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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后记
[ 作者:朱永嘉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2209    更新时间:2017-5-15    文章录入:红山石

朱永嘉:《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后记

2016-03-12

【破土编者按】著名历史学者朱永嘉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曾担任上海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却表示无怨无悔。《巳申春秋》是朱永嘉对文革初期批判《海瑞罢官》和上海“一月革命”两段历史的回忆,作者认为,历史由传统奔向现代的潮流是不断地回旋而又滚滚向前的,这个时候再去追究那时领袖们的责任已经完全多余了,重要的是弄清楚文革背后那么多的为什么,这样才能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才能挖掘出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图片来源:FLICKR)

从开始讲述一月革命到现在告一段落,断断续续有快两年的时间了。我所以断断续续花两年的时间和精力讲述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一方面由于它是十年文革中一件 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是自己亲历亲见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我又曾经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以它也应是我研究的对象,亲自去研究和说明自己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有不少著述提到过它,许多人的回忆录中讲到过它,但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去讲述他。记得曾有人说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宜粗不宜细。我想这是从 追究政治责任的问题上所讲,如果过细的话,那很难办。许多人既伤害过人,也是受害者。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的话,那就应该过细。只有细致而具 体的分析,才能吸取其中有益的教训。也不是一切皆错。毛想解决权力机构脱离群众的愿望不坏啊!事件的主要当事人,现在有的已凋谢去世了,有的则不愿再提它 了。我自己年事也高了,趁现在脑子还清醒,记忆尚未完全模糊,就自己力所能及地、尽可能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楚一些,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一些线 索。所以它既是我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也不限于我亲见亲历的记忆。整个事件的上下左右之间相互关系,所闻的,所传闻的,以及相关的历史记载,都要联系起来分 析,都是我研究和论证的对象。所以我自认为做这件事情还是有益的,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五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那时即便想做也会心有余而力不 足的。

历史著作,一般地讲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都是为胜利者树碑立传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文化革命是一次失败的群众运动,一月革命也只能是一次失败的历史事件,那么叙述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意义吗?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曾经在课堂上给我讲述过一个思想,他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仅有价 值,还有价格呢,它的价格是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而变动。我刚听他如此说,当然感到非常奇特,怎么能这样讲历史呢?接着他举王安石变法的例子。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历史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时高时低。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变法的呼声高涨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和评价往往亦会随之而上升。他以清人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为例,说明嘉庆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所以关注起王安石的变法来。戊戌变法前后,王安石又一次时髦起来,梁启超便曾就王安石 变法写过文章。为此他写了一篇《王荆公年谱考略跋》,六十年代初发表在《文汇报》上。这个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那时他已预想到中国社会会有变革 的风暴来临。七十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迹象显露了,那时毛泽东关心起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来。我体会,毛的意图是借这本 书表示自己坚持文革思想路线的决心不变,所以我一方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同时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读这本书心得体会的文 章,强调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撇开事件的成败和是非,后人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确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评价者 的需要不断变化的。

