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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不容忽视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不容忽视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
[ 作者:萧喜东    转贴自:破土编辑    点击数:5755    更新时间:2017-1-9    文章录入:红山石

【原编者按】这是一篇2007年的旧文,但在如今继续高举深化改革开放大旗、继续在市场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中国社会依然适用。据说十三五产业结构调整将致使百万工人下岗,勤勤恳恳为国家工作数十年后被国家遗弃的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在舆论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大合唱中,工人阶级的声音消失了。这不禁令人联想起90年代充斥着工人血泪的下岗潮,本文以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为例,阐述了保障工人阶级对改革的决策权和参与的极端重要性。本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走到今天的没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有没有讲话的权利,有没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主权利。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平等改革派的概念,说他们诚实,是因为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敢于面对一直被誉为神话的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但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尽管同情工人,看到了工人权利的缺失和境况的悲惨,却并不认为工人有能力对国家政策指手画脚、进言献策;他们尽管看到了国企改革中的种种问题,却依然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他们对深化改革的美好幻想依然没有消除。联系到实际,对转型完成、改革到位的期待也已经很久了,为何直到今天还象海市蜃楼一样,越走越远?

 

 

近来,改革理论界出现了一小批”平等的改革派”的声音,这是非常值得注目的现象。这派理论家对十九年来”改革开放”中的”自发的私有化”、”自发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到位的市场改革”带来的”权利与资本结合”、”权钱交易”、”起点不平等的竞争”、”寻租行为”、”精英的连续性”等等问题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当然,在”改革开放”的种种后果之中,越来越触动社会的,还要算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福利江河日下、溃败千里的严重情况了。而杨帆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补偿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则是来自”平等改革派”对此问题最集中、最坦率的看法了。

这篇文章讲出了许多理论家们不屑于讲、或不敢讲、而其真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真话,杨帆最突出地表现出来许多”平等改革派”所具有的良知意识,这种良知意识恰是”主流改革派”(相对于”平等改革派”)所不屑或厌恶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平等改革派”也被列入了”反左”对象的黑名单。当然,也容易看出,”平等改革派”本身也具有一些典型的认识盲区,表现出既真诚、又迂腐,既现实、又教条,既清醒、又糊涂的矛盾的心态。这种矛盾从何而来,也不难看出--”平等的改革派”一词本身就意味着自相矛盾--”平等”与”改革”,从”改革”至今的现实后果来看,不正是表现出了水火不容的强烈对立吗?

且先看其真诚、现实与清醒的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前后工人阶级权利变化的实质。首先,杨帆文章至少澄清了一点,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工人阶级不是一群手中没有任何权利的、待解放的奴隶,可以任由摆布,或者等待恩赐,而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按照工龄拥有国有企业总体的产权,而且是第一产权。这是由我国国有资产形成的特殊历史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从经济角度甚至从财务上,我们可以准确地进行计算、这就构成我国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不可动摇的,无可否认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精英改革家所信誓旦旦必欲改之、并对其大动干戈的国有企业产权,并不属于少数精英改革家,而是属于工人阶级全体;也只有工人阶级全体,才有权利决定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变动。一般来说,在没有发生政变或政权更迭的情况下,阶级的集体权利是不可随便剥夺的,在涉及有关权利的变动时,首先应由权利的主人说话才能算数。诚然,杨帆所讲的,”在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是由行政干部控制,’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在操作上很难实现”一说,有其真实性。”改革开放”前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人,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才不断尝试各种变革,如推广《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问题在于,在”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拥有的权利,尚未能够发展出一套巩固的社会政治体制加以保护和深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工人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原有的权利在不知不觉中被渐渐地剥夺了。

