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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回忆录: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戚本禹回忆录: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 作者:戚本禹    转贴自:戚本禹回忆录    点击数:12277    更新时间:2016-8-30    文章录入:红山石

【摘要】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查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义。

  江青往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旦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那我们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约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当时我们就坦率地询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与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巍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能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贲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1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他秘书所揭发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裆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做的;再一个也许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的,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稳我的缓兵之计?

  我从秦城出狱后,着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轮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杨余傅亊件真相》58-61页,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198712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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