上了,我到现在也不认为那些话是错的。

  大概是63年的事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了,里头有太多的修改,显得很不严肃。我在党委会上说,我是老同志,延安时期读过这本书,不是现在这个本子,写得是很通俗的,单独有一章,说是要当马恩列斯的学生,当斯大林的好学生,新本子就没有了。原来的本子里没有引用毛主席的多少话,新本子大段引用了。这个文章已经翻译成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改了应该加以说明,理论工作不能这么不严肃。结果,又被人记到本子上了。

  1965年的五一节,省委有个副书记要来跟学生联欢,我自己倒是没有管这个事儿,但是在主楼上发现很冷清,一了解,原来是书记只想与500人联欢,其他人都放假走人。院里头来了大批便衣,说是派来的保卫干部。我一听就来火,我们整天在学校里来来去去,也没有见到什么人要谋害我们,到底是个多大的官儿,派这么多保卫干部?他们说是要来一个副书记、两个少将。人家又给记下来了,后来揭发汇总,类似的事儿大概有二三十条的样子。

  65年夏天,省市委决定对我进行批判,冶金部也派了司长过来参加。开了半个月批判会之后,各种各样的揭发材料都出来了,材料多了,各次言论都有时间地点和记录,大概二三十条罪名,在四清运动的气氛下,省委把我定为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说《共产党员修养》的版本问题就定成反对刘主席。最后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职,工资降两级。这些材料我都不否认,但究竟是不是反社会主义犯毛泽东思想呢?因为我是省委委员,处分我需要报中央监委批准,报上去之后中央没有批,就拖下来了,我靠边站。

  到了1966年之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字报满天飞,民主气氛很好,我就觉得我可以找组织讲话了,我就上省委高教处找处长,要求上北京,他威胁我说:你要干什么?我是67号走的,到北京去找冶金部谈问题,但是到处都找不到领导。我上北京的时候,学校的大字报没有一张是指向我的,那个省委高官依靠的整我干将叫做郝平分,赶紧去汇报说我要上北京,他们就派党办主任来抓我,没有抓着,他们就部署大字报来批判我,一夜的功夫,我就成了缺席的反革命。后来工人告诉我,进了那么多箱大字报纸。

  16号回到沈阳,就成了公开批判的靶子,那些专门整人起家的人,搞了万人批判大会,还算比较文明,没有搞武斗打人,但是不让我讲话,以后就是批斗。然后就是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从楼上摔下来,导致七处骨折,我爱人看到的时候就是三楼半的地方躺着,地上有一滩血,人在楼下边,认为这明明是打的,我自己完全没有印象。学校还有一个周老师被那些人活活打死了,这些都是人为安排的阴谋诡计。要是把当权派和他们依靠的整人打手的表现收集一下,把这些情节描述出来,简直可以写成一部故事跌宕起伏的小说,这些人有什么原则和信仰,他们也算是共产党呀。这些人其实就是反对文革的两个群体:当权派和他们依靠的打手,文革后还说这些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所谓的功臣和英雄。

  冶金部其实并没有要整我的意思,都是辽宁省委搞的,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得罪他们,不过是不会拍马屁而已。学生造反派组织后来也派人调查了我的问题,认为不能定这个性,比他们实事求是精神高多了。文革期间这些整人的官员说,说康生说过柳运光不是个好家伙,这个话康生是1968年才说的,他们整我在三年前就开始,好像他们是在不折不扣地预先执行康生指示似的。文革后康生被打倒了,他们也没有说主动改正过来。

  我是文革前一年靠边站的,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过后才解放。开始是省市委领导罢了我的官,革委会成立之后,我还是靠边,1971年重新成立省市委,不管怎么变,反党反毛的帽子就是不给取消,那些整人的人要把踏上千万只脚,永远不让你翻身,这样,他们整人的功绩才是一个好的政治资本,可以加官进爵,为此,有的人到今天还是不肯放下屠刀,至今死不改悔。我曾经被三次开出党籍,文革前省市委开除一次,文革期间新成立党委又被开除一次,粉碎四人帮之后新的省市委还给一个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院里面的领导还让我靠边,一边反省问题一边批邓。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一开,他们罗织的那些所谓问题,自然都站不住了。

  困难时期,有次老师带学生下工厂,回来晚了食堂没有饭吃,干部反应上来,我就说老师和学生都把粮票换了内部餐票,就算是口袋有钱,街上也吃不到东西,这跟伪满时期不一样,食堂一定要办好,要让大家要让大家都吃得上饭。后来,有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揭发说,反革命分子柳运光说共产党领导不如伪满时期。一些个知识分子杀人,就是有智慧,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混在党内不是个别的。经过了文革之后,最大的收获,真的是像孙悟空经过八卦炉一样,成了火眼金睛,你们这些人再说得天花乱坠,再千变万化,都不过是狗屁不值。

