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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当事人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 作者:破土編輯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585    更新时间:2017-8-12    文章录入:红山石

【破土编者按】对于文革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中普通劳动者的经历尤有价值,能帮助我们从底层视角来理解当时的共和国和整个运动。本文为文革时期上海工人赤卫队成员的口述回忆,一位曾在国棉17厂和王洪文同事,另一位曾在国棉31厂和黄金海。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重新谈了当时如何筹建赤卫队组织、如何看待文革以及如何看待造反派等内容。“一面之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来自不同角度的“一面之词”,尤其是来自普通工农群众的声音。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图片来源:界面)

采访者按:对马骥的采访是在1989年7月6日,地点在上海第17棉纺织厂;对李剑钰的采访是在1992年7月3日,地点在上海第31棉纺织厂。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口述者简介:

马骥,1966年时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部,中共党员,与王洪文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文革爆发后,马骥不赞成造反派的行为,是该厂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关押进公安局,一个月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

李剑钰,文革前是国棉31厂党委组织科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国棉31厂“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6年12月28日被公安局关押。1967年2月被释放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31棉纺织厂工会主席。

马骥口述

我出身贫苦家庭,母亲生了我们兄弟10人,八个都中途夭折,只剩我和弟弟两人。我17岁当养成工。我父亲解放前帮豆腐店推磨做豆腐,我也去帮忙。晚上以邻居的名字去读夜校。解放后在夜校里入团,入团后恢复本来名字,当了学生会主席。1950年“2 . 6轰炸”时,我参加了救护队。1950年,我报考第二毛纺厂,考取后却正值该厂电力不足,开工不足,就将我们统一分配到国棉17厂的前身裕丰纱厂。刚进厂,因我块头大,让我当加油工,后来又当了统计员。以后我从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一直当到车间党总支书记。1955年,厂里送我去干校培训,回来后,我要求去保卫科。于是先搞肃反,后搞审干,一直工作到文革开始。

王洪文比我小2岁(王洪文生于1934年),原是二纺车间治保主任。我在保卫科时就负责联系这个车间的保卫工作,所以和王洪文很熟,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以后王洪文去崇明围垦,回厂后也到保卫科来了。当年的王洪文并不坏,只是总想向上爬:当工人时想当干部,脱产当了干部,又想当领导。平时他看到有衔头的人,总是连别人的官衔一起称呼:“某科长”、“某厂长”。王洪文话不多,但有时喜欢表现自己。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XX(甲)和张XX(乙),张甲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乙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甲,张乙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甲。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甲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老。张甲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文革中张甲官当到上海棉纺公司副经理。

王洪文7人大字报时,我没参加,当时正出差去青岛。但我如果在厂里,我也会在王洪文大字报上签名的,因为我有同感,同意王洪文大字报的观点。我们厂党委对那些过去的资本家、小业主等是比较客气的,而我当时思想比较左。搞保卫工作的人思想总有些左,都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自然受“阶级斗争”论影响很深。我当时也认为厂党委包庇成分不好的人。

王洪文大字报出来后受到张乙压制。正好我出差青岛回来,我就写了一张几问张乙的大字报,我自己一个人写的。这样,我们保卫科的人都站在一起,观点都一样了。我还写了一张呼吁的大字报,和王洪文连夜去纺织局告张乙的状。局里后来就派了工作队来,队长姓肖。

工作队来后,我认为应该相信工作队,相信毛主席。但王洪文则有功臣思想,认为工作队是他去请来的,应该重视他。而实际上这个工作队也确实很重视王洪文。但是,这个工作队是局里派来的。后来,市里又派了以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队长的工作队来,大概是市里统一派的,局里派的工作队就撤回去了。市里派来的工作队不重用王洪文,也不反对张乙。王洪文于是又赶工作队,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当时觉得,向领导提意见我不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大家起来提意见。但我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王洪文那时人不大在厂,经常外出串联。我开始觉得王洪文有野心。我和王洪文的公开分手,是在他以后又成立“永忠”(“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安亭事件”时,我们的分歧爆发了。我觉得王洪文的造反队中,受过各种处分的人多,我看不惯;王洪文他们把毛主席用来斗地主的语录去斗干部和党员,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王洪文已经不是在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因此,几乎在“永忠”成立的同一时期,1966年10 月间,我们也成立了个“捍卫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和王洪文对着干。王洪文他们抢工作队材料,我们就掩护,我们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不该乱斗。王洪文于是写了我很多大字报。

