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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到调换 :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落差
[ 作者:张家康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1158    更新时间:2017-5-11    文章录入:红山石

从选择到调换 :毛泽东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落差

2016-05-15

 作者:张家康

【破土编者按】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结成共同反对国际牌“左”倾路线的盟友,密切配合,刘少奇并因此在七大上获得了接班人的地位。从中共七大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被选择到被调换,二十一年间,如何形成如此大的落差,其内在性的根据与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坦率地回答这位西方人的询问,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1)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当斯诺提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明确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2)从中共七大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被选择到被调换,二十一年间,如何形成如此大的落差,其内在性的根据与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还是少奇同志说的好

1966年10月,在文革锋芒所指刘少奇时,毛泽东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3)遵义会议前,他们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都曾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斥和批评,并被冠以右倾的帽子。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张闻天为总书记。这样就形成了毛泽东主持军事,张闻天主管党务的张毛体系,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遵义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不会也不能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胜利地到达陕北。较之遵义会议前,中共有了一个新的时空环境。遵义会议的暂时搁置政治路线的讨论,正等待着一个恰当的时机。

1937年3月4日,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两次给张闻天去信,对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大胆地提出挑战,归纳起来为:“‘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白区工作“是一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4)他还揭露了“左”倾错误在白区工作中的种种表现,提出要转变“左”的错误,也即暗示中央领导要承担错误,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愿。

刘少奇的信立即在中央核心层激起反响,张闻天就不同意信的内容。1937年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方向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做了报告,就刘少奇来信内容,“一方面加以批评,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态度。”坚持认为:“八七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其错误是在土地问题上面,是右的,不是‘左’的错误”。“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十年来的艰苦奋斗,获得很大的成绩。”报告接着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是:“(一)忽视党的历史发展;(二)看不到党是从两路战线中发展的;(三)夸大局部的错误。”(5)

会议气氛不利于刘少奇,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刘少奇的讲话,因为,这是他压抑已久的心声,他说:“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虽然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但是本着团结的大局,在总结十年党内路线是非时,并非像刘少奇那样的锋芒毕露,而是采取了审慎委婉的言语,以便于与会者多数的认同。他在肯定“党的正统”的前提下,指出:“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而这又在于外部的“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6)

也就在此时,王明这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飞到了延安,下车伊始,即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不指名的对毛泽东起草的抗日大纲进行批评,而对刘少奇则是点名批评,说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7)

王明之归来有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他的口头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这并非他的专利,而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指示的传达,鉴于此,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会议上有保留的同意。

1937年6月,王稼祥赴苏联医治枪伤期间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在听取王稼祥的汇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8)

王稼祥回到延安,向毛泽东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向会议作了政治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针对王明的右倾观点,他在结论报告中指出:“少奇同志说的好”,“‘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9)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教条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更具战略性前瞻眼光。他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当时在党内很少为人所理解和支持。刘少奇公开支持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据时任中央秘书长王首道回忆,六届六中全会前,刘少奇曾跟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并在不同的场合不指名地批评王明,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10)

毛泽东十分赏识刘少奇的胆识和理论水平,在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大有惺惺惜惺惺,相见恨晚的感觉。有刘少奇为战友,他尤为欣慰。在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与刘少奇认识一致,并相互配合,各自认识了对方。这也促成刘少奇奉调来延安,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仅次于毛泽东的主要领导人,并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说: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十年内战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刘少奇与毛泽东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与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实际认可了陈云的意见。会后,毛泽东写了九篇文章,多次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说,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11)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是少有的,可见其对刘少奇的倚重。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中共“七大”。次年2月,刘少奇准备启程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年底刘少奇安全抵达延安,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去电报,布置护送任务,关怀备至,期待甚殷。10月9日,刘少奇由山西往延安的途中时,《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毛泽东为之写编者按称:“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12)

胡乔木回忆说:“1942年12月30日,少奇同志平安抵达延安,毛泽东这才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晚会,并欢迎少奇同志从华中归来的消息,……对少奇同志的安全这样关怀备至,在不少人的亲见亲闻中是很少有的。……毛主席关怀,不仅说明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情谊,更说明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升为第二把手了。”(13)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团结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提出全党“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请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4)

