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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革老人的斗争精神、胸怀和认识         
一个文革老人的斗争精神、胸怀和认识
[ 作者:杨捍东    转贴自:民族复兴网    点击数:5441    更新时间:2017-3-21    文章录入:红山石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 /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  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320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800斤,最高1150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500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28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52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120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120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2330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1500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12500,最少7500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50米,而是应该破500米,破5000米,50000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19781121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1200 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32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400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50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34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平光顾眼前,江//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 “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横批是: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 “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来源:进步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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