我们的“捍卫队”一成立,就得到工人的拥护,一下子就有4、5千人参加,而王洪文他们直到1966年9月份时,至多也只有100到200人。“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签“五条”,我们反对:怎么卧轨拦车破坏生产,反倒成了革命行动?于是我们组织游行抗议。抗议口号是:“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双五条是大毒草”,这个口号是我拟的。这个游行是我们厂单独行动的,没和其他厂一起组织。当时杨浦区区委书记打电话来叫我们不要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下午二点,早班工人下班,常日班的工人也快到下班时间。两个班头的工人都用业余时间参加游行。从国棉17厂所在的杨树浦路,一直游到外滩,沿途许多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到了外滩,厂里一个工人打电话来说:“你们游行游得好,生产我们顶!”游行途中,北航的红卫兵见是反造反派的游行,很反感,要抓领头的,问队伍中工人谁是领头的,工人们保护我,说不知道。我们最后休息在一家电影院。潘月法(上海赤卫队总部常委)知道了,马上赶来,对我们说: “我代表赤卫队总部向你们祝贺。”我们要求曹荻秋接见。我们知道,领导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但我们也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辫子说我们是“保皇派”。后来是王少庸到我们所在电影院来的,我们要求去北京反映情况,问问张春桥这样做对不对。王少庸同意了,派了我们厂15个人,我和潘月法也去了。

到北京是中央接待站接待。那几天正逢周恩来在北京体育馆参加什么集会,我没去,但让去的人把周讲话记下来。周讲话和北京接待站人讲话,都是大路货,他们当时也不可能讲倾向性的话,但他们都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打击一大片,我们听了也很满意。我们感到自己是对的,毛主席应该知道我们的。我当时觉得,赤卫队都是忠心耿耿的,保卫党委,保卫党中央和老干部;我觉得这些老干部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怎能全都打倒?!后来,赤卫队总部虽然想将我作为委员,但我和总部的人联系不多。《解放日报》事件我们没有参加。我当时认为,厂里情况我熟,好人坏人分得清;外面和市里的人,我不了解,弄不好会被利用。

张春桥曾经接见过我们。张春桥是两面派。我们当时反映王洪文和潘国平(工总司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厂里的表现,张春桥当面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会调查。后来根本没有下文。我们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派。他们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会打人,我们却只会实打实地讲道理。形势越来越令我们不理解,党中央发的这个那个文件,也越来越使我们搞不懂了。我想,我们的想法中央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形势还是这样发展?!

形势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康平路事件后,各处“赤卫队”被砸,还听说玻璃机械厂的“赤卫队”头头被抓。我们于是也作好准备,将当时算值钱东西的手表放在家里不戴,平时穿破旧衣服上班,准备被抓。果然,一天晚上,一群学生和造反派来我们厂抓人。我怕两派冲突打起来,就说“我去吧”。一到厂门口,就被塞进一辆冷藏车,开到提篮桥,又换了辆轿车,把我关进提篮桥监狱。我被抓后,开始下面队伍没散,大家到杨浦分局去要我。在公安局,一开始对我也还算客气,但没多久就将我当敌人,审我的人气势汹汹,说我反对文革,说我反革命。