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15)尽管在他之前有张如心、邓拓等提出“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能真正得“毛泽东思想”之真谛,全面准确地定义“毛泽东思想”,唯刘少奇第一人。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去重庆谈判。在此期间,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央主席的职务。1947年3月,国民党组织重兵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仍然在陕甘宁边区活动,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周旋。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1949年3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类似常委会)书记,名列毛泽东、朱德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至次年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刘少奇在党内的历史地位,一直为高岗所不满。1953年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并称包括新税制在内的“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16)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委婉地批评刘少奇和周恩来。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以此在会上发难,其目的性十分鲜明,也就是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所承认:“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直接将来当领袖。”

当时,毛泽东因病正在杭州休养并主持制定宪法,在得知高岗等的所作所为后,很快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又说“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17)这个“别人”和“东交民巷”指的就是高岗。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制止了高岗的“刮阴风、烧阴火”,支持了刘少奇,使高岗的“倒刘”计划流于破产。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18)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次年4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恳切地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19)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提名人解释说:“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20)4月27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并连选连任。

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化引起国外政要和舆论的关注,毛泽东在解释这一变化时,态度诚恳,公开可信。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的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21)蒙哥马利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访华文章《我同毛的会谈》,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有兴趣。”(22)次年9月22日,毛泽东有意会见再次访华的蒙哥马利,为此他召见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和浦寿昌谈话。熊向晖告诉他,蒙哥马利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一九四五年七月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23)

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又会见蒙哥马利,双方谈兴甚隆,可是,他们都没有谈到“继承人”即接班人的问题。第三天,毛泽东还继续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这次他们都直奔主题。蒙哥马利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24)

毛泽东说:社论骂我的为什么要看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逐渐建立起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地区还建立了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还出现了高级社的典型试验。山西省委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意向,1951年4月17日,他们向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提交《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并支持长治专区的各县试办农业合作社。华北局书记刘澜涛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就此事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就事论事的批评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年”。(25)

华北局批驳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很不满意,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和主张。毛泽东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26)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说: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实践证明,刘少奇所不得不丢弃的恰恰是正确的观点,而为此我们却交了昂贵的学费,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曾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薄一波,在时过境迁几十年,还深有感触地说:

“由于少奇同志的观点受到批评,上述这几个妨碍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未能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和‘归大堆’,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那一套。”(27)

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着重批评了一些所谓右倾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恰是刘少奇所宣扬和提倡的。毛泽东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8)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所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七届四中全会予以通过。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主张“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种思想无意之中助长了基层干部的急躁冒进的情绪。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显然没有毛泽东走得那么快,不过,在吸取以往受批评的教训后,他变得谨慎多了,总是不时地修正自己的思想,力求跟上毛泽东的节奏。



1955年底,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都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也加快了速度,于是,高速度、高指标、大规模逐渐成为时尚,党内出现急躁冒进的情绪。次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一届一大三次会议的文件起草,主要是讨论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会上,各地纷纷反映:基本建设太快,财政增加,人力增加,大多数建设项目上得太快。会议达成共识:国民经济的发展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刘少奇何尝不清楚,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并非保守主义,而是急躁冒进的思想,可是,为遵循毛泽东的一贯思路,是不能单独反对冒进主义的,于是,他指示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保守主义、冒进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篇社论。6月12日,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阅。当天,刘少奇在社论清样上作了四处修改。

1、社论初稿:“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些”,刘少奇将后一句圈掉,加写“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

2、社论初稿:“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刘少奇在“注意的”前加写“严重”二字。

3、社论初稿:“扫盲工作是应当积极地进行,但我们这次在很多地方又做得急了些”,刘少奇将“些”字删掉。

4、社论初稿:“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刘少奇将“一些”改为“不少”。(29)

这些细微的文字改动,无非是加强了反冒进的语气,然而,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当刘少奇把社论清样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什么也没说,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30)事隔多年,毛泽东还批评,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他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提出批评。”(31)

毛泽东说:你先压我嘛你压我几年了嘛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国民经济出现新的不平衡和面临严重的困难,决定自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并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之年。4月1日至5月1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及工作人员,来到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蹲点调查。



