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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录: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回忆录: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 作者:戚本禹    转贴自:戚本禹回忆录    点击数:12250    更新时间:2016-8-30    文章录入:红山石

【摘要】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

  第二十二章 军队与文化大革命

1、军队的造反派

  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分别做过新四军和二野的政委,但很少指挥战斗,在军队中根基不深。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军队是拥护的。那时部队的主要领导,包括一些老帅和将军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报》组,吴法宪从空军调了一些优秀的干部来给我们。那时,中央文革的汽车不多,有时我们外出办事还得骑自行车。邱会作知道了,从总后勤部调了几台车给我们。还派了几个部队的优秀司机过来,其中有一个司机跟我说,我们首长指定我专门来为你开车的。这个司机的技术真好,有一次他送我去机场,途中他用娴熟的技术避开了一场看来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车祸。

  可是从军队机关院校开展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军队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军队内部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军队里面有的领导搞特殊化的情况,比起地方来有过之无不及。由于部队在管理上都是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所以一些干部的作风也十分霸道。这些情况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来反映情况的并不是底下的战士和群众,大多是来自部队里的同级的对立面。几乎每一级领导都有自已的对立面,甚至几个老帅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又往往与军队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山头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了。

  按照十六条规定,部队的文革运动在全军文革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在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以正面的学习和教育为主。连队的战士都是掌握着武器的,如果他们也起来造反,那就很容易变成兵变。但是军事院校的学生提出来,他们也是在校的学生,所以也要参加到文革运动中来,要到北京见毛主席,要进行大串联,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后来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是兵了嘛。

  部队是有军纪的,有些一开始就起来造反的军校学生,因为违反了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而受到了军纪制裁。他们认为这也是在执行资反路线。所以在1966年的10月,就发生了军校学生包围国防部的事件。本来这事是由全军文革小组去处理的。可是刘志坚那时已被陈亚丁他们搞了很多材料,说他在总政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受到了造反学生的反对。而谢镗忠又过于老实,他去说话人家都不听。这时叶群就来找江青,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讲话,劝那些学生回去。于是江青就叫张春桥和我到国防部门前去见学生,我们一去讲话,学生们倒是马上就撤除了包围,退走了。

  实际上,部队的造反派和地方的造反派是有很大区别的。地方的造反派反对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人;而部队造反派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政委,而这些人却大都是反对刘、邓,拥护毛主席的。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和林彪非常信任的人。后来,出来保护这些首长的人就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称作老三军,而部队机关与院校批评与反对他们领导的造反派则被称为新三军。按当时的认识,一般认为老三军是保守派组织,新三军是造反派组织。按理说,毛主席支持群众起来造反,我们中央文革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组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对军队的事我一般都是不介入的。

  空军文工团有个女孩子叫刘素媛,因为支持吴法宪,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斗,造反派还要把她排挤出文工团。她人长得虽小,但很机灵,她以前来参加过中南海举行的舞会,与毛主席也跳过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说过,如果了解到下面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来跟他说的。大约在19674月,她通过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求见主席。说有很要紧的事向主席报告,主席叫徐业夫通知她来。刘素媛见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主席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我到主席这来,也要向他们请示才行。主席听了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主席找来叶群,问她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主席还让叶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但主席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 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我和林总请示。

  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毛主席这么说了,老三军这派就高兴了。当然新三军当时也还是有力量的,它的后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着的。1967525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25周年,部队文艺单位在此之前要搞纪念演出。这就发生了两派争夺演出场地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争夺军队文革运动的主导权问题。按照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意思,新三军老三军在这一天一同演出。但新三军演出却不要老三军参加。于是老三军就要单独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可当老三军要演出的时候,新三军就组织了人去冲击他们。总理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联合演出,不一起演出,我就不去看。但新三军还是不肯。这时叶群又来向江青求救了,江青让我和关锋去。临走时,她还特别关照我们,你们去了以后说话别一面倒,要强调团结、联合,不能武斗。告诉他们,再武斗,全军文革就要抓人了。于是我和关锋先去看了老三军的排演。老三军的演出挺好,他们演唱的是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我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感染了,觉得老三军的演出很好,新三军他们不让他们演出是不对的。演出结束后,老三军鼓掌要我们上去讲话,关锋不愿意去讲,他对我说,我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陪你上去,你讲吧,你还知道一点儿。其实关锋以前就跟我说过,军队事情很复杂,你别去讲话,咱们弄不懂,不要陷进去,陷进去就出不来了。现在他这么一推,那就只好我讲了。我的讲话,完全是按照总理和江青的意思,要他们(新、老三军)团结起来,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可是后来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了的,就光说戚本禹支持老三军的演出,我后面那些要团结,要联合演出的话都没有了。