关了一个多月后,我被放回厂,回保卫科报到。保卫科里除了我都是造反派。我正坐着,王洪文来了。他是东北人,平时说普通话,这时却学着上海话,拍拍我的肩说:“马骥,交关对勿起,我负责。”我没理他,弄得他很尴尬。其实,说是放我回厂,实际就是让我回厂挨批斗。不久就让我去二纺车间,监督劳动,出布机垃圾。每天强迫我身前身后各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赤卫队黑头头”、“铁杆老保”等字样。他们强迫我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我就抄毛主席语录作为汇报。这样我经常挨斗。后来,时间长了,我和二纺车间工人干部关系熟了,就渐渐不斗我了。不过,厂里的造反派还经常斗我。

国棉17厂成立厂革会后,王洪文是厂革会主任。成立厂党委时,我没投王洪文的票。王洪文当时还差2、3票,就可以得全票。造反派说,王洪文能当中央委员,难道不能当厂党委委员?他们就查是谁不投王洪文的票。当时选举是划块选举的,我是二织选块的。他们统计后,发现这个选块王洪文少了一票。他们就查选票,怀疑是我不投票。

正在这时候,厂里有人写匿名信反对王洪文,厂里于是借查匿名信之名,将我隔离在厂疗养所一个多月,说是给我“办学习班”。开始我很奇怪,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关我。我之前确实也写过信,但都是署名的,署上我自己的名字。一封是“一月革命”前写的,给曹荻秋,说王洪文造反动机不纯,四清工作队没重用他,他没当上厂文革主任才造的反。我了解王洪文,当时要是封他个官,他就不会造反了。另一封信是“一月革命”后写的,给张春桥,也是反映王洪文的问题。

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反王洪文,不投王洪文的票,我才明白是为了这一票而将我关起来。审问我的人说王洪文是中央委员,代表党中央,反对王洪文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说党章规定党员有投票自由,我高兴选谁就选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我没敢说“王洪文不代表党中央”。他们还问我是否写过匿名信。就这样,4个人,其中两个人还都是保卫科的,轮流看住我,不让我回家。与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厂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对象,厂里说他们这个有政历问题,那个是军统特务。厂疗养所成了关人的地方。我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漂亮疗养院,四人服伺我,吃饭有人陪,小菜一毛五。楼下中统楼上我,敌我同住疗养所”。

他们整我,将赤卫队袖章做成马夹背心,逼我穿着在各车间游斗。整我不算,还整我妻子。我妻子也是国棉17厂的。她早班下午二点下班,他们就在厂门口斗她,直斗到晚上9点。她上中班和夜班,下班都是晚上甚至半夜,他们照样斗。他们说我妻子“你男人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在上钢五厂,我女儿插队落户,我弟弟在船舶学校,他们都去搞。我想换个环境,调工作,他们不肯,说要卡死我。有人劝我向王洪文写信,我不肯。

1972年,或是1973年左右,我被从车间调往食堂,当管理员。结果没多久,《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我作为王洪文“不但能够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毛泽东的话)的实例。我看了很生气,不干了,回二纺车间,还当我的清洁工去。后来听说,那时其实有可能调我去厂部的其他办公室,王洪文不肯。所以可见,王洪文的气量还是很小的,他既要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又想卡我。我干活时,王洪文经常到二纺来,他来我就避开,我不愿理睬王洪文。在食堂里吃饭时,王洪文有时向我招手,示意我坐过去,我也不离开原来的位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觉得,论文化程度,论工作能力,论思想水平,论口才,他都与我差不多,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已经很可以了,怎么还升到了市里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这样的人怎么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总有一天要掉下来的。

李剑钰口述

我生于1939年。1956年进申新6厂,当时只有17岁,是申新6厂最后一代练习生。练习生是学习当管理人员的,练习生结束后,我就担任印染车间的统计。我父母都是工人,而我进厂就当了管理人员。当时我们都是非常听话的,叫干啥就干啥,平时连打个电话都会脸红。

