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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录: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戚本禹回忆录: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 作者:戚本禹    转贴自:戚本禹回忆录    点击数:12229    更新时间:2016-8-30    文章录入:红山石

【摘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

  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

  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

  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

  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

  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往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

  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

  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2、总理与江青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髙,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护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说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有点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有时也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条子,就会尽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总理太累了,现在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们听了再向总理汇报。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

  有一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但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从这个话,我才明白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说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概不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来挺大,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就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我和关锋一起与她见面后,周荣鑫女儿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而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虽然对此事不甚了解,但当我们看了启事全文,无根无据,文笔粗劣,哪像是总理写的启事。我们水平再低,毕竟也参加过一些对敌斗争,所以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吗?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这是组织原则。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即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4、周总理和我

  我1950年进中南海工作后就认识了总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和总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总理对我一直都很好。总理也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没时间看书。中央开会时,有时总理早到,他经常会对我说,本禹,你过来,给我讲讲你最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看的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传记类书《潘恩传》等。他说,那你给我说说。这样我有幸做过几次他的读书秘书。我特别记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写的《论新阶级》。作者当时是挨批判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里出现了新阶级——特权阶级。我对总理说,这个特权阶级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总理说,你别瞎说,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时我看了一些古书也给总理讲,总理很愿意听。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要我善于观察人的眼睛。我联系古文上的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说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总理说:你把那个话帮我记下来。总理随身带着小纸条,我就给他在小纸条上记了下来。总理把我写的放在他随身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了。

  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总理手下的人手少了,总理常叫我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煤矿的问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那时工人起来造反以后,煤矿减产。我就去了京西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到了矿井底下,我给工人讲道理,我们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产。我说,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这个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北京的锅炉都要停了。工人们都热爱毛主席,我就说,毛主席屋子里都是冷的。于是工人就喊起了口号,要大家都去上班,谁不上班,就斗争他。很快,生产就上去了。当时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也在这个煤矿体验生活,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帮我动员工人。我把这个经验带到煤炭部去,他们作了推广。其实工人们都很懂道理,要他们上班,甚至加班并不是很难的。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否则,光讲白猫、黑猫的,甚至是吓唬他们,不上班不给工资,他们也不会接受。铁路出现紧张,我建议总理,从空军调来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吴法宪说,王素级别低,他说要调一个最好的一级部长过来。我说不要,就要这个三级的。因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那个王素就很厉害,他很快就把铁路的问题解决了。直到我被打倒后,总理还一直在用这个人。王素是文革初期,从空军调来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于革命又有头脑。后来,王素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从来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来一直怀念我。

  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总理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绍的人中有人后来官做大了,听说也变成了特权阶级。据有的人说他的儿子靠他发了大财;又据说还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人是中国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们的批判。我无法核实,但如果真是这样,又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保持晚节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可是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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