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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中“炮轰三员”事件及“红岩战斗队”成立         
武汉三中“炮轰三员”事件及“红岩战斗队”成立
[ 作者:杜良怀    转贴自:史实与求索    点击数:721    更新时间:2018-6-11    文章录入:红山石

武汉三中“炮轰三员”事件及“红岩战斗队”成立

杜良怀(武汉三中1967届高中生)

 

文革时期,学生运动或广义上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于1966年夏季,消亡于1968年夏秋之交。在这风起云涌、波澜起伏的革命大潮中,武汉市第三中学的红岩战斗队是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地区名声最响亮的学生造反组织。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红岩”始终是当年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难以忘却的历史标记。

作为全校性学生组织,红岩战斗队起源于文革初期三中发生的“炮轰三员”事件。

“三员”是观察员、巡视员、联络员的简称。三中的“三员”是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撤出后,又由市委派来的控制学校运动的。

1966年69日,三中校园中贴出了揭发和批判教师王活飞的大字报,王活飞被学生围攻和批斗,开三中学生批斗老师的先河。当日以汉阳区区长张效臣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三中。在工作组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全校停课,学生们在校外“破四旧”,“抄家”,在校内批斗老师和某些校领导,整“黑五类”学生。

在这个期间,也出现了学生自发组织的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进行思索和探讨的“学习小组”、“战斗小组”,这些学生小组织不受工作组掌控,因此而成为工作组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高三(六)班一群政治热情高、对文革运动敏感的学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小

组,成员有刘福臣、零家良、吴绪国、肖述龙、王汉臣等七八位同学,还有两位初中学生李江和孙自元。这个学习小组经常聚会讨论国家时事和学校文革运动。8月,该学习小组取名为“红岩战斗小组”。以“红岩”为名,取其红色的革命和坚强的含义。

武汉的文革形势随北京的政治风浪潮起潮落,但比北京总要慢半拍。当时蒯大富已被中央从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出来,武汉地区还在校园里“抓右派”;北京院校中多数学生已经理解文革的重点是“整走

资派”,并有“南下造反大队”来造湖北省委的反,在省委办公区域贴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大标语,而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当权派还在组织群众到处唱“湖北省委就是好”,围攻和驱赶北京学生,并在武汉各单位“枪打出头鸟”。

三中的工作组撤走后,市委接着派来了“三员”。“三员”替代了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文革运动,按照“巴黎公社的精神”选出了权力机构校文革委员会。但是,三中的这些文革委员们包括众多学生委员并不清楚文革到底要干些什么,校文革实际上被“三员”操纵。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红岩小组成员开始质疑和抵触“三员”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在班上学习和讨论“十六条”时,吴绪国在发言中谈到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包办代替,“三员”负责人王永超参加了这个讨论,认为吴的发言把矛头指向了“三员”,会后找吴谈话,施以威胁恫吓,并进行家访对其家人施加压力。三员使用反右的做法,摸底排队,准备在学生和老师中“枪打出头鸟”。

这个时候武汉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测绘学院等大学中出现支持炮打省委的少数派学生和大字报。少数派学生的观点开始在武汉兴起。

9月12日晚,红岩小组成员在初二(4)班教室开会,讨论并做了两项决定。一个是赞同北京南下学生的举动,红岩小组也曾经认为北京南下学生“炮轰”湖北省委是错误的。之所以在认识上有这个改变,原因是学习了“十六条”后,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了初步的理解。另一个是认为“三员”是变相的工作组,束缚了学生开展文革运动的手脚。校文革委员李江和孙自元揭露了“三员”操纵校文革的一些表现。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要打破条条框框就必须驱逐“三员”。当晚写出题为《炮轰“三员”》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三员阻碍了三中的文革运动,大字报的结尾火药味十足:

“轰!轰!轰!三员滚出三中!!!”。这张大字报在深夜贴在了校园显眼处。

令红岩小组意外的是,这张大字报不仅震惊了全校,更震惊了红岩这些年青人自己。自文革开展四大以来,校园大字报很多,并且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大字报,内容全部是针对学校干部和老师的,“炮轰三员”的大字报一出,校园竟然安静下来了,两天里几乎没有出现一张新的大字报。其实,这个景象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静寂。“炮轰三员”大字报贴出的第三天一早,校园突然贴满了反对和批判红岩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口径一致,认为红岩炮轰三员的大方向错了,有些甚至指责红岩成员是“右派”、“反动”、“反党”。很多年后,红岩中的初中学生李江回顾:当时“三员”委托与李江熟悉的老师同李江谈话,说李受了蒙蔽,不要继续跟着坏学生跑了。李江当时觉得“炮轰三员”并不是自己的主见而仅是参与,因此打算和红岩其他同学交换意见后向“三员”承认错误。就在此时,李江发现“三员”派人跟踪红岩成员,挑拨红岩小组中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卑劣的手段激起了红岩小组成员的愤慨,吴绪国、零家良、李江等决心和“三员”继续斗争。

