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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晚期的“保守派悖论”分析——以外交部文革为例
[ 作者:老田    转贴自:破土网    点击数:644    更新时间:2017-8-16    文章录入:红山石

【破土编者按】到了文革晚期,很多保守派发现,跟着当权派把造反派“整熄了火”,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保守派悖论”。本文主要以外交部的文革为例,剖析一下保守派悖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与保守派悖论相关的中国政治变革过程。

在文革期间,保守派与当权派合作镇压造反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镇压完造反派之后,保守派多数不仅没有得到升官发财的好处,还在政治上成为多余的人,这种巨大的心理失落感是空前的,老田把这个称之为保守派悖论。

老田始终认为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想要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为此支持学术界的“小资本”批判“大资本”(学术场域的大小资本竞争是布迪厄的一个概括),据此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而造反派的文革,则是针对日常政治生活中间的异化现象,而“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政治生活异化的人格化推动力量,这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坚持批评的两大对象;第三个文革的内容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镇压造反派,对照文革结束后的改革经验和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管理经验,目的实际上是要终结管理权的开放性,封闭跟随管理权开放性而来的毛氏公共领域,重新划定公私领域的界线,把面对面这一层级的管理权包括在私人领域之内,这就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一致性了。以此而论,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闪展腾挪,最终目的却是实现了把自己的政治主体性非法化,这应该是大多数保守派群众所未曾预料到的。因此,保守派参与政治的合法性,与造反派一样,端赖于毛氏公共领域是否存在、是否合理。

本文主要以外交部的文革为例,剖析一下保守派悖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与保守派悖论相关的中国政治变革过程。【本文所引的事实,多处于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和邹一民先生关于外交部文革的系列回忆文章。】

一、“保守派悖论”现象的普遍性

到了文革晚期,很多保守派发现,跟着当权派把造反派“整熄了火”,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这个现象老田称之为“保守派悖论”。这个保守派悖论,还不同于历史上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保守派不仅意味着权力和利益分配方面的失落,还意味着保守派本身在政治上业已丧失了全部的合法性。只有把握了保守派悖论之后,才能够准确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重要思想——“文革两派都错了”。

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的一些成员至今不能够接受,一位名叫詹才扬的人为章迪杰回忆录的序言中间说:

“如果说文革中的百万雄师有‘派性’的话,倒也确实。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百万雄师的所作所为,诸如肯定解放后的十七年,竭力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反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错误行为,反对砸烂公、检、法,反对抢枪乱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等等、等等。据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百万雄师的‘派性’不正像共产党的党性吗?这样的‘派性’也要反对吗?有这种‘派性’的人不嫌少了点吗?……说文革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即‘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论断恕我不敢苟同。当年七亿中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卷了进去,所谓两派就是这个大多数的两个聚合体,一派造反,一派保护,保护也是错的吗?……文革中的两大派是尖锐对立的,一派为四人帮所利用,一派则是坚决反对四人帮的,他们几乎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由此可见,‘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背叛,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就是站在四人帮一边说话,这是不能允许的。……我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该发生的革命,是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人民群众既是受害者,又是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保卫者。所谓两派,其中一派是破坏者,另一派是保卫者,破坏者有罪,保卫者有功,罪者当诛,有功者该奖,天经地义。因此,说‘两派都是错误的’的人才是真正的错误。历史不属于个人,历史不容歪曲,历史对此会作出公证。”【詹才扬,为章迪杰《疯狂岁月》书稿所写的《序言》电子稿,2004年5月18日于武昌;该回忆录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峥嵘岁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未收入这个序言】

据谭启龙回忆,邓小平在评论浙江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期两派表现时说:两派都错了。邓小平这个评论出来之后,人民日报上还专门宣传过,但这个说法过于简洁——只有一句话,其重大和深远的政治含义不容易呈现出来。因是之故,文革保守派的很多成员——包括其中很多愿意思考的成员——至今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们紧跟当权派把造反派都镇压下去之后,我们自己就变成多余的了?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不说,甚至,政治上还变成了错误的了。

实际上,保守派的合法性不在于其保护当权派,或者捍卫当权派的利益死整造反派,这对于当权派个人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整体的当权派地位则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是有不如无。保守派参与政治的合法性,其实与造反派是一样的:即管理权对被管理者的开放性。

在通常情况下,管理权由受过专业训练并在相关管理岗位上有过多年历练的当权派掌握、行使并垄断。一句话,管理权由具备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官员垄断是常态,在这种常态之下,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对管理事务都毋庸置喙。对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被管理者开放管理权,是“非常态”的事情,在中共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间,也不是官场多数人都拥护,更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是1927年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确立的革命规矩,按照毛泽东自己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的著名总结,其特点是: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后来更发展为,要求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要象总经理那样,关注并参与全部的革命管理过程,诸如思考并解决后勤问题(所谓打土豪筹款子、一切缴获要归公)、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创建根据地、打仗消灭敌人,这就是所谓的三大任务。有了三大任务之后,才有了红军(后来是解放军)被称为战斗队、宣传队和工作队的可能性。1948年毛泽东对管理权开放性的特点,再次总结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三大民主”,这系列的说法都对应着一个最基本当然也是最重大的事实: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