有关”改革开放”又是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基本权利,杨帆也是真诚、清醒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工人阶级地位降低,甚至大量失业问题,……这是体制改革的代价。””‘牺牲一代工人’……可以预见,未来数年内,经营者的胆子会越来越大,对工人会越来越’狠’,即使企业不破产,解雇工人也会越来越多。””……已经是大势所趋”,”除非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否则无法从根本上防止这种现象。”这些,对于所谓”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通过深化改革,终究要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都过上好日子”等等迷魂药不啻是最好的清醒剂。

这里,我们也权且指出,在另一些问题上,我们的”平等派改革家”就不那么真诚和清醒了。

首先,他们提出的”改革”概念仍然是一种决策权完全操纵在精英手里的、从上到下地强制和恩赐的过程。回顾十九年来的”改革开放”,其精英主导性质是极为明显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依靠精英、信赖精英,还反过来制造精英、强化精英,一个新资产阶级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保守自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决策家集团,出现了一整套精英主义的改革话语:”发展生产力”、”体制转轨”、”结构调整”、”优化组合”、”减员增效”等等。贯穿这个改革话语的最根本思想,就是将劳动者从人的地位降低到不会说话、不会思考的机器和牲口的地位,将他们当作可宰之、可弃之的废旧材料或用过就扔的工具;而改革精英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由他们以”开明专制”的名义来主宰其它一切社会集团的利益,特别是下层群众的利益,将下层对改革的发言权彻底剥夺。

当然,”平等改革派”是精英改革派中的异议分子,他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中的掠夺与盗窃行为,看到了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受挫折与被剥夺的极大不公正,因而在他们的话语中,多了”资本原始积累”、”劳动者权利失落”、”老工人晚年生活的保障”等等带社会批评性、带人性关怀的字眼。这当然十分难得,然而,”平等改革派”也毕竟仍是改革精英的一部分,他们仍然带着精英改革家们最致命的习惯:他们坚持认为”市场改革符合人民的意愿”,或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客观规律,”市场化趋向不可逆转”,特别是这类判断是根本不需要被劳动群众的民意来验证的;他们一定要为民作主。

改革理论家口中的理论咒语带着强烈的”哲学政治家”的救世主意味,高高地凌驾在一般群众的智慧之上,这里信手拈来几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自发发展,还是规范进行,都已经是大势所趋”,”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作为我国改革的深化,是不可避免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等等。

如今,这类”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思维定式,早已经司空见惯,似乎我在这里注意它们反而是大惊小怪。然而,这也恰恰说明,精英的思路已经多么完全彻底地统治和束缚了全社会的思想。真正关心”劳动者权利失落”的人们,真心想”防止发生对工人阶级的剥夺”的人们,真心想”给3000万老工人一个晚年生活的保障”的人们,是否愿意向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国有企业中的工人们请教一下呢?他们毕竟是能思考、能说话的活人。所谓”市场改革是大势所趋”工人们赞成吗?以”每月200元而已”来作为”‘国家财富创造者’的历史承认”,就足够打发工人吗?

不妨来看看工人们的态度。香港报刊报道,在中国各地,均有退休职工、待业和失业人员联络在一起,甚至有干部和在职职工参加,提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反失业、反下岗”、”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反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救”等口号,利用邮寄、电话、传真等手段,向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发出宣传、抗议的呼声,号召人们进行反失业、反下岗、反官僚、反腐败、反两极分化的斗争。我国工会研究者所作的研究指出:”工人阶层既得劳动利益的失落……引发了工人突发性事件增加。突发性事件是指一定数量的职工群体(10人以上)采取的罢工、集体怠工、集体上访、抗议性游行、集会、静坐等行为。据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统计,该局1991年接待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数和人数分别比1990年同期上升了87%164%1992年又比1911年有所增加;199315日又分别比1992年同期上升了31%29.8%。””有一些老劳动模范都说,不要再宣传我们是主人翁了,我们怀疑这种宣传是在愚弄我们。据辽宁省提供的情况,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老工人激动地说,不要什么主人翁,把’主’字抠下去,留下个’人’字就行了。……在这种失意情绪支配下,一些工人以种种非组织化的手段(消极怠工、暗中破坏、发牢骚、保持沉默、犯罪、轻生等)发泄对公有制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不公平的不满。”(冯同庆《变革中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规范及其相关社会问题》,见《中国与世界》九八年四月号)

