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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领袖李东民口述:不要总觉得我们被利用了         
红卫兵领袖李东民口述:不要总觉得我们被利用了
[ 作者:李东民    转贴自:文史参考    点击数:4808    更新时间:2017-4-7    文章录入:红山石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三派·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

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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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代网友『红山石于2017-4-8 7:01:56发表评论:
  • 评分:3分
        这小子脑子里的精英主义残余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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