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应该说,受到绝大多数官员发自内心的反对,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由此,被管理者对于管理权的参与,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理者自己创造其条件的事务:用群众的批评意见促使官员们接受他们不情愿的管理权开放,因此,被管理者对于管理权的分享,除了熟悉管理事务学习相关知识了解相关管理信息的技术性方面之外,还时刻被要求以批评意见形成有效的舆论压力作用于当权派,使其接受管理权开放的要求这样一个政治性方面。

逼迫官员们接受管理权开放的要求,是与群众的批评权联系在一起的,这后来逐步发展为毛泽东的路线斗争范式,建国后,在管理权开放性要求中间,技术性的一面逐步程式化,政治性的一面则逐步加强,群众批评权的地位反而逐步上升,文革期间则上升到了顶点。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成为路线斗争的凭借和依靠。这个在革命时代确立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为毛泽东一生所坚持,在文革期间被再命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可以称之为“三湾宪章”,在毛时代单位制的管理中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落实,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也是重申三湾宪章的管理权开放性要求。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之后,就需要吸引被管理者投入管理事务的热情,诱导甚至强行要求群众对管理事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掌握相关信息和知识,毛时代老田上小学时,每个学期写自我鉴定,都需要对自己政治上是否要求进步、表现是否积极做出评定——也就是说,自己对管理事务投入了多少、投入产生的效果怎么样,这需要自己先给出评价,然后才是班级鉴定和老师的鉴定——他们也需要对个人的投入及其效果给出评定。

群众对于管理权的分享和参与,特别是群众对于干部的批评权的行使,导致常规管理条件下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的部分公共化,还由此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并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形成的“毛氏公共领域”。正是在毛氏公共领域中间,干部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考察个人参与管理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及个人参与过程的有效性观察),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群众之间的相互评定等,一句话,共产党所谓三大法宝中“党的建设”“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在这个具体的公共领域中间开展和进行的。关于毛氏公共领域的相关分析,这是共产党在干革命年代对于常规管理想象力的一个根本性颠覆,也是毛泽东与苏共有着重大不同政见的关键领域(反修防修的起点就在这里),也是毛泽东和老共产党人创造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性实践的经验所在,这需要写一篇专文来展开分析,本文不拟多加涉及。

在文革的具体政治博弈中间,保守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反对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等到造反派行使的批评权被视为反革命罪行而遭遇到系统清算之后,也就相当于把毛氏公共领域封闭了一大半。而根据邓小平的表述——两派都错了,这是要求干净彻底地全盘封闭毛氏公共领域。保守派从反对造反派开始,到帮助当权派封闭毛氏公共领域结束,在逻辑上就取消了自己的一切合法性。

文革结束后,许多保守派群众的心里失落极其巨大。1986年王绍光教授回武汉做文革口述史访谈,就已经有保守派表示悔不当初,还说要再次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他肯定要参加造反派。据老田所知,对毛氏公共领域怀有朦胧和朴素的好感,多是底层的蓝领工人群体。知识精英阶层中间的保守派成员,文革后多数不愿意回头看,而是直接投奔他们还缺乏基本了解的美式民主。正是因为缺乏了解,美式民主才能够承载他们内心深处的期盼。

从邓小平主导改革的经验看,封闭毛氏公共领域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重要步骤:首先是强调按劳分配,把被管理者的根本利益变成管理者的管理权力,实现管理权向干部手上的集中;第二步是推行一把手负责制和企业的承包制,并在舆论宣传中间把管理权的合理行使说成是企业利润的唯一源泉,在意识形态过程中间把劳动彻底边缘化、把权力彻底中心化;第三步是经过聘用制、合同制的过渡,最终走向买断工龄,把劳动者彻底雇佣化。大约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在“面对面”管理这个层级的管理权开放性程度,现在已经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毛氏公共领域的彻底封闭,相关领域也完成了转型变成了私人领域,在法律上,相关事务都成为私法的调节对象,应用“意思自治”原则去解决。

在官僚权力垄断性增强之后,单位内部的毛氏公共领域彻底消失,普通民众的政治贫困化感受上升,结果,一些保守派成员就带着权力公共性的朴素期盼,走向要求美式民主政治。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期待某种节制权力的机制存在,不过他们的幻想在于:西方公共领域的民主不可能介入私人领域,更无从改善个人在微观机构内部因为权力剥夺和集中而产生的政治贫困化。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期待在民间广泛存在,中国公知对于美式民主的宣传和解读,着力突出或者许诺美式民主将改进私人领域内的个人政治贫困化,这已经成为美式民主内销过程中间的“中国特色解读”,目的当然是满足这部分心理需求,借以争取民心民意。

