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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中国的私有化,为什么比西方更恶劣更可怕
[ 作者:巨龙    转贴自:龙语天下事    点击数:3753    更新时间:2016-10-14    文章录入:红山石

 【摘要:西方社会的私有化道路,对于公有制企业,也经历了否定瓜分问题丛生重拾这些阶段,以英、德为例,铁路运输产业私有化以后,由于资本家只顾赚钱,铁路保养不善,各种技术也相对落后,不仅事故频发,票价还一直在涨。西方国家如此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社会的高福利,尚且在这方面问题丛生。而我们如果在国企私有化这个问题是,走上全盘西化的邪路,后果堪忧,不可不察也。】

 

  写下这个题目,脑子里浮现一部电影《钢的琴》。这是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以当年东北国企工人大面积下岗作为时代背景,讲述一位下岗工人的父亲,为了和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纠合了一伙同为下岗工人的兄弟,用手工打造了一部钢琴。

  这部电影,充满了小人物的辛酸和黑色幽默,在国内外获奖不少,但是在国内并没有没有火起来。电影的时代背景是二十年前,一代人已经老去,当年东北大面积国企工人下岗的惨烈,很多人已经不愿再去面对这段历史。

 

  90年代的时候,在大学政治课上,老师谈及东北下岗工人问题,曾经很痛心疾首地说:“不管怎么改革,老工人要有饭吃啊……”。当时年少无知,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沉重。如今回过头来,思考国企私有化的这个问题,这句话常闪现脑海中。

  联系到近期辽宁省人大的贿选案,大多数人大代表都来自企业界。不由得心生寒栗,于是有了下面的思考:中国的国企私有化,为什么比西方的私有化还可怕?

  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贩黑奴、卖鸦片,一言不合就开仗,也是非常残酷的。但是因为以掠夺作为积累手段,需要组建强大军队,因此要用“爱国主义”团结国内基层的力量。

  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走完百年历程,经过历史长时间的磨合,各个国家都摸索出了适合本国的制度体系,资本方、社会、国家、劳工阶层、弱势群体,通过相互斗争和妥协,形成了大体稳定的阶层关系。

 

  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前往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往往遭遇法律陷阱和工会陷阱,国外的劳工保护法律,也远比国内要苛刻得多。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国外的劳工保护法律,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现在阶段。而且就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来说,过于严厉的劳工保护法律,也成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降低了经济体系的活力。

  继续来说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努力奋斗来的(过程中的灰色不提),很多从个体户一路奋斗起来的企业家,即属于这种类型。另一个私有化进程,是通过瓜分国有资产得来的(把国有资产搞亏损,然后廉价拍卖瓜分)。

  对于辛苦经营一路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家,只要能够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解决社会就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那就是国家鼓励支持的,也值得尊敬。——他们不是本文批判的对象。

  而对于通过瓜分国企,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获得原始积累,这一类的企业家(其实是掠食者),属于最恶劣的一类资本家。表面上看,国家摆脱了亏损负担,也不用再操心企业之后的前途命运。但是从整个社会综合来看,除了瓜分者赚得盆满钵满,国家、社会、企业员工,统统都成了输家。

  如果说,这些国有企业被卖掉私有化以后,经营状况良好,就业充分,纳税增加,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经济贡献(这也是国企私有化的理由),最终的结果,也还不算最坏。

  但是大多数私有化的国企,并没有走到这个理想结局。——东北的国企,90年代大部分被瓜分殆尽,如今经济状况仍然不佳,这足以说明,国企私有化以后,并不见得能够改变经营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鼓吹私有化万能吗?我来揭开其中的一些伎俩。

  【不善经营,资源优先】

  真正经营好一家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各个行业竞争激烈,产能大量过剩,如果一家企业不能抓好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很快就会落后于市场。

  遗憾的是,瓜分国有企业者,多数都是地方官僚,以及围绕着他们周围的利益圈子。他们之中,自然有一些能人,很多人也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真正的企业家,却是少之又少。

  所以他们瓜分走的企业,大多数注定会走资源买卖这条路。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有一些太监,因为靠近皇权比较近,在后宫的改革中,捞走了一些后宫佳丽。但是因为太监本身能力的原因,这些后宫佳丽并不能好好开发,只能转卖他人。