刘少奇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这个大队有十五个生产队,一百九十户人家,不到七百人,劳动力年均收入五十元,有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欠债。有四十五户的房子被拆掉,十多户房屋被占用。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几乎绝迹,山林几被砍光。群众对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深恶痛绝,普遍反映所发生的这一切,不能都归咎于天灾,而是基层干部所造的孽,而基层干部却抱怨说,他们是上下受气,吃力不讨好。5月7日下午,刘少奇在家乡召开座谈会,面对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他深怀愧疚之感地说:

“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旱有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32)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数最多、盛况空前的会议,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和县五级领导干部,到会正式人员达七千一百一十八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第一阶段,主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和说明,并以各大区为单位进行动员,要求畅所欲言,保证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1月27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在阐述国内形势时,刘少奇说: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谈到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时,他又突破惯有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式,即毛泽东的口头禅: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不久前,毛泽东最先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要求对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并且也将工作中的失误称作“人祸”。只不过,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中提及。现在,刘少奇却在如此规模的大型会议上,这般尖锐地提出问题,尤其是那“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显然是极富刺激性,毛泽东听起来已觉得不是那么顺耳。

接着,刘少奇又在批评“共产风”时,委婉地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大跃进中的一些过头的冒进口号,他更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

在谈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时,他更是鞭辟入里,深入人心,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与思考。他说:“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

散会后,毛泽东到外地去了。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他再次谈到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形势,说:“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33)

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离开京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周游列国”。在和各路“诸侯”的谈话中,他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形势是光明,还是黑暗?地方官员们大多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肯定形势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他们甚至还出于本位主义的思考,对刘少奇所讲的“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很不理解,仍然期待着新的跃进的出现。

毛泽东得到各路“诸侯”的支持,对刘少奇等的调整工作更是不满。他认为,现在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所反映的已经是政治问题。他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漆黑。”“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刘少奇又在会上作了检讨,并且不得不有保留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不过,他还是一再强调: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要划个范围,不能把什么都当作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倒也接受了这个建议。

曾志说: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毛泽东不满足做“政治领袖”,更希望做“精神领袖”,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革命战争年代,他身强体壮,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也就是说既可以思想指导,又可以身体力行,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决不甘心做个书斋理论家,而是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刘少奇既然主持一线工作,就要全神贯注,事必躬亲,党内外负责同志必然多向他请示汇报。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却十分在意这些事情,批评说:“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34)

1962年8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9月,人民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每个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其发行量已超过《毛泽东选集》,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日后便以此诬指刘少奇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毛泽东不喜欢这本书,1967年2月,他对张春桥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是篇典型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这本书在国内外都散布了有害的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给红卫兵出了一道难题。”(35)三年后,他在与斯诺谈话时又旧话重提,刘少奇“出的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36)

1964年,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到基层蹲点调查研究,可却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开展。刘少奇知道后,当然要过问此事,立即让中组部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于是,各级干部闻风而动,打起背包下乡下厂。毛泽东对此深有感触,觉得大权旁落。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37)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他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不赞成工作队搞扎根串连,集中力量的“大兵团作战”,而是主张放手发动群众。12月,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各地来京的人大代表纷纷反映社教运动中的左的做法,许多基层干部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批斗,象陈永贵这样的全国劳动模范,尽管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也受到运动的冲击。

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搞清楚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把问题看得更为严重,他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38)

三届人大就要闭幕了,中央政治局请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讨论社教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是一般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建议毛泽东如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还是来参加并主持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围绕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毛泽东和刘少奇把他们的分歧公之于众,当场多次发生意见冲突,争论之中,刘少奇还于无意间,多次打断毛泽东的讲话,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

这天,因看现代京剧《红灯记》,毛泽东夫妇和陶铸夫妇相遇于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毛泽东问:“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夫妇顿时惊呆了,谁敢和主席作对呀?事后,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39)

毛泽东余愠未消,在他七十一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订了几桌饭局,客人的名单是他亲自审定的,他特意与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坐在一桌,而将刘少奇、周恩来等安排另一桌。席间,毛泽东一边饮酒,一边借题发挥,话特别多,所谈内容不外乎与刘少奇争论的问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甚至谈到党内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曾志参加了这次宴会,她回忆说:

“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40)

第三天,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毛泽东带来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会上说:“因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拿起那两本书,十分严厉地说:“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41)