就老田做文革口述史研究的经验而言,在所接触的保守派成员中间,今天走向美式民主的人数不少,其中有些人热心鼓吹和贩卖美式民主能够解决私人领域问题的“特色解读”,更多的人则成为美式民主“特色解读”的拥趸,结果真的就像当年造反派所批判的:这些反对毛主席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群体,肯定是要走向反毛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变成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

一个人无论他要如何疯狂地反毛反共,但是,对于改进自身政治感受、远离政治贫困化的要求则无法拒绝。在毛氏公共领域封闭之后,寄希望于宏观政治领域民主化效果对私人领域的延伸,则是一个新时代的民主乌托邦。这样的民主乌托邦因其拒绝毛氏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改造,反而更加病态地拥趸美式民主,因为这是仅有的希望,如果真有一天美式民主到来了,这些人会惊讶地发现:我原本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二、“保守派悖论”的最完备演绎过程

这个保守派悖论最典型的集中体现是在外交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美女保守派和老男人当权派对账,结果却“对不上账”的故事:

1972年8月的一天,“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章含之:《跨国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在这一次对账过程中间,章含之作为前保守派成员,自认为是当权派不可或缺的战友,因此,一切基于本阵营损失最小化的策略,哪怕是机会主义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在乔老爷看来,那简直是笑话,老子当官是自己挣来的,还要你保?你有几斤几两?你没有搞清楚自己算老几吧?!前述詹才扬对于邓小平的批评,也内含着保守派和当权派是同一阵营的同盟和战友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于当权派和邓小平来说,这个所谓的同盟关系是虚假的,即便存在过,也不总是需要的。极而言之,在对政治贡献的评估方面,当权派认为保守派的贡献无限接近于零;反过来,保守派对自身贡献的评估,却大大超越了实际存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女和老男人的对账没有对上,至于詹才扬先生愤而声称邓小平是站在四人帮一边说话,那就更是一个笑话了——就好像詹先生比邓小平是四人帮更为强大而合格的对手似的。在这里,不得不说,造反派从自己参与文革的遭际方面(受到当权派不合理打压),具有比保守派更为有利的观察角度,从而能够更切近地理解毛氏公共领域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质。

当权派对于保守派参与政治的评价,远远低于保守派自身,是这种分歧的源头。毛时代,群众参政的形式之一,是大量提拔各种优秀分子进入政权,除了文革期间的保守派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合当权派临时需要的群众之外,各种劳动模范获得高级职位也很常见。在政府机关中间,劳模也往往相当的边缘化,一位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朋友说起他的感受,著名劳模马学礼在总工会就很边缘,没有什么人愿意理他。一位北航的大学生T毕业后在汉工作,他工作上与市机械局打交道很多,发现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在机械局其实非常不受待见。邓小平在1975年曾经公开主张过“台阶论”,反对“坐直升飞机上位”,这其实是官场人士的惯习:有且只有通过官僚阶梯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士,其资历和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够得到习惯性的认可。不仅造反派在官场受到当权派的敌视,就算是保守派或者劳模当官,也不被官场顺利接纳。邓小平的看法,不是偶然的感受和个别表达,而是内在地体现了当权派的一般性要求——封闭毛氏公共领域并让群众滚开——的要求。

一个人如何看待其自身的付出的努力和获得收益,在与他人包括上下级相处中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校核尺度,那些极端膨胀自我的人,就很难相处。萨缪尔逊早期版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间,提到东南亚华人资本成功的奥秘在于:这些华人是受压迫的少数派。这样的少数派,往往愿意为同等收益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只要是有机会这样的人总是率先获得成功。在中国内地,经过文革的检验之后,会发现相反的代表性群体,太子党群体就存在着相反的人格特征,同等收益愿意付出的努力,只相当于平常人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是为什么陈小鲁等太子党特别痛恨老师和校长的原因——他表现极差长期入不了团但他拒绝自省,象陈小鲁这样的太子党哪怕表现能够达到正常人的一半也会受到额外照顾的。在造反派的偏见里,也许太子党对自己的一份努力指望十份收益,而保守派也是一样的人,付出一份努力往往想要三份或者五份收益,为此目的,不惜谄媚权势,屈身媚上,成为那种受人诟病的马屁精式的的积极分子。因为这个原因,保守派往往成为体制的无条件顺从者,缺乏起码的批判意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是否开放毛氏公共领域持一种机会主义态度,而不认为是一种必须加以坚持的革命路线。

外交部的保守派王海蓉和唐闻生等人,实际上是一身二任,既是官二代同时又选择当保守派,特别是经过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之后,对于自身的期许又提升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外交部保守派和当权派的对账,其间的差别就大到很难弥合的地步。最后走向互不兼容和赤裸裸的、毫无原则的权力斗争。

