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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月提纲》的若干回忆与史实
[ 作者:破土综合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687    更新时间:2017-7-29    文章录入:红山石

关于《二月提纲》的若干回忆与史实

2016-02-20

【破土编者按】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文革作为一个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对它的讨论长期以来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对它做出了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是很多所谓的“解读”都是建构在一种被妖魔化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1966年2月12日发表的《二月提纲》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围绕着它的争论和斗争直接导致了《五一六通知》的出台。为了厘清《二月提纲》的历史真相,本文节选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与相关的史实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二月提纲》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仅仅是因为它提出不要轻易将学术批判提高到政治高度。彭真在通过《提纲》有意识地保护一些人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批判戚本禹、关锋、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从而“造成一场混战”,这是在主流的党史叙述中看不到的。


(图片来源:界面)

李逊:《二月提纲》与上海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过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会后,根据彭真指示,中宣部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因为在2月起草,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中心是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和邓小平参加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不提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决定,由彭真向毛泽东汇报。2月7日,《汇报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两次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再一次为吴晗辩护,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于是,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一边的康生听了连忙否定:“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则再一次重复地肯定:“是你康生的发明权!”甚至还表示,吴晗经过批判后,仍然可以当北京的副市长。



许立群平时比较谨慎和敏感,那次汇报谈话后许却显得特别轻松;彭真等更是如释重负,以为几个月的问题都解决了,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他们向毛汇报,毛没有反对,就是认可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大凡毛不表示反对,但又不明确赞成,大都其实是不赞成,甚至反对。

2月10日,彭真从武汉飞到上海,将《汇报提纲》给陈丕显看,让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看后转交江青。陈丕显与曹荻秋、魏文伯传阅后,当天下午,就转给正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青,并转告说,彭真打算晚上同她面商。彭真见大家都没意见,便代中共中央拟了个批语,电传北京,经政治局在京常委同意后,于2月12日将《汇报提纲》发往全国。彭真认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自己的意见。2月12日,他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这话实际对着张春桥。彭真说,你们看文件就行了。张春桥后来说,自己当晚马上同时看两个文件:一个是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另一个就是彭真的《汇报提纲》。晚上,张春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及《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同桌吃饭。田家英与彭真看法一致,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张春桥则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第二天,彭真让胡绳找张春桥谈话,要胡绳告诉张春桥,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还特地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张春桥说,问题根本没解决:

我说主席曾两次问,吴晗是否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提纲》提到演坏戏的演员不要检讨,是有所指的。因为《文汇报》曾登过谭元寿的文章,批判吴晗说写海瑞不对。这是好事。报上还登过马连良的文章,这是捧吴晗的文章,说吴晗文章有现实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些,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纲》却不让登他们的文章,如按《提纲》办,还有多少人可以参加战斗?

江青也马上觉察出《二月提纲》真实目的。张春桥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许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为缩小影响,张春桥指示,只在小范围传达《二月提纲》;而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不知中央高层纷争的姚文元,甚至已经着手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为《文汇报》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作结束准备。

面对底气十足的彭真,张春桥有点吃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了。为了摸清《二月提纲》底细,3月初,张春桥以上海市委书记处名义,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北京了解情况,让杨永直去,是因为杨与许立群延安时期是同事,说得上话。杨永直到北京后,根据张春桥要求,反复询问许立群“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请示彭真后,在杨永直即将返沪的3月11日,打电话对杨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即向陈丕显和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问杨永直是否听错了,杨说没有听错。张春桥于是断定:

所谓“学阀”恐怕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因为他知道主席说过叫批判吴晗。《提纲》草案里没有“武断”二字,正式文件强加上“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吴晗的政治问题,说主席武断,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势压人。

毛泽东果然对《二月提纲》非常不满。3月28、29、30日连续三天,毛泽东在杭州与江青,康生等谈话,当他们汇报许立群对杨永直的回话后,毛更是大怒,说: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彭真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撰文批评北京市长,却不向北京方面打招呼;毛泽东硬将其诠释为“姚文元发文章必须向北京打招呼”。毛泽东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毛泽东又说:“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革命,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还点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名,这三人都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毛泽东说: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讲话,已经不只是针对“罢官要害”,而是针对整个北京市委和整个中央,是随后不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毛泽东这三次讲话后,批判升级,从原来针对吴晗,上升到针对北京市委。毛泽东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彭真只得于3月30日与4月1日,两次打电话给曹荻秋,说:“学阀无所指,打招呼问题是陆定一有意见”。

毛泽东离开上海时,让张春桥把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写出来。张春桥写了。4月4日,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3月28日至30日的那些讲话,并提出,自己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已经同康生说过,但应当以市委名义正式提意见。曹荻秋不赞成,说:“要就是口头谈谈,不正式写。”

张春桥将这份意见交给毛,毛表示:“很好,需要彻底的攻”。毛还让康生告诉张春桥:不要有无穷的忧虑。张春桥对此一语成谶地说:

“我们还有顾虑。主席健在时,主席的战友健在时,还有此情况,将来主席不在,又将如何?”

王力回忆《二月提纲》出台前后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 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 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真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 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就向毛主席 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 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 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 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 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 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 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 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 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 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 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 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 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 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 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 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 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 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 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 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 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 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 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14楼,又开了一个会。 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 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 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 要加的。

龚育之对《二月提纲》的会议

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 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 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陈伯达对《二月提纲》的回忆

在天津期间,4月初的一天,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我正忙着搞工业问题,不想马上回去,就说考虑一下吧。夜里老是睡不着,就给康生打了电话,谈到彭真来电话要我回北京的事。康生说:叫你回北京是中央决定的,要顾全大局,你还是回来吧。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参加了重要召开的会。中央让我帮助起草一个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我找了吴冷西和王力,一起边看《二月提纲》,边写批评意见。这个最初的稿子应由我完全负责。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

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彭真。会议气氛紧张。彭真打电话给我,想谈一谈。当时我正好不在住处,后来彭真的秘书又来电话约,我觉得此时谈话不方便,让秘书回话:现在开会很忙,还是回北京再谈吧。回北京彭真已没有了自由,就没有谈成。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责任编辑:伍豪)


作者:破土综合 来源:《革命造反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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