  新三军很倔,就是不同意联合演出,而且放出话来,如果老三军要单独演出,那就去冲击他们,让他们演不成。肖华其实是支持军队造反派、支持新三军''的。他是总政主任,他对演出的事有发言权。可这样一个局面出来以后,他就被夹在两派中间不好办了。他是希望老三军取消演出的。可林彪知道以后,就叫叶群去给老三军说,演出继续,不要取消。肖华和林彪的关系很好,而且林彪又是副统帅。有林彪的支持,这样老三军就在513日按计划演出了。结果新三军就去冲击演出。在演出的现场,双方发生了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打伤。而老三军是早已做好被新三军冲击的准备的。这个事情一出来,军队内部两派的矛盾就公开了、激化了。

  总理在1967514日表态批评了双方,但老三军对总理各打五十大板不满。而这时林彪却又公开支持老三军。在523日正式演出的那天,林彪和叶群都去参加看了,还派了部队去保卫。林彪这样坚决地支持老三军,江青也没有办法了,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和林彪保持一致,她要中央文革也跟着支持老三军69老三军又作了一次演出,中央很多领导人包括总理都参加了,中央文革也去了不少人,我也去参加了,但江青有事没有参加。这就是表示中央支持老三军了。此后,老三军不仅自己经常演出了,反过来排斥新三军参加演出。从这以后新三军的许多人就开始挨整了,其造反派组织也都被整垮了。自此,林彪稳定了北京的各总部机关,老三军成了文革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部队院校最多,所以那里造反的学生也最集中。最早起来造反的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的红色造反纵队,陶铸的女儿也在里面。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当面向陶铸告状,说你女儿如何如何。陶铸只是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说,你们找曾志去,她听曾志的。二军大的红纵率先冲击并占领了总后的大院,要揪斗邱会作。其实,毛主席和总理对邱会作的印象都是很好的。文革之初,主席写的五七指示就是根据总后的报告写的。 邱会作确实很能干,总理说他是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这话是不错的。同时他又是林彪的一员干将。可是他平时对待下级很严厉,作风比较粗暴。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加上他和肖华两个人在当时就是有名的花将,所以,文革运动一来,底下的群众就起来揪斗他了。造反派整了他很多材料。开始他躲到了西山的军委驻地,徐向前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后,就叫他下来见群众。徐帅说,哪有解放军的将军怕群众的道理啊。其实,徐帅这样做是没有错的。问题是造反群众一听到邱会作平时如何霸道,怎样搞女兵这些事情就愤怒起来了,把他打得很厉害。邱会作写了个字条给林彪,要林彪救他。林彪让叶群拿了邱会作写的字条来找江青。叶群来的时候,我也在边上。叶群说,邱会作是个很好的同志,可就一点不好,是个花花太岁。江青马上让陈伯达写了个手令给叶群叶群拿着陈伯达写的手令去把邱会作救出来了。可后来邱会作却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身上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文革就是造反派的总司令部,那些打他的人都是受了江青的指使的。其实哪有这事。老实说,那时对于军队文革的事,我们都是躲都躲不及的。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受到主席批评之后,对于军队的事情,一直都是很谨慎的,从来也不愿意多说话。文革以后,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又诬陷说,那是江青同林彪的勾结,要搞乱和搞垮军队。要我说,江青如果真有这份心和这个本事,那文革的发展和结局也就不会是后来那样的了。

  其实,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绝不是一个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两派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里较劲的。肖华原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看了林彪的态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两派对他的意见都很大。到了后来,就连叶群也大骂起肖华来了。主席只好出来说,他要亲自保肖华过关。聂荣臻为了让肖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肖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肖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肖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不过,当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肖华的时候,群众让肖华在地上爬。而肖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2、我在文革运动中与老帅们的接触