国内传媒中有关工人自发地、自觉地反对从上至下强迫推行的”国有产权重组”、反对”结构调整”的报道越来越多:”山西寿阳木器厂改制出现纠纷:木器厂先后四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想不到的是,县二轻局已经替他们做了主,在去年126日出台了一个《木器厂产权置换方案》,主张把木器厂一次性整体出售。……二轻局郑自君’开导’他们说,股份合作制不是彻底的改革,是把’大锅饭’改成’二锅饭’,我们要搞的出售,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你们工人上班拿了工资,取了应得的报酬,就不能对厂里的事说三道四。你们说也可以,但是说了没用。””四川省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公司田德珍等30余名干部、职工投诉称,该公司法人代表高天聪在全体职工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将该公司几乎所有土地、建筑物贱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使全体职工面临生活无着的境况。去年年底,几名陌生人来到位于德阳市岷江西路的该公司门前,要求守门大爷立即搬走。陌生人告诉闻讯赶来的该公司职工,长江分公司已将院内除职工宿舍楼外的所有土地和建筑物卖给了他们。职工们表示,尽管高天聪在群众和领导面前都一口咬定公司资产’转让’只得到55万元,但他们不能接受这个说法。””武汉市民政工业公司派人对国有福利企业武汉市新汉塑料厂进行了考核,公司一名负责人向厂领导班子成员宣称:’新汉’只有一条路,让’太和’兼并。据’太和’去年底送给’新汉’的一份意向书称,’采取吸收股份方案实施兼并’,此意向被’新汉’拒绝。’新汉’职工众口一词的一句话是:公司派人是为卖塑料厂作准备,我们不要’太和’兼并’新汉’。公司研究决定:将被职代会推选为厂长的李爱娣调离,另委派一人出任’新汉’厂厂长,不料,这项任命受到了’新汉’广大职工的抵制,致使上级委派的厂长至今没有到任。”(均见国内主要报刊)

这些现象,远远不是用”工人觉悟不高,不能顾全改革大局”、”工人思想陈旧、需要转换观念”之类的陈词滥调就能敷衍过去的,更不是以”工人破坏了社会稳定”、”阻挠改革”之类的指控就能定罪的。任何诚实的人都能够看出,工人不仅对他们的最基本权利被剥夺提出抗议,也对颇为流行的”体制转轨”、”产权重组”、”市场化大趋势”等等思维定式提出了根本的怀疑。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精英人士将工人的行为视为”愚昧、守旧”,在他们眼里,工人阶级不过是一群”打工干活”的”下人”、”奴隶”,”会说话的工具和牲口”,哪配对”体制转轨”说三到四!?而我们的”平等改革派”精英们,虽然同情工人们的境遇,但无法认同工人们”与改革对立起来”的态度,在他们眼里,工人们似乎不能理解市场”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奇效,只好认为他们缺乏这种智力,因此推行”改革”大业、同时拯救工人于”失业”与”要饭”之水火的大任,就降在了”平等改革派”斯人身上了。如此说来,这和视工人为”下人”的精英人士的态度,差距并不很大。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有没有讲话的权利,有没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主权利。