  772月初,我老伴老高去找院党委,说是和我一起回老家去,结果批准了。这样,我们就经过大连烟台青岛,回程去北京,院里面那些人知道消息之后,还派了一个人来抓我,怕我去北京上告,暴露了他们的整人的机密。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从党小组找起,找院党委,找市委,找省委,任仲夷这个时候来辽宁当上了省委书记,本来应该他按照政策来解决我的冤案,但是他却让我去找黄欧东,他说一天接到几十封信,忙不过来,让我回学校里去等。再次去找,他就说你不要再来了,回来之后,那些人还要继续整。78年底上中央组织部,是唐佩荣接待的,他一听一看材料,就拍了桌子说,这是什么大拼盘,北京都批臭了,还拿这个整人!你们回去,我给他们打电话,有了中组部的尚方宝剑之后,这样,任仲夷和省委才不得不通知学校解放柳运光。从65年开始,我受了十一年的批判,三中全会过了,任仲夷在那里当权,我还在挨批。

  那些人给我定罪名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不仅当时不反,到现在对毛泽东的话还是很服,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说要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能力,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继续革命,这些我至今仍然同意,不管他们怎么批怎么斗,我相信我的问题不是反毛,最后还是可以搞清楚的。

二、 文革之后的反思

  文革起来之前,我就被省市委抛出来了,成了批判的靶子,因此就丧失了参与运动的资格,成了一个旁观者。最开始,运动还是在省市委的领导之下,那些人没有一个有觉悟的,认为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应该被认真触及。上面既然要抓走资派嘛,那他们就来一个自上而下的罢官革命,组织万人大会进行批判,东北工学院首先抛出我,接着又抛出周,周后来被他们整死了。中央文件要求要搞群众运动,黄火青、李光他们就让大学里头成立官办红卫兵组织,当头头的还是省市委干部的子弟,他们就是这样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官办红卫兵后来就是辽联。军队支左之后,他们又有自己的偏向,引起群众组织分裂,军队干部就支持辽革站。自下而上的造反派组织,就认为你们省市委也还是有问题吧,也需要向群众说清楚,做检讨吧,坚持把运动的矛头向上,这一派人以东工八三一为首,不简单跟随官场的判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我的问题,他们认为省市委的定性站不住。

  文革后提出全面否定,讲法制就一定要走到彻底否定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吗?正确的一定要保持,官员们就那么高明,从文革期间的表现看不是那样。正确的东西一定要保持,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搞社会主义,不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能行吗?

  成立省革委会之后,完全是军队干部唱主角。如果文革期间不搞三支两军,经济和社会秩序就会乱套,不是没有全局性崩溃的条件,是有的,靠着军队才避免。对于邓小平这个人在文革前后的表现,据我对他的观察,从来不支持工人农民的组织和监督作用,他当总书记的时候,对李立三的处理是错误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没有真正搞起来,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该支持的没有支持。毛主席批评说党内有人一不读书二不看报,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说谁的,他长期沉迷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里打牌玩耍,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文革期间康生的地位那么高,就是与邓小平玩物丧志、没有履行中苏理论争论的领导权有关,康生后来成为文革小组的顾问,地位那么高,这个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的功劳,把中苏争论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康生,把书记处的工作丢给彭真,这是邓小平没有担负起总书记职责的结果。这样的人,毛泽东就是再欣赏他,也不可能对他不失望。

  现在进入21世纪了,全面总结文革的条件有了,20年前进行全面总结的条件都还不存在。中央有人讲文革是浩劫,要搞两个彻底否定,这个我不同意。做任何结论,一定先要有分析,对错误的东西要做出如实的分析,有多少改多少,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文革的历史地位,脱离了这个基本的分析过程,就不可能做出科学的总结。文革那么大的运动,那么多的人参加,说一句浩劫就完了,这哪里还有一个科学总结的意思呢?马克思曾经不同意巴黎工人起义认为不成熟,公社里面一定要起义,结果失败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发牢骚,讽刺批评,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是认真总结经验,肯定公社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只能是逐步成熟起来。