 

  很多被瓜分后的国有企业,后来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自己并不擅长经营,捞到以后就转卖,如果是资源型的企业(各种矿山等),干脆就竭泽而渔,早日开采变卖。如果企业所在地盘值钱,那就早日转入房地产开发。国企不值钱,倒腾地皮捞钱。

  【漠视员工利益,忽视社会责任】

  很多国有企业私营化以后的第一步,就是减员增效。但是同一时间内,如果大批企业私有化,这些企业同时进行大裁员,那么对社会的冲击可想而知。哪个地方,都不可能一下子安置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90年代,东北就经历了这个剧痛(是剧痛不是阵痛),险些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且不说大量的老国企,曾经在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很多国企还有大量的中老年职工,他们再就业的能力并不强,而家庭负担往往很重,如果这批人大量失业,而又没有新的岗位接纳,那么社会可能发生动荡的麻烦,最终还是推给国家和政府。

 

  除了任性裁员,私营企业的五险一金劳动合同法等等各个方面,也是能不执行就尽量不执行,他们更倾向于大量使用临时工,有订单就多招一些人,没有订单马上就要裁员。至于矿井事故,更是层出不穷。

  对待员工如此,其他社会责任,更不会好到哪里去,偷税漏税者有之,以次充好者有之,假冒伪劣者有之(很多名牌企业私有化以后,产品质量就大不如前)。

  总而言之,当企业私有化以后,就会一切以赚钱为中心,变得唯利是图,惘顾社会责任。

  【财产转移,留下当地空心化】

  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主赚到钱以后,并不会把财产留在当地。

  山西的煤老板,最热衷于到北京买房。当然,按照现在一线城市房价疯涨的情形,他们再一次成为人生赢家。

 

  东北的土豪们,大多数喜欢到海南三亚购房,东北太冷,海南过冬很舒适。以至于三亚满街都是东北餐厅,处处都能够听到东北口音,若非满大街的椰子树,简直就怀疑到了东北。

  这些还算好的,好歹财产还留在了国内。流往海外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很难统计出来。用这段话作为参考,某位歌星的母亲,因为贪污(也和国企有关)被判刑,这位歌星说道:“母亲是我童年的英雄,她给了我能得到的最好生活,不管她是如何得到的。”

  【黑白两道通吃的行径】

  企业有企业的本分,那就是经营赚钱发展。

  但是很多从国企私有化而来的企业家,天然对社会、对官场就有深厚的关系。

  巧取豪夺得来的资产,来路不正的财富,自然就会缺少安全感。除了维持政商关系,很多企业家往往会依靠一些社会暴力(比如接管和拆迁),甚至很多人就是黑道而来。

  他们自然不满足于暴力和黑道手段,毕竟这样太不和谐,也很容易激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

  于是,投身政界,哪怕博个人大代表的名头,对这些企业家都有无上的吸引力。毕竟进入政界,就意味着有了更好的保护伞。

 

  我们看到了近期辽宁爆出来的人大代表贿选案。没有曝光出来的呢?

  以上从几个方面,说明了盲目推行国企私有化的问题,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这样的国企私有化进程,比之西方的私有化进程,还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富差距加大,形成权贵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形式。

  给社会带来恶劣的负面政治影响,导致更多人对社会失望,质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为极端思想和国外的舆论操控,提供了题材和发酵的土壤。另外,各种宗教会吸引大量下岗工人加入其中。

  通过子女亲戚和熟人,形成政商一体化的小圈子。把持一个地方的各种资源,形成阶层固化。

  投靠境外资本,成为利益输送的平台。

  ……

 

  西方社会的私有化道路,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公有制企业,也经历了否定—瓜分—问题丛生—重拾这些阶段,以英国、德国为例,铁路运输产业私有化以后,由于资本家只顾赚钱,铁路保养不善,各种技术也相对落后,不仅事故频发,票价还一直在涨。

  西方国家如此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有社会的高福利,尚且在这方面问题丛生。而我们如果在国企私有化这个问题是,走上“全盘西化”的邪路,后果堪忧,不可不察也。