在说这些话时,毛泽东已是疾言厉色,很不高兴。毛泽东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与会者通过多次会议的经历,早已是心知肚明,毛泽东锋芒所指便是刘少奇。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是对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亲身经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并现场目睹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薄一波,几十年后还记忆深刻,他说:

“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42)

他还是希望活下去特别配合治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上提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的形势突起变化,尤其是大中学校已经乱成一锅粥,正常的教育秩序已不复存在。

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形势的发展正是他所意料中的事情,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是胸有成竹,那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却十分着急,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相商后,决定派驻工作组,以将乱哄哄的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全国各大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这一消息,细心的美国著名学者洛厄尔·迪特默观察到这件事情,并揣测毛泽东要由“二线”走向“一线”:

“我想,已在北京忙碌的刘少奇不会不从新闻中体会到这个伟大政治家的真实用心,他毕竟曾是毛泽东的亲密伙伴。他应该清楚,这是毛泽东在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刘这个接班人表明,毛仍然是无可动摇的‘舵手’,单凭他的身体就足以证明他仍然有精力掌握全局,更何况他还是‘壮心不已’。”(43)

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有人镇压学生运动,是北洋军阀,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批评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指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中央决定从大中学校中撤出工作组。一番大刀阔斧的动作后,毛泽东还嫌不够,认为前一段运动已经走了弯路,现在必须重新发动群众。

毛泽东又回到一线,于8月1日至12日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就派出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毛泽东不时打断刘少奇的检讨,从中插话,严厉地批评:“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44)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更加震惊的文字,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图,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作了重大调整,刘少奇由第二位被降至第八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林彪的中央副主席职务,只有林彪仍被称为副主席,其他人均不再称为副主席。

至此,人们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所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究竟是谁了。毛泽东所追究的,决不仅仅是他在大字报中所说“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批判和清算“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显而易见,刘少奇已不可能再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最直接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已成滚滚洪流,批判和打倒刘少奇的声浪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全国的局势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刘少奇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他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反思和检讨,以跟上毛泽东的思维。他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郑重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给他明确答复,如同他当年送彭德怀去大三线时那样,例行性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时,刘少奇的处境已是十分微妙和尴尬,而这一切,他本人似乎还蒙在鼓里,不太知晓。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毛泽东当然还没有把这个刚刚开始的革命立刻结束的想法。”他说:

“特别是谈话结束后,毛亲自把他送到门口,一直没有批判他的错误,很客气,还要他注意身体。人们知道,刘少奇当然也清楚,劝一个政治家注意身体意味着什么。但刘少奇最应该清楚,而又始终不清楚的是,在此谈话的一个月以前,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他开始进行审查。”(45)

正是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谢富治等的直接指挥下,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同年3月,毛泽东的老友章士钊给他写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10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46)显然,这个“个别人”不是别人,乃是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指的便是历史问题。到了8月,这些伪证材料的影响就更大了,他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47)

1968年10月31日,《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获得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批准,全会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次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到开封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只要医生诊治,他还是特别配合,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的那一天……”(48)

他没有等待到那一天。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在开封逝世。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五》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7页;

(3)(美)洛厄尔·迪特默著《刘少奇》华夏出版社,第8页;

(4)《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6页;

(5)《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17、318页;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9页;

(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3页;

(8)胡耀邦《深切地怀念王稼祥同志》;王首道《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2、94页;

(10)《怀念刘少奇同志》第8页,《王首道回忆录》第216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第274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63-406页;

(1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第275页;

(14)黄峥《刘少奇十大历史功绩》,《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2期;

(15)《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第300-337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0页;

(17)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33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24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3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四》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0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四》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3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四》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4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五》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24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页;

(25)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6)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90页;

(27)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97页;

(28)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29)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72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7页;

(31)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32)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287页;

(33)鲁彤 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317-321、324页;

(34)《毛泽东年谱(1893-1976)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页;

(35)(美)洛厄尔·迪特默著《刘少奇》华夏出版社,第147页;

(36)见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37)肖冬连等《求索中国》红旗出版社,第765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五》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7页;

(39)肖冬连等《求索中国》红旗出版社,第766页;

(40)肖冬连等《求索中国》红旗出版社,第769页;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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