领我踏入史学门槛的是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我为他主讲的中国史学史和元明清史两门课程担任过辅导,后来我接替他这两门基础课,他去讲中国土地制度史了。他 看我写的论文都是明清之际的,就陪我去见谢国桢,让我拜他为师,读他的书。所以我对晚明的历史多少知道一些。明亡以后,士人鉴于明亡的切肤之痛,纷纷著书 立说,所以顺治康熙年间,记载明亡痛史的著作很多,有亲历亲见者的记述,有汇总时人记述的史著。这些著作,有的被清初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万斯同等人 所主修的《明史》所吸收,大量的记述则散落在民间。至晚清,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晚明的亡国痛史又重新为人们所注目。1905年,邓实在上海主编《国粹学报》,重新刊载明末遗民的著作和图片以激发人们反清的意识,后来出版的《国粹丛书》收录了不少南明亡国之痛史。到1936年, 日本侵华,民族危机深重时,明清之际的历史又重新受到人们注目,神州国光社又一次结集出版内乱外祸丛书。该丛书前后有十七辑,与晚明史相关的有九辑,主持 其事的是邓实、王灵皋、李季三人,蔡元培为之作序,提出“凡清代所指目为违碍之书,特为有志者所偏嗜”,所以书是禁不完的。明末四公子后来成了人们研究晚 明史时关注的焦点,陈寅恪的《柳如是传》,说到底还是借以抒发前朝的情结,这一点人们不是看不懂,但还是被允许的。对于明亡的研究和思考,还是各有所好, 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1644年3月18日闯王进京,这一年正好是甲申年,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李自成所以失败的原因,把同情倾向于参加农民军的士人李岩身上。毛泽东在同年4月12日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与时局》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在11月21日 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献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那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 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那时抗日战争形势已逐渐走向胜利,在那样的条件下,总结历史上革命失败的教 训,对即将取得胜利者或者对如今已取得巨大胜利者如何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而言,仍然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讲失败的教训毕竟是沉痛的,但给与人们的记忆 往往是永誌难忘,它比对胜利的陶醉要久远的多。总结从李自成到太平军的失败,毕竟都是古人的,而毛在《学习与时局》那篇讲话中,着重点还是在总结党史上几 次失败的教训。言败不是为了丧气,而是为了振奋精神继续奋斗。而郭沫若的那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资料还是晚明史籍中来的,《明史》只有一篇《流贼传》,简 单而且是一面之辞,他主要是根据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计六奇是我的同乡,无锡人,他在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编辑了这部书,有二十四卷,讲了明末各个集团治乱兴亡的原因。如若没有明末清初士人们亲历的记述和史家们的搜罗整理,郭沫若这篇《甲申三百年祭》也无从着墨了。毛在延安的时候曾经托人找《明季北略》来看。毛谈这一类书时,他的思想感情始终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记得1967年2月3日, 毛与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库鲁谈话,这次谈话的结束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 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古希腊奴隶起义的领袖),在 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这里毛讲的还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啊!所以历史事件的价格和价值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作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多保留一些当时情景的纪录,对于后代还是有用,什么用、怎么用,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从认识发展史看,反面教训在价值上并不比正面的经验逊色,从证伪的角度讲,反面的教训甚至可以说比正面的经验更有价值,更加珍贵,因为它是人们付出沉重代价才获得的教益。

从理念上讲,文化革命的精神是从巴黎公社演化而来的。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毛赞扬她为新时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此后,毛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一再强调 要发扬巴黎公社的精神。上海一月革命时,取名上海人民公社,也是由此而来,后来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是考虑到国体的连续性,并非毛要放弃巴黎公社的原则。不 仅上海曾取名人民公社,黑龙江最早也叫人民公社,北京也考虑过叫北京公社,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巴黎人民在德军进逼巴 黎城下,巴黎市民被迫起来反对对外执行投降主义政策的国防政府的一次武装起义。3月18日起义开始,5月间起义失败,前后仅72天。 领导这次起义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倾向于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公社委员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起义失败后的两天,马克思便撰写《法兰西内战》,描述这次失败 的经过,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同时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提出了两条正确的办法:一是 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群众自下而上选举产生,而且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换他们;二是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不论其职位的高低,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 条也是毛泽东在1966年的下半年和1967年 年初反复强调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他之所以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只是希望在实践上破解这个难题。当然,这次文化革命和一月革命,如巴黎公社一样, 也失败了,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所以马克思提出的这个难题,至今还留在世人面前,不仅没有破解,而且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的初衷与他得到的结局是完全背离 的。应了老子说过的一句话:“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德国人尼采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悲剧的诞生》。他认为希腊古典的悲剧是太阳 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厄尼索斯完美结合的产物,太阳神或者日神是理想的象征,它把宇宙和人生当作一种梦境来把握;而酒神则是似醉似痴的状态,人们狂歌醉舞,实 际上表现了痴狂的非理性状态。把这两种状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注定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一月革命,推而广之,整个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是人们处于这种畸形变 态心理的表现。对待这样的历史悲剧,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挖苦和嘲笑。

从操作层面上讲,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贯穿于文革。其中既有西游记中孙悟空那种大闹天宫的游戏格局,又有帝王驾驭群雄的种种方术。文化革命,自以为史无 前例的创造,在形式上却处处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印迹。过了当时那种似痴似醉、狂歌乱舞的状态,冷静地回过头来看看,又觉得怎么会那么滑稽可笑,再想一下那 时自己的心态,却又是那么虔诚而真心!从个人来讲,我们都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我却无怨无悔,因为我经历了这样的跌宕起伏。历史由传统奔向现代的潮流就是如此不断地回旋而又滚滚向前的,再去追究那时领袖们的责任已经完全多余了,他们都早已作古了。需要的是,弄清楚它背后那么多的为什么。这样才能理 解它,才能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训,才能挖掘出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乱世和失败,对当时的人们而言,从微观上讲都是深重的灾难,从宏观上 讲,在那些领袖人物中间却又有许多曲折委婉、悲壮凄凉的故事,特别那许多英雄如何走上末路、走上霸王别姬的壮烈故事,它们都是值得后人不断去回味的珍贵教材啊!

(责任编辑:伍豪  图片编辑: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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