1957年3月我被调华东纺织局第二干部学校(在天山路上),学习统计业务,学期半年。1958年4月,毛主席号召干部下农村下基层,我们厂党委负责人带队去南翔一个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下乡劳动半年,1959年就在南翔应征入伍,参军到地处青岛的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机械,半年后留校工作,担任区队长。1962年12月,我在部队入党。1963年10月复原回厂,这时厂名已由申新6厂改为国棉31厂,我被分配在厂党委组织科。1964年下半年“社教”转“四清”,我被借调到“四清”工作队,最初在机电一局所属上海铸钢厂工作队,后来转到纺织局所属毛纺厂工作队。先去17毛(上海第17毛纺厂),后去18 毛(上海第18毛纺厂),在18毛,正要结束“四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年我27岁,尚未结婚,还是个单身汉,住在国棉31厂对面的工厂宿舍里。所以我人虽然在工作队,但每天吃早饭要去厂区的食堂,进进出出,厂区内贴的大字报都看得到,对厂里运动发展十分了解。

据我了解,我们厂党委最初号召大家贴大字报,只是根据《16条》所规定,做了一般性的号召,没有专门指定要贴谁。当时被群众“揪”出来的“黑帮”,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而是“四清”中被查出有贪污行为、挪用公款的对象。例如XX,文革前是厂托儿所的管账,却克扣孩子们的奶粉,“四清”时受到退赔100元处分,文革初期被贴大字报非常多。另一个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是一个平时牢骚话较多的工人。当然,这些话放在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

群众的大字报到7月,逐渐转到党委领导身上。贴大字报的都是平时表现不太好的一帮人:有的干活不卖力,有的曾有贪污行为,有的轧姘头骗人家的钱,事情被戳穿后,翻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墙避难未遂被抓。也有的人,我们当时认为有问题,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例如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出身不好”。但贪污、诈骗、通奸,这样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被人不齿的。所以我当时很看不惯,觉得这些人自己有这样那样问题,却对党委左一个质问,右一个勒令;自己屁股不干净,硬说别人整他黑材料。他们今天围攻这个厂级干部,明天围攻那个党委委员,每天下班后闹得很厉害(当时搞运动都在下班后)。1966年8月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同意对党委的攻击。大字报虽未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我写的是谁。大字报一贴出,便受到少数派围攻。说我的大字报是党委的救命稻草。当时还不称“造反派”,而称“少数派”,因为他们人数少。

其实,没有任何人让我或暗示我写大字报,我是看不惯,打抱不平。我在党委组织科工作,对党委的情况了解,对那些人的情况也十分了解。而且,我的经历,我所受的教育,也决定了我当时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矛头不应指向党,有意见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现在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党中央号召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那些人站在党的对立面,把所有的干部都看作运动对象,大方向错了。我的依据是《16条》。《16条》上面说是揪“一小撮”,而不是打击一大片。其实现在看来,《16条》两面都能解释,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1966年9月23日晚,造反队又围攻党委干部。当时我们厂已进驻了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派说要开辩论大会,通知工作队,工作队同意了。我那时仍借调在毛纺厂的“四清”工作队,朋友怕我吃亏,特地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参加。但我年轻气盛不买账,从工作队下班后赶回厂,闯进会场与造反派辩论。辩论中心是“矛头对准谁”。这次辩论我们占优势,我们多数派在厂里占了优势。形势就这样将我卷进31棉的文革运动。我向所在“四清”工作队提出回厂参加运动。当时我是工作队的材料组长,工作队长不放,经我工作的国棉31厂工作队长商量,用手下一名分队长替换我。1966年10月18日,我回到31棉。

我们厂的造反派开始是108人,被称为“一百零八将”,老中青都有,如黄金海等是30多岁,XX40多岁,XX 50多岁。而我们多数派则以年轻人为多,共700多人,到1966年12月底,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是750人。当时全厂职工人数是8000多人,党员700多人。