  文革期间,确实有一段感到活下来很难,学院里面跟着省委走的保守派那一派整我,把我当作敌我矛盾来打。真正的群众组织学生们是自己开动脑筋,不听省委的摆布,自己起来组织调查,认为我的问题不能定位敌我矛盾,68年在北京接见中间提出我的问题,康生随口说柳运光坏不是个好家伙。那些跟着省委走的保守派,文革来了他们要保自己,就把我抛出去,自己趁机逃脱出去,因为他们自己不干净。那些带头批我的人,把凡属挂了照片的中央领导都批了,这些人在文革期间下去了一阵,文革后期又都起来当中央委员,现在有的还活着。由他们在那里讨论文革做结论,能够作全面的科学的总结吗?他们在文革前整别人,后来自己也挨整,起来后继续整别人,说文革是一场噩梦,是浩劫,首先是他们自己要反省。那么多的老中央委员,一句话都没有,只有毛错了,他们都对了,84年整党一个作自我批评的人都没有,他们都对了,说明这次整党是失败的。

  中央组织部电话要求给我平反之后,省委算是接受了,学院里头有些人说,我们在文革期间斗了柳运光十年,现在给他平反,那文革不是失败了吗?我们十年都白干了,他们敢于这么讲,根子还在省委,文革前辽宁省委是黄火青、黄欧东当家,现在还有人继续当权,他们手底下的那些整人动力在官场中间还有很大的发言权。这样,省委转过来跟组织部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柳运光不要回辽宁工作,好像我回来工作就伤了那些整人的人的面子,破坏了他们宝贵的团结似的。省委开介绍信叫去中央党校学习,中央组织部跟我谈话时,让我从黑龙江、湖南和四川中间选一个地方,最后去了成都地质学院。我文革前后有12年没有工作了,也不计较什么级别和待遇问题,在地质学院工作的时候,搞拨乱反正,把错了的东西纠正过来,主要是搞安定团结,把派性争斗平息下来。宋任穷对我说,工作三年满65岁就下来,我65岁一到,根据中央8320号文件,就主动要求下来。

  那些人从来不反省自己,从来都是拒绝承认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在文革责任上搞上推下卸,向上把责任推卸给毛泽东,向下把责任推卸给群众,好像就是他们一贯正确,他们在文革期间整人,现在出来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参加,那些官员和他们操纵的一伙人,却毫无道理地把我作为靶子,整得死去活来。那时我们一个信念就是,毛主席说共产党人要经得起考验,每个人的灵魂都要受到触动,就这样才坚持下来的。从文革前后的表现看,很多大官确实不怎么样,也应该接受批判和反省。最近这三十年来,他们表现得就更加充分了。

  很多老干部都沉寂了,不说话,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坚持革命年代留下来的传统。不管现在当权的人,是不是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还是要讲话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放弃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是有真有假,反革命还不是在那里讲辩证法吗?江泽民通过一个洋人来表达的一些东西,把一些片面和局部的东西夸大为立党之本,所谓的先进文化明明就是一些错误的东西,说到底,人民政权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他2002年七一讲话一出来,我们很多老同志就出来讲话,明确反对,但是,权掌在他们手里,他就敢这么讲这么干,看来有理就只有造反了。毛主席主张造反有理,看来别人也只给你造反一条出路,合法的争论和斗争渠道都不能起作用了。

三、党内各种各样的人

  我1949年从大连回西北坡的时候,当时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了,我们不能参加,安子文是组织部副部长,把会上的情况晚上说给干部讲,全会决议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提到一个新的地位。会上王明大讲毛主席的路线正确,表示愿意工作,就是不肯讲自己的错误,参会的人也没有太坏的反应。康生出来讲,王明的话一句都不能听,说他是个骗子。康生是王明提拔起来的,也是他带康去苏联的,还把他介绍给斯大林,说他是在刺刀尖上跳舞的人,然后当上共产党国际的委员,所以到会的人对康生的表现感到很奇怪。后来康生在文革期间是那个表现,人总是会在各种场合表现自己的,前后都会有某种一致性。

  共产党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年青时候入党是有思想准备的,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不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思想准备,很重要。我爷爷辈都是信教的,我小学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念书,能不信教吗?自己成了寖礼会教徒,上中学的时候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出路没有第二条路:除了走苏联革命道路之外。我哥哥是军阀部队的军官,参加围剿方志敏的红军还立了功的,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写信给他,要他赶紧离开军阀部队,不要再做镇压红军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他没有听我的。