文革形势大变之后,市委机关造反派揭露,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得知了三中发生“炮轰三员”事件,做出了“围剿红岩”的批示。“三员”于9月14日开始行动,广泛找学生谈话,只要是不同意红岩大字报的或没有明确态度的学生就被通知到汉阳区委党校开会,约四十个学生到会。“三员”在会上发出动员,要反击红岩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到会学生中的大多数当晚写出了矛头直指红岩的大字报,这就是三中校园一夜间贴满批判红岩大字报的背后真相。

红岩小组成员面对被围攻的严峻形势,感到十分意外和惊恐,有的同学主张承认错误,向“三员”赔礼道歉。有的同学到湖北大学去看大字报从中得到启发,看大字报回来的吴绪国对李江说:“他们(“三员”)这是挑动学生斗学生”。红岩小组召开了全体会议,重温了“十六条”,取得两项意见,一、我们没有错,是“三员”错了;二、秘密上京“告状”。

    10月中旬,红岩小组成员分两批前往北京,101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对各地少数派学生的接见。那个时期,各地被围攻的造反派学生被称“少数派”。接见中,中央文革的同志指出,红岩炮轰“三员”是正确的,而围攻红岩学生的行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红岩小组的同学们欢呼雀跃,顿时感到拨开云雾见青天。1018日,红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随后启程返回武汉。毛主席的接见使同学们满怀战斗的激情,决心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红岩小组返回学校后开会,做了三项决定:一、将“红岩战斗小组”改为“红岩战斗队”;二、吴绪国在危难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得到红岩成员的尊敬,一致拥护他为一号头头;三、会后第二天到市委大院去造武汉市委的反。

红岩成员到市委办公楼要求市委主要领导接见,开始市委领导拒绝见面,工作人员要学生们“今天先回去”。学生们表示,不见不散,随即开始了绝食。第二天深夜,市委秘书长辛甫和市教育局局长接见了红岩学生,辛甫表示愿意听取同学们反映“三员”的问题,但不承认市委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学生们坚持要求市委主要领导人接见的情况下,市长刘惠农接见了红岩学生。刘虽然没有承认市委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表示,三中红岩的同学们批评“三员”是“革命行动”。19671月,三中红岩战斗队在三中运动场召开了对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批判会。宋当众承认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炮轰三员”事件以红岩的胜利结束,同时革命造反思潮在三中校园内形成主流,红岩名气大震,来自各年级各班级的学生纷纷加入,在旗号林立的三中学生组织中红岩战斗队成为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的龙头队伍。去武汉市委造反后,批资反路线,批官办校文革委员会,参加“怀疑一切”的全市性大辩论,参加首次占领红旗大楼(封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湖北日报),参加抗击反文革势力组织的武力镇压……红岩战斗队发动了一连串革命造反行动。在这个期间红岩战斗队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三中成为二司的常委学校,红岩战斗队成为武汉造反派中的一支劲旅。

1967年3月,文革出现全国性的反复。由于当权派以放弃社会责任对抗文革运动,中央决定解放军承担“三支两军”任务(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在支左工作上武汉军方站到反文革的立场上,取缔了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抓捕工总头头和骨干数百人,二司等学生造反组织被迫接受整顿,同时扶植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造反派面临被秋后算账的严峻形势。红岩战斗队受形势逼迫陷入低潮,一度军心动摇。

在紧要关头,红岩战斗队骨干、高一(一)班学生谢保安挺身而出,按毛主席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努力串连,组织了以教学班为单位的“红岩一纵队”,重振了红岩战斗队的士气,并为全校造反派的大联合作出示范。

3月30日,红岩战斗队和武汉三中校内原在新华工、新湖大、三司革联等组织旗下的各战斗队,在高三(一)班教室集会,各战斗队一致同意放弃原旗号,集体加入红岩战斗队。从此,红岩战斗队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武汉地区文革派与反文革派的政治斗争中,直到196811月工宣队进驻。

3月31日,为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个月,三中全校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全部亮的是红岩战斗队的旗号与标记。游行队伍冲进汉阳区直机关大楼架设广播,发布斗争宣言。高一(五)班学生王善福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楼下听见很多过路人议论说,三中红岩有这么多人呀!

回首当年,红岩在文革中诞生,经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围剿”,在毛主席文革路线指引下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红岩的历史也正是文革时期全国广大群众在反文革的当权派迫害
下,奋起反抗,为捍卫毛主席路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造反运动的缩影。

 

后记:武汉市第三中学于196841日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为原校长、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杨策,副主任是红岩战斗队的一、二号头吴绪国、谢保安,革委会委员中有17名红岩学生。

1968年底开始,老三届学生全部上山下乡,三中学生中只有谢保安和李江被留校办“学习班”接受审查,吴绪国在农村挨整。从1968年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至“九一三”林彪集团反文革立场败露,湖北武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潮,造反派普遍被整,三中红岩骨干几乎一个不漏地被办“学习班”。大多数老三届学生下乡一年半到两年即招工回城,但吴、谢直到1975年才辗转回汉安排工作。红岩人以他们的青春年华为文革这个大民主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古至今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付出代价!

                                   2017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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