  那个时候,林彪在我的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不但过去仗打得好,而且在建国以后,我听过他的几次讲话,都是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话。你看他平时好像不管事,可是他要出手来管事时,往往都是惊天动地的。

  1966518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错误的教训,不能去。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林彪在报纸上发表过两幅题词,上报之后,我就把原件还给叶群。可叶群说,林总特别交代,原件就留给戚本禹。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央各首长的书法、笔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够分辨首长的批件。有一次,叶群拿了一份林彪批过的文件让我组织传阅,我一看就说,这字不是林总写的。叶群说,你真厉害。那字确实是林总的秘书代写的,但是经过林总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后,我看到在中央文件里,影印出来的他给林立果的那个手令,那上面的字既不是林彪写的,也不是林彪的那个秘书写的。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模仿着林彪的笔迹写的。

  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在主席还没有去武汉之前,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天,叶群来找我和王力、关锋,说林总想见见你们。随后她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林彪在大会堂的办公室。林彪见了我们很高兴,他说,要把文革搞好,要尽量减少负面的东西,不能武斗,尤其是不能动用枪支来武斗。他说,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很大、很大。你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点。现在主席健在,我们是靠着大树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我们要有备,才能无患。他向我们问了一些情况,叫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对这次谈话,关锋还专门有个追记。林彪这次谈话,我向江青汇报过,江青说,林总说得对呀!江青后来又向主席汇报,据说主席回答,还是林彪能想问题。所以九一三事件后,人们说林彪参与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我总是不敢相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明是小孩子玩家家的拙劣产品,而林彪是个能想问题,懂得战略战术,而且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统帅,这样拙劣的军事计划,能是一位杰出军事统帅的作品?

  叶群还告诉过我们,林彪对怎样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说,林彪不主张很快地走向共产主义。他认为,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张首先把小农经济搞成大农经济。他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但那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它的真实面貌究竟怎样,我们现在是想象不到的。叶群说,林彪想得很深。

  不过,我那时也发现,林彪的山头主义其实挺厉害。部队里其他的人受到冲击,他很少管。但是,谁要搞到他四野的人,他就不答应。

  我觉得,在所有的老帅中,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在我们的眼里,觉得他是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人。可是在讨论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有个发言。他说,毛主席决定搞文化大革命,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像苏联那样就麻烦了。他还说,他看了小将们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向小将们学习的时候了。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这些小将,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关系复杂,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轻人。我听了他的发言,觉得很惊奇。没想到一个平时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老帅,对文革认识得那么深。我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也觉得很意外。

  后来,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是毛主席亲自提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后来总觉得主席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但可惜我们在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没很好支持徐帅。徐向前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对中央文革小组也有意见。但是他的意见主要是埋怨中央文革对全军文革的工作支持不够。与陈毅、叶剑英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是不同的。二月逆流以后,徐向前向主席要求辞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主席没批准。但这之前主席却又把他列入陈毅、谭震林、叶剑英一伙,让他们一起挨批判,徐向前也不申辩,欣然接受。唉!阴阳之道,玄妙之极。

  我和聂荣臻的接触的不多,但我总感觉到主席对他有些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只听叶子龙说,1946年主席叫聂帅集中兵力,依险布局,狠狠打击傅作义,但他没执行主席意图,竟然打了败仗。 又听说1948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査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我和贺龙的接触的也不多,但他两把菜刀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事,使我很崇拜他。我记得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看到我跟我说, 有人想用制造车祸的方法来暗害我和关锋。他叫我们要小心,我和关锋都很感激他。后来有一次主席要接见他,叶群过来说,贺龙身上一直是带着手枪的,要主席注意安全。所以贺龙来的时候,警卫战士很有礼貌的跟贺龙说,现在有规定,请他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拿出来交给他们代为保管,等离开的时候再还给他。贺龙就笑嘻嘻地把手枪交给了警卫战士,我觉得他很尊重主席。以后又听林彪说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盗出身,对他印象不好起来。再以后又听说他曾与国民党谈判投降的事,但这件事总理都向主席否定了。但那时我已把他看成是刘、 邓司令部的人。

