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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棚”之害与“大狱”之灾         
“牛棚”之害与“大狱”之灾
[ 作者:徐汉成    转贴自:民族复兴网    点击数:4166    更新时间:2017-3-23    文章录入:红山石

看当代中国腐败批判“伤痕”文学

  文革被全盘否定后,“迫害”成了文革的原罪,一些“翻身”文人们纷纷著书立说,控诉遭受“迫害”的愤懑之情,一时间,诅咒与妖魔化文革的“伤痕文学”成为时髦,最吸人眼球的当数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了。

  何谓“牛棚”?即为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走资派或知识分子们的居所。为了贯彻毛泽东1966年的“五七指示”,68年后,各地办起了 “五七干校”一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意为改造世界观。工资待遇一律不变。在80年代的一次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曾一语道出蹲“牛棚”的真实境遇:“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

  我没有读过《牛棚杂忆》,仅读过之序,之所以未读,除了感觉浪费时光之外,主要是因为亲身体验过“牛棚”——因为少年时代喂过牛。不仅如是,文革之初,一个“当权派”曾在我祖父家生活了两年——姑且也将我祖父的家也称之“牛棚”吧!

  牛的本性是勤劳,憨厚,没有贪欲与邪念。鲁迅曾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也曾自喻“我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因此,人们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人喻为人民的老黄牛,如此,如果将心怀贪欲与邪念的人称之为“牛”,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之为“牛棚”,实在是败坏了牛的名声,亵渎了牛的魂灵。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季羡林无愧于国学“大师”,巧妙地使用了“好人”,以区分于造反的“坏人”,还用了“莫名其妙”,是的,林彪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折戟沉沙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是好人吗?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走资派”。戎马半生而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被批为“二月逆流”。还有一大批“赤诚护党”而蹲过“牛棚”的“好人”,却遭遇了许多的“莫名其妙”!

  好人也罢,坏人也好,终究也会死的——便是天运循环的铁律,于是,一代的“好人”与“坏人”们逝去了,又一代的“好人”与“坏人”们重生。

  毛主席逝世后,文革成了十年浩劫,右派不反了,“四清”不清了,党风不整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取缔,天下的“好人”们再也不用看人民的脸色办事了,更不用说挂着牌子被批斗了,取而代之的是“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还有一个“不争论”。

  然而,号称国学大师的季羡林毕生也没有弄通“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的国学警言,更没有领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国学古训,失去了管束与教化,即便是“好人”——也会变为坏人。

  万事皆有因缘果报,私有化魔盒一开,失去了约束和监督的权力与资本媾合成奸,成了脱僵的野马,本应为人民公仆的群“牛”们吸私有化之灵气,哺“猫论”之精髓,一个又一个的蜕变为魔王,露出了狰狞面目,伸展出罪恶的魔爪,张开了血盆大口,在吞噬国家与人民财富同时,也噬食了自身的魂灵!

  有谁能说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就是天生的坏人?官至省长,副省长的胡长清、王怀忠就是天生的坏人?然而,就是这些“好人”却是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将这些“好人”们送上断头台的不是战争,不是天灾,不是病魔,不是车祸,而是邪恶的灵魂。

  国家领导人的周永康不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好人,怎么可能官居政治局常委?身负上将之衔的徐才厚、郭伯雄不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好人,怎么可能官居军委副主席?这一批又一批的“好人”怎么就蜕变为坏人?却是莫名其妙的坐了大狱!

  《国语·周语下》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是无论人与社会,向善则犹如登山,需要一步一步攀爬,而向恶则如山崩之于一瞬,“先富论”横空出世,畜类价值观“猫论”当道,一时间,绝迹了几十年的黑社会、卖淫嫖娼、走私贩毒、坑蒙拐骗、制假售假、敲诈勒索、遍布于华夏大地!然而,有谁能说,这些害人者天生就是坏人吗?

  魏则西不是“好人”吗?徐玉玉不是好人吗,杨改兰一家六口不是好人吗?却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当今的中国,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莫名其妙”!

  突然间,我的脑海中跃出一个词:“救赎”,人类始祖使其罪过传至后代,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和后天犯罪导致人间充满罪恶,而人类自己解救不了自已。由此,上帝大发慈悲,派遣其独生子耶稣降临世间,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人们为了赎罪得救,就要信仰祈求耶稣。

  难道毛泽东不是在“救赎”吗?他早就预料:“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457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对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就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告诫:“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营营众生,扰扰攘攘,如溺海中,毛泽东以慈悲为怀,甘愿粉身碎骨,施民众与民主之法力,发动人民造邪念与贪欲之反,推崇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倡导民众斗私批修,期盼他的同行和子民们,转凡如圣,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尽力救济他们以便登上彼岸。实为用心良苦。

  然而,如同“耶稣”,虽然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并没有使人类的罪恶得到救赎。毛泽东的“救赎”并没有阻止他的后继者们复活资本主义的邪念,也没有救赎得了贪欲的魂灵。

  最近,朋友圈中流传着两则微信。一是说近几年中,从天津的市委常委到副市长,从政协主席到公安局长、检察长,又到区委书记、区长等各色官员一应俱全大都进了监狱。因而戏说原天津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在监狱中组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二是说截止201693日,军队落马将军已满90人,正好可以编制一个“将军连”。据各方媒体报道,从今年1月截止7月,全国累有16名贪官因惧东窗事发而自杀身亡。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清代有一个身犯重罪的囚犯,行刑前向狱吏请求,要求在死前能够见上母亲一面,最后一次喝母亲的乳汁。考虑人之将死,狱吏也以慈悲为怀,答允了这个死囚犯的要求。未曾想在这个死囚犯在临刑前一口咬下了母亲的乳头,并大叫没有你对我的溺爱,我就不会有今天,其母遂喷血而亡。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昔日的批判台化为了审判庭,“牛棚”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监狱,一茬又一茬的贪官,一个个曾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好人”们在跨进监狱之门后,忏悔中纷纷抱怨没有领导提醒,没有监督,怨恨最多的是没有一个好老婆,是的,因为没有了“牛棚”,没有了“迫害”,老婆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才使这些“好人”们一个个成了政治上的孤魂野鬼。

  就是这个《牛棚杂忆》的羡季林,曾于19761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的文章。痛斥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文章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污蔑。”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的序言中说:“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如今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

  虽然,我没有读过《牛棚杂忆》,然而,重温季先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的文章,再读《牛棚杂忆》之序,就足以证明,季先生总有一次在说假话,然而,不管他哪一次说的是真话,哪一次说的是假话,大师的人格分裂却是无疑的,原来,这个“国宝”充其量只是一件“赝品”!

  “伤痕文学”诉的是“伤痕”,揭的是“伤疤”。没有了“迫害”,当然也就没有了“伤痕”,而剩下来的则是罪孽。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了一已私欲,前赴后继,走进了监牢,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队伍在建国之前与改开之后的真实写照吗?

  时下的中国,赃盈恶贯,决疣溃痈,令上苍震怒,令人民饮恨,令先烈泣血,令民族蒙羞,令执政党汗颜,实为国之大殇!试问那些诅咒文革“迫害”老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人们,此乃谁之罪?谁之过?倘若邓小平、季羡林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解答?

  那些说文革迫害老干部的执政者们,难道你们不该自省吗?那些诅咒毛泽东的贪官们,难道你们不该忏悔吗?

  共产党的官员们,你们是选择蹲牛棚,还是选择坐监牢,请你们自己掂量吧!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电子邮箱:jh86085935@163.com qq473133927 微信号:jhxuhc

   

 

附文: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人民日报 1976.01.24)(北京大学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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