  【巨龙,察网专栏作家。本文授权察网发布,原载微信公众号:龙语天下事】


 

 

延伸阅读:吴晓波们对工人的侮辱—也谈《钢的琴》和国企改革

  《钢的琴》是中国近期最好的一部电影,此电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真相。

  《钢的琴》这部电影,首先真实反映了国企工人下岗后的凄惨状况:女的当妓女、男当黑社会的、当小偷的,还有就是不肯解放思想在家里闲呆着等死的……他们家庭离异增多,人生混乱增多,总之,绝大部分下岗工人沦入了社会最底层。电影主人公陈桂林搞了个小乐队,在大街上,在风雨中,在坟地里,唱着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老歌。而这些人,当年都是国企里的能工巧匠。他们怀念毛时代,甚至要竭尽全力去保卫两个早已废弃的巨大的工厂烟囱,因为这是那个毛泽东时代的象征,代表了工人阶级已逝的荣誉与利益。

  电影主人公陈桂林的老婆跟着卖假药的资本家跑了,女儿对父母两个人说,你们谁能给我买钢琴我就跟着谁走。于是,贫穷的陈桂林和他那帮下岗工人弟兄们回到破败的工厂,按照苏联图纸,自己造了一架钢琴。虽然这第一架土钢琴没有进口钢琴华丽,但是总体上也还不错。

  导演张猛说,生活中三段故事促使他产生了拍摄《钢的琴》的想法:

  【大学毕业时,我帮姑姑装修服装店,找破木料的过程中,跳进了铁岭文工团的排练场。在一个角落里有架不像钢琴的钢琴,每弹一个键,按下去就不起来了。我爹说,这是当年他们在学习班的时候,集体做的一架钢琴,为了试听练耳。后来和我爹聊天,还有一件事,我们铁岭民间艺术团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北京求学,学二胡,没有钱,给孩子做了把二胡,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装修服装店,需要一块铁板,铁板上要铳好多圆眼儿。然后我就去钢材市场,到了之后就傻了,整个工厂的一套流程,在那形成了一个一条龙式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零件,你在这走一圈都能完成。后来我就发现他们都是曾经工厂的工人,失业之后,自己没有其他的能耐,没有其他的技术,然后大伙又重新凑在这个钢材市场里,按原来的工种,形成了一个工厂式的市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张猛导演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做钢琴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样的困境:

  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出十架、二十架、上百架钢琴……,但是他们辛劳一辈子,他们却买不起一架钢琴。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劳动报酬,购买不起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依靠他们对企业的垄断权、所有权剥削到自己腰包里了。甚至,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们去劳动去施展他们能力和才华的机会。

  在《钢的琴》里,今天的小偷、混混,当年在工厂里也是技术高超的工人。他们在毛时代,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汗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也曾获得铁饭碗、铁工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及工人老大哥、领导阶级等政治荣誉。但是在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则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甚至很多人沦为了小偷、混混、黑社会……

  当年(主要是95-2005年),市场经济改革派主张让国有企业破产、贱卖国企给资本家、让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的理由,就是说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因此国企效率低下。这种说法暗示中国工人阶级都是懒汉,因此要让他们下岗,以减员增效。结果,除了几十家巨型央企,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不管是效率好的还是效率差的都被强行卖掉。当时北京的资改派高官到各地方巡视中暗示地方大员:不管企业情况如何,一律卖掉,谁不卖掉国有企业,谁就是极左、谁就是反改革,谁就得下台。

  其实,正如《钢的琴》所展示的,毛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最勤劳、最辛苦的阶级,所谓懒汉仅仅是极少数人。改革开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思维搞国企改革,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质刺激激励国企官员们的积极性,先是扩大了厂长和管理层的权力,提高管理层官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监督被取消,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被废除。结果,一些国企的官员权力大增、待遇大增,而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反而没有提高,他们想的是如何个人暴富,于是大搞腐败,自己到外面搞个人企业,把国企资源转移到个人企业里,掏空国有企业。而国企由于管理不严、逐渐衰败。