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反对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之后,10月份王唐等人紧跟外交部当权派发起“批极左抓坏人”运动,开始整治造反派的第一个回合。1968年2月,外交部出现91名高官合写的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这个大字报明确提出要把外交部大多数造反派当做敌人看待,这个大字报受到周总理的强力干预说是“老保翻天”,短期内没有贯彻下去,但此后镇压造反派就是按照这个凝聚外交部老爷们共识的大字报来定性的。1968年夏天军宣队进入外交部,马文波和姬鹏飞乔冠华等高官紧密配合,依靠王唐等人作为专案组成员,经过接近四年的努力,至1970年在外交部打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600余人,近乎全部造反派成员都被一网打尽了,终于在外交部扫除了全部敌人。

照说,外交部已经是反文革派的一统天下了,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结果确实老爷派和小姐派相互掐起来了。这一次掐起来的原因是,乔冠华等人完全不承认王唐等人的功劳(即便是觊觎垂涎其美色的章含之,乔冠华也不肯承认其保守派身份和应有的功劳,参阅章含之回忆录《走进厚厚的大红门》),不愿意与这些保守派分享权力和地位。因为王唐等人相对弱势,还试图按照上头的精神,寻找妥协均衡点并与乔冠华合作下去,王海蓉亲赴乔冠华办公室征求其批评意见,乔冠华很轻蔑地说对她没有意见。(邹一民)

外交部的老爷们在镇压造反派过程中间,造就了过多的对立面,在他们丝毫不给造反派出路的同时,自己也找不到出路,老爷们面对他们用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打击的1600多个五一六分子,就像是坐在干柴堆上一样。为此,主管干部的许寒冰(姬鹏飞的老婆)和符浩、杨克明等人,从风险最小化出发,以欺诈手段把受打击的造反派都“批发”给外交部干校所在的湖南省委,结果,许多外语人才下到基层小学去教外语、管档案。未能够批发出去的干部,还大量地丢在农村的干校中间,直到1978年外交部还有700多人滞留在干校,等待分配工作。(马继森)外交部的老爷们,不愿意接受保守派的过高合作的合作要价,拒绝合作而选择对立,同时,受到过度镇压的造反派群体,早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排除的隐患,就这样,外交部老爷们选择了自绝于外交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多数,成为以乔冠华为首的“光荣孤立”的一小撮。

三、1970年代的“外交低能症”

在外交部大批年青的造反派被打击,随后被赶出外交部之后,老爷们的外交业务水平下降到了最低水平线以下。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外交部的老爷们绝大多数是革命干部出身,业务水平和外语水平都极低,完全依赖年青的翻译和助手来共同处理外交事务。文革开始之后,外交部2200多人中间,造反派接近1700人,占据绝大多数,老爷们通过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造反派扫地以尽之后,熟悉外语、外交业务和工作章法的青年助手,就变成极端稀缺的了。1971年章含之被调入外交部并获得快速提升,除了婚姻助力之外,外交部彻底镇压造反派留下的大量空白,确实有待填补。

在外交部老爷们的主导之下,编制有2000多人的外交部,真正办理外交业务的人数极少,大多数人不是在“挨整”(造反派是专案对象)就是在“整人”(保守派或者逍遥派是专案组成员)。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外交部老爷们领着大家,专门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据老田访问邹一民先生得知: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前,国际司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在办业务。

在外交部的官老爷把大多数造反派整成反革命之后,外交业务水准的大幅度下降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结果闹出空前的国际笑话。——“1973年5月7日,首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路上,由于人生地不熟和翻译的疏忽,误入当时与阿拉伯国家为敌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此举被误认为象征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纽约时报》第二天便刊登此消息。周伯萍14日被召回国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认为‘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这个国际笑话说明,外交部的老爷们不仅仅是外语不行,同时,在外交工作中间也毫无程序和章法,相关事务没有人负责认真校核,靠想当然去对付工作。“想当然”可以用于外交部死整造反派和抓五一六,但不适合于办外交。

不惟如此,当时在外交事务上的机会主义选择也极其严重。在2015年9月上旬清华的会议中间,伦敦经济学院林春教授在专题发言中间指出:在1973年前后,外交方面多次机会主义选择,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她具体讲了几个例子: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以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左翼阿连德总统,智方驻华大使很有骨气,不愿意与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法西斯政权合作,向中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结果被外交部的老爷们驱逐出境;在巴基斯坦东西巴分裂问题上,印度武力支持东巴独立,中国却率先承认了由东巴独立而来的孟加拉国;在安哥拉革命中间,中国竟然站在反动派一边,与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立场一致。

