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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回忆:我所参与的清华大学早期文革
[ 作者:蒯大富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800    更新时间:2017-5-13    文章录入:红山石

蒯大富回忆:我所参与的清华大学早期文革

2016-02-18

【破土编者按】蒯大富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对于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蒯大富回忆了自己投身文革的动机和过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文革当中的“造反派”是如何产生的。造反派的产生,并不是像主流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非理性的个人崇拜的产物,而是文革初期“工作组”等当权官僚对学生和工人进行压制和迫害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革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和斗争。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 “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 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 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 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 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 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 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 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 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 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 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 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 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 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 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 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 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 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 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 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 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 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没威信了。第三 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 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 任贺鹏飞[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 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 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 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 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 来我还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 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 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 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 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还比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 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很快就转过来了。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 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 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 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 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 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 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 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 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 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 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 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 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 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 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 了钱来。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 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 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 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 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 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潮,不过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我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再次挨整的时候, 打人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 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 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由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十八 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嘿,马上就想赖帐。我被 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 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 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 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 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 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 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 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 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 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 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 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 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 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 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 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种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 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 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 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 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 就出去了。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 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 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 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 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 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 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 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 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 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 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 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 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 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 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 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责任编辑:伍豪


作者:蒯大富 来源:《岁月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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