对工人的命运关心同情,同时又不主张让工人的意见和主动性参与到改革决策中来,这就是杨帆,以及其它许多”平等改革派”的局限。

为什么不能让工人阶级参与改革决策,杨帆文章倒是一语点透,坦率得近乎无情:我们当初”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赎买政策”,把它类比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一”赎买”,一”补偿”,都牵涉到对一个阶级的小安抚和大剥夺,道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改革”的互为逆反过程的奥秘。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遇到了资产阶级的强烈抵抗,因此是先在政治上将其压倒才完成改造的。如此类推,今天的”改革”和”转轨”当然也不能太尊重被剥夺者的意见。杨帆说,”我们也许不能够制止企业家行使解雇工人的权利”,好一个”我们也许不能够制止”,这就是”改革”的共识,而这个共识当然不能包括来自工人阶级的声音。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持的立场并不需要从杨帆文中所批判的那种”国有企业至上论”出发,这里,不过是从一个最根本不过的核心问题出发,那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到底”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是否真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而”大大提高效率”又是为谁服务,这些问题的答案,难道只能从精英们那里照单全收,而不应听一听工人们的声音吗?假如”改革、转轨”真的能”终究要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都过上好日子”,工人阶级又为什么要去反对和抵抗呢?只好以”非理性情绪”、”不顾全大局”来搪塞,这又走进了精英思维定式的死结,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剩下的只有工人阶级和”精英改革”的对立了。

最后,不妨加上一句本来是多余的话:我们谢绝接受”反对改革”的吓人帽子。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有一个语义上的混淆在作怪:谁要是对当前”改革、转轨”的根本方向提出疑问,谁就被扣上”反对任何改革”的”保守倒退”的大帽子,当前的”改革、转轨”被悄悄偷换成代表人类有史以来一切进步运动的概念。但我们的看法是:广义的改革,或确切地说,人类争取自由解放、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从很早以前就有了,其中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恰恰是那些有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参与的、继续不断的社会革命,是社会下层不断争取自己的权利尊严、不断地破除精英神话和打倒精英权威的持续努力。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不屈不挠、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不是最根本、最深刻意义上的改革,又是什么呢?那些主张”告别革命”、”反对激进”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今天最起劲地”反左”的人),不是最大的反改革派,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也并不是在十九年前才象外星人的飞碟一样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异物。新中国建立以后,无时无刻不是处在广泛深刻、前所未有的改革之中:短期内照搬苏联经验后,很快就转向自己的艰辛探索开拓,不断从自己的经验和失误中学习、调整,创造新生事物,连共产党人自己的领导人都坦承自己是”秧歌王朝”;现在动辄就是”旧体制”,这个十分流行的称谓,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而根本无法用来概括一个发生巨大变迁、充满了不断变革意识的时代。如何评价那个时代的变革,是另外的问题,正如同十九年来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一样。

本文行文之中,凡加引号的”改革”,皆特指十九年来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加引号者,则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因存在上述的语义混淆,这个特指和泛指相区别的用法,欢迎大家借用和推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际推行的”改革”的现实效果,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对改革的美好期许,正在发生巨大的矛盾冲突。当然人们可以用”转型期”特色、”改革不到位”等来解释,但不要忘记,对”转型”完成、”改革”到位的期待也已经很久了,为何直到今天还象海市蜃楼一样,越走越远?

“平等改革派”正是观察到”改革”的实际效果与对”改革”的期许之间的矛盾,才渐渐成为”改革”内部的一个异议声音。然而,”平等改革派”至今还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在”改革”道路的尽头有一个”成功转型”、”改革到位”、蜕掉了一切”转型期”丑恶、”起点平等”的美好纯粹的”市场经济”。然而,不需要诅咒打赌,我们就知道这个”美好天国”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将要到来的,是更多的”暴富群体”、”寻租行为”、”权钱交易”,更多的”腐败合法化”,其实这才是”改革”的真正归宿,在这一点上,”改革”精英中的右翼,反而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作为”改革”精英中的左翼的”平等改革派”,即使现在不清醒,也或迟或早要清醒过来的,我们期待”平等改革派”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和分化:其中会有一部分继续发挥”小骂大帮忙”的功能,另一部分则会越来越对”成功转型”发生幻灭,最终走向”改革”的反面,真正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本文作者为萧喜东,原载于马列之声2016年6月2日。责任编辑:signifier,八目于晸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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