这几件事所揭示的机会主义立场,确实很损害中国的形象:一方面宣传上高喊反帝反修,一方面搞机会主义。目前不清楚这几个案例的详细决策过程,但是从外交部老爷们垄断全部革命的合法性去死整造反派这一虚假设立的思想对立中间,可以窥见某些端由——把别人说成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结果,也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及其狭隘的出路:以最最革命、最最反修的姿态去表现自己。外交部的老爷们在处置造反派的几年里,一手握大棒把大多数打成反革命,一手玩表演自己怎样最革命最反修,为了前者需要配合后者。这三件事情上,中国都是简单地站在苏联所反对的方面。外交部的老爷们虽然以法西斯手法整垮了造反派,但是不得不时刻防范对方的翻盘,为了安全和不给潜在对立面的批判借口,自己只剩下一个选择:以最简单的方式投机,外交选择以名义上是否革命、是否反修来校验。所做出的外交选择,首先是要满足投机的需要,此时,外交专业知识和国际形势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外交决策的帮助作用就被人为地最小化了。

外交部老爷们把全副精力放在如何彻底镇压造反派方面,重大外交业务,到了火烧眉毛时期才随便应付一下,或者选择机会主义立场随意处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周伯萍那样的国际笑话是必然的,老周没有出笑话,老李也肯定要出。在1970年代早期中国外交环境急剧转好的时期,外交业务水平却反向下滑到了极低点,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变革不合理国际格局的唯一珍贵机会,被彻底浪费掉了。

毛虽然不赞成严厉处分周伯萍个人,但是,周伯萍所闹的笑话说明外交部内部在政治和业务方面的腐朽堕落程度之高,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不从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出发,为了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充分走出去,彻底整顿外交部也是必需的。1973年7月4日晚上,毛泽东谈到外交部一些人看问题的方法,顺带评价了一下这伙人的业务水平,说“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指亚洲司——笔者注),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邹一民)“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毛主席对于外交部的严厉批评,被周总理拦截了很大一部分说成是自己的各种不足,为外交部揽下了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周总理主动做自我批评时,一些投机分子如乔冠华和邓小平等人,还借着周总理的高风亮节,死命地往周总理头上扣屎盆子——似乎周总理一个人就能够办好外交、没有办好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还有头脑昏聩的人士如江青跟着跑,毛主席自己最后不得不出来为总理解围。不管怎么说,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之后,世界上最大的黑帮老大开始有点“怂了”,重建更加和平与平等的国际格局的机会空前上升,但是,这个机会却没有很好地配合中国自身的外交努力去把握。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总理为此主动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乔冠华和王唐等人则趁机把责任推卸出去,扣在周总理头上。既然都把问题扣在周总理的头上了,他们自己就没有了自我批评和改进的必要性了,下来之后继续内斗,于是就有了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的“小姐派”与“老爷派”的对恃。

最后我们知道的结果是: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没有起到丝毫的正面效果,1970年代的大好国际形势,最终未能加上外交部的主观努力去拓展和合理利用。等到邓小平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外交战略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就更不需要考虑这个大好形势了,只剩下如何巴结美国的唯一努力方向了。中国人民在朝越两场战争中间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艰难赢得了胜利,把胜利兑现为优势的机会在1970年代早期出现了,结果却被外交部白白浪费掉了,最终未能最后兑现为有利于中国长远利益的外部国际秩序。当然,这种秩序能否顺利建立和稳固,可以先存而不论,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见到过外交部稳健有序的努力过程。

如果从狭隘的造反派观点看问题的话,外交部老爷们从彻底镇压造反派的愿望出发,后果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外交能力,在1970年有利的国际关系格局中间,提升国际关系的平等性和重建新秩序的实质性的收获,则近乎为零。外交部的全部成绩就是——在一些国家主动表示愿意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时,及时地派出了大使馆,如此而已,实质性的收获什么都没有。要因此说,没有造反派就没有中国的外交,那肯定是过分了,但是,说外交部的老爷们和保守派不能够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办好外交,则证据确凿,根本不容抵赖。

四、德性与政治的关系——说说“保守派人格”和太子党现象

在造反派和当权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中间,有一种对于德性的体认,暗中起作用。中国古代的儒家,笃信私德的进步会有助于公德的提升,从内圣开出外王来。反过来,公德很差的人,私德也不会好,再怎么包装都是无效的。记得老田刚刚开始做文革口述史的时候,访问到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她最早转抄大字报去清华支持蒯大富;在与她的谈话过程中间,老田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看得很重,她很不以为然,虽然不是呵斥但却是以足够高的声量强调说:你不要问这个人是个什么派,要先问问他是个什么人。信哉斯言,很多老造反派很不耻的马屁精式积极分子——保守派,就是看一个人在利益、机会和声望诱惑面前能否正确对待?这是中华民族深入到骨子里头的一种信念。一些老造反派的“自以为是”“唯我独左”,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是冒着风险和巨大的压力起来造反的,经过了这样的选择和打压的过滤机制之后,本身就获得了一种德性高尚的证明。

