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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六问(之四)         
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六问(之四)
[ 作者:赵 磊    转贴自:《财经科学》    点击数:6202    更新时间:2016-11-15    文章录入:红山石

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六问(之四)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说“自由”,就要说说“不自由”。那么,什么是“不自由”呢?

 如果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为参照,所谓不自由,就是“没有被认识到的必然性”。换言之,人们在必然性面前的无知、困惑、自卑和压抑,甚至包括无谓的抗拒,就是“不自由”——所谓“被强制”是也。

 自由的反义词是奴役(有人认为,自由的反义词是专制。错,民主的反义词才是专制)。因此,奴役是不自由的同义词。不自由的极端例子是奴隶和囚犯。从“被强制”(奴役)的角度来理解奴隶和囚犯的“不自由”,大概不会有什么疑义,但是,如果把“不自由”定义为“没有被认识到的必然性”,想必诸位会有点理解上的困难。所以,我有必要展开讨论。

 不言而喻,必然性“没有被认识到”的结果,可能是痛苦和压抑,也可能是盲目顺从(奴才的心态可作一例)。问题在于,即使必然性被“认识到了”,你又能怎样呢?如果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岂不应当而且只能“顺从”才是?

 不情愿的被奴役肯定不是自由,那么,心甘情愿的被奴役是不是自由?进一步追问:奴才的顺从与老庄的顺其自然有何区别?问题的要害在于,为什么奴才的顺从是“不自由”的,而老庄的顺其自然是“自由”的?

 同样是“顺从”,却并不意味着同样是“自由”的。在这里,区分自由与不自由的关键在于:在必然性面前,人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呢,还是人的活动仅仅只是手段?同一种活动,既可以是目的本身(因而这种活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自愿的),也可以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因而是不自由的、不自愿的)。比如园艺劳动,对于园艺工人来说,园艺劳动仅仅是园艺工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园艺工人的目的。可是对于修身养性的人来说,园艺劳动的目的不在园艺劳动之外,而在于园艺劳动之内,简言之,对于修身养性的人来说,园艺劳动的目的就是园艺活动本身。

 由此引申:奴才的顺从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就在于“顺从”的目的外在于“顺从”这种行为之外;老庄的“顺其自然”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顺其自然”的目的内在于这种行为之中!

 把“活动的目的是否内在于活动本身”作为自由和不自由的衡量标准,这个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活动分为三种(创制、实践和思辨),并进而将其归纳成两大类:

 一类是工具性活动(创制),这种活动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因而活动的目的在于活动之外;另一类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实践和思辨),其目的内在于活动之中。“实践”这种活动,主要指政治和伦理活动;“思辨”这种活动,主要包括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研究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就在活动之中,人在这些活动中就能直接得到快乐。(《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5页)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中,自由的程度也有差别:比起政治和伦理活动而言,思辨是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爱好的活动,所以是最“自足”的,因而也是最自由的活动。

 显然,亚里士多德是从“自足”的意义上来把握自由的。换言之,自由的本质就在于:活动的目的是否内在于活动之中。如果活动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那么活动的主体就是自由的;如果活动不以自身为目的,而是工具性活动,那么活动的主体就是不自由的。在我看来,如果说闲暇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活动以自身为目的”就是自由的本质所在。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也把“活动的目的是否内在于活动本身”作为自由和不自由的衡量标准,对此,马克思有相当深刻的分析(参李文阁):

 (1)就物质生产活动来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的情况下(比如封建社会的佃农之于土地,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工人之于机器),劳动是被迫的,劳动者在劳动中得不到任何乐趣,所以劳动者没有自由可言。一旦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中国河南的南街村,以及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和自主的,劳动者也就获得了自由。

 (2)问题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毕竟不是最高程度的自由,因为这种活动永远都会带有“谋生”的性质,因而永远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强迫性。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由此出发,马克思把自由分为两类:其一是有限自由——公有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体现了这种自由;其二是无限自由或真正的自由——艺术创造等活动体现了这种自由。

 然而,马克思毕竟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从“不自由”向“自由”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根源。正因为这种超越,马克思以“依赖关系”为标准,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以下三大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在马克思看来,与“个人全面发展”相比,“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都是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只有在第三个阶段,即进入“个人全面发展”阶段之后,人类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个性”。因为在前两个阶段,“依赖性”都意味着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抹杀——当然,比起“人的依赖关系”而言,人的个性或独立性已经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展望自由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正如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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