  对叶剑英,在青海三二二事件之前,我在中央的碰头会上经常遇过到叶剑英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一直觉得奇怪。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起劲的。罗端卿下去后,他接替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还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批彭、罗、陆、杨和打倒刘、邓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积极。但是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却一直都是很对立的。后来我听到朱成昭跟别人说,叶剑英曾对他说,我们不怕乱,也不怕群众运动,就怕没有对运动的领导权。林彪事件以后,叶剑英一直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林彪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想尽办法去靠拢林彪的。只是林彪对他很戒备。

3、我在文革运动中与粟裕、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杨成武、吴法宪的交往

  在对军队的元帅、大将中,除了林彪,我最崇拜的是粟裕。文革前,我曾冶制()一枚粟帅帐下马前卒的印章,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上海解放前,我曾帮助方伯康、戴觉民同志投军粟裕的部队,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军情调查,调査材料由地下党转送三野粟裕的司令部。后来主席叫粟裕出席中央碰头会,他每次来我都亲自为他安排座位、倒茶,但是总理老叫他去处理军校各种纠纷,不大通知他出席中央碰头会。

  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 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相比来说,罗瑞卿要比他主观一些,罗端卿和公安部的许多副部长的关系都比较僵。当然即使是谢富治,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冤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中央决定要做的,那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康生也曾经向我们坦言,说他也办过冤案的,把一些忠诚的党员给处决了,后来发现搞错了。只好给家属优厚的抚恤来弥补。那都是处在战争恶劣条件下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许世友,他见到我就叫我戚大帅。我听了忙跟他说,不能这样叫。我跟他聊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三野的东兵团和西兵团的事。他说,喔,这你也知道啊。我说,我那时是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小党员,我们天天都在关心前线发生的事情。你还是我家乡的解放者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威海。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去过威海,那里出了很多英雄。

  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来北京解决福建问题。江青叫我去京西宾馆看看他,听他说些什么。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去了,好几个人,都是将军,在那里欢迎我。那些人都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你说一句话,他能听懂你十句。我向他们说,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问问大家有什么要解决的间题。他们马上说,感谢江青同志关照。既不提陈伯达,也不提总理,你说怪不怪!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他们都是受委屈的。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被他们视为异已的造反派的。

  杨成武在文革中是与文革小组联系很密切的军队干部,所以他和我的交往也特别多。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很好,他是老革命,但碰到我总是特别客气。他是代总长,权力非常大,军队的调动都是通过他下达的。一次他跟我说到叶剑英,他说,叶没打过仗,一直都是做参谋和情报工作,所以他在部队中没有几个人听他的。部队的人平时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可节骨眼上还是听自已老首长的。

  杨成武的那篇《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他让部队的几个秀才写的,陈伯达帮他修改过。杨成武对发表这篇文章表现得非常急切,他来找过我好几次。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很高兴。

  二月逆流以后,吴法宪常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他和杨成武的关系还挺好。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杨成武有些不和。我看到军队有个材料反映他作风骄傲,曾告诉过他注意。他说是空军的人串连的结果。我不愿深入下去,点到为止。记得在196710月以后有一段时间,杨成武因为生病,好长时间没来参加文革碰头会。有一次,吴法宪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探望他。我是想去看看他,因为上次王、关问题时,他在主席面前替我说过好话。可我的职务又限制了我不能随便去军队看望任何人。吴法宪却一定要拖住我去,硬把我拉上他的汽车,让我的车跟在后面,我也就去了。到了杨府通报了秘书,杨成武听说我去看他,就很热情地叫人出来迎接我。可能他以为是江青让我去看他的了。其实江青根本没说要我去看他。可他一听说吴法宪同我一起去的,就有点不高兴。 他教他的夫人陪我到他家楼上卧室去看望他,而让吴法宪和会客室的一堆看望他的人坐在一起。这些人太多,是原华北军区的高级将领。 这一下,我明白了吴法宪为什么一定要拖我去的用意了。如果他一个人去的话,杨成武有可能给他吃闭门羹。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军队高层之间,尽管表面上显得很亲热,但实际上有些人互相间的分歧很大。甚至一个山头之间也是如此。杨成武原来亦属一方面军,是林彪很信任的干将,但后来竟与林彪的另一干将吴法宪弄得不可开交,吴法宪说,杨成武要夺他的空军司令的大权,其实代总长的地位远比空司要大,说杨成武要夺空司的权应没有事实根据。而后来杨、余、傅事件暴露的事实表明,吴法宪这一边,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倒是在想夺取杨成武的代总长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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