与此紧密相关,外交部老爷们镇压群众被造反派进行“本质论”的解读,认为陈毅等人亲自或者放纵对群众的镇压,犯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德性,足以说明其本质;而当权派则愿意把自己的错误行为,放在一个长期的系列性表现中间去界定,认为文革初期犯错误不过是一时失足,不体现本质,“一贯表现好”是更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会谨慎地评价后续行动对于自己的损益,但是,总归有一个合理的“度”:那种过度在乎个人权益损失的人士,任何真话都不敢说,这在造反派偏见中间就被鄙视为“保守派人格”——其行为特点被总结为“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按照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过分在意个人权益的人就是那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这种人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间是一种马屁精式的存在,为了爬上去不惜干一切事情,整个文革时期,很多保守派就是在当权派的指使之下,把自己的同学或者同事打成反革命的。这种人不仅难于坚持公德或者私德标准,实际上连捍卫自己的真实情感需要都做不到。章含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间,把自己与乔冠华的结合粉饰为爱情,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连老田这样的职业农民都骗不了。老田是长江边上种水稻的农民出身,原本就土气得要命,多以乡下人“娶媳妇”的眼光和想象力去看待两性的结合。虽然老田自己缺乏想象唯美爱情的经验和实力,觉得那个很遥远很难于想象,但还是读过几本琼瑶的小说,不管怎么说,琼瑶的小说情节还能够让人相信,能够让人看到男女相互吸引过程中间的那种唯美的意境。依照章含之回忆录描述,乔章双方的交往和接近,连“怪蜀黍”诱拐小白兔的说服力都没有。

前几天无意之间看到杨澜请杨振宁谈爱情的节目,这种典型的“身体资本化”经营案例,还硬是要粉饰为爱情,老田一下子被恶心到了,当即就想起了章含之的爱情。很多人写文革回忆录的时候,往往要正面包装一下自己,《吴法宪回忆录》浓墨重彩地谈到了他那没有实现的孝心的种种遗憾(吴建国后当了大官,他父亲还继续活了12年才去世,但死之前一次都没有见过这个有出息的儿子,吴说他为此长期感到遗憾,甚至还认真地抱怨刘亚楼某次不批假),章含之的回忆录中间花了很大力气谈她与乔冠华的唯美爱情,这两个人都把老田恶心到了,曾经想要抽时间专门写一篇文章,题目拟好了就叫《从吴法宪的孝心到章含之的爱情》。肃清“文革流毒”,实在是任重而道远,许多人在文革回忆中间,假装看重私德领域的价值,毫不反省自己的投机取向,甚至还把自己的败德行为和机会主义选择,说成是“因公废私”的结果,还借此把自己打扮成深刻反思文革的样子。在这一点上,老田高度服膺毛泽东的观点,改正错误的前提是承认错误,绝不会相信那些揽功于己、诿过于人的人,做自我批评是个人改错求新的起点,据老田理解儒家也是这个观点。

儒家褒扬“临财勿苟得、临乱勿苟免”,为正义事业要有个人担当。切近去理解的话,德性意味着一个人是否接受为正义事业付出高投入,在日常事务中间,降低一点去理解,就是愿意付出高投入去换取低收益的人,这样的人,才会是一个真正有益于人的人,而反过来,太子党那种一份投入要十份收益还嫌少的人,就不可能是德性完善和为正义事业而担当的人。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意译为《人己权界论》,这个很吻合中国传统,在人与人相处的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权益边界如何合理划定至关重要,一个人是把权益边界尽可能外推还是内缩,在很大程度上就其德性的标志。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要求当权派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正确对待自己,这是要求有优势的群体自省其身——不要过分外推其权益界线,而在造反派看来,作为当权派和保守派人格特征的主要标志,就是这两拨人把自己的权力界限严重外推到了过分侵害他人正当权益的地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群众的善意批评意见打成反革命,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造反派受到镇压的事实,就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不承认合理“人己权界”的本质论表现。保守派紧跟当权派镇压群众,就是越过合理的“人己权界”去行事的结果,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杜钧福)。

总而言之,从三湾宪章(1927年)到鞍钢宪法(1960年),都重申了管理权开放性目标,肯定了毛氏公共领域,但是,反右扩大化、四清期间的“搬石头”和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都说明了毛氏公共领域的异化表现和程度。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中间,造反派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坚持毛氏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同时要求加以完善,完善的努力方向就是批判其异化趋势及其背后的代表性群体——当权派和保守派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间所表现的政治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外推的话,如果异化的力量是长期的,那么纠偏的力量也应该长期存在,造反派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看作是异化力量的唯一纠偏机制,造反派这一自我期许,应该说毛泽东也是肯定的。即便是1967年8月毛泽东否定了外交部向左破局之后,造反派由此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长期联手镇压,但他依然在10月底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对照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过程,这实际上是为造反派“量身定造”的标准,但由于文革政治博弈陷入僵局,这个方针不具备实施条件,而只能够停留于合理想象之中。