  马克思讲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我入团入党组织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开除,上北京去找党组织,是逼上梁山的,有的人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改造这个世界,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前总书记江泽民就是与时俱进地进到共产党内部来的,1945年他还在日伪的金陵大学念书,日本投降不到10个月就加入共产党了。对比来讲有很深刻的体会,是不是自己要革命要改造旧世界,那是无关的,形势变了马上快速跟上,在方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生哲学公开讲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品格也不过是与时俱进(有人考证说,汪精卫曾有一次政治报告中间用了38与时俱进”)。这是多么露骨,根本没有丝毫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都解放成了这个样子,还要把与时俱进说成是党的指导思想。我认真研究了他的历史,库恩写的《江泽民传》中英版同时发行,我看了三遍,实际上完全是江自己的思想表白,在这个传记里头,他一点点都不含糊,他确实就是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聪明人。

  邓小平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干革命,他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要革命。但是做的跟说的不一样,发下来的中央文件从头到尾都没有革命二字,三十年差不多都是如此。邓小平文选中间的那些文章,从文字上看,95%都是讲了几十年的老话,剩下的5%是他自己的,这个5%里面问题就很大了。他说如果改革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就是走上了邪路,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这样搞肯定要搞坏的。不过他在政治上很狡猾,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也不是一点马列没有,很清楚必然会有一大部分人是富不起来的,这必然要走向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资产阶级。他当军委主席的时候,为了防止军队干部反对他的意见,就让军队做买卖,老干部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胡闹嘛。他的最高政治智慧也就是在这里,那些两面应付的话、模棱两可的话,邓特别会来这一套,他的所谓贡献不就是在这里吗?他在党内很多年也积累了很多政治经验,可惜用坏了。发展是个中性的词汇,一个婴儿从生到死,也是在不停地发展成熟,但是把发展夸大成为决定一切的东西,目的是把阶级分析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阉割掉。苏联修正主义的学风和文风,邓小平算是全学会了,在这种文风之下,讲假辩证法就成为一个浩浩荡荡的时髦潮流。

  毛主席当年不肯用邓小平,看来是对的,除了他很懒、贪玩之外,最重要的是没有原则和不择手段,他出来工作之后,没有公平地对待其他老同志,用他自己曾经当过总书记和军委书记的地位压制其他老干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关头,如何很好地处理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一个政治领袖的检验,皖南事变出来之后毛泽东的认识和处理方式,针锋相对有理有节有利,大家都很服,王明也感到不服不行,使得合作开战的局面得以部分地维系下去。1989年学生起来,全国各大城市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提出反腐和民主口号,结果邓小平就只会一招:武装镇压,最糟糕的是镇压之后还不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老一套,还提出一百年不变,这哪里有一点点科学精神和马列主义态度。

  我在大连当副书记的时候,任仲夷46年来大连工作,指派我去跟他谈话然后分配适当的工作岗位。他说自己是在北京入党的,大概也就是45或者46年的党员。他最开始在市政府当秘书长,开始也对大连的工作方法不理解,为什么大连地区不搞土改?我解释说这是跟苏军驻扎有关系。后来他当过大连市长。文革之后,特别善于与时俱进,被邓小平看中派到辽宁省当书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任仲夷提出共产党员要带头先富起来,你看他多能应乎邓小平的思想呀。邓小平很喜欢他,让他当省委书记,让当中央委员后来又调去广东省当书记。他的那个经历和升官图我们都知道,装腔作势也知道,不仅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政治上也要学习西方,算是邓小平时代高官中间鼓吹全盘西化的一个得力干将。不过这一批人很受宠,十七大还是特邀代表,很能够与时俱进的,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不行,社会主义不行,人民民主专政不行,只有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行。共产党内部确实是什么人都有,李锐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算是共产党内部部分人豢养的合法反共派吧。

四、我如何认识党的领导

  十二大开完了,新党章也公布了,我认真研究了这个新党章,觉得基本上还是好的。在十二大之前,我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现在干部队伍要知识化、年轻化,培养接班人,老的党员、干部要下来,可以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延安时期搞党内整风就是毛主席亲自当头头,这样做有先例可援,也可以在这个委员会中间吸收老干部参加,成立顾问委员会没有先例。我经过北京的时候,去看了王鹤寿,在延安时期他是组织干部科科长,原来就熟悉,他对我说,你身体还健康,我给你下聘书到纪检委来做理论研究工作,我感到十三大之前就完全下来了。