  当国企干部都自私自利掏空国企时候,国企工人觉悟高的就去上访,捍卫国企、捍卫自己的命根子,觉悟低的也只能去当了懒汉。再加上80、90年代,国企利润全部上缴或者国家对国企收55%以上的所得税,而对外资三减两免。改革开放一开始,私营企业税收本身就低,而国家对私营企业偷税漏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国企就逐渐被资改派勒死。可见,国企衰败,工人下岗,正是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之类主流经济学家鼓动废除毛时代鞍钢宪法、搞新自由主义的国企改革带来的。

  【注:国家税收中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80、90年代占70%以上。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2005年国企上缴税收仍占56%,这还不包括金融业。改革开放年代,国企税负一般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材料,偷税漏税的比例,私营企业多年来几乎都达到80%以上,一直高于国有企业几十个百分点。这也说明,私营企业在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和加强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比国企少得多”(《一张必须而且能够打掉的“王牌”》,见张勤德:《焦点对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文章指出:“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

  可见国企工人并不是懒汉,其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一般都比私企高,国企之所以被搞死,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而不是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本身的问题。

  《钢的琴》这部电影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当年主张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的主流精英们,一贯是当了婊子还要立个牌坊,这次他们试图要拿《钢的琴》说事,歪曲历史,误导公众。

  2011年7月20号,中国资本家阶级御用的传记作家、《吴敬琏传》的作者吴晓波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里发表《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文章一开始从电影《钢的琴》谈起,叙述了他所了解的中国下岗工人的悲惨境遇,他不得不承认: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接着,吴晓波笔锋一转,道出了他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原来是为了替当年迫害工人的阶级的吴敬琏等主流精英推脱责任: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2011年08月0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发表赵涵漠《失落的阶级》一文,其文章主旨、逻辑结构和吴晓波的专栏文章如出一辙,该文基本上把吴晓波的文章复述了一遍,只是扩充了不少字数,其目的是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个大报广泛传播其观点: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众所周知,当年正是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极力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国企,他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MBO,主张工人下岗,当时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反对工人下岗,而吴敬琏们给这些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因此,吴敬琏这些人也一直被中国工人阶级视为死敌。

  2004年前后,郎咸平引发了国企改革大讨论,经过一系列辩论,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声誉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破产。在巨大的民意面前,连秦晖这样的极右派也不得不与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人划清界限,反对国企贱卖和国资流失,当时秦晖说法是,国企应该私有化、但是应该公平私有化,不能让少数人独吞。

  吴晓波和《中国青年报》意图十分明显:

  1、他们不得不开始承认改革开放的阴暗面,改革开放实际上虐待了中国工人阶级。

  2、替吴敬琏等人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挽回声誉。吴晓波的意思是,工人之所以如此悲惨,不是吴敬琏等主张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因为吴敬琏们及其相关官员当时曾主张【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但是遭到了捍卫国有资产的社会主义学者的反对,因此下岗工人才如此悲惨。因此,下岗工人们,你们不要痛恨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吴敬琏们了,你们应该痛恨那些捍卫国有资产、反对国资流失的社会主义学者。

  笔者在这里质问吴晓波,你当中国工人阶级是傻子吗,任由你们欺骗与侮辱?

  当年国企改革争论的实情是:

  1、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反对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但是,最终,吴敬琏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主张得到改革主导者的支持和实施。

  2、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后,社会主义学者,包括(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一直强烈主张,要重点解决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大量的媒体公开报道,许多国企价值几个亿,即使是土地价格也有几千万,但是往往被几百万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光这样的公开报道就有成千上万。因此要成立党中央、全国人大直接领导的追讨、纠正国资流失问题的领导机构,监督国企改革,将流失到新生暴富阶层(即新资产阶级)手中的几万亿国有资产追讨回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问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吴敬琏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是极左派回潮。结果,吴敬琏们的主张又一次得到当政者地支持。

  后来,许多中国工人们了解到,一直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按照吴敬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搞国企改革的高官们,他们的家属在国企改革中,包括一般国企改革和金融行业国企改革中(比如中国平安的私有化改革),获得巨额利益。实际上,光是清算这几个支持吴敬琏的高官对国资的侵吞,国家就能收回几千亿。至此,人们终于知道,吴敬琏为谁说话,而且为何某些高官对吴敬琏言听计从。