保守派对于毛氏公共领域近乎无感,只是茫茫然地跟随当权派压制造反派的批评权,对于这一压制的后果如何,也是茫茫然的无感。而当权派自始至终有明确认识——要封闭毛氏公共领域同时结束管理权的开放性,不仅邓小平如此,胡耀邦亦然,胡耀邦当上总书记之后,不仅要求坚持严格的分工——工人就是干体力劳动、干部就是搞好管理,不几年干部时间参加劳动就成为过去式了,同时胡耀邦还强烈要求在生活做派上都要与被管理者群体区别开来,他带头穿西装,本能地提倡吃面包、喝牛奶,试图以统治阶级成员的西化生活方式与屁民阶层彻底区别开来,创造出布迪厄所说的审美趣味上的“区隔”。

近几年,老田有机会两次去延安参观,看到枣园的领导人故居和七大会堂旧址,产生一个强烈的感想:共产党越是土气,其群众化的特点越是鲜明,号召力和执行力却越强,不几年之后,破衣啰嗦的土八路就得了天下。反过来,要是今天官员们真的能够脱下西装去掉领带,在生活趣味上以群众为标准,说不定真的会急剧恢复其号召力和执行力,说不定真的能够领导一次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耀邦倡导的西装牛奶干部,是共产党“非群众化”的开始(但不是终结),此后,政府的执行力就逐步下降了,感觉上几十年来政权执行力和对社会事务的介入能力,始终呈现出直线向下的趋势,从未有过明显的回升。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表现出对供给制的怀念之情,这不是否定管理或者管理手段本身,而是对于人己权界中间有优势群体自我收敛的最高确认,这是儒家“心服”“王道”认识的起点。反过来,在政治上或者经济活动中间,追求过于外扩的人己权界,如同太子党群体那样,这是一个人是否成为破坏环境稳定、损害竞争力的源头。

在太子党人格的对立面,是农民工人格:干活多拿钱少还挺安定。中国处在今天的世界大局中间,农民工的竞争力是最强的,对农民工的合理扩大使用,让中国在工农业方面足以挤垮全世界。反过来,中国那些“拿得多干活少”甚至还天天嫌拿的不够多的精英阶层,应该如实地承认:他们没有任何全球竞争力,精英阶层的存在及其消极影响,是中国竞争力未能上升到合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如果精英阶层取农民化待遇,会不会真正地挤垮全世界呢?不知道,对照延安经验,这是最可能的正确答案。

五、乔冠华的末日——轮到老爷们来享受过度快速镇压的恶果了

应该准确地说,外交部的相关问题,如果结合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关键史实去对照,明显是老爷们对造反派过度不兼容造成的恶果,对造反派的机会主义处置态度这样一种内政处理模式,还被外交部官老爷们自然而然地应用到了外交业务方面了。

1970年针对外交部老爷们把造反派全部打成反革命的事实,周总理批判过“你们不要又头脑发昏”,1972年还严厉批评过外交部的极左。周总理批极左的所指是什么?很多人包括亲历者如人民日报的王若水,都硬说周总理的批极左是要在外交部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在后文革时代这个事实被反复放大、并重新包装为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的文革主张,试问,近乎百分之百的造反派都被外交部的老爷们打成反革命的背景下,还有什么造反派的极左可以批?

1972年之后外交部的真实情况是:熟悉外语和业务的青年人(绝大多数是造反派),已经被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下去了,然后,就是老爷们不打算与保守派好好合作了,结果就是出现了1974年老爷派对阵小姐派。由于乔冠华拒绝一丝一毫的妥协,因此,王唐等人也找不到妥协的空间,双方都寻求“外援”力争全胜和权力垄断,王唐等人投靠邓小平,乔冠华自以为可以利用江青。

老田2004年访问第六任驻苏大使杨守正老同志(杨文革前从辽宁省委秘书长位置,调任驻外大使),他提到1974年外交部批林批孔运动时,轻蔑地说:当时没有什么造反派和当权派的对立,就是“老爷派”和“小姐派”的争权夺利。很多老干部当时对这两派争权,持一种不介入和看笑话的态度旁观,所谓老爷派和小姐派就是这些老干部对他们的“谑称”。

造反派被镇压下去之后,出现了外交部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对恃,此时,老爷派过度低估保守派的政治贡献并蔑视其权力分享要求,反过来,保守派却极端高估自己的政治贡献并提出高到不合理的权力分享要求。双方长期对不上账,结果真的引发一场彻头彻尾的“宫斗剧”,乔冠华和章含之为此去攀附江青,试图撬动毛泽东之手去灭掉对手,王唐等人一方面放肆地垄断和利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在外交部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又私下里与邓小平结盟试图在毛去世后保持其优势,为此借康生之口去造江青的谣言。这些小伎俩很容易就被毛泽东识破了,毛泽东一方面认为“王唐那两只小老鼠看到我这艘船要沉了就要跳到别人的大船上去”,1975年9月底调毛远新当联络员替代了王唐;同时也蔑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小伎俩——“想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这个批注后来华国锋那里可是派上了大用场),综合起来看,毛教员坚持彻底的不合作态度,拒绝入戏——不参加你们导演的低级“宫斗剧”。