  我退休之后,集中精力研究党章问题,要大量发展商品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如何进行,党章应该针对现实中间哪些重大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写才合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确实还没有解决,党内党外两种倾向今分歧很明显,今天中国明显是资本主义占上风,既然宣传说资本主义必然胜利,那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能利用权力地位实现先富和发财?有一些离休干部也有发了财的,反过来,高官成了富翁,资本家入党也就提出来了,这个党跟原来的相比,已经有了质变。如果社会主义一定要失败,那还干什么社会主义?就像抗日战争期间一样,如果是开战必然要失败的话,那为什么不去选择当汉奸?汪精卫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而已,这是代表了那种偏向的一大批人的。口头上说社会主义一定失败,这代表党内一批人的倾向,特别是代表他们的选择。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以为走马列毛的道路很容易,这是一种典型的速胜论观点,要看到党内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很强大,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

  裁缝有个行规七次量、一次裁,裁衣服的时候,先要认真地设计好才能下剪刀的,要不然很容易把布给糟蹋了。党的工作作风就是要联系群众,深入作调查研究,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讨论,不作决定则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反应实际,至少八九不离十。政府工作则不一样,要求当断则断,要讲求效率,不能久拖不决,下级要服从上级,错了以后再改。党的工作方法,应该与政府有根本的不同,也不能多数通过就算数,而是要求充分酝酿,下级应该有提出意见的机会和权利。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靠拍脑袋不说,还动不动就要管一百年,不容许讨论,没有丝毫的调查研究那还行?斯大林就是把党和国家混为一团,把群众组织和团体当作传送带看作是行政的附庸,不看做是党的政治基础。执政的共产党,很容易沿着官僚主义的路线走下去,不能正确地处理政权和党的关系,必然使得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大政方针的形成,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把政府那一套科层制作风引入到党的工作中间来,甚至把政府作法去侵蚀党的优良传统,专政的作法在党内不能有,领袖只能体现为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威性,不是组织上的权威和个人说了算。

  很多同志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方面,就轻率地提出什么党政分开,好像党政负责人分管不同的权力部门和职能,而不是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根本性区分,那还有什么成功实践的可能。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的区别,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探讨,这样,民主制才能贯彻下去。取得政权之前党内民主还是很大的,后来就不一样了,至于那种强调一把手负责制,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少数服从多数,那不是成了领袖独裁吗?党内绝对不应该这样子,我在地下党时期有过亲身经历,根据地时期也有一些经验,讨论问题哪有什么级别制,谁说了算,发言讨论,就看谁真正掌握实际情况。建国后军政级别很重要,再强调党内民主都很难落实。从大连三年工作与苏军的认识冲突看,排斥群众运动苏联很早就完成了,中共是在文革之后通过彻底否定的舆论,才最后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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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yucc5072于2016-8-3 16:26:25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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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文革的两个群体:当权派和他们依靠的打手,文革后还说这些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所谓的功臣和英雄。

        一些个知识分子杀人,就是有智慧,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混在党内不是个别的。经过了文革之后,最大的收获,真的是像孙悟空经过八卦炉一样,成了火眼金睛,你们这些人再说得天花乱坠,再千变万化,都不过是狗屁不值。

       那些人给我定罪名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不仅当时不反,到现在对毛泽东的话还是很服,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说要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能力,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继续革命.

        中央文件要求要搞群众运动,黄火青、李光他们就让大学里头成立官办红卫兵组织,当头头的还是省市委干部的子弟,他们就是这样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官办红卫兵后来就是“辽联”。军队支左之后,他们又有自己的偏向,引起群众组织分裂,军队干部就支持“辽革站”。自下而上的造反派组织,就认为你们省市委也还是有问题吧,也需要向群众说清楚,做检讨吧,坚持把运动的矛头向上,这一派人以“东工八三一”为首,不简单跟随官场的判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讲法制就一定要走到彻底否定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吗?正确的一定要保持,官员们就那么高明,从文革期间的表现看不是那样。正确的东西一定要保持,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加以提高。搞社会主义,不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能行吗?

        邓小平这个人在文革前后的表现,据我对他的观察,从来不支持工人农民的组织和监督作用,他当总书记的时候,对李立三的处理是错误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没有真正搞起来,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该支持的没有支持。毛主席批评说党内有人一不读书二不看报,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说谁的,他长期沉迷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里打牌玩耍,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中央有人讲文革是“浩劫”,要搞“两个彻底否定”,这个我不同意。做任何结论,一定先要有分析,对错误的东西要做出如实的分析,有多少改多少,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文革的历史地位,脱离了这个基本的分析过程,就不可能做出科学的总结。文革那么大的运动,那么多的人参加,说一句浩劫就完了,这哪里还有一个科学总结的意思呢?马克思曾经不同意巴黎工人起义认为不成熟,公社里面一定要起义,结果失败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发牢骚,讽刺批评,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是认真总结经验,肯定公社的历史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只能是逐步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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