  3、97到99年间,中国工人阶级曾掀起了第一波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追讨自己养老金的工运高潮。在国企私有化推行较早的东北,反抗极为激烈。这时候,吴敬琏们担心工人阶级的激烈反对会造成国企私有化改革的破产,因此开始重视社会保障问题。

  那么,吴敬琏们主张的所谓【划拨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国有资产存量,就是指国有资产的总资产,减去总债务,剩下的资产存量。它包括国企的土地、厂房、产品、技术、现金等等资产。这些东西如何划拨到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中?国企实物当然无法划拨,如果把国企现金流划拨进去,所有的国企立刻无法经营。吴敬琏们的意思其实是,将所有国企全部卖掉,卖给私人(那一定是极少数暴富群体),国家获得现金,划拨给社保个人账户。

  吴敬琏们的这种主张工人阶级当然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时提出,第一,如果把国企全部彻底卖给少数私人,难保国资不流失。第二,即便是公平地卖给私人,而且也公平地将得到的现金划拨到社保个人账户,工人阶级仍然吃亏。因为国企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全体工人阶级应该世世代代永远拥有国企所有权、拥有国企收益权,没有全体工人阶级的同意,谁都不能贱卖,也不能让工人下岗,因为工人是国企主人,吴敬琏你凭什么贱卖人家的企业,让人家下岗?

  如果按吴敬琏们主张,现在将国企全部卖掉,换点现钱,那未来所有时间、所有国企的收益就不会属于工人阶级的了,而是属于少部分购买国企的资本家的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靠什么生活?继续受资本家雇佣、剥削?

  因此,社会主义学者提出,不能把国企全部卖掉、私有化掉。打着所谓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幌子,贱卖国企,搞国企私有化,是十分险恶的主张。

  社会主义学者主张,国企的利润、国企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都可以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包括国家给开发商卖土地、给煤矿主卖煤矿所得的钱,都可以充实社保账户,而且要对房地产开发商、煤矿主征收重税,充实社保个人账户,因为国企、国家土地、国家资源,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不能让少部分资本家暴富。然而,社会主义学者的这些主张,又遭到吴敬琏们的反对而无法得到实施。后来了解到,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对吴敬琏言听计从的高级官员们,都从国企贱卖、土地贱卖、房地产开发、煤矿等国家资源贱卖中获得巨额收益。

  以上,才是国企改革争论的全部真相,吴晓波那种简单片面的描述,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欺骗、侮辱中国工人阶级,把中国的工人们当脑残。

  实际上,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只是欺骗了极个别不明真相的人。真正脑残的是吴敬琏、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

  吴敬琏们,这些主张国企彻底私有化、主张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主张盲目引进外资、反对追讨国资流失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是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些,中国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忘记!!!

  革命和改革,本来都是进步词汇、褒义词汇。但是革命一词,被文革期间的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词,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文革期间正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当毛时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被批判时,吴敬琏装得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吃香了,吴敬琏又表现得比谁都西化、比谁都资产阶级、比新自由主义还新自由主义:吴敬琏因为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闹出不少笑柄,比如春节火车票要按市场经济涨价之类。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对富人征收税收、增加穷人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而吴敬琏却死活不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剥削会带来两极分化,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只是国企和政府带来的,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关。吴敬琏还反对对中国暴富阶层多征税、对穷人增加福利。吴敬琏如此迷信市场万能论,如此赤l裸地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从2000年左右开始,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等媒体联合炒作推出“基金黑幕”等系列舆论轰炸,吴敬琏被央视封为“吴良心”,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吴敬琏的作为使中国股市、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被打压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此同时,吴敬琏们积极鼓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接受极端苛刻条款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大肆收购、购买中国优质企业的廉价股票,吞并中国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及金融资产,迅速控制了中国的骨干产业,高度渗透中国金融产业,吴敬琏对外资可谓居功至伟。当多年后,所谓“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之类已经被相当多的媒体和民族企业家看到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吴敬琏又跳出来,力挺“市场换技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敬琏的卖国都是以较隐蔽、比较含蓄的方式进行,而吴敬琏的很多学生更加赤l裸地卖国。最后综合吴敬琏的所有言行,他其实本质上也不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更多的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

  总而言之,吴敬琏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死敌,同样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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