到了1976年十月事变之后,官场兴起一股“死整造反派、缴纳投名状”的风潮,外交部早就把造反派镇压干净了,结果交不出投名状,因此,乔冠华成为无法被信任的人。(凡属不缴纳投名状的官员,都会免职,对照另外一个经验事实,应该是有价值的。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他本人倒是有意识地拒绝再挑起两派矛盾,发动一派起来去镇压另外一派,这被视为抵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起的“揭批查运动”,结果被另派镇压积极分子万里取代之,宋佩璋被隔离审查数年之后,于1984年被免职。

当然,把乔冠华打下去,为了加强说服力,当时用了好几个借口。其中一个借口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当时被宣传为四人帮编造的借口、目的是服务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据梁效成员范达人后来回忆,这个说法直接出自华国锋本人,是华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间首次讲出来的,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发表梁效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光明日报》主编莫艾,当做帮派体系被隔离审查多年,最终认定也没有任何问题。看起来,加诸乔冠华头上的各种罪名,多属无关紧要,但是“非自然上台”的虚弱期领导人,对于不忠诚下属的不宽容程度是很高的,因为,一个不忠诚的下属在领导人的稳固期所能够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在虚弱期却能够产生致命性的损害,这是绝对无法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因此,在上层的虚弱期未能及时获得信任感,则是乔冠华下台的关键。

根据官场多数的经验,抓了四人帮之后,各级各部门的当权派,非常高兴地得到了一个死整造反派(把这些人说成是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力量)的机会,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借此获得了上层的信任,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就这样,上层的需要和各级当权派的本能,共同奏响了一曲“揭批查运动”的凯歌。外交部作为早已经干净彻底镇压完造反派的部门,就完全找不到这样的表现机会,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悲哀啊!就这样,乔冠华不被信任而完蛋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倒霉啊!

很多人倾向于简单理解“名实分离”问题,说那不过是政客的败德行为的表现,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典型的政治道德化,把德性拔高为政治的唯一根基。更为切合实际的看法是:现实政治中间的名实分离问题,是一个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名实分离肇因于无法公开声述的关键政治利益。无法公开声述的政治利益存在越是广泛,名实分离的现象就越是严重。在乔冠华下台问题上的名实分离问题,实际上肇源于政变上台的虚弱领导人的“风险厌恶”特点,这就是一种无法公开声述的特殊利益。与这个特殊利益相关,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间声称要坚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同时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是,继续革命理论和文革实践的人格化承担者——造反派群众,则在揭批查运动中间近乎被扫地以尽,这与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实际上,河南的申茂公和湖南的胡勇,都是造反派起家的党代表,还出席了1977年的十一大,这是因为两地领导人并不会因此被怀疑,华国锋本人是湖南调中央工作的,河南纪登奎等人与华国锋之间有着较高的互信关系。

当时有个说法叫做“斩草除根、不留隐患”,实际上最高层对于隐患的担忧,大多不是针对造反派因为他们早就边缘化了,而是针对位高权重却难于找到信任他依据的高官。因此,粉碎四人帮时期的普遍镇压造反派,按照十一大文件坚持文革理论和实践,应该是错误的,但许多当权派要通过这个行动来向最高层昭示自己的可信度:我们是你可以相信的代理人。文革在后来被宣称为迫害老干部——不正当地剥夺其权力和地位,上海的情况也恰好相反,上海的领导干部群体(都是老干部,没有造反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被撸下了百分之八十(陈锦华《国事忆述》),反过来,1967年9月上海参加结合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却超过了一半,应该准确地说,对上海来说,文革剥夺的老干部权位没有粉碎时期多,这也是一种名实分离现象。

名实分离的普遍性,与现实政治中间未经明确宣示的关键政治利益,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乔冠华实际上就吃亏在这里。对那些被外交部老爷们过度镇压的造反派来说,乔冠华下台肯定不是一件坏事,镇压人民群众的人原本就不应该有好下场,至于乔冠华这种把本部门镇压进度提高到大大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拒绝纠错的老爷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据老田访问邹一民先生所知,第二任军代表李耀文认为外交部抓五一六扩大化了,姬鹏飞、乔冠华都拒绝承认,还把此人外派出去任大使,当然就更谈不上采取纠正措施了。至于章含之回忆录中间“假装天真”来包装自己夫妇——在把华国锋矮化的同时来拔高自己,似乎政治场域中间仅仅存在着德性高低的简单对立,这样的历史和政治叙述有着很大的虚假性,对于历史和政治研究来说,只能够起到误导作用。要使用这样的回忆资料做研究,就需要格外仔细的甄别。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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