对“安亭事件”,我很不理解。张春桥我本来就没好感,觉得他极左,现在又是他签订“双五条”。这些造反派,不做生活,破坏交通,中断铁路,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张春桥却承认都是革命行动,还要送面包去,再用卡车把他们接回来。“安亭事件”刚结束,11月15日,我去市委接待站,还去华东局,要求澄清。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我们,说对造反派不支持、不参加、不赞成;还说马天水正在中央开会,上海的文革情况每天都向中央汇报,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这次谈话我们作了录音,文革结束后,我把录音带交给了中央工作组)。我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组织与造反派抗衡。曹荻秋说,全市性组织要看中央决定,现在不宜组织。他建议我们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为好,灵活,如果中央以后不同意,也有退路。当时我就产生了成立组织的想法。

以后不几天,中央发文件通知销毁黑材料,要各方派代表参加。我们厂是工作队为一方,造反派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为一方,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一方。我对工作队长说,我们也要参加。工作队长反问我一句:“他们代表他们的组织,你代表什么?”我说:“那我们也成立个组织!”工作队长说:“你们要成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于是马上出海报,发通知和邀请。通知了各方代表,也邀请造反派,到下午5点钟就开了成立大会。现在想想,会开得真迅速。事后我才知道,市委当时有个精神:多数派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

我们组织的名称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我们规定,编制是干部的不能参加。编制是工人可以;支部委员等党的干部,只要编制是工人的,都可以参加。大多数干部感情上是倾向我们的,许多干部要求参加,我们劝他们别参加,我们不想给造反派抓把柄说我们组织里都是干部和当权派。可以说,我们厂赤卫队的成立,是我们自己要成立的。造反派有组织,动不动以组织出面,我们没组织,不能形成力量制约和抗衡他们。工厂党委和市委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我们成立组织的,但他们没有直接指使我们。虽然可能有暗示,但确实是我们自己组织成立的。

“三停”(注:指当时造反派诬称赤卫队要搞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没有的,《工人造反报》上那篇揭发“赤卫队”搞“三停”的文章影响非常恶劣。当时可能有人讲了些气话,说市委“蜡烛”(注:系上海话,即不点不亮,不说上几句不明白之意),造反派不生产停交通倒是革命的,难道非要我们也将生产停下来?但这最多只是气话,最终没有形成决议。当时的决议是决定游行抗议,如果不能游行,就派先遣队去北京。而在那篇文章中,似乎赤卫队已通过“三停”决议,并已布置实施,这不符合事实。

1966年底发生的“康平路事件”还没结束,12月28日,我就被关进杨浦公安分局,当天转到市公安局,1967年1月9日深夜又转到虹桥路,和港务局的当权派李广关在一起。我对文革始终是想不通的,大批老干部靠边,受迫害,我对照历史,觉得这是杀功臣。令我转变的是中央给造反派的贺电。中央贺电来时,我正被关着。当时我说,我们是先天不足,毛主席不支持我们。我想,毛主席都支持造反派,我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我应该转变立场。但是,我心底始终有想法,我只好尽力不去想。有时实在熬不住,私下里讲讲,就被当作典型批判。批右倾翻案风、批邓,还有其他什么运动,我反正都是反面典型。批邓我也是典型。1974年批林批孔,因我同厂武装部长关系好,就说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那位部长说过:我没有枪,有枪把造反派全毙了。这话被揭发出来,说他对造反派刻骨仇恨。

1967年2月13日我被放回厂。先是天天在厂门口,挂着牌子,清扫工厂要道,造反派这是存心出我丑。两星期后下车间当辅助工,在织造车间打包、修口。“九大”前恢复我党组织生活,但其他方面仍“靠边”。直到1973年5月,要我写认识,对我“落实政策”。我是被“落实政策”最晚的一个。1973年6月1 日,让我到供销科搞计划。而在此之前,1972年我还挨过批。原因是厂里要批《工业70条》,我认为70条没什么不好,不肯批判,于是又挨批判。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上。

自从“康平路事件”后,我就再没有与赤卫队总部其他人来往过,直到文革后才重新来往。

黄金海文革前表现还可以,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责任编辑:胡斐


作者:李逊采访整理 来源:《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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